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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哦!那些年,
渴望城市的乡下人
作者 | 冯印谱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自由迁徙,是人的本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对美好生活的选择和开拓。倘若没有自由迁徙,在中国,就没有边疆地区“蛮荒之地”的开发和繁荣;在国外,就没有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国家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国民被人为地划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是两个在政治上藐视平等、在经济上截然相差悬殊的群落。城里人吃的是国家的商品粮,有固定工作,挣工资,享受看病、教育、公共交通、文体设施等资源。乡下人要想转为城里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唯有依靠参军、招工、考取大中专学校等极其狭窄艰难的途径,实现鲤鱼跳“农门”。城里人当然不愿意做乡下人,但有时稀里糊涂,也会被迫离开城市,变成了自己昔日也曾瞧不起的乡下人,如“反右”、劳动改造、“六二压”、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等等。
乡下人,即人民公社社员,绝大多数原先有土地、有场院、有牛马、有房屋、有林木。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人,抑或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的人,在农村都是人数很少的两极。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老财,没收了他们的房屋地产、金银细软、绫罗绸缎。贫雇农成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分到了地主老财最好的土地和房屋。
然而,“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伴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农民的土地,不管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是发家致富后花钱购买的,还是从地主富农手里分来的,全部被政府收拢到一起,名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实际上皆成了国家的。就连农民的宅基地,也定性为集体财产,私人有居住权,没有买卖权。土地私有,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不复存在。
随着土地归公,私人的牛马大牲口,作价归为集体;私人的大车,作价归为集体;私人的林木,作价归为集体。这些私有物的作价,都是十分低廉的,不容你讨价还价,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必须归为集体。据老人们回忆,在合作社运动高潮的当儿,不少农村的富裕农民,担心自家的东西收归集体,吃了大亏,就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屠宰大牲畜,杀猪宰羊,饱餐几顿,奢侈一把,致使许多农村牲畜猪羊存栏率急骤下降。这些均为“负面新闻”,主流媒体报道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欢天喜地牵牛扛犁耙入社的“社会主义热情”,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通往“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就是死死地把农民捆绑在自己曾经拥有的,而今已变为集体的土地上。公社社员除了院落房屋归己,借此日落而息;除了铁锹锄头归己,是下地干活必须使用的劳动工具;除了喂猪养羊归己,有段时间还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遭受禁止,实际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他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酷暑隆冬,在田间劳作。吃饭,依靠生产队分口粮;花钱,依靠生产队分红。一个社员倘若不服服帖帖参加劳动,不仅分不到口粮,没钱花,而且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和斗争。
公社社员想进城打工挣点现钱可以嘛?回答是:不行。城里的机关、工厂,不允许使用农民工。社员进城甭说找不到活干,就连一天也没法呆。第一,你没有粮票,城里的饭店买饭都要粮票,没有粮票就会饿死。第二,你没有钱住宾馆、招待所。第三,即便你有钱住宿,还必须持有进城证明,证明你的身份,证明你进城干嘛,没有证明,你就会被公安民警驱赶回乡下。甚至,还有被收容的危险。轰动全国的深圳孙志刚事件,就是乡下人进城遭遇的一个缩影。何况,孙志刚还不能算是乡下人,他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大学生!
公社社员想迁徙到其他地区农村可以吗?回答是:不行。那时全国一盘棋,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每一个生产队,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每年出生多少,死亡多少,详细登记造册。假如你迁徙到别的生产队,势必会分掉人家一份口粮,增添人家的负担,人家生产队社员轻易不会答应的。那时每个人的户籍都由公安局掌控,迁进迁出十分困难。如今户籍制度比过去放开了一些,但户籍问题依然是阻挠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公社社员想外出做点生意搞点副业可以吗?回答是:不行。长途贩运,短途倒卖,全部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要遭受批判,要遭受斗争。农村的“能人”,像木匠、泥瓦匠、油漆工等等,上邻近村庄干一点活计,需要跟生产队队长请假。因为他们外出干活挣的是现钱,每天的收入比在生产队分红的工值高出许多,所以,工匠们每外出干活一天,需要向生产队交回一部分现金。即便这样,大队仍然要求这些人每年必须在生产队劳动多少天才行。如此一来,工匠们辛辛苦苦干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逐渐失去了外出干活的积极性。
公社社员不能进城,不能随意迁徙,不能做生意,不能搞副业,唯有困守在集体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脸上汗水摔八瓣。”每天清晨,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当当当”敲响了,男男女女社员懒洋洋来到大钟下面,听从生产队队长分派活计。然后,回家携带上劳动工具,或三五成群,或一窝蜂,上地劳作。到了田间没干多久,中途休息,一时间打扑克的,下棋的,谝闲的,打闹的,好不热闹。个别勤谨的社员,抓紧机会给自家的猪羊割草去了。休息了好长时间,在生产队长的吆喝下,再装模作样干上一会儿,就该收工了。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下午再出工。干活时,假如生产队长在现场,有人监督,大伙还比较认真一些。假如队长不在,干活就是瞎糊弄,做表面文章。一天接着一天,一年过了一年,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穷日子、苦日子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被捆绑在土地上的社员,以种植粮棉为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令人不解或可笑的是,成年四季种植粮食的农民,竟然解决不了自己的一日三餐。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大锅饭”,干活“大糊弄”,粮食亩产一直上不去。生产的粮食,大多上交了国家。我的家乡主产小麦,每年每人分到手的带颗粒小麦口粮不足200斤,200斤小麦能磨出多少白面啊?不到200斤白面,哪里能够一年吃呢?不够吃怎么办?一方面,国家会返还一点外地出产的玉米和高粱,作为弥补,小麦产区的农民吃不惯这些秋粮不说,数量也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生产队大量栽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每5斤红薯顶1斤粮食,天天吃红薯,吃得人胃口直吐酸水。
我家当时有父亲、母亲和我,三个成年人。粮食不够吃,只有上黑市去购买。有一年冬天,父亲大清早骑自行车上60里远的临猗县买粮,临猗县有不少水地,是山西省产粮大县。天黑一阵了,还不见父亲回来。我十分揪心,因为在黑市上买卖粮食是违法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我再也坐不住了,出门寻找父亲。步行10里乡间小道,上了公路。公路上黑乎乎的,行人稀少,偶尔驶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的两盏照明灯贼亮贼亮,打身边一闪而过,眼前倏地一片黑暗。我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影影绰绰,望见对面走来一个人影。我快步上前,果然是父亲。
我急切地问道:“爸爸,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疲惫万分地说:“唉!倒霉,一出县城,自行车的链条就断了。”我一听,头脑嗡的一声。天哪!链条断了,也就是说,父亲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一百多斤玉米的口袋,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一步一挪,走了50里路。我鼻子一酸,急忙从父亲手中接过自行车,帮父亲推上车子。父亲长长舒了口气,跟随在我身后,父子二人冒着浓重的夜色回到家。这一幕,几十年过去了,在我脑海里不仅没有消褪,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我家人口少,尚且如此,想想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每天要填饱肚子,生活该有多么艰难啊!
上黑市偷偷摸摸买粮食,不仅要冒违法的风险,关键还得有钱。生产队每年年终才分红,一个劳动日好一点的分值七八毛钱,一般分值两三毛钱,差的还有几分钱,更有的生产队,社员干一天农活,尚需倒贴生产队的钱。我家买玉米的钱,是靠父母亲干农活之余,加工柿饼、制作红薯粉面农副产品,赚取一点加工费。
社员加工的农副产品,包括自留地出产的萝卜、大葱等,若想拿到集市出售,每一次赶集必须持有生产队的证明。证明上写着:“兹有我生产队社员某某某赶集,出售自家出产的大葱、萝卜,绝无倒贩倒卖,特此证明。某某大队某某生产队,年月日。”上面盖有生产队的鲜红公章。拿上这个证明,才能预防集市管理人员的刁难。在极左思潮高涨时期,农村的集市贸易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就更没去处了。
后来读介绍美国历史的书籍,在美国建国前后,南方不少州的白人种植园主,为了增加棉花、茶叶、甘蔗的产量,在港口城市码头的人市上,大肆购买黑人,作为自己的奴隶。那些远涉重洋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一日为奴,终身为奴,连生下的子女也是奴隶。黑奴们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庄园里,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庄园主赚钱的工具,时常遭到庄园主的打骂、捆绑、买卖、直至处死。
美国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广大黑奴的劳动创造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由于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爆发了南方黑奴纷纷向北方逃亡的事件,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南北内战,爆发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
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农民遭受的一场大灾难,直至造成了几千万农民被饿死的惨剧,是一页血迹斑斑的沉重历史。
如今,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城里人”和“乡下人”不仅填饱了肚子,偶尔品尝点玉米面窝窝头和红薯,感觉格外香甜,连呼“好吃”。在繁华都市的居民小区和街道,操有各地口音的乡下老头老太,居住在城里给子女照看孩子,其乐融融。这情景,在改革开放前是绝然不可想象的。
可是,竟然还有不少人怀念“大锅饭”那个年代,讴歌那个时代,实在令人困惑!不可思议!
2017年1月3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1月5日修改
2018年9月18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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