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其他
背影丨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原题
刻骨铭心的岁月
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作者：曾自、曾立
原载《社区》 2005年24期
五十年代的田家英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原名叫曾正昌，自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参与过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党内公认的秀才。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为官之人，自称是“京兆书生”。就是这样一个书生，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老百姓的利益讲真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的母亲董边，是和父亲一道从延安火热斗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1948年，在邓颖超大姐的引导下，她走上妇女工作岗位，一直在妇女战线奋斗了50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母亲也去世7年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却越来越广地被传扬，他们的品行、神采、精神、风貌化作不朽的人格魅力，每每令我们感动和欣慰。
今天，我们姐妹追溯一段苦难岁月中同父亲母亲共同度过的难忘往事，也许，记忆会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1952年田家英和女儿曾立在中南海
天塌地陷的一天
1966年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
5月23日，下午3时，妈妈还在妇联机关里。上午，她在党组会上刚刚做完检查，缘起《中国妇女》杂志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的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此刻，她并未因自己暂时交了账而内心稍得安宁，她更惦记着我们的爸爸。 因为前一天，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我家，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爸爸一直闷闷的，什么话也没说。
23日早晨，父亲问妈妈：“中午回不回来?”妈妈想着要做检查的事，就答道：“不回来了。”她见爸爸靠在床上，似乎一夜未睡，安慰了他几句，可爸爸依旧未说什么。现在他会怎样了呢?一向颇有主见的妈妈，此刻心里却仿佛没有了着落。
妈妈正想着，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妈妈的心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妈妈坐的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在座。组织上对妈妈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使妈妈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欲语凝咽……她想不通爸爸为何要做这种极端的选择。
安子文一定要妈妈去看一下爸爸的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的路，妈妈不知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她的丈夫田家英“畏罪自杀”的事实……
在永福堂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爸爸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拉着妈妈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妈妈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妈妈看到了父亲那张蕴积着无尽痛楚和悲愤的面孔。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 妈妈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匆匆地离开了中南海的寓所。
临出门前，她看到爸爸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正中，显然是爸爸有意放下的，妈妈只拿了这一件爸爸留下的东西。
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始终陪伴着她的，就是爸爸这唯一的遗物。 妈妈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
当时我们姐妹正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回家时，已被守候在中南海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送往那里。 当时我们无法想像、也无法理解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对为什么突然离开中南海这个温馨的、有着读不完的图书的家感到不解。我们向妈妈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那天的晚饭，我们是在丰盛胡同口的饺子馆里吃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坐在我们对面的妈妈，筷子夹着饺子，几次举到嘴边又放下，半天也没吃下一个。妈妈眼圈红红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 那时我们太幼稚，什么也不懂，但妈妈那强忍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直到“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详细地同我们谈起那个难忘而恸心的不眠长夜：照顾我们入睡后，已是夜深人静。可妈妈的心却波澜翻滚，反反复复穷诘的，就是爸爸为什么要自杀?
5月22日是星期天，就是爸爸去世的前一天，下午3时，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的寓所，十分突然地向爸爸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宣布后没有做任何解释，也不容爸爸说什么。 戚本禹留下，他督促爸爸交文件。
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包括爸爸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爸爸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其中有一份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建国初爸爸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的笔记，由妈妈抄的。爸爸特别拿起这份文稿问妈妈：“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妈妈说：“交。我不怕！”爸爸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文件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父亲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爸爸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20世纪50年代初到中办秘书室工作，是爸爸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强，不安心本职工作，曾屡受父亲批评。1963年，戚本禹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崭露头角。不久，他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平步青云。
此时，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使爸爸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而这些情况，妈妈当时并不了解。
妈妈见爸爸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爸爸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妈妈，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妈妈知道，爸爸把江青、陈伯达视为恶人，并不是近期的事。爸爸对江青既不敬、也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爸爸与他共事长达25年，对他贪人之功、诿过于人、心地偏狭的品行深为了解，并与之进行过长期斗争。
妈妈回忆起自己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爸爸：“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谁料爸爸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当然是阶级斗争！他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妈妈有些难以推理下去，她了解爸爸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并深知爸爸对他们从来不畏惧，可为什么今天却突然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妈妈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追溯道： “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妈妈第一个被揪斗
因父亲的牵连，妈妈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斗的“走资派” 。
由于爸爸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就受到株连，这在那个时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她是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历来严于律己的妈妈，太相信问心无愧了，以至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可没讲3分钟，台下就有人大喊：“她还以为是书记做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妈妈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来，而且不容她分辩。当有人提出“董边和反革命丈夫一起开黑店，把持妇女杂志，贩卖封资修黑货”时，一位资格很老的女干部高声说道：“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
那位女干部的话立刻引起群情激愤，冲上来的人又把妈妈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她交待更多的“罪行”。顿时，妈妈的心抽搐起来，爸爸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这时忽然在她脑际一闪而过。
妈妈是个自信心和个性很强的女性。她从小反对男尊女卑，她那向上的人生，完全是靠自我勤奋努力铺垫的。建国前夕，当组织上要她去党校学习时，她毅然选择了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做妇女工作，一干就是10多年。
妈妈主持《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后，期刊发行量由初创时的5万份，扩展到90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妈妈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深得爸爸的敬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爸爸无话不谈。一次无意间问到我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得知是编刊物的，毛泽东笑着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由于爸爸在特殊的岗位工作，妈妈律己更为严格。搬入中南海后，我们家和杨尚昆、胡乔木等寓所相邻。他们是爸爸的领导和挚友，他们的夫人李伯钊、谷羽，也是妈妈在延安时的领导或女大同学，关系很熟，但她没事从不去串门。
她反对夫显妻荣，看不起靠丈夫提携的人。可现在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入遭人任意诬陷的泥淖。她此时才对“运动可能升级，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还在后面”有所预感。
这一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消息，点了妈妈的名——“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的官，夺回了这个宣传阵地。” 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会上挨批，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她因精神过分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因她是见了报的黑线人物，于是劳改和体罚就成了家常便饭，任何人都可以对她凌辱和谩骂。冬季，她要为办公大楼生炉子。而造反派要求人们上班后不能闻到烟味，为此妈妈每天早晨5点就要起身到机关生炉子，因为只有这样，上班时炉火才能很旺，没有烟。
妈妈在战争年代落下哮喘的病根，为了防止烟呛犯病，她必须用一只手死死地捂住嘴干活。
饱受创伤 女儿懊悔
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
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
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
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补补，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一家人天各一方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古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他更像个“勇士”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
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 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 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 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 “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 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 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 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 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
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
“文革”中田家英被迫害死后，董边和插队从乡下回来的女儿曾自、曾立重逢，摄于1972年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背影：父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