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于向真：一个女红卫兵的1966年
2
开始胡闹了
自从“5.16通知”一播出，京城中学停课了，一大帮正能折腾又不管不顾的孩子好像突然被卸去缰绳与嚼口的马，性子野的就开始尥蹶子踢踏甚至胡撕乱咬。
北京49中位于城南，清朝和民国年间这一带云集着底层的杂役、小商贩，“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并非虚言，其中的南贫，刚好包括我校地处的崇文区榄杆市南面那一片平房区。1949年之后，各部委机关、部队大院争相抢占长安街及以西一线安营扎寨，我家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就在其中，紧邻空军、海军总部、军事博物馆和冶金部、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军政要地。崇文区冷清多了，1966年，我校附近除了仅有的国家体委和空军北京分区指挥部(简称北空)，再无其他大机关了。
体委和北空的子弟比较生猛，风暴一来势必成为学生领头羊，我们初一的“小屁孩儿”跟着他们闹腾。文革初，我的第一件“革命行动”是跟着学哥学姐20多人跑到北京市政府前请愿，要求尽快给我校派驻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闹到天黑才罢休。
不久工作小组进校了，指导师生们“揭发校领导”。有人想起半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托49中校党委书记交给我和海云一封信的事，几个高中生贴出大字报质问书记“掩盖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罪大恶极！”校广播站高音喇叭把我和海云叫到工作组办公室。两个高中生和工作组副组长细细追问那件事，我俩如实道出事情原委：
海云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一起考进49中后住在一间宿舍，自然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俩1965年9月上中学时，海云爸妈是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参赞，我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父母不在身边使我俩长期感到孤独，小升初没被第一第二志愿录取的挫折，加上持续三四年的高调宣传爱国主义，我俩窝在学校里感觉憋屈，恨不能赶紧穿上军装开赴抗美援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文课上我写了给毛主席的信表达急切当兵的心愿，海云的字写得比我娟秀，她认真把信誊写好，我俩签了名，装进信封后感觉意犹未尽，又把一只用彩色塑料丝编好的精致的小花篮装进牛皮纸大信封。
深秋的一天，我俩来到天安门却投送无门，又闯新华门被卫兵拦住，值班门卫看了信和小花篮，指着西边不远处的电报大楼“说到那里写好地址，贴足邮票，毛主席就能收到。”我们在信封写上：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中间写：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亲收，落款：永远忠于您的XXX、XX。
回来后把这事放一边了。大约一个月后，突然校领导传话我俩过去，详细询问“给中央写信”的事，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要求我当着书记的面拆看回信，我们立刻照办了，只见书记紧张的表情释然了，刚才书记可能怀疑我俩给中央写信告学校的状?那封回信是一张半透明的打字纸，四号蓝色的字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好的，大意是：“你们的信和亲手编织的小花篮我们很快会转交给毛主席……你们年龄还小，要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将来参军上战场，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后还是鼓励安心学习的一段话，总共半页字，下面是落款和日期，还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红章。
海云和我读了又读，都想保存，只得从中间裁开各自保存一半。同宿舍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事关红太阳毛主席，中央还回了信，这事在校园传得飞快，结果文革初期有人据此贴出大字报质疑校领导，工作组要检查原件，我俩不情愿地把各自保存的半页信交出去。没料到工作组很快被冠以“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而赶出学校，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俩的那封回信随之不翼而飞。好在那件事我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指责学校书记，连对书记怀疑给毛写信是告状都没多说，质疑校领导掩盖毛关怀学生“罪恶”的大字报很快就被覆盖了。
文革初期学校以及各单位的大字报用四个字形容最恰当——铺天盖地。我们49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同样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工作组撤走后，揭批校领导的斗争不降反升，连不少普通教师也被欲加之罪的大字报搅扰得苦不堪言。我也曾做过揭批班主任老师的坏事。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一位仁慈和蔼的中年女老师，她教授中文语法中规中矩，阅卷作文也尽职尽责，不足一年她两次在班上当范文念过我的作文，评语也多为肯定式的鼓励。当运动来袭，我竟然稀里马虎随波逐流恩将仇报，在班级揭批张老师的会上胡乱发言，当有人说“张基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名字中的基，表明她信仰基督教，仇恨共产党。”这纯属牵强附会，我当时却认为张老师是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指名道姓跟着喊“打到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看见同学们踊跃怒揭张老师“罪状”，我竟然把上中学后的负面情绪推责给无辜的张老师，当时自己胡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煞有介事义愤填膺。我班每个同学几乎都加入这缺德的声讨，越到后面越胡说八道。
那次会后，班里几个同学连家都不回了，连夜分工写大字报，有位男生甚至发誓“不写满60页(大字报纸)，就剃秃瓢！”最终他并没凑够60页“罪状”，但我班揭批班主任张老师的大字报的篇幅创了我校纪录，围着教学楼转圈贴出后，舆论哗然，张老师倒大霉了，被学校造反派罚做苦工。
这事太缺德了，每次想起来都恨自己，班里其他同学也悔恨不已。1990年10月14日，老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接上张老师到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和雁栖湖聚会游玩，午后我们郑重地以瓶谢罪，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心灵造成的重创。当张老师极尽师恩予以宽容，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时，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
批斗迫害老师，是天下最无耻的行径，文革初期我们那拨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学生们无可饶恕地犯下此罪，天人共怒百身莫赎！后代当牢记此深刻教训，尊师重教天理良心。
停笔细细回忆，当年我们49中大操场西边是整齐的4座楼房，最北边一层是教工宿舍，二层是女生宿舍，依次向南是办公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1966年到1967年，除了宿舍楼外，另三座楼全被层层刷新的大字报覆盖着。
我校的大字报充满对校领导和老师的无端责难与恶毒漫骂，大体有三类：一是乱扣帽子，污蔑历史老师“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外语老师教英语是“为美帝唱赞歌”，教俄语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数理化老师是“鼓励学生走白专道路”等等；二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比如老师批评学生被定性为“欺压无产阶级后代”；三是公报私仇、毁人清誉，一些人趁乱揭发校领导或某老师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有海外关系等当时可怕的身份；有人捕风抓影造谣某老师和某某有不正当关系，让被害人无以辩驳。
这类混蛋逻辑与无聊内容，充斥在不断刷新的大字报上，越看越无聊，使刚开始热衷围观大字报的师生们，渐渐没了兴趣。
文革初期，头一回让我寒心的是那次全校批斗会，大操场上乌泱泱站满了人，被划为“走资派”的女校长、有“反动言论”的教导主任被学生反剪着臂膀押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有人用高音喇叭带领喊口号，“XXX不认罪就踏上千万只脚，让她永不翻身，打到XXX！”震耳欲聋。
我站在离主席台不远处跟着喊口号，旁观校领导被羞辱受折磨，耳膜都被震疼了。有人用剪刀当众将女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头发一缕缕剪掉，故意剪成半秃半糟的怪样子羞辱落难者。
突然，有人拎来贴大字报用剩下的半桶浆糊，炎炎夏日桶里的剩浆糊早已腐败酸臭，那人风风火火大步流星上了台，一路扬播着酸腐不堪的臭气。接下来的情景让我忍不住“啊——”叫出声，赶紧捂紧自己嘴巴，只见那人上台直奔女校长，抬起手臂将臭浆糊倾倒在大约和他妈妈差不多年纪的女校长头上，连噎带呛心力交瘁，女校长一下子瘫倒昏晕过去。
“真臭！”“真臭！”台下观众纷纷掩鼻，队列散乱开来，高音喇叭传出咄咄逼人的批判口号。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气喘不匀，想不明白为啥要如此虐待女校长?不久前我们不是还恭恭敬敬向她打招呼吗?干吗要把她整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胸口憋的愈发难受，我溜出操场回了宿舍。
3
八月的疯狂
昨天，我的微信同学圈，中学和小学同班同学在传看我写的文革回忆。有两名同学先后电话说“那时我们未成年”，“真不怪咱们……”“不怪咱们？”可咱们是当年迫害教师的急先锋呀！是未成年，但13岁多该知道打人、栽赃别人很缺德。怪也不怪，不怪也怪，于是，我在正写的段落中才加上“无可饶恕”“百身莫赎”两词。如果文革亲历者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林彪、四人帮，或加毛“五人帮”，用什么鞭策自我良知?又拿什么警示后人呢?
接着回忆我亲历的文革十年，进入1966年8月。1958年底，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接站的车刚驶出前门火车站，妈妈就招呼我们兄妹：“快看，那就是天安门!”岁月葱茏，转眼间我已63岁，每年8月18日或每次途经天安门广场，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50年前的经历磨盘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前面说的是1966年五六月，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气温上升，文革的烈焰也持续蹿升。无法上课，一大群学生整日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围观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8月6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左臂带了枚窄窄的红袖章。
8月18日凌晨，49中红卫兵近20人排一竖队，由发起人刘向群大哥带领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接受“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
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站在东观礼台的我们急不可耐，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大喊一声：“毛主席快到东边来，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围的人都喊叫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进而东观礼台和广场东面的人群齐声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声浪震天响，广场上的人全都听到了，城楼上的人也都听见了。
毛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瞬间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沸腾到极点，“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嗓子完全喊哑了，个人崇拜的痴迷仿若施过魔咒一般。
“8.18”毛泽东穿着军装首次接见红卫兵，据说有百万人参加。林彪站在毛身边，高声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紧接着我们投入“破四旧”，打砸抢烧如火如荼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们几个初中红卫兵在前门南集合，沿街察看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富、寿字的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卖了！”
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抡着铁锤狠狠敲砸前门大街干道上的白瓷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一时理解不了；接着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来剪刀，冲到大街上将烫大波浪发卷的妇女或留长辫儿的姑娘，不由分说剪成“革命短发”；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喝令穿尖头皮鞋的“脱下资产阶级的火箭头！”唬得那人赶紧脱了鞋、穿着袜子跑开了。
此情此景，令我们三个女孩惊诧莫名，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何去何从。亚萍问：“那咱干什么呢?总不能这样回学校吧。”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提议：“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云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我们四个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来回穿梭，多数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会用谄媚的笑容迎向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的虚妄自豪中。如今回首，心有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积极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纷纷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先是为自己起名“张雪松”，到派出所警察不允许改姓，我就把父亲给我的“弘”字改为革命色彩的“红”，好友小妹改名“海云”;王娜娜改名“王征”。最著名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8.18”她在城楼为毛戴了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么”，次日《光明日报》记者替她更名为宋要武，这一莫须有的更名至今仍困扰着并无此意的宋彬彬。
在发热病的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 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8.18”后，我们仗着毛撑腰，猖狂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热病缠身自以为姓赵。记得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赶紧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路线，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是的，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红司令，嚣张如匪！
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据说毛授意后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口谕)，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随意将一些人押到学校私设公堂、严刑拷打。
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龙潭湖住宅区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得我一次次从睡梦中惊醒，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征(王娜娜)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神情紧张地叫住我，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形势严重，咱们赶紧去支援！” 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路北121号小楼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李月波家的院子，同去的人一起走进关押李家人的南屋，我校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正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和王征躲了出去，藏进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印有“女十五中红卫兵“袖章(凡印有校名的组织都成立于8.18之后，袖章较宽；与老兵三字窄袖章有区别)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王征，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逐一分成两份，各自装进衣袋里。分完后才发现了我俩，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又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马上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愧，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李文波事件的宣传画
许多年后，我了解到李文波事件的真相：因有人揭发他1949年前是一名国军校官、划为历史反革命，1966年他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养家。1966年8月下旬，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没抄出黄金、珠宝，李文波老两口被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楼，被红卫兵推倒踢了几脚，老头儿李文波上前理论，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红卫兵吓跑了。
次日上午，被污“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当天夜里，红卫兵把关押在校园中已经被剃了“阴阳头”、折磨多日的女十五中学校长梁光琪打死。随后，无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而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反倒成了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口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在八月杀戮中，北京大兴县13个“人民公社”进行过屠杀。从1966 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81岁的老人和出生38天的婴儿。有人统计八月下旬，全北京市抄家3万多户，抄家中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高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董1000多万件。打死约1700人，有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也有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经济困局，人民不再饿肚子，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恋权力甚于生命的毛泽东怎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精神领袖之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海量印发《毛主席语录》，以批判海瑞为先导，开展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所以他击节叫好。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一夜无眠，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的哀号格外撕心裂肺，刚才在李家院子被惊呆、被羞辱的场面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 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能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
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彼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区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小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
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腥气与微微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
吓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海云回来了，她也看见了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老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起寒颤。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从北京火车站登上去上海的列车，我第一次串联开始了。
4
第一次外出串联
“革命大串联”是十年动乱初期，红司令恩准发给带头造反学生的一把糖豆。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上旬，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亲切接见或异地串联，坐火车、乘汽车都不用花钱买票，住进串联师生接待站的食宿费用也一概免单。七千人大会后刘邓主政推行宽柔政策积攒下几个钱，老毛一高兴，让小将们体验一把我年轻时游历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革命浪漫吧!
1966年8月30日晚，我们12名红卫兵拎着一捆捆油印的传单，挤在崇文区公安分局找的车里赶到北京火车站，凭一张盖着“北京49中学红卫兵总部”红印章的介绍信就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坐火车，上次是1958年底随进京工作的父母从郑州到北京，那次是从前门火车站下的车，当“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位于东单以东的北京火车站落成后，前门火车站关张了。上了火车我们特别兴奋毫无睡意，坐在硬座上谈笑风生，初二的刘胜利嘲笑我不会骂人，“革命斗志不旺盛”，我就跟他学骂人，他一字一顿教我：“你他妈的少他妈的找他妈的茬(挑刺)，小他妈的心他妈的剋(揍)他妈的你。”
开始我说不顺溜，周围人笑的前仰后合。骂人，是文革期间的时髦，两次串联途中我学会骂人，一张口就妈呀妈的，直到年底回到家被姥姥好一通修理才扳过来、净了嘴。几年后进工厂有段时间旧病复发，嘴里又不干不净，交男友后才彻底根除。
次日上午醒来，迷迷瞪瞪听到敲盆敲碗声伴着“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地主婆，我该死……”“我是反革命，我有罪……”的喊声，原来列车上其他中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连夜逐个车厢查访并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强迫那几个老年妇女顶着破报纸糊的纸帽子，在窄窄的过道里敲盆敲碗喊着自己该死、有罪游遍一节节车厢。
我们守着准备散发的传单，没参与火车上的整人，也没制止“黑五类”车厢游。当时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时我最亲爱的姥姥，也被郑州造反派强行注销户口遣返回原籍。途中姥姥被一好心乘客告知“那边车厢有人被学生在脑门刻上‘地主婆’，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眼睛都被血糊住了。”生性刚强的姥姥赶紧悄悄溜到厕所里钻出半截小窗，当车转弯速度慢下来时姥姥一松手让自己跳下去，脚脖子扭坏了，爬着回到老家。
到上海后，我们被引到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安排我们住在一间阶梯教室，第一次见识宽敞漂亮、层层递进的教室，睡在铺了毯子的一阶阶的木质地板上，新鲜有趣。上午我们到南京路、淮海路散发传单，下午到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看大字报，那些闻名遐迩的影星们被人把各种不堪的糗事写在糊满摄影棚的大字报上，喜欢看电影、悄悄崇拜电影明星的我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该相信揭发者还是该同情被卷入风暴眼中的倒霉蛋儿们。
在上海时遇到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我们列队途经淮海路某弄堂口时，有位中年妇女站在路旁先是看着我们，随后跟着走在最后一个的我身边，小声问“侬是伯京来的红威军?”我使劲点点头，她一把拉住我，把手中攥着的一大串东西塞进我手里，说了句“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说完扭头就跑了。
我赶上队伍低头看，手里是长长一串黄白两色双股金属链子，中间镶嵌着十几颗色彩各异的宝石，在旭日的柔光下闪烁着妙不可言的璀璨。“主教的宝贝，上交国家”，其中必有沉甸甸的含义，不能装进裤兜，我就用手使劲攥着，停止行进后赶紧汇报情况并交给领队荆晓飞。
直到2007年，有一次我们那帮老同学在花市大街”钱柜“聚会，唱KTV间歇时聊起大串联的事，我向两位同去上海的男生追问主教的项链，那宝贝的下落让我大跌眼镜，敢情我们12人到武汉后，几个男生一拍即合，跑到汉正街一家古董铺用项链变现，买了12张武汉到上海的船票，“余下的钱我们几个吃了顿好饭。”
气得我要骂人：“好呀你们几个坏家伙，我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交了宝贝，你们却拿去解馋！”“哎，别不讲理啊，大头可是买船票用了，你不也坐东方红二号江轮了吗?再说，那人慌马乱的，我们想上交给谁去呀。”此话一出，我没词了，主教的宝贝，文革时会认定是帝国主义走狗用过的邪恶之物，用它换革命小将的船票，这一是非岂是我能妄加评判的?
回头再说我们在上海停了三四天后，荆晓飞决定继续南下广州。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在今日美术馆看画展时遇到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他送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批斗曹荻秋时，天津来的红卫兵王端阳也在同一会场，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
看着端阳先生文革初的日记，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率先冲上台，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不花钱买车票、免费食宿的红卫兵大串联，就这样将暴力的“火种播向全国”。
接下来，我们到了广州，传单没了，热情也褪去了，12个人在广州最开心的事就是买香蕉、杨桃解馋。那里的香蕉真便宜啊，每斤九分到一毛三，杨桃好像价更低。我们努力找机会想见到心中的英雄麦贤得却末能如愿，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半路火车在武汉停下来，遇到一起卧轨自杀的事（前几天去上海，我们坐的火车刚驶离北京站没多会儿，在丰台就紧急刹车，司机下去勾出一名卧轨者摆在铁轨旁，车就继续开了，没想到武汉又出现一起）。
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就在眼前，我们索性下了车，走到大桥上看滔滔长江似磷光万点。在桥头堡，一位工人模样的男人阻止我们靠近大桥围栏，说“每天都有人寻死往下跳”，伸头朝下一看才知道，从这里跳下去不是江涛而是水泥路面，必死无疑。毛说1966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竟然空前绝后如此多的自杀者诀别魑魅魍魉的世界。
那时自杀不是个案，很快我们就忘了，反倒是汉正街的繁华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后，我们上了东方红二号江轮离开汉阳驶向上海。回到上海连码头都没出去，荆晓飞、刘胜利、李冀平三人跟停泊在码头的运送鱼苗的海轮船长套磁，船长居然破例应允带我们去大连！
喜滋滋连蹦带跳我们搭上这艘海轮，为报答船长的慷慨，在船上的两天，我们轮流帮着拉绳索，让装着鱼苗的大木盆里的水不停地被绳索系着的一根根小木棒不停地搅动，船员说“水不流动，鱼苗很快就会成批死去。”于是我们更加不偷懒地一直拉呀拉。船长和船员对我们非常好，腾出地方让我们休息，供我们饭菜和水，路过鸟岛附近时，还特意指给我们看。
在大连登岸时，我们全脏得跟小鬼儿似的，海上一度遇到强风，颠簸得非常厉害，吃不好睡不好干活又卖力，一个个精疲力竭，加上临近国庆节了，没心思观赏海景也懒得逛大连，直奔火车站洗把脸后就上火车，终于在国庆节前回到家，第一次外出大串联结束了。
本文作者
（感谢《熊窝》朋友袁晓露对本文文字的校订）
延伸阅读
熊窝微信公号节选自《共识网》，题目为原编者所加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记忆：文革反思录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