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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王平平：天地悠悠思无限

王平平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执笔者

王平平，河北清苑县人，1955年生，1967年～1973年在内蒙古师大附中读书，1975年-1978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插队，内蒙古师大生物系77级，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农业学校、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任教，高级讲师，副教授级别，2015年退休。

原题

天地悠悠思无限

——回忆父亲

执笔：王平平

45年前的今天，父亲走了。

我父亲王剑秋（原名王琪，又名王宝贵）1914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北王力乡刘村。虽然叫刘村，但村里王姓族人却占多数。我们兄弟姐妹几人2010年去刘村探亲时了解到，刘村有一条街道叫“王家大街”，街道两旁的村民全部姓王。稍微上点儿岁数的老人中，有的还能叫出我爷爷、奶奶甚至我父亲的名字来。

由于我父亲出生在大户人家，所以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上学，接受传统教育，因而。奠定了较深厚的文化功底。“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以及科学、民主等思想在中国大地得以迅速传播。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我父亲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组织领导了清苑县的抗日学潮。

1936年，父亲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预科班。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他广泛地与教师、学生沟通交流，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接触并吸收了不少新知识、新思想。当时，中共党组织在学校里也有活动。由于父亲是“学运”的积极分子，在受到学校当局“重点监督”的同时，也引起了学校党组织的关注。

在辅仁大学还未读满一学年的时候，1937年7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在抗日热潮不断高涨、全民积极抵御日寇侵略的大环境下，我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河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革命斗争的考验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在晋县（即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誓师抗日，吕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着手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组建冀中八路军初期，我父亲动员我爷爷出钱在家乡建了一所学校，聘请了几位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化人担任教员，对穷人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对兵员的需求日甚一日。此时，担任八路军扩兵工作团团长的父亲，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冀中大地广泛地宣传抗日，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经过不懈努力，扩兵工作团吸收了大量的青壮年入伍，为扩大我军武装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2年，日寇在冀中平原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大扫荡”中，由于通讯员的叛变投敌，父亲不幸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监狱中，父亲虽然受尽了日本鬼子的酷刑，但没有向敌人透露我党我军的任何秘密，自始至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在的父亲入狱的80多天中，敌人天天审讯，日日过堂，摧残了父亲的身体，但丝毫没有动摇父亲的革命意志。

日本鬼子把我父亲折磨得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死在狱中。日寇认为，这个人肯定没救了，何不用这个活死人换点儿钱呢？于是日寇放出话来：可以赎人。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用可以买三辆摩托车的钱将我父亲赎回。赎回后，马上送到医院抢救。

经抢救，父亲的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一身的后遗症。一遇刮风下雨，就浑身难受；头上的小疙瘩层出不穷，总是发痒，头发也基本掉光了。后来听说这是日寇给我父亲注射毒针所致。

由于当时斗争环境非常残酷，不容党组织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因此规定，中共党员只要一天不在党指定的位置，就按自行脱党处理。这就是父亲历史上所谓的脱党经过。

父亲被我爷爷赎回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慢慢得以恢复。刚刚能挪动身子后，他便开始寻找党组织，但由于自己所在的党组织早已转移，因此寻找无果。

当时，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青年向往的抗日中心，父亲满怀抗击日寇、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一边寻找党组织，一边向延安进发。在到达距延安不远的绥德时，父亲巧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情报员赵孚民。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都感觉相见恨晚，相互视为知己。在赵孚民的鼓动指引下，父亲从此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党的地下特工生涯。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决定恢复北线情报组织，组建了绥蒙情报站，选调一批干部派往绥蒙。1945年9月，赵孚民（此时化名鲁南）落脚绥南，任国民党绥南专署秘书。1946年2月，又至包头三青团团部任股长，主编《复声周刊》。

在此期间，赵孚民发展我父亲及米景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我父亲的第二次入党），与崔际周（王发）共同组成了党的地下工作小组，由崔际周出面在包头二里半开设旅店，作为接头和传送情报的据点。

1946年6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适逢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室头目张庆恩被委任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正在积极扩充国民党特务组织，到处网罗特工“干将”。赵孚民以情报（过期失效的）为见面礼，顺利打入敌特要害部门，被委任为国民党绥远省特种会议秘书处中校研究科长。不久，他又推举父亲任少校研究科员。

父亲和赵孚民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要害部门后，利用合法身份搜集了大量情报，不断发展壮大我党地下特工组织，为了解敌情、反特锄奸、保护同志、瓦解敌人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情报及时被延安掌握，国民党特务怀疑是父亲所为，便把他投入了监狱，当时是傅作义亲自审问了他。在狱中，父亲机智巧妙地和他们斗智斗勇，保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

敌人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最终无奈地释放了父亲。之后父亲依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敌人周旋，为陕甘宁边区战略决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由于父亲所在的赵孚民（鲁南）情报小组几次送出的情报都很重要，且时间紧迫，引起了贺龙同志的重视，他便电询延安，问鲁南是哪家派往绥远的。得到答复后，贺龙建议将鲁南情报组的关系转交晋绥，以便于领导。因此，1946年10月以后，赵孚民（鲁南）情报小组的关系即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转为晋绥公安总局，晋绥公安总局又将其交绥蒙公安处（内蒙古公安厅前身）。

1947年1月，赵孚民因患斑疹伤寒并发心脏病，在归仅绥市公教医院不幸逝世，年仅33岁。新中国成立后，赵孚民被追认为烈士，安葬于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

赵孚民烈士牺牲后，我父亲化悲痛为力量，接过先烈的接力棒，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搜集敌特情报、壮大绥远地下党力量、粉碎敌人阴谋、策反国民党部队、促进绥远和平解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和战友一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功策划了国民党某部团长魏岗及全团大部分官兵的起义，并安全送到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魏岗被委任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参事。

由于绥远是和平解放，国民党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也有“九·一九”起义后又反水而改头换面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还有从外地逃亡到绥远的有血债的地主、资本家，以及仇恨共产党、试图颠覆新政权的敌对分子。因此，绥远和平解放后，父亲仍在搞地下工作。父亲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摸清上述敌对势力的情况，反馈给公安机关，再由“地上”相关人员去处理。

关于这一段经历，父亲对我们是守口如瓶。但我们从他战友口中得知，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电影《虎穴追踪》，就是以我父亲及其战友的事迹为原型拍摄的，从中可窥见他们工作的艰辛和斗争环境的险恶。

到从绥远和平解放到1956年这9年时间里，为完成绥蒙公安处交给的任务，父亲带着全家，几乎走遍了绥远省的各个地方。我大姐1948年出生在归绥，取名“绥”，我大哥出生在白云鄂博，取名“云”，我二哥二姐都在五原出生，分别取名“义和”（该县有条人工河叫义和渠）和“媛”（原的谐音），我出生在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平地泉，取名“平”，我弟弟出生在呼和浩特，取名“青城”。从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中，也能显示出我父亲为党拼搏奋斗的工作足迹。

全家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执笔作者

1956年，在我刚满1岁的时候，父亲从公安战线转业到教育战线。从此，父亲才真正从“地下”转到“地上”，同时也掀开了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拼搏奋斗的新篇章。

刚转业时，父亲被分配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前身）工作，任膳食科副科长；1958年年9月，调到内蒙古师院附中（师大附中前身）任总务主任；1965年任副校长。在教育战线工作期间，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坚持真理、不畏邪恶、不图名利、一心为公。对同事真诚坦荡，对下属关怀备至，深受师生员工的爱戴。

我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窦长婷就告诉我，20多年前她来师大上班的第一天，就是我父亲接待的她。父亲带着两个人给她搬床、搬办公桌，收拾屋子，亲力亲为，全都安顿好了才离去，让她记忆深刻。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爸爸是个慈祥、和蔼、乐观、极富爱心的人。那时我家住在师院附中家属院平房第一排，门前不远有两排大树，邻里之间没有围墙，所以显得院子很大。在周末的大树下，经常能看到父亲给我的哥哥弟弟理发，理完之后就给邻居们家的男孩儿理发，一个接一个。

父亲一边理发一边和孩子们聊天，父亲说话很幽默，经常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有时他也会拿出钉鞋工具，给左邻右舍的老人孩子修理鞋子。那时我感觉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鞋匠和理发师，谁能相信是中学的一位领导呢？

大概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开家长会，一进南门外小学校门，就看到许多老师主动向父亲敬礼问好，连我的班主任也是如此。我诧异地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我马上回了父亲一句，当老师这么好呀，我以后也当教师，父亲也高兴地回应说好啊。真没想到一语中的，长大后我真成了老师，而且成了我一生的事业。

在我11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谁也想不到，我们慈祥可爱的父亲，党的忠诚战士，却受到了无端的污蔑、诽谤，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惨遭迫害，经常被审问、批斗、监督劳动甚至关押。面对这始料不及的变故，我又惊又怕，不敢上学，也不敢出去玩，惶惶不可终日，晚上经常做噩梦，并开始失眠。

直到有一天中午，附中的体育老师约斯拉图来找我，他手中拿着师院体育系专门给家属小孩们办游泳训练班的报名表，说家长签完字就可参加，不需缴费。但在报名表后面很醒目地写着一条：在训练中如出意外须由家长承担责任。我接过表格后，没想别的，只是想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了，于是马上拿给父亲让他签字。

父亲拿到表格后仔细看了看说，好事，我支持。说完马上签了字。我拿着表格转身就向外跑，兴高采烈地把表格交给约老师，并把父亲的话和他说了一遍，他点点头笑了，并告诉我，院里有好几个孩子家长表示反对，不给签字；只有你父亲签字了，认为我们做得对。

当时正值父亲被“打倒”，约老师不敢多说什么，但从他简短的话语中我看到他对父亲的敬佩之情。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师院学游泳，很快就学会好几种泳姿。在游泳训练班里还结识了许多小伙伴，这些小伙伴绝大多数处境和我一样，谁也不嫌弃谁。自此，我慢慢地从自卑的阴影中走出，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性格又恢复了以往的率真与活泼。真没想到父亲的这一小小的明智之举使我不仅会了游泳，结识了那么多的好朋友，还摆脱了心理阴影。

记得1967年4月的一天，门外边的大喇叭里传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实况转播及江青的讲话声音。当时只有我和父亲在家，我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无聊地看着爸爸在家写所谓的“认罪材料””。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呀，我赶紧跟父亲说，父亲听后苦笑了一声说，我也不能出门，给你两块钱自己买点儿吃的吧。

接过钱我兴冲冲就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卖铺买了几斤核桃，回来后父亲马上找出一个小锤子给我砸核桃吃，砸一个我吃一个，父亲见我吃得津津有味，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的生日是我记忆中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生日，也成为我永久的回忆。至今每年过生日时，父亲砸核桃的声音总在我耳边回响，巨大的幸福感顿时涌上心头。

1968年7月，哥哥姐姐要去下乡插队了。那一天妈妈和其他人都去送站了，只有我和弟弟、爸爸在家，而爸爸被勒令不准出门，想去送孩子又不让出门。只记得父亲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步，满脸都显现出对儿女的牵挂与无奈。尽管他和妈妈总是相互安慰说当年我们打鬼子送亲人上战场都是高高兴兴的，现在只是下乡当农民，有什么好伤心的。

然而，那种思念儿女的心绪让父亲还是难受了好长时间，每天都盼他们的来信，收到信后也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两个月后，父亲得知姐姐回来探亲，赶紧请假从“牛棚”赶回来，向姐姐问了好多乡下的事情，看到姐姐一切都好，父亲兴奋不已。

正在高兴之中，姐姐突然神情低落说回家时坐火车没钱买票被抓，让写下父亲的名字才放走，说是以后会找父亲算账。我们一听都紧张起来，算账是否意味着要拉父亲批斗？没想到父亲爽朗一笑说没关系的，别怕，你回来就好。听到父亲这样说，我们顿时轻松下来。坐了一会儿，父亲就要回去了，因为他只有半个小时的探望时间。望着父亲一步一回头的身影，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父亲的舐犊之情。

196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父亲从“牛棚”被放回来。望着父亲憔悴的面孔，我们非常心疼，妈妈强忍着悲痛在里屋给父亲换衣服，家里的气氛一时很沉重。这时突然听到父亲用一种很愉悦的声音喊我和弟弟，快看呀，这是什么东西还在跑呢。我俩赶紧跑到里屋，到跟前仔细看，原来是爸爸换下来的袜子上密密麻麻全是虱子在爬，爸爸笑着让我和弟弟帮他一起抓，每抓到一个他还会欢呼一下，好像是取得胜利的样子。

我不解地看着父亲，他却笑着说，没关系的，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时也是虱子多得哗哗往下掉，不照样也过来了嘛。是啊，对于坐日本鬼子的牢房都没低头屈服的父亲而言，关“牛棚””、长虱子又算得了什么？望着父亲坚毅的神情，我看到了什么是坚强豁达，什么是无所畏惧。

1970年底我初中毕业，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下乡或读高中，我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必须读高中，只有读完高中以后才具有最基本的自学能力，才可能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学校不让你读高中的话，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找他们。结果那年上高中不要政审，所以我顺利地上了高中。现在看来父亲说得非常对，如果当年不读高中，恢复高考后根本没能力考大学，更不会有我的今天，是父亲当年的高瞻远瞩成就了今天的我。

在我们家里，永远是慈父严母，父亲对谁都和颜悦色，轻易不发火，可是有一天父亲终于动怒了。由于父亲很早被揪斗致残，瘫痪在床，自己不能亲自交党费，所以每月都让我去交。那天我去替父亲交党费，当时造反派的书记仇博存拒收。父亲听说此事后，激动异常，马上喊起来：他们谁有权利剥夺我交党费的权利与义务？谁有资格开除我的党籍？让他们好好学学《党章》，看看那里是怎么规定的！

父亲义正词严，一口气说了许多关于党章上的内容。让我马上再去交党费，并一再嘱咐我，把他的原话一字不落地说给仇博存听，看他怎么说。我原以为仇博存听后会对我大发雷霆，没想到他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接收了我父亲的党费。真没想到父亲的话有那么大的威慑作用。从那以后，每月我去交党费，他对我开始客气起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拒收的事情。我当时不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但现在想来，那是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是他的生命底线，是他不懈拼搏奋斗的事业，怎会容忍他人肆意诋毁践踏。

然而坚强的父亲还是没有挺过“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于1973年年11月月28日逝世，年仅59岁。

父亲逝世后很多人来悼念他，并向我们述说着父亲的过去，向我们抒发着对父亲的敬佩之情。追悼会那天，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送来的巨大花圈，十分醒目地摆在了追悼会场的正中央，似乎向人们展示着父亲曾经的功绩。学校党总支书记致悼词，悼词评价很高。追悼会空前隆重，前来送别父亲的人络绎不绝，追悼会俨然开成了平反大会。

学校的许多年轻人以及新入职的人，尽管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父亲，但他们肯定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个被打倒多年一直没平反的人的事情，也自发地来追悼父亲，为这位昔日的老校长送行。人心自有公道在啊。

父亲曾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他在公安厅工作的事情组织上是有交代的，不准告诉任何人，只能带到棺材里。所以我们也只知道父亲曾在公安厅工作过，听到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是啊，父亲的一生无愧于祖国与人民，年轻读书时赶上“七七”事变，毅然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时期，他融入抗日的洪流中，为驱逐鞑虏而流血拼杀；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地下工作，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和妈妈去过公安厅原厅长张如岗家，张厅长对我说，你爸爸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党的地下工作时非常危险，你爸爸非常了不起，是我党的英雄。

1982年，在父世亲去世9年以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的冀书楷代表公安厅追授我父亲为对内蒙古的解放作出＂杰出贡献的公安战士”荣誉称号，并发奖金8000元。也许这才是对我父亲那段地下工作的高度评价。

如今，父亲世已逝世45个年头了。几十年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无时无刻思念着我们的父亲。他的忠诚、勇敢、坚强、敬业、执着、机智、乐观、善良，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知道，对父亲最好的思念就是接好他老人家的班，把父亲未竟的事业接过来、传下去。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在他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下，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小有成就，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孙辈人也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建设、改革和发展而努力工作。

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我们却希望有天堂，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和父亲在那里相遇；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我们却希望有来生，因为我们下辈子还想做您的儿女。

好好休息吧，我那累了一生、苦了一生并被冤枉了一生的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口述：王云生、王义和、王青城、王绥生、王媛生

执笔：王平平

2018年11月28日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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