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离土未离乡的民办教师

冯印谱新三届 2019-06-07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离土未离乡的民办教师

作者 | 冯印谱

教师这个职业，旧社会称先生、教书先生，颇受不识字的乡民尊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师前面加了“人民”两个字，还有了一个更加崇高的称号：“人类灵魂工程师”。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民教师的职业普遍受到人们拥戴。

我的家乡万荣县，尊师重教传统源远流长，“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人民群众文化素质较高，文化氛围较浓。农民家庭只要经济条件不是太差，家长都会尽最大努力供孩子读书，尤其重视男孩读书，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孩子能够考到什么学校，家长都会勒紧裤带、砸锅卖铁供给读书，冀望孩子毕业后能够脱离农村，端上公家的“铁饭碗”，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从此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文革”前后，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分为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两大类。公办教师，就是从幼师、中师或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均属于国家教师的正式编制，吃的是商品粮，挣的是财政工资，每个月三四十元钱不等，属于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民办教师，则是一些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因为公办教师不足，被补充到本村或外村学校教书。这批人虽然在县教育局造记造册，却是农村户口，在生产队分口粮，挣的工分在生产队分红，县上每个月给予几块钱的生活补助。另外，村学校还有个别幼儿教师，没有纳入县级民办教师编制，同样挣工分，只是拿不到县里的补助。条件好的村庄，大队会酌情给一点现金补助。

在当时农村，民办教师是一个炙手可热、众人羡慕的职业。其一，当上民办教师，就不必日晒雨淋、顶风冒雪上地参加劳动了，而是一年四季呆在教室里教书育人；其二，民办教师从事脑力劳动，不下死苦，工分又不少挣，每月还能拿到八九块钱现金，比生产队社员强许多倍；其三，民办教师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令人尊敬，找对象容易，农村姑娘以嫁民办教师为荣。

但是，民办教师毕竟是一个“泥饭碗”。也许你今天还在学校教书，明天大队干部换了，新上任的干部需要安插自己的亲戚好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把你开除了。多数民办教师的命运，实际上掌控在大队干部及学校校长手里。

我们村学校那时有20多名教师，民办教师要占到多一半。也就是说，这些民办教师不在本生产队创造劳动价值，却要在生产队分口粮，分红。说穿了，是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公办教师教书育人，国家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支付公办教师的工资，选用大量民办教师代替公办教师，等于将这一大笔开支，变相地转嫁到公社社员头上，也就是农民头上。“文革”开始后，中师、大学停止招生，公办教师队伍后继乏人，民办教师队伍便越来越壮大。对这一现象，社员们不仅没有怨言，当然也不敢有怨言，毕竟家家都有孩子上学，所以对民办教师充满了尊敬。

我姐姐就是一名村民办教师。她1963年高中毕业，是我们那个4000多口人村庄少有的女高中生。姐姐当了六七年民办教师，后来转到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继续担任民办教师，此后通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尽管经历种种曲折，总的来说还算遂了心愿。

轮到我，就不那么顺利了。我1976年初高中毕业，回村当农民，是回乡知识青年。跟我前后毕业回村的高中生，有不少进了本村七年制学校（小学到初中）当了民办教师，没有当上民办教师的，也分别当上大队通讯员、供销社售货员、电工机工等。唯有我和少数同学，在生产队没日没夜“修理地球”。因为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劳动改造。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日子，我这个“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狗崽子”，只能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炼红心了。

而我，并不安分，最大的理想，最大的奢望，就是想当一名民办教师。当上民办教师，自小身单力薄的我，就不需修大寨田、拣牛粪、担茅子（粪便）干最苦最累的活计了；当上民办教师，就能够重新拿起书本，跟其他教师和学生学习交流，融入书声琅琅的校园了；当上民办教师，就能够在学校校园有一间干净整洁的单身宿舍，课余时间自由地看书写作了；当上民办教师，就能够穿洁净的衣裳，上衣口袋别一两支钢笔，有钱的话，再买一块国产手表，戴在左手腕上，在村人面前也可以趾高气扬、引人羡慕了……

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两个形象截然不同的我：一个是留着分头、文质彬彬、笑容可掬、浑身充满了文化气息；一个是衣衫不整、尘土满面、从头到脚散发着汗臭味。前一个形象对自己悄声鼓励：好好努力，争取转为公办教师，挣工资，吃商品粮；后一个形象对自己摇头叹息：完了！完了！你注定在山村当一辈子农民了，跟祖辈们一样，盖房娶妻，生儿育女，终老一生。

实现如此强烈的愿望，难于上青天，于是思想消极、颓废。我每天泡在生产队的田野里，不愿到村里的公共场所面见众人，不愿上学校面见那些当了民办教师的同学，不愿回母校阎景中学拜望昔日的恩师，深感辜负了他们的辛勤培养，“无颜见江东父老”。

万没想到，高中老师并没有遗忘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学生。在我回村务农一年后的某天，阎景中学的贾华和王全军两位老师，一个是我的高中班主任，一个是我的语文老师，骑车30里来到我们村搞毕业生调研工作。当晚，两位老师在大队部会议室召集了一个回乡知青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大队干部、村学校校长、各生产队贫协组长，还有我们20多名毕业生。会议的主题是，了解高中学生毕业回村后的状况，在校所学知识回农村后有多少用场，存在什么不足，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有何改进意见等等。我们毕业生七嘴八舌发言后，就回家了。两位老师接着跟其他参会人员继续开会。

过了两天，一位生产队贫协组长私下告我说：那天晚上，你们离开会场后，你们两位老师又跟我们谈了很久，其中特意向大队干部建议，说你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非常好，又红又专，尤其是爱好写作，写作能力较强。这样的毕业生放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未免太可惜了，浪费了人才。两位老师希望大队干部能够重用你，比如让你到学校当个民办教师啥的，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滚热，激动。多么好的老师！自打毕业离校后，我再也没有看望过他们，他们却牵挂着我这个学生。尤其是当着大队干部和众人的面，替我这个“黑五类”子女主持公道，推荐我这个“狗崽子”，这其中饱含着多大的无私和勇气啊！

之后，天真的我，一天天巴望着，打探着，渴盼大队干部能够听从高中老师的建议，把我调到本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实现我仰慕已久的心愿。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好消息一直等不来。想想也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哪一位大队干部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替一个“狗崽子”安排工作，给自己招来意想不到的祸殃呢？

我失望，我悔心，我泄气，但我并没有沉沦。

对于没能当上民办教师，我打心里不服气，我要奋斗，我要证明我不是弱者，我要证明自己的才华，我要证明我绝不比别人差。于是，我拿出节省的零花钱订阅了一份《光明日报》，利用每个夜晚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间，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刻苦学习，勤奋写作，然后，不自量力地给一些报刊投稿。

在我小屋的窗户上，张贴着我抄录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要实现在高中期间立下的理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或记者，写出不愧于人民的华章。

一篇篇投寄出去的稿件，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犹如一瓢瓢冷水兜头浇来。偶尔有报社杂志社退稿，铅印的退稿信笺上写着“大作拜读，经研究不宜刊用，请自行处理，感谢你多多赐稿”，又重新点燃了我的理想火苗。有一年元旦，我收到省城《汾水》杂志社赠送的一张年画，画名是《巍巍太行》，画面上有巍然耸立的太行山巅，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武乡县砖壁村的英姿。退稿笺，年画，成为我在理想的道路上艰难爬涉、彷徨、奋进的加油站。

1977年秋，传来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我抱着试探的心情参加了高考，竟然榜上有名，可惜，最终没能被录取（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虽然名落孙山，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1978年，我回到母校阎景高中复习班，复习了两个月，终以全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距离当记者或作家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值得说明的是，1977年高考，我们村有三人考取了本科大学。一个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是北京化工学院，一个是太谷农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前两人都在本村学校担任民办教师，代数理化等课程；后一人在大队部担任通讯员，研究生毕业出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定居美国。

1978年高考，我们村一下子考取了七八名大学生，有考上山西大学的，有考上山西财经学院的，有考上山西师范学院的。他们有的是民办教师，有的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唯独我，“面朝黄土背朝天”，“戳牛屁股扫牛槽，腰间插把舀尿瓢”，地地道道当了两年多“修理地球”的农民，连一天民办教师也没干过。

真是世事无常人难料。我们村学校几位没考上大学的民办教师，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却纷纷主动辞职，脱离学校，回家栽种果树了。因为种植责任田的收入，远远高于当“教书匠”的收入。而个别没有离校仍然坚守民办教师岗位的，此后竟“因祸得福”，全部转正为公办教师了。这样一来，轮到提前离校的民办教师“后悔不迭”了。

后来听说全国统一取消了民办教师这一特殊职业，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假如真能做到的话，等于消除了一项国家转嫁给农民的负担，也能够让教师安心执教了。我认为，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应该为民办教师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尤其是在十年浩劫艰苦的条件下，为小学、初中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不应淡忘他们！

多前年，老家几位朋友来报社找我反应问题。他们是当年的民办教师，中途辞职回村种田了。如今，看到那些没有辞职的同事，皆转正为公办教师，心中难免怏怏，希望我通过报纸替他们呼吁呼吁，让政府关注一下他们这些曾经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民办教师。我对民办教师职业非常了解，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并立即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写成一篇“内参”稿件，刊登在《山西日报内参》，期盼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

去年，家乡友人告我，县里新出台一项政策，对于那些任职多年、中途因种种原因辞职离校回村种田的民办教师，根据每人从事民办教师的教龄年限，在他们年满60岁之后，每年能够领取数目不等的生活补助。尽管这项补助数额极为微薄，每年多者也就数百元，但毕竟，对这一群体来说，也算是辛勤付出后获得的一点物质和精神慰藉吧。

虽然，我没有干过一天民办教师。

但我，真诚地为他们祝福！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利用业余时间在全省各地各行业的新闻培训班讲授新闻写作课，参加过全省编辑记者新闻资格培训班授课。2003年始，被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现为山西大学新闻学院）、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等省内几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后又被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聘为研究生导师，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新闻采访和写作、新闻评论等课程，指导毕业论文写作，这一讲，竟达15年之久。

呜呼！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灵在导演安排人生的命运，让我这个当年想当民办教师而不得的人，滥竽充数，足足过了一把“教书瘾”！

2016年12月1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12月5日修改

2018年10月24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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