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冯印谱：父亲那顶沉重的“帽子”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原题
父亲那顶沉重的“帽子”
作者 | 冯印谱
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最最发愁的一件事，不是学习成绩上不去，而是老师经常让填写一份家庭情况登记表格。这张表格中，除了本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项目外，还有父母亲的“政治面貌”，父母亲“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等几项内容。
一份简表，别的同学填起来十分简单，也十分轻松，同时还常常表现出某种优越感。而我，一拿到表格，顿时感觉沉甸甸的，举笔填写，笔尖特重，难以下笔。在“家庭成分”一栏，我家属于中农，填起来不费事。轮到父母亲“政治面貌”一栏，母亲是生产队社员，家庭主妇，我填上“群众”二字即可。父亲呢？“文革”伊始，担任大队卫生所所长兼医生的父亲被赶出来，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回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跟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打成一道，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我只好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一笔一划填上“历史反革命分子”七个字。每当写这七个字的那一刻，情不自禁，我心发慌，脸发烧，像是自己做了贼一样，生怕被周围人瞧见。
戴“帽子”后的父亲
摊上这样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我也理所当然被打入“另册”，归入“地富反坏右子女”“黑五类子女”行列。那时年龄小，懵懵懂懂，不清楚“历史反革命分子”究竟是个啥角色，印象中比地主富农还要坏许多。从形象上说，地主富农身穿绫罗绸缎，长得肥头大耳；而“历史反革命分子”则是头戴鸭舌帽，眼戴墨镜，青面獠牙，阴险毒辣。从本质上说，地主富农就是有钱有势，剥削贫下中农，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历史反革命分子”则是拿枪的阶级敌人，腰间插着匕首、盒子炮，专干绑架、投毒、暗杀勾当的特务。我常常拿这些从书本、电影、戏剧里看到的坏人形象，跟生活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一对照。可是，对来对去，在父亲身上，怎么也找不出一丝凶狠、毒辣的影子。
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后，父亲的个人形象被整个颠覆了。此前的父亲，一副慈祥的面庞，高高的鼻梁，两眼炯炯有神，黑乌乌的头发留着分头，身材修长，腰杆笔挺，走路脚步利索，格外精神。他经常穿一身农村少有的洋布制服，上衣有四个口袋，左上面小口袋别着一支钢笔，下面的大口袋装着针灸用的银针盒和听诊器。
此后的父亲，一头浓黑的头发剃掉了，变成了跟许多农民一样的光头；洋布制服脱下了，换成了折叠腰裤子的农民服装；一双结实的牛鼻梁布鞋代替了时兴的白球鞋，以防干活时尘土塞进去；脖子上悬挂着一个旱烟袋，地地道道一副农民装束。
我家祖上悬壶济世，父亲从小跟随爷爷行医，学会了治疗各种眼病。五十年代初，父亲组织本村和邻村几位私人医生，携带着自家的所有医疗器械，在我们村创办了一所健康联合诊所。他又学习了西医，对于诊脉、针灸、输液、开中西药疗方，尤其是给小孩治病，都比较拿手，甚至在县医院做一般手术也小有名气。
父亲以满腔热情拥抱新社会、新时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被提拔为高村公社卫生院院长。
担任公社医院院长的父亲（前排右1）
如今，父亲需要从头学习干农活，挖地、担挑、割麦、拉车等体力活不用说了，就连犁地、耙耱地的技术活也学会了。为了多挣工分，别人赶着一头牛犁地，父亲则赶着一大一小两头牛犁地，以便调教小牛犊学习犁地。没有一定的技能和耐心，是难以调教好牛犊的。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长还让父亲担任生产队的“正活组长”，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每天率领十几位贫下中农、中农成分的老汉犁地耱地，干得可欢实哩。这绝对是一个上档次的黑色幽默，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妙讽刺。
当医生的父亲，特别慈祥，特别和蔼，特别耐心，特别随和。家长们抱着婴幼儿找他诊断、打针，小孩子又哭又闹，父亲一边微笑哄逗小孩，乘其不备，一边迅速地完成了诊断和注射。患外伤的病人找他，不管伤口流血流脓，父亲一点也不嫌弃，放下正在吃饭的饭碗，细心为病人清理伤口。夜半三更，尤其是寒冷的冬天，父亲在熟睡，大门外有人叫他去家里看病，父亲二话没说，翻身起床，带上医疗器具就去了。
父亲的看病技术和敬业精神，甭说在本村，在方圆几十里也是人见人夸。不知有多少人受惠于父亲的初步诊断和治疗，挽救了生命。父亲曾有意让姐姐和我继承他的医术，可我俩后来都没有学医，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从小看见父亲太辛苦了，失去了当医生的兴趣。
戴上“帽子”的父亲离开大队卫生所后，公社新派来一位医生。但是，村里很多群众不信任新医生，患了病，仍然来我家找父亲诊疗。乡里乡亲的，父亲来者不拒，尽心尽力。他不能开处方了，不能打针输液了，只能给患者建议使用什么药物，给患者诊脉、推拿、针灸。
大队卫生所门可罗雀，我家却门庭若市。新来的医生闲得慌，他以前跟父亲个人关系还不错，表面上没有跟父亲过不去，找个托辞，借用一下父亲的银针盒，父亲没多想便借给他了。好长时间过去了，仍然不见归还银针盒。父亲找他讨要，他竟然回答，不小心，把银针盒弄丢了。父亲这才恍然大悟，新医生嫌弃社员们纷纷找父亲针灸，使了一个并不十分高明的小把戏。
作者母亲
父亲很生气。母亲反而高兴，说往后有人再来找你针灸，就说没有针盒了，好推辞。母亲反对父亲继续给社员看病，担心父亲成天干农活，双手不消毒，万一看病出个闪失，造反派给你摁一个“阶级敌人猖狂报复”的罪名，可是担当不起的。
这样一个父亲，怎么能跟“历史反革命分子”划等号呢？
这样一个父亲，怎么能跟绑架、投毒、暗杀的特务划等号呢？
这样一个父亲，怎么能是“根黄叶烂心不死”，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我需要在每一份家庭情况登记表格上，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填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父亲“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一栏，填写上“解放前在新绛县代理过三个月伪编村村连长职务”。从小学、中学、直至上大学，这一份表格我不知填写过多少次，每一次填写，都是一种痛苦的心灵折磨。
关于父亲的这一历史污点，他告诉我说：
那是1948年，他跟随爷爷在新绛县董村镇行医。因为给阎锡山统治的新绛县县长的母亲治好了眼病，该县长为了报答，声称时下兵荒马乱，想给父亲挂一个编村村连长职务。这样的话，社会上那些溃兵和地痞流氓，就不敢对你的私人诊所随意欺负敲诈了。父亲既不好当面拒绝，也没有当面答应，推托说回家跟爷爷商量商量。万没想到，该县长在与父亲谈话之后，自作主张，把父亲的名字报上去了。编村连长前面加“代理”二字，或许是上面要对新人选进行一番考察和考验，看能否胜任。三个月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新绛县城，阎锡山的伪政权土崩瓦解了。
对此，父亲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组织上“外调”时，在新绛县的敌伪档案中查了出来。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家庭情况登记表格中还有一个栏目，“父母何时何地从事过何种反动活动”。
我问父亲：“你担任这个职务，替阎匪政权做过啥坏事？”
父亲着急地辩解：“我连这档子事都不清楚，能做啥事？”
“哪组织上咋处理你的？”
父亲回忆道，“四清”运动后期，搞人人过关，政治气氛十分恐怖。他们说我入党时没有交代这段历史，对党不忠诚，以欺骗手段混入党内。我没法解释。最后给我的处理结论是三条：开除党籍；撤销现任职务；免于一切刑事处分。
我曾向他人打探，阎锡山乡村政权的编村连长是多大的官职？有人告诉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大队民兵营长吧。
父亲认识不少字，却连一封完整的信也写不来。大队治保股经常把“黑五类分子”集中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社论，每一次都要求写出学习思想汇报。这个任务先由姐姐代笔，后由我承担。我在思想汇报中，肆意“抹黑”父亲，说什么“死心踏地为阎锡山反动政权卖命”“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然后话锋一转，“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不杀之恩”“给我痛改前非和重新做人的机会”等等，生怕思想汇报写得不深刻，交不了账。
作者的姐姐和姐夫
大约1970年左右，村里一位社员的外地亲戚找父亲看病。他是国家干部，无意间聊起父亲的“历史问题”。他说，你这个“帽子”有点冤枉。其一，历史问题和历史罪恶是两码事，何况，你对担任代理伪编村连长一职并不知情。其二，你被开除党籍、撤职后，组织上仍然安排你担任大队卫生所所长兼医生，这完全是按照人民内部予盾处理的。其三，1964年后，你还领取到一张《选民证》，享有选举权，充分证明你不属于阶级敌人。其四，“四清运动”已经给你做出了处理结论，你没干坏事，不应该再做二次处理……
他继续分析，如果说你真有问题，就是在入党时，没有向组织讲清这段历史，从纯洁党组织方面说，开除你的党籍也有一定道理。
天哪！他讲的头头是道，我们哪里知晓？
这位亲戚十分热心，在父亲请求下，他帮助父亲写了七八页稿纸的申诉材料，鼓励父亲向上级申诉。捧着申诉材料，父亲望着我，激动地说：瞧瞧人家，有文化，就有水平，你一定要用功读书啊。
担心时间久远，父亲记忆有误。我们请在县公安局工作的表姐夫史仲兴，上县档案馆查阅一下档案。不久，表姐夫托人查出来了，“四清运动”对父亲的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开除党籍、撤职处分，免于一切刑事处分。
真相大白。
然而，该上哪儿申诉呢？万一闹不好，被认定是“阶级敌人企图翻案”，授之以柄，如何了得？
这顶“帽子”压在父亲头上，给他本人造成十多年的身心伤害，难以尽述；
这顶“帽子”压在母亲心头，给她为丈夫、为儿女日夜担惊受怕造成的心灵伤痛，难以尽述；
这顶“帽子”压在我姐姐心头，给她考大学、找工作、民办教师转正、入党、婚姻等造成的影响以及心灵伤痛，难以尽述；
这顶“帽子”压在我心头，给我的入团、推荐上高中、找工作以及心灵伤痛，难以尽述；
这顶“帽子”压在我们全家，像一块巨大沉重的磐石，逼得我们弯腰屈背，难以抬头；又像一面写满耻辱的黑布，密不透风，几令窒息；
这顶“帽子”压在我们家所有亲戚心头，他们的子女遇到入团、入党、招工、升职的时刻，都必须填写家庭情况登记表格的另一个栏目“社会关系”。他们对我父亲或称舅父、称姑父、称姨夫……组织上必须进行严格的“外调”，并要求大队支革委开具证明，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进步。
春天终于来了，1979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才得以摘掉。父亲说，那一天，全公社的“黑五类分子”被召集到公社大院，宣布摘帽决定。轮到父亲上台领取摘帽手续，公社武装部长说了一句话，令人欲哭无泪：奇怪，你原本就没有戴过“帽子”啊？！
至此，本该收笔了。然而，还有几点补续：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上邻近的河津县给人治病，抱回一个出生不久的弃婴。父母亲在本村为弃婴寻找了一位奶妈，收弃婴为养子。这个弃婴就是我！
——这是多年后，比我大十多岁的姐姐冯印秀亲口告我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初中毕业，因为父亲头上这顶“帽子”，连续两年，没能被推荐上高中。悲伤无奈的父亲找到我的奶爸和奶妈说：“全都怪我哪，不能再耽误孩子啦，要不，就让孩子……归你们吧！”奶爸一口回绝：他叔，你辛辛苦苦养育了十多年，不能做这事啊！
——这是多年后，我奶妈的大儿子冯礼哥亲口告我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许是良心发现，一位曾经的大队干部酒后露口风：“文革”初起，公社向大队要“黑五类分子”名单，他知道我父亲有“历史问题”，随手将父亲的名字报了上去。
——这是多年后，我隐隐约约听说的。
哦！父亲！“帽子”！
我早己泪眼朦胧……
作者和妻子、儿子、儿媳
2013年8月8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10日修改
2018年11月11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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