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其他
记忆丨邱炜煌：一个少年眼中的革命时代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邱炜煌，江西大学中文系77级，江西上饶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江西省文化名家、江西省社会科学普及专家、江西省作协会员，在《人民日报》《瞭望》《光明日报》等省以上报刊发表300多篇文章，曾获全国性随笔征文奖。
原题
一个少年眼中的"文革"
作者：邱炜煌
偶与年轻人聊起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所见所闻，他们觉得稀奇，听得入神。于是整理成文，作为一个少年眼中的文革，也许有点史料价值。
当回“红卫军”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熟悉红卫兵，而若提起“红卫军”，恐怕知情者寥寥。
当年我曾稀里糊涂走进江西上饶的“红卫军”。那时我才十来岁，天天缠着在上饶县中读书的二舅玩，常被唤作“跟屁虫”。二舅活泼开朗，兴趣广泛，吹笛子、拉二胡、装收音机、钓龟，简直样样都行，让我佩服得不得了。文革开始后，二舅的同学、邻友不少加入了市里的“十一八”“县中红旗”等响当当的红卫兵组织，二舅却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拒之门外，打那以后难得听到他那悠扬的笛声了。
二舅的情绪自然感染到我。我虽然家庭出身贫民，但一直住在外婆家，邻居伙伴们都把我与舅舅一起划入“黑五类”家庭。尤其可恼的是，胆小怕事的大舅竟主动在门前张贴“欢迎红卫兵造反”的横幅，我天天由此出入颇感自卑，仿佛自己就是造反对象。我和二舅不敢奢想当红卫兵，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戴红袖章。
终于盼来了一次机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二舅的朋友传来喜讯：刚刚成立的“红卫军”，不介意家庭出身。二舅等不及细问，一把拉着我飞奔地区招待所。二舅挺仗义的，不但自己报了名，而且还想法替我也弄了个“红卫军”红袖章。
我们捧着袖章，兴奋地手舞足蹈。二舅戴起红袖章，来了个昂首挺胸起步走，好不神气。我在一旁不住地喝彩：像，真像红卫兵。二舅又是一阵得意。然而“红卫军”毕竟不如红卫兵。聪明的二舅戴红袖章，故意把红卫军的“军”转到隐处，让人误以为是“红卫兵”，我也照样画葫。
我们美美地操练了一阵，然后一路雀跃回家，嘴里反复唱着《红卫兵之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
记忆中的“红卫军”从未组织过一次活动便自然消失了。它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却给许多像二舅一样的青少年以快慰和欣喜。现在想来，当年我佩服的二舅是多么滑稽可笑。
红卫兵袖章
“欢迎到我家造反”
文革初期经常听到大喇叭唱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干社会主义。”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为了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经常到“走资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家造反，搞得一些家庭人心惶惶。
当时“当权派”中只要被贴了“炮打”“火烧”“打倒”标语的，都算是造反对象。如果属于”炮打”“火烧”范畴的，就是停职“靠边站”；若是被“打倒”，问题就更严重，成为敌我矛盾了。那时上饶市（今信州区）铺天盖地的标语是“炮打马志新”“火烧刘胜武”，他们分别是上饶军分区司令和上饶市武装部长，算是军管时期地区和市里最大的官了；享受“打倒”“待遇”的是已经被“拉下马”的原地方最高领导，上饶地区（即今上饶市）有打倒“三山”（倪南山、尉德山和蒋宝山）的说法。而“黑五类”家庭随时都有可能被造反抄家。
那时候，我不过十来岁，以为红卫兵造反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反修防修的需要，发自内心地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抄出一些家庭有“封资修”的东西，更觉得造反必要。所以也经常邀伴上街去看红卫兵造反，看造反对象“挂牌”“游街”，接受“反面教育”。
绝对想不到的是，后来自己也感受到被“造反”的恐惧。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出身不好，大舅迫于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来了个“以诚感人”，在家里的门口恭恭敬敬挂起了一条大横幅，上写：“欢迎红卫兵到我家造反”。街上看完造反抄家回来的我一看，懵了：多丢人现眼呀。
我向大舅提出抗议，他说“小孩子懂个屁”。打这以后，我似乎矮人一截，感到家里将随时被造反，再也没兴趣、没脸面看红卫兵造反了。从此我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希望上天保佑红卫兵别上我家。
家里终于没有进入红卫兵，不知道是因为外婆一家本分、人缘好，还是大舅“欢迎造反”感动了上帝。
文革时的大串联
我与红卫兵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遍布各地，声势浩大，主要由大、中学生组成。他们的典型装束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对那个年代“狂热病”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为文革“打砸抢”推波助澜。但应历史地分析“红卫兵现象”，作为“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产物，红卫兵自己也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文革初期我才十来岁，遇见一些豪情满怀的红卫兵。
我邻居的大毛小毛都是红卫兵，分别属于上饶一中“十一八”和上饶县中“红旗”，观点势不两立。经常听见他们辩论，唇枪舌战，各不相让，有时饭桌上不欢而散。但过后，他们依然兄弟相亲，并没有陌同路人。
那时，很佩服他们那么能说会道，懂那么多道理，毛主席语录张口就是，毛泽东诗词信手拈来。他们并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口才和学识，纯粹是“为了主义真”。从这个意义上，当今学子倒相形见绌，他们为了抢占高考“独木桥”，可以两耳不问窗外事，哪有兴趣和精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难忘那次与红卫兵零距离接触。我们几个小孩在信江南麓的上饶革命烈士纪念碑游玩，附近有几个中学生聊天。突然，对岸数千人马正通过大桥包抄过来，显然是要围攻县中“红旗”。我们吓坏了，不知选择下山还是上山。
这时，只见那几个中学生拔出手枪，冲到我们身边：“小朋友别怕，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掩护你们下山。”大手牵着小手，我们很快下了山，他们立刻往回赶，消失在山林中。
望着他们的背影，觉得好勇敢好高大，心里保佑他们平安。后来，江西组织学习解放军李文忠烈士事迹，每当读到那句“别管我，救红卫兵要紧”的豪言壮语，就想起临危不惧掩护我们下山的红卫兵。
我还偶然发现家里的“绝对秘密”。那天下午我早早放学回家，见火盘边坐着一个手扎绷带的青年，清秀、和蔼、一身灰色军装，见我进门便微笑道：“小朋友好，我是你二舅的同学。”显然他了解我家的基本情况。
外婆悄悄告诉我：他是县中“红旗”的红卫兵，被造反派打伤了胳膊，在我们家养几天伤，平时藏在阁楼里，可千万不能走露风声。其实我对县中“红旗”这个“老保组织”没有好感，但从他身上感受到纯真、善良、勇敢和正义感。对他渐渐由认可、喜欢到欣赏，有时觉得他就是京剧《沙家浜》中的新四军伤病员，所以亲热地唤他舅舅，经常听他讲故事。
现在想来，两派红卫兵谁对谁错很难说清，他们大多数纯真善良，都在为自己的“主义”而奋斗，走出那个狂热的年代，很多也成了栋梁之才。更敬佩外婆，她一向胆小怕事，竟敢冒险窝藏属于“老保”的红卫兵，这大概是一种植根与内心的善良吧。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红卫兵组织开始解体。到了文革后期恢复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实际上相当于文革前的团组织和少先队，我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首批红卫兵。
那时我在市九小初中班读书，听说一个班只有几个人能够加入红卫兵，大家都非常向往，都怕不够格。我在班里年龄最小，根本不指望，谁知居然被老师“钦点”了，大概是因为我作文写得比较好，老师有些偏爱。
更可喜的是，同校的两个妹妹也被吸收为红小兵。当天晚上，我们穿军装、束腰带、戴胸章（那时已取消红袖章），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小）兵，大风浪里练红心”，一路雀跃着奔向照相馆合影，来了个“全家兄妹一片红”。
文革时期批斗会
“两派”斗争
所谓“两派”是指“造反派”和“保守派”（即“老保”）。文革之初其实没有“两派”，只有造资产阶级司令部反的革命派。后来，“造反派”里出现分化，一是要把所有在位领导都拉下马的“造反派”，一是对一些表现比较好、问题比较少的领导实行保护的“保守派”。
当时上饶市（今信州区）最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十一八”（上饶一中）“县中红旗”（上饶县中）和“上师八八”（上饶师范），此外还有三中的“反复辟”、红卫中学的“干到底”。围绕着反刘（即地方领导刘瑞森）还是保刘，形成了以“十一八”“上师八八”为首的“造反派”及以“县中红旗”为首的“保守派”。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饶城进驻了“支左”部队（好像是6300部队和6618部队），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兴起，造反派处于明显的优势。当时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有李来荣、尉风英、路秀林、李春芳、郑红等。他们都成为之后的造反派联合组织——“大联筹”的领导成员。尤其是郑红我印象特别深，她原名郑菊仙，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教我算术和音乐，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后来成为全市最年轻的造反派“女领袖”，我还一度以此为荣呢。
“两派”斗争开始还比较理智，主要体现在“大字报”和“大辩论”上，经常口枪舌剑，针锋相对，而且“火药味”蔓延到家庭。我家虽然没有明显的“两派”斗争，但父母的观点经常对立，也难免不欢而散。随着斗争的深入，矛盾不断激化，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组“文攻武卫”指示的导向，饶城终于爆发了“八六事件”。
1967年8月6日，茅家岭地区农校造反派被当地的“农革司”（郊农民革命武装司令部）围困，“十一八”组织人马前往救援，在前进桥遭遇农民扁担、锄头的强烈阻击，学生们便涉水过河，终因寡不敌众，4名学生在混战中丧生。当时听大人说，上饶农校大楼都被烧了，失去理智的农民非常残忍，竟将一红卫兵的生殖器也割了。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上饶“八六事件”。
“八六事件”爆发后，“工革司”（即工人革命武装司令部）义愤填膺，牵头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那天我早早地在邻居沿街的阁楼窗台上守候游行队伍，大概是下午吧，造反派队伍沿着信江西路往老火车站方向行进，我看见队伍庄严肃穆，荷枪实弹，胸佩白花，抬棺缓行，还不时鸣枪示威，显示了造反派强大力量和坚定决心。在“文化大革命”没有被否定之前，“八六事件”死难学生一直享受烈士待遇，清明时节我们还前往信江南岸的“八六”墓地祭奠。
“八六事件”激怒了造反派，造反派也赢得了社会舆论，“工武部”（即工人武装指挥部）立即采取报复行动。他们武装封锁渡口浮桥，不让对岸汪家园的农民进城。我家住在“胜利渡口”，离封锁集结地“徐家园”只有几十米。我们几个小孩看见渡口码头架着机枪，工人造反派手持步枪严阵以待，他们也不戒严，任我们在那里闲逛。
好像那天是下午四五点钟，汪家园数十个菜农手持硬木扁担列队突围，开始他们速度比较慢，战战兢兢地，快走到浮桥中间时这边开始朝天鸣枪示警。农民误以为工人不敢迎面放枪，便放开胆子冲了，只听一声枪响，打头的便应声倒下，其他人见状丢下扁担落荒而逃。
后来造反派加大封锁力度，持枪守卫浮桥，只允许老人和孩子上岸，把汪家园围得水泄不通。事后我得知，突围的扁担队有个叫“驼子”的骨干因此坐了牢。上大学之前，我曾做过几年“小工”，还与他“同事”呢，当然我从未接过他的“短”。
工人农民向来是同盟军，而在群众运动中却分道扬镳，各不相让。记得称里的工人造反派到处张贴毛主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而汪家园农民也“牛”，把毛主席的“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改为“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难怪有的农民不服工人，辩论时叫板道：你不过是“工人老大哥”，我还是“农民伯伯”呢！
现在想来，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孰是熟非真说不清楚。他们大多属于“好人”，也都不笨，在那样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在今天看来荒唐可笑的事，应该包容和理解。我时常问自己：如果当时你是成人，会不会参加“造反派”或“保守派”？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图片选自网络
表扬小号
少年记忆
魏光奇："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
六一快到了
给孩子终生受益的好礼物
Modified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