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陶洛诵：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情窦初开，被这麽粗暴地破坏了

From: 陶洛诵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因反对文革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澳洲文坛著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现居悉尼。

原题

史家胡同小学

作者：陶洛诵

中为年轻时的陶洛诵

史家胡同小学

我的童年，我人生的起步与史家胡同小学密不可分。想起那些为我们成长辛勤工作的老师，校长，辅导员足以令人感激终生。

我们的正校长是赵香衡女士，她中等个子，瘦瘦的，脸也瘦瘦的，颧骨有些高，不苟言笑。

二年级的时候，新年联欢会，我和另一个小朋友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跳“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民族舞。我跳得欢快得很，看见坐在第一排的赵香衡校长冲我微笑。但我从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与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是大队辅导员康文信老师。

康辅导员二十几岁，高高的个子，他在一次教我们要多喝水的课上说：“我就不爱喝水，所以我很瘦。”其实他还好，很健康，头发很多左偏分。长方形脸，眼睛不大不小，单眼皮，腮帮下方有条淡淡的粉红色，不很明显。

我们到九岁的时候，表现好的话，可以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戴上三角形的红领巾。我虽然是班长，第一批队员却没有我。妈妈觉得很没面子，说：“你大了，不入队不好看。”因为我上课不听讲，有时还偷偷地吃零食，被邻座男生何伟告发过。我为了妈妈决定收敛一下，温老师看出我有进步，第二批就让我入了。那天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号，第二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我上课不听讲的毛病到三年级的时候才纠正。一次课堂练习，我发现有一道四则运算的题我不会做。我对自己非常吃惊，我在学业上是无往不胜的，每次新课本来，我挨着篇翻，没有不认识的字，没有不会做的题，我警觉到老本已经吃光了，我不是生而知之，以前会，是家里提前教了我，我必须跟老师学，不然就跟不上。

令人瞩目的学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成为学校瞩目的学生。

我上三年级时，中国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口号是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全民大炼钢铁，实现人民公社化。当时还有一个附带的运动除“四害”、讲卫生。四害指的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对前三者归为害类大家没有异议。近年来，有些人对当年消灭麻雀颇有微词，认为破坏了生态平衡。可是当时也没见人站出来反对，大家一致认为麻雀偷吃粮食，会造成农作物减产。

陶洛诵与葛肖雄

《中国妇女》杂志到我们学校挑小孩，拍摄打麻雀的照片做封面。一位年轻的叔叔和一位较年长的阿姨在赵校长陪同下，在教室外面隔着玻璃向里面张望。最后，在我们班挑了我和另一个女孩于侠，在別的班挑了两个男孩，葛小熊和曹昆。我和葛小熊（另处作葛肖雄，待考——编者）一组，于侠和曹昆一组。第一次，那位叔叔和阿姨带我们四人到中山公园摄影，第二次，就只带我和小熊两人。

拍照时，让小熊端着一枝没有子弹的汽枪，我则在旁边指指点点。我无师自通，相当入镜，阿姨一个劲儿夸我演得好。照片登出来了，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份《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上。

《中国妇女》杂志1958年6月封面

我到学校办公室送作业本，老师们交头接耳议论我，一位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的郝老师还特地站起身来看看我。事后我和小熊经常被老师委以重任，譬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刚刚落成，我们全校师生要去献花圈。老师让我和小熊当代表，抬着神圣的花圈，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把花圈安放在镶嵌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纪念碑下。我知道，纪念碑纪念的是所有为中国人民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繁荣富强献身的人。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史家胡同小学迎来了北京市委奖励给我们的一面锦旗，红色锦缎上四个大字“红旗学校”闪着金光。我的写作能力在三年级已初见端倪。这次，我即景生情写了一篇作文“迎红旗”。那年是一九五九，我刚上五年级，教我们的是位老先生姓张，语文课上，在有多位外校老师听课的情况下，他让我上讲台念了这篇作文。

家里新买不久的房子被居民委员会选中，用大厨房办食堂和兼做洗衣房，并让奶奶和外婆荣任义工。奶奶和外婆是一辈子的家庭妇女，能为社会出力，顿感自身价值的提升。她俩和另一位大妈在街道委员会李秀芝主任的带领下和面蒸馒头，邻居们有的不再做饭，来排队买馒头。李主任让奶奶和外婆白吃馒头，她俩不肯。她们觉得能被社会重视，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在洗了很多家庭送来的床单后，奶奶和外婆得到她们毕生唯一的一笔工资，每个人四块钱。据妈妈说，她们俩老骄傲极了。我那位地主外公被分到废品收购站做义工，他在那里认识了以捡破烂为生的淳朴的顾姥姥，他俩做主让我舅舅认识了顾姥姥的女儿。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文革”中，我舅舅倒霉，舅妈始终不离不弃。他们现在在美国安度晚年，这是后话。

爸爸不是一个爱随大流的人，他有种并非与生俱来的警觉，我听见他对大办食堂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批判过的军事共产主义麽。”

“文革”后期，1978~79年间，我在银行当会计，记着记着账，忽然觉得大脑里有根头发丝般的細线下面坠着千斤重的东西要往下掉。我立马想到“千鈞一发”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明白那是从小被培养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一点一点离我而去的，我再没有力量抓住它了，它这回是走定了，它一走，我从此掉进虚无。

无论如何，它陪伴我走过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我们彼此曾相安无事，深信不疑。

热衷社会活动

史家胡同小学对我人生的影响是视野开阔，热衷于社会活动。

我们在工人体育馆里迎接第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回国。比我高一年级的少先队大队长姚燕光担任大会司仪。他的嗓音异常高昂，他圆圆的脸上有双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眼睛。虽然不在一个班，却总能被选上在外事活动中见面。我们一起到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十一周年。我们到飞机场去欢迎并欢送东德总理格罗提沃率领的訪华代表团，把怒放的鲜花献给他们。周恩来总理离我们近在咫尺，他个子不高但也不能算矮，有两道粗粗平平的黑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们争先恐后抢着和他握手。

1959年国庆游行

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我们班挑了三个女孩和其他班的一些女孩到天安门广场护花篮。从前有什么好事从没落下过梁丽丽，她爹是话剧名导演夏淳，她妈是话剧演员梁箐，她住史家胡同五十八号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大院里。这次却没有梁丽丽，老师选的是我、张琦和任大和。

张琦的母亲是男二中的高中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张琦有着和她妈妈一样敢说的性格。她在上课时站起来给老师提意见，说不应该每次活动都是梁丽丽陶洛诵这几个人去。我想这肯定是她妈教她的。因为我爸就教过我给报社投稿，其实我当时狗屁不懂。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两种杂志，爸爸看到《小朋友》上有篇歌谣，说用农药毒死偷吃粮食的小田鼠，小朋友拍手哈哈大笑。爸爸觉得这样种教育太成问题，他口授，让我写道：“小田鼠死得那麽惨，我们怎么能哈哈大笑呢？”信投出去后不久，接到杂志的回信，只说投稿收到，再无下文。

护花篮为什么没有梁丽丽，是因为她太瘦，好像营养不良，尽管她长得比较漂亮。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正对着天安门。她跟我说老师说要找胖一点的女孩。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万人景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等他出现的时间很漫长，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讨他的欢心。我的左边是个巨形花篮，比我还要高大，我的右边是一个高帅的男孩举着少先队队旗，他旁边还有两个护旗的女孩。我认识那个男孩，他是妈妈同事的儿子。后来他回家对他妈妈说到这次巧遇，他妈对我妈说：“他们俩儿一瞧认识，相视一笑。”他妈妈叫周梅生，皮肤特别白，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黑色的头发烫成大卷花帔在肩上，冬天的时候总穿件淡黄色的长毛绒大衣。他叫周状环。

我们前面是呈方阵列队的陆军，有的战士顶不住了，一个背着带红色十字药箱的军医就给他们注射葡萄糖。军医三十多岁，因为只有他可以走来走去而显得十分活泼。他介绍队前的一位领队的将军给我们，说：“他是元帅。”元帅五十岁左右，黝黑的面庞，胖胖的圆脸，亲切地对我们笑笑。

穿着白色衬衫、蓝色裤子的，系着红领巾的帅哥额头渗出汗珠。他从裤兜里掏出手絹擦汗。我想起我俩那次的“艳遇”。妈妈学校女十三中组织看电影，地点是离她们学校最近的东单儿童影院。我正好坐在他的前排，我回头和他说话。电影开映，我们还在说，忽然他握住我因为侧身回头而放在椅背上的右手。我不知如何是好，最要命的是爸爸就坐在我的右侧，他如果看见会怎么想？我又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想抽回来，我保持着这怪怪姿势良久，直到他松开我的手。爸爸到底看见没看见这一幕？我想，他一定看见了，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什么都没说。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大家紧张起来，军医蹲在地下，从腿缝里看哪个战士没站齐，用手左摆右摆地指挥着，刚刚大派用场的小药箱被扔在一边。我下意识看看自己，白衬衫、五颜六色的花裙子，老师嘱咐我们，裙子要颜色鲜艳。我穿的这条裙子是爸爸给我买的，我嫌大红大黄的色调过于突出，很俗气，平时很少穿，但符合老师的要求。我按捺着激情等待伟人的出现。

他终于出现了。伟人高大魁梧，穿着灰色夹大衣，头戴一顶有舌帽。对他的身影与面庞，每一个中国人从照片画像等宣传作品上早已熟悉。他皱着眉头站在城门楼上，心事重重，好像是不得不来应个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我们在他眼里又算什么呢？无论是步履整齐的三军仪仗队，还是拥有各种模型的工农商学队伍从长安街经过，他都没有一个笑容。我站在他的正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仰视着他老人家，敬畏地猜测：“他在想什么呢？他要不高兴该怎么办呐？“

没等到遊行结束，有人请他进去，我想是怕他站得太久会累。进去后再没见他出来。遊行結束时，按预定的安排，一直站在广场上的少先队员队伍热烈涌向天安门，我们遵从指挥向前方跑去......伟人早已不在了。

同学元元

看网上说现在进史家胡同小学非富即贵。我上三年级时认识了一个胖胖的叫元元的女孩，她从隆福寺小学转过来，并不和我一班。我是三年四班，她转到三年三班。因为她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汪芝麻胡同，我们俩天天一起乘公交车上下学，一来二去就熟了。她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细白，声音悦耳。她也会背唐诗，她问我们家是念诗还是唱诗。我如实地告诉她是唱。我觉得她能提这个问题本身就了不起。她喜欢画画，她投稿还收到两元钱的稿费。

她有天带我去金鱼胡同里的中央美术学院见她的绘画老师李琦。李琦穿着一身蓝制服，青年才俊四个字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他是一九二八年出生，一九五八年他三十岁，风华正茂。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站着作画，木桌上摆满了草图。每张画的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毛主席亲自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工程，画里有几张是毛主席拿着铁锨弯腰铲土。李琦身材修长，对这俩个不请自来的小女孩儒雅地微笑，他和元元交谈时，手中依然握着画笔。草图中，也有日后那张让他扬名天下的“主席走遍全国。”

李琦《主席走遍全国》

我回家后，兴奋地把这事告诉妈妈，妈妈告诉我，李琦的妈妈严立明是她的学校的校长。我见过严校长，瘦瘦的烫着短发戴着眼镜，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元元的爸爸是某部的代理部长。和她在一起没让我感到任何不自然。她家有门房，因为我是元元的朋友，出入自由，从不阻拦。外院有葡萄架，住着司机一家。里院南屋三大间住着秘书一家，秘书很年轻，抱着小女儿，小女孩抱着秘书随部长出国买的大花皮球。我第一次到她家，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赞叹道：“你们家真够大的。”元元告诉我：“一共有十六间房子。”

我们俩随意到处跑。四合院西屋是乒乓球室，是给部长锻炼身体用的。元元的屋子佈置得最为随意。元元有许多漂亮的洋娃娃，摆在我们够不着的柜顶上或架子上供人观赏。有位姓何的阿姨在这里踩着一台脚踏缝纫机给元元做衣裳。元元对我说：“我们家的两个阿姨特别有意思，一个只会做饭，一个只会做衣服。”何阿姨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说话带些河南口音，和和气气，面带微笑。做饭的阿姨像是上海人，背稍微有些驼。

有次我看见元元妈妈坐在床上，腿上盖着被子，对站在地下的做饭阿姨说什么，阿姨一边哭一边大声辩解着。元元妈妈对元元要求也很严格。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元元和我急于挽救被吹倒的篦麻（学校号召种的），不顾自己被风吹雨打地奋战。元元妈妈怕我们着凉，叫我们进屋。我顺从地进去了，元元却怎么都不肯进来，非把篦麻扶起来不可。她穿上一件透明的雨衣，继续用铁锨给篦麻培土......我因为听话得到先吃盐水泡菠萝的奖励。

我妈妈看我天天在元元家泡着，有时回来晚。就前去拜访了元元妈妈。元元妈妈拿出一盒埃及糖果请妈妈吃，并告妈妈说：“陶洛诵最爱吃这个糖。”妈妈回家说了我一顿，”你怎么能在人家家里表示爱吃什么呢。”如果妈妈知道我和元元曾经一起请元元爸爸为我们攒糖纸，更无语了。部长大人当时是笑着回答我们：“我没那个时间。”

有一天，我生病了没去上学。下午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元元站在我的床边。“谢谢你来看我。”我昏昏沉沉地又睡了。

妈妈过生日，元元做了一个贺卡，上面画着一头牛，恭敬地写着：祝查阿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跟元元学的。

大年初一，元元妈妈请我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部长大人经常出国，他不在家。有两位中年女士好像是他们的亲戚。我很惊喜地看到元元的姐姐，那也是我看到她唯一的一次。她长得像她妈妈，圆圆的脸，尖下巴，大大的眼睛，脸上有些可爱的雀斑，梳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

我是家中老大，很羡慕别人有哥哥姐姐的。元元告诉我，她本来还应该有个哥哥，她爸爸妈妈行军打仗，后有日寇追兵，刚刚出生的哥哥只好放到路旁。部长大人和夫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为了抗日和理想参加了共产党。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讨论元元姐姐该上刚刚在安徽合肥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还是北京清华大学。

元元招待我喝汤，姐姐觉得不对头，说：“你干嘛非让人喝汤？”大人正为大学的事讨论得欢，听见小孩这边起争执忙问怎么了？姐姐对她妈妈说：“她非让人家饭前喝汤。”元元不服气，又不知该怎么解释好，不高兴地摇头哼唧起来。姐姐还有事，没吃多少离席而去。

元元姐姐先去了中国科技大学，后又转去清华。元元不久也从史家胡同小学转走了。她告诉我她的班主任张老师给学生灌输个人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学习为自己，元元沉重地对我说：“她开头先说学习为祖国，然后一转，说学习好了对自己也有好处啊……”我想着那位中等个子，长发披肩，戴着黄边眼镜，衣着朴素的张老师，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替张老师难过，我不觉得张老师有什么错。

元元转学后我们失去了联系。等我们再相遇时是四年多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宿舍楼前，我们四目相视，谁都没有开口。元元如果能看到我写的这段文章，不知会做何感想？

史家胡同一角

藏族朋友德結央金

小学五年级在景山少年宫一次营火晚会上，我认识了藏族女孩德結央金。央金和其他三个女孩穿着藏族服装跳藏族舞蹈。她个子比我高些，眉清目秀，单眼皮，皮肤微黑，她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微笑。她跳舞时演绎出的纯朴与真誠，深深感动了我。

她演完后正好站在我身边。“你跳得真好。”我由衷地赞叹。“谢谢。”她的普通话很纯正。通过交谈，我知道她叫德結央金，十三岁，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我们俩谈得很融恰，临分别时，我们交换了红领巾和地址。第二天，元元给我看《中国少年报》，上面登着我和央金的照片和事情。当时我丝毫没发现有记者关注我们。

不久我收到央金的来信，她的字写得不大，但秀丽工整。信的末尾，她说：“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问好。”我立即回信，也不忘向她“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问好。”

央金的家住在中央民族出版社宿舍。是一层的单元楼。客厅舒适优雅。央金的爸爸个子高大，四方脸，皮肤古铜色，穿着一身褐色的中山装，仍然掩盖不住雪域高原男人的壮实与豪迈。他的眼神，他的举止总好像在对央金妈妈示爱。央金的妈妈特别漂亮，虽然也是藏人，皮肤却又细又白，两条乌亮的大辫子垂到腰际，身材嬝娜，举止端庄高贵。

央金的爸爸出门办事，央金妈妈送到门口，他用两只大手捧起她娇嫩的面庞，要不是坐在沙发上的央金和我直直地看着他们，他一定就会亲下去了。

央金的妈妈让央金带我去附近的照相馆照相留念，我站在前面，央金稍后挨着我，照相的师父让央金把露出来的手背到后面，“你的袄袖太短。”师父解释道。我转过头去，央金正好微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是清澈，那纯净的目光令我终生难忘。

后来，她和父母全家回了西藏，岁月让我失去了和央金的联系，央金的命运一直是我深深的牵掛。我祈祷善良的央金有个顺利的人生，有个好的归宿，子孙满堂。

史家胡同

同班同学梁丽丽

我对梁丽丽的好感并没有因为她对我的一次出卖而消失。虽然那是第一次被出卖，可是比起我人生路上的屡屡被出卖，真算不了什么。

小学五年级时，有位同学在教室的地下捡到一封信，信的开端就不同凡响：“亲爱的苏平仲……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信的落款是梁丽丽。全班大哗，其声势不亚于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起哄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苏平仲属于小白脸、奶油小生的类型。衣着是男生里最讲究的，米黄色卡机布的裤子，裤缝笔直，夹克衫。一双细长的单眼皮小眼睛，梳着油光瓦亮的小分头。学习成绩一般。

他家住在新开路协和医院宿舍。我们去他家玩，他家的客厅出奇的宽敞，我说：“你们家真大。”他像个小大人似地回答我：“他们星期六星期天在这里开舞会。”苏平仲的妈妈上嘴唇有粒大大的黑痣，对我们很和气。我想像着他妈妈穿着华丽的晚礼服招待客人的样子。

那封信造成的結局是悲惨的，苏平仲转了学，丽丽在班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丝毫没有影响老师对梁丽丽的宠爱。

我对梁丽丽的好感源于三年级我没参加成的一次活动。那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学校接到任务，找些漂亮小孩去机场献花。正值学校放假，“数来数去缺一个人，谁也没想起你，只有梁丽丽想到你，说陶洛诵。”事后一个小孩如是告诉我。

老师采纳丽丽的意见，曹受珍老师立即从衣袋里拿出些零钱叫同班的邵孔昭同学乘公交車去通知我。邵孔昭找来找去没找到我家，开学见到我后，还对我埋怨道：“我找了半天，你们家真够难找的。”我知道他没找到的原因，我家地址的编制虽然属于大街，却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难为他了。对梁丽丽心里有我，无私地推荐，我一直心存感激。

在史小上学的“人艺“演员的孩子除了梁丽丽外，还有同级不同班的刁小林，他爸爸是名导演刁光覃，妈妈是名演员朱琳。二年级时，著名演员舒绣文的儿子吴兆元转到我们班，和我同桌。他不仅相貌俊美，而且性格温文尔雅。上课的时候，他喜欢从兜里掏出一些东西玩。有次，他拿出一样东西，我装做老师没收一样，他一点都不生气。最后，他拿出两毛钱纸币，问我：“还有这个，要不要？”我不再管他了。

梁丽丽告诉我，吴兆元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爸爸是上海一个话剧团的团长。梁丽丽带我去吴兆元家玩儿，他家在“人艺”宿舍的楼里。满屋子都是玩具。我们进门时，正碰见舒绣文阿姨要出去。舒阿姨盯着我看了半天，我相信这绝不是因为她知道我是吴兆元的同桌没收过她儿子的东西。她的眼光是一个阅历丰富的过来人对一个还未涉世小女孩的审视，她看出了什么？这是我存于一生的一个疑问。她嘱咐梁丽丽几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我几秒钟才离去。

梁丽丽家住在宿舍的平房里。她和弟弟、外公、外婆住在一处，她的父母住在另一处。她父母的房门是锁着的，去她家玩的小孩都喜欢趴着窗户往里看，欣赏高高的贴墙而立的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和舒适的佈局。

丽丽告诉我，她外公本是个小军阀，有四颗珍珠。听说吃珍珠对身体好，就砸两颗吃了。别人又说，你已经吃了两颗，还留那两颗做什么，他一想也是啊，把剩下的两颗也砸了吃了。

丽丽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科学家吧。你呢？”“我要不当歌唱家，就当女大使。”三年级升级后，曹受珍老师不再教我们。丽丽告诉我：“曹老师说你将来是作家。”我从未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一直沿着科学家的目标往上爬。曹老师的话成为现实后，我对史家胡同小学老师的眼光与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学校里设有许多课外兴趣小组，丽丽参加了绘画组，她平时练毛笔字，也爱画画。我在绘画组和缝纫组之间犹豫。杨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认为我更适合她的绘画组。我和丽丽几个孩子跟她学写生，她把一个叫杨玛丽的女孩请到讲台前坐着，告诉我们杨玛丽的特征，让我们用铅笔画她。还教我们用萱纸和水彩笔画葡萄。杨老师表扬我葡萄画得好，认为让我选绘画组是对的。

五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和梁丽丽去考北京景山少年宫课外小组，老师让我考文学组，我考上了，丽丽则考上了朗诵组。

引起轩然大波的情书事件发生在我们进少年宫之前。丽丽在班上被孤立，尤其是男生，有两个坏小子竟然用墨汁涂在丽丽后背的衣服上。只有我和丽丽依然是朋友，我和她谈心说话。

一天，班主任张老师突然找我，他是个老学究，干瘦，略高，戴老花镜。用河北口音讲课，在他教的作文课上，不管有多少外校老师来听他的课，举手回答问题的总是我一个人。他对我的作文欣赏备至。看他不同往常的严肃，应该是不祥之兆。

他开口了：“你和哪个男生好啊？”这当头一棒真把我打懵了。“没有……”我嗫嚅。他以为我在狡赖，索性点出证据：“你和六年级的大队长……”

我的天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情窦初开的心境，被这麽粗暴地破坏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梁丽丽。出于对她的信任和友谊，我对她讲过我爱姚燕光的事情。

姚燕光比我高一年级，他是少先队大队长。第一次跟他近距离接触是在去飞机场的专用汽车上。有个男孩问他：“我们给谁献花？”“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姚燕光回答，他不经意地用那双大眼睛看了一下就站在他斜对面的我。（汽车里有许多座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想站着）姚燕光个子与我差不多高，他穿着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我则穿着西洋红的短呢子外套。我们的衣服都是学校提供的，头一天带回家去。爸爸和妈妈觉得我穿着很好看。爸爸说他会给我买一件。

我觉得姚燕光很帅，不仅是他的娃娃脸和黑黑的亮亮的大眼睛，他还能把外国人那麽复杂的名字说得那麽溜，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我的目光有意地追随他，耳朵留神捕捉他的信息。我了解到，他还有个妹妹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叫姚伟光，爱屋及乌，每次看见姚伟光，我都会冲她微笑。还在心里对他们兄妹俩做一下比较，他们共同之处是都有双黑亮的大眼睛，不同之处是妹妹的脸比哥哥长些。新年快到了，我把一张精心挑选的贺卡害羞地交到姚燕光手上。

我没有期待会有任何下文。学校里，男女生之间是有界限的，无风都会起三尺浪，起哄声此起彼伏，大家尽量避嫌，私下里想什么就不知道了。像我和梁丽丽敢大胆向自己所爱公然表达的恐怕也没有。我能跨越年级的障碍把贺卡送给他我已经非常快乐，非常知足了。他别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就行了。

迎接一九六零年的新年晚会結束了。我从礼堂回到教室，准备拿书包回家。教室里没开灯，我就着窗外的月光和灯光低头从课桌里抽出书包，当我直起身来，发现心仪已久的姚燕光站在我面前。惊喜从心底漫延到周身，我激动地不知所措。我迅速地四周看看，还有几个同学在拿书包，没有人注意我们。

他那两只乌亮的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无邪地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举着一本书准备递给我。我接过书，只管看着他，我们互相凝视着，什么都没说。他迅速地转身走了，就像他进来时没有引人注意，他走的时候也没引人注意。那一瞬间的赠送与凝望，深深刻在心上，真是至死都不会遗忘。

张老师看我呆若木鸡的样子，认为预警的作用已经达到，就没再往下说。我回到教室，向梁丽丽的方向看去，她在若无其事地写毛笔字。怪就怪在我自己身上，我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她分享。我把藏族朋友德結央金介绍给她；我和她一起与一位第三批回国的志愿军叔叔通信；我们一块儿猜测自然课的考试题……以后一年多的小学生生活里，我还是要更多地与她在一起。

老师的干预没能制止住我对姚燕光的爱，我把一切珍藏在心里。等我升上六年级，班主任换成董洁老师，姚燕光已考上北京最好的男校四中。我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他从此没了音讯。以后的六年里，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我再没爱上任何一个男孩儿。

少年宫

北京市少年宫坐落在景山公园里。景山公园本来名煤山，说是修其它皇家建筑挖出来的土堆集而成。有五个山头，踏着石头台阶从东面往上爬可以看见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歪脖子老树。五个山头上都有凉亭。中间山头最高，可以俯瞰紫禁城。少年宫在山脚下的宫殿里。合唱团和乐器组等在正对着大山头的大宫殿里，文学组和朗诵组在靠近东门的小宫殿。小宫殿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文学组王辅导员头一件事就是给每个孩子办了个借书证。

读课外书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上小学一年级，妈妈就给我订《小朋友》杂志，以绘画为主。认字多些，就给我订《儿童时代》。很喜欢看里面的一个连载故事，关于小铁道游击队员的。作者在开场白里讲是对当时风行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一个补充。只要有儿童新书出版，妈妈必给我买。《宝胡芦的秘密》《小黑马的故事》《刚满十四岁》（我看时恐怕还不满十岁）等等。

有次要过“六一”儿童节了，爸爸和妈妈从街上回来，爸爸抱着一大摞书，是他俩送给我和弟弟们的节日礼物，其中一本装订得尤其精緻，是郭沫若和柯岩等名家专门写给小孩子的诗。姚燕光送给我的书是陈昌奉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书里面夹着一个明信片，上面是一朵怒放的黄色菊花。明信片的背面是用蓝色钢笔写的：送给洛诵，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争取达到三好学生。

妈妈买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特别感人，看到动人之处经常泪流满面。小时候，听父母讲故事我也常哭。有的书我看不懂。妈妈买的外国童话《金河王》，我看了好几遍才领会了作者的意思。《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这本书我左读右读都不知所云，只记得一个情节，老鼠把国王准备请客用的香肠偷走了，国王痛不欲生，王后安慰他。

我们全家都喜欢看小人书。爸爸妈妈基本不给我们买，只是花钱租。星期天或寒暑假，由我拿着钱到离家不远的七条口小人书铺选书，二分钱租一本，三天之内还。拿回家大家都抢着看。奶奶、外公、外婆除外。东城区图书馆离小人书铺十米之遥，分两部分，一边是给大人外借用，一边全是小人书只给孩子看。我经常去看，被一位負责阿姨看中让我当义务发书员。工作内容是在门口的桌子后面给每个进来的孩子发三本书，看完再换。小人书铺我照旧光顾，因为有些书图书馆没有，也要租给爸爸妈妈看。

我看书还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舅舅查全一，他比我大十二岁，在山西大同发电厂当电工，他经常来北京玩，每次来必到东四新华书店买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完就都留给我了。

另一处是邻居关宏芳家。宏芳比我大几岁，她像个大姐姐，我很喜欢她。她家古色古香，有很多硬木傢俱。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上镶着玻璃镜框的几副外国美女头像，我问宏芳她们是谁啊？宏芳说她不知道，得问她哥哥宏泰。

宏泰是大学生，在我们眼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爸从小教我三个弟弟英文，独独教我俄文，宏泰听了我说的俄文，评估说有的发音不准。我就不跟爸爸学了。可见我们对宏泰多么崇拜，主要是他的那股气勢逼人。宏泰告诉我和宏芳那些美女是模特，我们信以为真。

宏芳还有个弟弟，大名叫关宏麟，大家都叫他小名小肥。他们的妈妈去世了，我没见过。不过我参加上了他们爸爸续弦的婚礼。婚礼在家里举行。来宾主要是院里的两家亲戚兼房客。关爸爸結婚后不再和三个孩子住。三个孩子都喜欢从图书馆借书。我在他们那儿看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等的名字和作品一个一个一本一本映入眼帘，让我大开眼界。

少年宫图书馆里的书大多是儿童书籍，我第一次借的书是讲小革命者的《他们在地下作战》。少年宫的活动丰富多彩，绝大部分成员是小学生。年轻的王辅导员邀请著名的儿童作家来为我们讲座。任大霖伯伯就来过，他个子不高，戴着副眼镜，和蔼可亲。王辅导员向他介绍我时笑着说：“別看她小，看过《红楼梦》。”任伯伯乐了，拍拍我的肩膀：“后生可畏。”

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王辅导员这是批评还是表扬亦或两者都有。因为刚进少年宫时，王辅导员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着重谈谈都看过什么书。我家的藏书里有中国的四大名著，学文学的妈妈视为珍宝，学科学的爸爸却极为不屑。我随口说了些我熟悉的书，提到了《红楼梦》，没想到王辅导员记住了。

小时候虽然看过很多书，只是囫囵吞枣，很多都不理解，随着年龄渐大，才慢慢领会作者的意思。当时认为《红楼梦》只是爱情故事，贼人胆虚，不打自招，自己把脸先红了。

我五年级暑假期间，参加了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地点设在北京西山鹫峰脚下的四十七中。蓝天白云，蒼山翠柏风景如画。一共五天，白天遊山逛水，参观人民公社。晚上点溝火举办营火晚会唱歌跳舞捉迷藏。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每到天黑，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由小声呜咽变为痛哭失声。女辅导员和小朋友惊訝地问我怎么了？我伤心欲绝地说：“想奶奶了。”大部分人“哦”一声，觉得没什么大事离去。有位叫刘曼依的小姑娘很同情我，每天晚上她就主动陪着我。她是“友谊合唱团”的，有副好嗓子，梳着两条粗粗的乌亮的长辫子。她是府学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我们俩后来成为女十二中同班同学。

在夏令营里认识了许多小朋友。有个男孩儿叫刘沛，有个女孩儿叫徐红懿，长得很出色，一年多后，在谢添执导的儿童影片《花儿朵朵》里，一个是主角，另一位也有不少镜头。跟我同睡上铺的冯真真、伍正怡后来成为我高中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冯真真比我高一级，小伍和我同班。很不幸的是，小伍患了胃癌，于一九六七年去世。

梁丽丽也参加了这次的夏令营，我和她没分到一个宿舍，只有大集体活动时才会遇到。暑假过完，我们升为六年级，新班主任董洁老师让我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讲夏令营的事儿。我接受上次讲在友谊宾馆跟苏联小朋友联欢的教训，不再着重讲吃什么了。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儿莫过于参观“四季青人民公社”时，有位中年偏老的男人让我们跟他一起呼几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他喊得响亮，我们响应的激情万丈。

我站在课桌旁，把这个场面绘声绘色描述出来。没承想董洁老师大为反感，她不耐烦地说：“让你说真事儿，没让你在这儿写作文。”我十分惊诧她对我的不信任，只好求助于梁丽丽，“梁丽丽也在场。”董老师把脸转向丽丽，“你说说，有这事吗？”丽丽以她惯有的优雅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有。”她看董老师仍面带疑惑，补充道：“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董老师喃喃道：“怎么让陶洛诵这么一说听上去这么假。”两次活动的汇报演讲均以失败告终，我接受教训，以后再让我讲什么，我不再揣测別人的好恶，只捡自己感兴趣的说。

董洁老师

董老师是我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的班主任。她实际上一至都在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她中等身材，腰板笔直，四方扁脸，齐耳短发，无边眼镜，不怒而威，令我们五年级这个出名的淘气班望而生畏。上任伊始，她招集几个学生討论黑板墙上贴什么标语，我提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说：“太小孩气了。”她拍板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私下，她自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

她发觉我每每能做出精彩的发言可往往并不付诸行动。冬天，教室中央装上煤球炉子，一节节結起来的圆滚滚的银白色铁皮烟囱从炉子上矗立又绕过教室上空。董老师让我去自来水管接一大铁壶水放到炉子上。我放上去后，她不满意，“把壶嘴对着烟筒。”她指挥道。我一下就懵了，笨笨拙拙地重新把铁壶提勒起来，把长长的壶嘴对着烟筒，壶的屁股怎么都坐不到炉子上，我面红耳赤，力气快用光了。

一个男生从座位上冲上来，把壶嘴贴着烟筒坐好，免于了一个事故的发生。站在讲台上的董老师感叹道：“一看陶洛诵就是一点儿实际生活经验都没有。壶嘴放不对方向，人走路容易碰到很危险。”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以后无论是火炉，电炉，煤气炉，我都会注意壶嘴锅把放的方向。

“我想把你们培养成精明强干的人。”这是她的口头禅。

她教课极其认真负责，课间十分钟休息时间，无论春夏秋冬，她一定让大家都到户外活动，留她一人在教室里翻看讲义或作业本。有个三年级从外校转来的一个胖乎乎叫熊大方的男孩儿，在作文中说：“我总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董老师在班上宣读了他的文章，评道“我觉得熊大方写的作文有股文人气。”我听不出这是褒还是贬。她也喜欢给我们讲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就是从她那儿知道的。她说这是刘备给他儿子刘禅的遗训。一个卖草鞋的到三分天下的皇帝靠的是什么，还不是正确的思想应用到实际。这般成功者的话当然不容置疑。

有次，她让我们用“坚持”一词造句。我张口就来：“我们应当主持正义，坚持真理。”说完后我期待她的首肯。她重复一遍，变成问话：“我们应当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我悻悻坐下，她可能觉得我又在喊口号。她在班上公开批评我：“陶洛诵光说不练。”

在一次植树活动中，我终于扭转了她这一印象。我挥舞铁锨，飞快地铲土，大汗淋漓，我索性脱掉外套，只穿一件天蓝色的高领套头棉毛衫，我的胸部尚未发育成熟，里面没有奶罩。我干得自由洒脱，痛快之极。

我并没注意到孙主任和董老师一直在观察我们。我的力气在女孩子里算是比较大的。上体育课时，在操场上扔垒球，我輕輕一甩，球快飞出围墙，同学们都“嗷”了一声。教体育的大高个儿王老师沉吟片刻说："起码有三十四米。"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体力劳动，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好好干。

董老师发现我天性慷慨。有天早上，我没带早点，董老师说："每次都是陶洛诵分早点给没带的同学，今天谁分给她？"一个叫刘志贤的男孩儿把他的馒头掰了一半，带着很不好意思的表情递了给我。

为了让全班同学都能考上中学，董老师让学习好的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学。她指定我帮助一位叫张兰亭的女孩儿。现在想她的名字是不是出自《兰亭序》。她的父亲是个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间屋子里面床占了很大面积。有一个长长的黑色条案，我俩在条案上写作业，温习功课。没有台灯，屋顶上的电灯泡发出昏暗的光，我感到看书写字都很吃力。兰亭对我说，榆树的叶子可以吃，榆树开的花儿可以吃，榆树的皮也可以吃，她说她爸不久前弄回一大袋。下回要有的话可以给我尝尝。我一直等，最终也没能等到。

最后一次见到兰亭是若干年后，我在河北省白洋淀插队当农民回京小住，我到东四邮局去买邮票，为返回农村给妈妈写信用。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张兰亭。她坐在柜台里面，见到我，把椅子前两条腿翘起来身子往后仰。我听说她初中毕业没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了。第一句话她问我：“梁丽丽在哪儿呢？”我说不知道。她再说什么我没听进去。她让我想起最后一次见梁丽丽。那是一九六六年，我路过史家胡同对面的人民艺术剧院办公楼。平日里，一楼临街的一个个明亮的大玻璃窗里张贴着新剧上演的剧照，那些照片让我流连忘返。“悭吝人”“伊索寓言”“骆驼祥子”“文姬归汉”……我从那橱窗里学到不少知识。那天经过看到橱窗里一片狼籍，正不是滋味，也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梁丽丽。她问我干嘛去，我说去接妈妈。我心里有事没和她多说。以后再没了她的消息。“她也插队去了！”当我告别兰亭时，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升中学考试终于来临了。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我们俩是好朋友”。我写的是邻居小朋友钟菊。她具有男孩子的性格，勇敢、豪爽、坦率。我和她相处得非常愉快。事后，我这篇文章被选进《小学生模范文选》。算术卷子发到手里，我粗粗阅览一下，觉得不难。我从容不迫地一道一道解答着。卷子右边用于算草，我不肯马虎，凡用横线处都用三角尺。卷面干净整洁。我早早做完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错误。监考的两位老师中，一位是外校的，一位是我们学校的教自然的年轻的黑黑的马老师。我洋洋得意地坐等打铃交卷。铃声响了，我的眼睛盯在最后一道题的要求上：“求圆柱体的表面积”猛然才想起忘了加上下底……

我知道第一志愿“师大女附中”落空了。回家后我忍不住号啕大哭，嘴里还喊：“我这辈子白活了，我这辈子白活了！”爸爸说：“你这叫什么话？那么多人没上师大女附中，都白活啦？”我不听劝，继续哭嚎，被爸爸臭揍了一顿。

暑假里我接到第二志愿女十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女十二中是许多女孩子心仪的中学，班上一些女孩子做为第一志愿而没考上。董老师对我没能上师大女附中深为遗憾，对我被女十二中录取称赞道：“还是平时基础好。”

现在的北京史家胡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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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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