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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韩晓秋：父亲，一个时代的悲剧
作者简介
作者近影
韩晓秋，1956年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插队，1978年春入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终身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高级职称 。2003年罹患癌症，2016年复发并转移，病重后开始在《写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总题目下写回忆录。目前已完成“我的家庭”，陆续在《北部湾文学》发表。
原题
父亲，一个时代的悲剧
作者 | 韩晓秋
作者的话：
2016年11月-2017年4月，我因病情恶化重回肿瘤医院化疗，共进行6次，每次住院5天。这期间，我写了我家的六个成员（我家共七口人，父母，三女两子）。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姐姐，哥哥的主要生活阶段，都在上世纪50、60、70年代，那是一个盛产悲剧的时代，无数家庭的共同经历，使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故事有了极其普遍的意义。写出来 ，既是为我的家人们留下生活的印迹，也为无数人留下关于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我的父亲韩宝仁，1929年末生在天津卫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爷爷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父亲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巴金《家》里的觉新......不同的是时代，父亲在感受到家庭的压抑时，已经羽翼丰满，有了自主飞翔的能力了—这是后话。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子，奶奶因为身体不好，生下我父亲后再无生育，所以我的一大堆姑姑叔叔，没有一个是父亲的亲兄弟姐妹。
独子，长房长孙，使父亲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读私塾，后入公学，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父亲已经初中毕业了。毕业后，天津电信公司招职员，父亲一试便被录用，从此与“电讯”结缘，成为终生的职业。1949年天津解放，父亲和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一样，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1947年，父母的订婚照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乱，百废待兴，而电讯事业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了尽快培养出自己的专业人才，北京邮电学院从天津、北京电信公司选拔了一批有文化的报务员入校进修，有速成的意思，一年半出校，大专文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校的第一批学生，是电信行业的“黄埔一期”，父亲也在其中！
毕业后再回天津电信公司，父亲已经是业务骨干了。当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支援边疆建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也和众多有志青年一起，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大城市，直奔大西北，走上了建设内蒙古的支边之路……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那时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城，城里没有一条正经的马路，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场，而这里，竟然成为我父亲一生活得最精采的地方：在这里，父亲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到了极致，让自己的专业水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可惜得是，只有短短的九年！父亲在呼和浩特主要经历是受聘刚刚成立的内蒙古邮电学校专业课教师。从1950年代初到1950年代末，一批又一批学生从内蒙古邮电学校毕业，奔赴内古蒙各地，后来我的父亲无论走到内蒙古哪个地方，身边都簇拥着若干学生，恭恭敬敬地称“韩老师”.......
直到我1974年插队，还有一个骑邮局绿色车子的人找到地头，老远就喊：“谁是韩晓秋.....”原来是公社邮电所主管周叔叔，知道我插队在这个公社，专门替一天乡邮员，来告诉我：“我是韩老师的学生，以后有事来公社找我......”后来我无数次去公社，吃住在周叔叔家，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入学通知书都是周叔叔专门找人给我捎来的—父亲的恩泽啊。
1950年代初，父亲支边内蒙古
1956年，国家为了鼓励各行各业的专业带头人，搞了一次业务大比武，在这次“比武”中，父亲脱颖而出，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特级报务员”，工资从过去的五十元一下子涨到九十五元！从那时候起，父亲一直是工作单位的高工资。高工资，决定了父亲的高品质生活，孩子少时自不必说，到了1960年代，我都记事了，那时候孩子全了，五个，一家七口，父亲还是享受着他的高品位生活：每星期六晚上喝一杯酒，用那时候少见的高脚玻璃杯，酒后吸一支烟，中华；后来中华限购，改吸牡丹。一个星期就这一杯酒，一支烟......
那时候哥哥和弟弟热切地盼着父亲烟盒空了好给他们叠了玩，这两个牌子的烟盒颜色十分美丽，那在小朋友中是最值得炫耀的。后来我丈夫吸烟，一天一盒！我十分不屑：你那是吸烟？你那是吸毒！我爸那才是享受.......家里订阅着好多报刊：《中国画报》《参考消息》《红楼梦学刊》《文学与批评》.......他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高工资也为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文化大革命时，父亲被关进“牛棚”，几个丧心病狂的“造反派”，手持12号铁线，边抽边问：“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问一句，抽一下......十一个月后，父亲回家，后背的伤痕条条突起，我轻抚着父亲的伤痕，心痛，仇恨……
1950年代，父亲在内蒙古邮电学校任专业课教师
1950年代末，内蒙古要发展东部经济，电讯仍是先行者：呼伦贝尔盟要办邮电学校，父亲做为“呼盟邮电学校筹备组”成员，来到海拉尔。一年后，由于国家正在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下马，筹备组所有成员就地安排在当地邮局工作，父亲的职务是技术督察。1960年，我们举家北迁，一家七口人，在北京颐和园留下了珍贵的全家福。
1960年代初全家北迁，途经北京 ，颐和园合影
海拉尔六年，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在慢慢恢复，父亲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是我记忆中难得的平静生活。这期间，除弟弟外，我们姐弟四个陆续读中学，小学。父亲非常关注我们的教育，几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从来不用家长操心。
父亲为我们订刊物，给大姐订《共青团员》，给二姐和哥哥订《少年报》，给我和弟弟订《小朋友》，加上父亲订的若干报刊，我们家似乎总有东西可读，反正不管是给谁订的，只要认识字就抓来看，给谁订就是由他来保管而已。阅读，对我们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姐弟五个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人品贵重，品质优秀。
1960年代初父亲（左）和舅舅
1966年夏天，邮局局长白乙拉（父亲曾无数说“这是一个优秀的蒙古人”）调到科尔沁草原的乌兰浩特市任职，走时，点名带我父亲一起上任。那是一个爱才的局长，但谁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害了我的父亲，也害了我们全家……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全家（大姐因上中专留在了海拉尔）在乌兰浩特下火车，邮局派一挂马车接我们，马车走到一半时被前面的游行队伍堵住了，无法通行：青年学生们正在展示他们的“战利品”，喇嘛庙里的佛教用品。后来听说是砸了成吉思汗庙......马车拐进背街，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等待父亲的，是一场再也走不出的厄运......到乌兰浩特没有多少天，白局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就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拉下马，又踏上一只脚。
这是文革初期最常见的情形，受到触及的都是领导干部。父亲是业务骨干，负责的是技术，最开始还以为这“革命”与自己无关。但很快，有人发现了问题：这个人工资怎么这么高？我们一个月38.6元，他是我们的三倍？查，干什么的：报务员？摆弄电台？被打倒的局长带来的？罪名？国际特务！父亲刚刚调到新的单位，没有朋友，没有要好的同事，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说句话的人，于是，父亲就和局长一样进了“牛棚”。
从1967年到1968年，被关押11个月，出来时，39岁的父亲已经两鬓苍苍，还有，就是那触目惊心的累累伤痕：这场“革命”，触及父亲的不仅仅是灵魂，还有皮肉！
出了“牛棚”，父亲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被革委会勒令下基层劳动改造——当年的乡邮员们现在都是领导干部，他们的活总得有人干吧，所以被打倒的这些“牛鬼蛇神”们都变成了投递员。做城区的投递员相对轻松，但轮不到父亲这些人，做乡邮员，周边几十里各公社！北方的冬春，大风，暴雪......父亲每天早上出发，绿色的邮袋里装满了报纸杂志信件，晚上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记忆犹新的是冬天，风雪中回家的父亲，身上穿着乡邮员的劳保服：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领口全是霜雪，眉毛胡子和帽子上都是冰水，脱下大衣，里面却都湿透了。父亲从小养尊处优，婚后母亲也竭尽所能宠着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独子，这样的体力劳动，摧残着他的肉体，更摧残了他的精神。从那时候开始，父亲迷上了喝酒。从开始的三天、四天喝一次，到两天喝一次，到一天一喝，到一天两顿酒；从开始的一次喝一杯，到一次喝两杯，三杯......
酒后的父亲，常常回忆在内蒙古邮电学校当老师时的精彩往事：“我没看表（父亲有一块极精美的怀表），但我说，这堂课就上到这时，铃准响。”“密码本我从来不用，你说汉字我就写出密码……”我们都见识过父亲惊人的记忆力：从父亲在呼和浩特当老师往后算20年，家里给大姐打电报，父亲都是写完电文再写好密码，我们去发出时收费减半，从没见过父亲去翻密码本！学生们崇拜着，敬仰着当时风华正茂，风度翩翩的韩老师......
我们知道，在内蒙古邮电学校那几年，虽然父亲从大都市到偏远的边疆地区，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他的精神是愉悦的，内心是充实的，所以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心理安慰，在他最难熬的岁月里，这段历史也成为他永远的回味。
1980年，一切沉冤都昭雪了，工资补发了，职务恢复了，父亲却已经病入膏肓：去呼和浩特出差，途经北京，去商场给我买凉鞋。付款后，走了；到大街上，惊觉：鞋没拿！快步回去拿鞋，再出来，走到路边，蹲下站不起来了。
同行的领导就近送父亲入院，一查，肝癌晚期！1981年6月，父亲病逝于天津老家当年出生的院子里，终年不到52岁！——这双鞋，我一直没有穿。
1981年，父亲最后的影像，四个月后去世
整个1970年代，是父亲借酒消愁的时期，为了排遣心里的郁闷，父亲主动要求和我一起捋野菜。那时候父亲工资扣发，每月每人只发7元生活费。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学当地人养猪，我是我们家捋猪菜的主力。
父亲的请求让我喜忧掺半：坐父亲的加重自行车是挺好，可捋猪菜，父亲会吗？到了野外，我的担忧果然没错：刚刚一一指给他看：“这个是曲麻菜““这个是灰菜”“这个是苋菜”......转身功夫，父亲手里抓着一把什么草，问我：“这个是么……”唉，父亲白晰，修长的手不是干这个的啊。
同行的邻居高大爷，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革命，也被打倒在家闲着，人家真厉害，什么野菜都认识，手又快。最后，人家父女俩一麻袋，我们父女俩半麻袋！回来的路上路过香瓜园，父亲眼睛放光：去买瓜，我会挑！一会儿挑一堆，空着的麻袋正好装瓜。于是乎，我们也满载而归！果然，父亲挑的瓜个个甜，撑得我们肚子疼！弄得哥哥弟弟不时偷偷问我，爸爸哪天再带你去捋菜？
没有专业可做，父亲在“劳动改造”之余研究做饭做菜。人都说，美食家个个是馋人变的，我信。父亲就是因馋而亲自下厨。用心，加上舍得用油（妈妈旁边看着直心疼：这样吃油，月底怎么办？），父亲做的菜就是好吃！记得乌兰浩特每年夏天从二级站进来一批黄花鱼，四毛二一斤，只卖一天，因为在盛夏，第二天就臭了，年年如此。每次来货，我家必买。父亲做的红烧鱼，真是鲜美极了，余香绕口，终日不绝，吃得我们恨不能把碟子都吞了
当时大米一个月一户二斤，不够全家人吃一顿，父亲想出一个主意：用开水一遍又一遍洗红高粱米，把米洗成了近乎白色，然后掺入大米中，以假乱真的大米饭还真的让我们一饱口福。母亲就一直不懂：怎么就不嫌费事呢？我们其实也是在多年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渐渐懂得，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全家的伙食，也不是仅仅追求一种生活的品质，父亲是在排遣心里的忧郁，因为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时，是可以忘忧的。
父亲自己际遇不佳，但一直关注孩子们的教育，在工资被扣发，家里经济不宽裕时也一直坚持给我们订阅报刊，还经常把单位图书馆的书借回家。1970年代，一家一盏白炽灯。饭后，洗手，期待着父亲打开从图书馆借回的书，然后全家人在一盏白炽灯下读书，这个场景，成为我们全家人的集体记忆。后来我在师专读书，我班的曲俊杰是我哥哥的儿时伙伴，他说：“晓秋家里有一种贵族气息……”我知道，他说的“贵族气息”，就是我家的读书氛围。只有读书，才能让1970年代那个寒碜的家有了“贵族气息”。
平日父亲督促我们练字。父亲读过私塾，毛笔字底子极佳，邮局家属大院的春联，每年都是父亲亲自措词亲笔写完送给大家。春节时，整个家属大院的春联，成为那时的一道风景线。那时买不到字帖，父亲写了字让我们临摹，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姐弟五人的字都拿得出手，尤其大姐，更得了父亲的真传，能写会画！每次大姐回家探亲，父亲都会组织我们作诗写对。父亲出题，我们或整首，或一人一句，得了表扬高兴，被否定也不恼，笑着写，笑着评，满室墨香！
大姐每次回来探亲都舍不得走，恋得就是家里的这个氛围。在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父亲是怎样的用心良苦，为我们的成长撑起一片绿荫啊。因此，在文化革命的十年里，我们学业虽然都荒废着（我们五个，只有大姐在文革前初中毕业），都没有正式上过几天课，但后来都成为各自单位里的业务骨干，成为中学同学群里的皎皎者，不能不说这是父亲给我们打下的底子。
最后的全家福，从此亲人不全
父亲和他那一代大多有专业知识的人一样，一生追求进步，信仰共产党，以至于1957年差一点被当“蛇”引出洞：邮电学校贴一红旗榜，谁给组织提一条意见挂一面小红旗。父亲和另一个无锡籍老师并驾齐驱，甩开众人，扶摇直上。这时父亲一个好友（我们全家的恩人啊！）暗中指点父亲：“宝仁，我感觉味儿不对，那红旗你别争了。”父亲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听了这个朋友的话，红旗从此戛然而止，那个南方人一枝独秀。最后，邮电学校右派指标一人，毫无悬念地给了那个无锡冤人，全家被遣送回老家农村。
后来弟弟在邮电学校读书，听当年父亲的老同事说，那人晚景凄凉，连孩子都没有走出农村。弟弟跟我们说这事时，我们脊背都发凉：父亲一念之差，遭殃的就是我们一家啊。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尤其是经历了“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奇怪的是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一点没有变，对党的领袖人物依然感情深厚。
1976年总理去世，中共中央低调处理了总理的后事。那天，父亲低头看着报纸，抬头时，眼里含着泪，颤抖着说了一句：“总理这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家里的气氛顿时凝固了。1977年，总理忌日，四人帮已经倒了，全国大规模纪念总理，父亲每天看报上那些纪念总理的文章，常常边看边流眼泪，他自己在文革中受苦，挨打，都没有流过眼泪！
父亲一生渴望入党，打倒“四人帮”后，又燃起了入党的希望，因为知识分子终于昂起头来，可惜天不假年。后来，我和大姐、弟弟陆续入党，我们共同的想法是：不为自己，为我们的父亲，父亲如果泉下有知，定会欣慰，要知道，当年因为父亲是“国际特务，我们连红卫兵都难入，不用说入团，入党！
父亲一生酷爱京剧，自己就是一票友。经常自拉自唱，无比陶醉。文革十年，只有八部样板戏，我家的收音机里就天天反来复去的唱着“听奶奶讲革命......”“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穿林海，跨雪原.....”偶尔父亲自拉自唱时听到一句半句老戏：“我坐在城楼上观风景......”
父亲本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只是在那个畸型的年代里过早地失去了色彩，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在他的五个子女心里，这道风景线永远不会褪色，随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不断放大，并永远地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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