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冯印谱：父亲一生的悲喜剧
老编的话：父亲节将届，本号开辟“背影”专题，推送新三届学友缅怀先严、不忘来处的系列文图，敬请垂注。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本文作者冯印谱。
我的父亲名叫冯世凯，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乡宁县吉家原乡石固村。
我的爷爷排行老三，生下伯父和我父亲两个男孩。因为大爷没有男孩，我父亲就被过继给了大爷。二爷有一个男孩，长大后在兵荒马乱中失踪了。等伯父和父亲长大后，两人都跟随二爷离开乡宁老家，辗转到邻近的稷山、新绛、万荣等县行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落脚于万荣县高村乡丁樊村，再也没能回老家，兄弟俩实际上等于成了二爷的儿子。
在老家种田的大爷和三爷去世时，皆因世道混乱和音信不通等原因，伯父和父亲都没能回去料理，他们的后事只好靠本家族的长辈出钱安葬。
二爷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的医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我家祖上治疗眼病很有名气，不仅有自己配置眼药的秘方，而且在西医尚不普及的年代，能够施行金针拨眼手术治疗白内障，悬壶济世，口碑良好，曾有皇帝题赠过“三晋名医”的匾额。
虽然我在县志和有关资料上没有查到有关记载，但我回过一次石固村，父亲的老家在远离县城几十里的山沟里，建有多座青石砌顶的石窑院落，雕梁画栋的两层门楼，虽已破败不堪，但遥想当年如果没有相当的财源，这样规模的住宅建筑是不可想象的。在二爷手把手的培养下，我大伯、父亲、姑父、远房堂兄等好多人都成了能够独立开诊所的名医。
图1。
图1摄于1954年4月4日，地点是在丁樊村一个晋南农家常见的四合院落，父亲和邻村几位同仁成立了一个健康联合诊所。后排右二就是父亲，他在七人中年龄较小，坐在那里神态自然，面带微笑，对新成立的联合诊所充满了自信和希望。是的，当新中国的曙光初露早霞的时刻，父亲就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臂。
听母亲说，丁樊村土改期间，农会干部开会经常就在我们家，父亲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照片背景中“预防为主”和“治病未然预防胜于治疗，注重卫生健康就是幸福”的对联看，联合诊所无疑是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心联系同仁促成此事的，这在当地是一件新生事物，所以他们特意请了摄影师拍照留念。
这个联合诊所当时是不是股份制形式，不得而知。一年多后，父亲的联合诊所应该说办得相当不错，1956年1月1日，父亲领到了由万荣县县长王国英盖章的“联合诊所开业执照”，上面写着科别：普通内外科，负责人：冯世凯。时年父亲36岁。
这份时隔几十年后仍然保存完好的行医执照，表明了父亲当时不故步自封，拓宽视野，善于学习其他新医术，跳出了保守的家族式治病的窠臼。
图2是父亲（后排左一）参加晋南专区针灸医生培训班的合影。顺便说一句，王国英县长在万荣县工作期间口碑很好，他后来担任过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站长，凡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无不交口称赞王国英书记是实干家、人民的好公仆。
图3。
图3拍摄于1959年中秋节，是王亚公社高村医院中西医医生联欢留念。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论职务，他担任了高村医院院长；论业务，他中西医技术都能拿得起，尤其擅长眼科、儿科和针灸，做普通外科手术在全县也称作“一把刀”；论家庭，母亲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与邻和睦，家中又添了姐姐和我两个孩子，其乐融融。照片中的父亲（前排右）留着时髦的分头，双目炯炯有神，信心百倍，神采飞扬。照片中惟有父亲穿着白鞋，可能是按照风俗给去世的爷爷戴孝吧。
图4。
图4是王亚公社医卫人员欢送解医生临别留念，这时公社医院人员已增至二十人，说明医院兴盛，父亲领导有方，事业有成。坐在二排右一的父亲穿着时髦的硬领白衬衫，眼角眉毛都是笑，从容自信，是所有参加拍照的人员中表情最好的。
然而，灾难很快就降临到父亲头上。1964年全国开展了“四清运动”，万荣县医卫人员从查思想查经济查作风到查历史问题，搞得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父亲既是党员，又是院长，自然首当其冲。不知怎么专案人员从阎锡山的档案中，查出父亲解放前在新绛县北董镇行医时，曾担任过三个月代理村连长。
这个职务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搞得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大约相当于解放后一个大村庄的民兵连长吧。行医的父亲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缘于他给当地官员治病有了交往，恰好那里的村连长一职空缺，当地官员为向父亲表示感谢请他予以填补，父亲碍于情面不好拒绝，但也没有答应，没想到该官员就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了。称作“代理”就是考察其能否胜任的意思。
不料，三个月后，新绛县城就被解放军解放了，而此事父亲却一直被蒙在鼓里，酿成了后来入党时“向党隐瞒历史”的隐患。
“四清运动”后期搞得越来越“极左”，对父亲的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免于一切刑事处分，下放回丁樊村卫生所工作。这一从天而降的大祸，对处于风暴漩涡中的父亲心灵的创痛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回到村卫生所后，一心扑在医疗事业上，兢兢业业为群众治病，受到干部群众的夸赞。
“文革”开始，全国一片混乱。丁樊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被造反派打倒了，造反派掌权后，无端地给父亲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他撵出卫生所，回生产队劳动改造，跟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待遇，游街挨批，罚做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义务工，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
图5。
图5摄于上世纪70年代，父亲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并且是受社会歧视的黑五类分子。这时我已长大，看见父亲劳动之余，几乎天天有本村和方圆几十里内的社员来找他看病，他不能开处方，只是尽心尽力地针灸，治疗眼病，为病人买药提建议。经他亲手医治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来不收取病人一分钱，有的病人心里过意不去，逢年过节送点白面馒头和自家产的水果。
即便如此，在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受贿、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中，我们家遭到了村里民兵的突袭式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父亲看病使用的注射器、针灸包及治眼病的器械，陈列在全县举办的抄家成果展览会上供革命群众参观，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冯世凯私设地下医院”。当时我被学校组织前去参观，羞愧难当，心中的滋味难以表述。
父亲的“历史问题”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头上。父亲小时没上过几天学，吃了不少没文化的亏，对我们姐弟读书非常重视。晋南农村普遍重男轻女，女孩子或干脆不让念书，或念到三四年级就辍学了，姐姐却是丁樊村唯一念完高中的女孩。
姐姐在“文革”前参加高考，因父亲的问题，政审不合格与大学无缘。我上高中尽管学习成绩突出，但因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贫下中农的推荐，伤心的父亲曾背着我狠抽自己的耳光，痛心地自责因为他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入团、入党、招工更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
母亲成天操持家务，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父亲忍受着心灵和体力劳动的重压，很快学会了许多从没接触过的农活，以“黑五类分子”身份还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领工的作业组长。他依靠挣工分，经营一点自留地，偷偷摸摸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出售，维持一家人的最低消费，抚养一双儿女成人，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的十多个年头，想想父亲需要多么大的承受能力和坚强的毅力啊！
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两年半，高考制度恢复后，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父亲捧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双手颤抖，喜泪盈眶。热情的乡亲们在我家门口接连放了两天鞭炮，以示庆贺，父母亲欢喜地买了糕点、水果、罐头等食品，招待一批批前来庆贺的客人。
第二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获得平反，他又回到了村卫生所当医生。这年暑假，我用节省的助学金请父亲来上海游玩，还乘船去了南京。
图6。
图6就是我和父亲在上海黄浦公园的合影，背景是人们熟悉的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身心俱获得解放的父亲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变化，饱经沧桑的脸上洋溢着慈祥而甜蜜的微笑，他是发自内心的。
父亲在丁樊村卫生所一直干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他年纪大，劝他辞职休息。但他在家仍然闲不住，在责任田栽种果树，给上门的患者治病，不收取任何费用。
1998年，父亲因患肺癌，保守治疗了一年多辞世，享年78岁。第二年，我母亲又患胃癌去世，临终前母亲含泪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原来是她和父亲的养子！
（原载《老照片》第52期，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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