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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任力：贺兰山下的幼儿园生活
任力，1953出生，1974年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读书，先后在宁夏中药厂担任技术员、宁夏卫校中药化学教师。退休前为宁夏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宁夏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
贺兰山下向阳花
作者：任力
1959年2月27日，我６岁，父母带着我，离开北京。从此，我们成了宁夏人，在这里落地生根。
走之前父亲是北京市西城区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到宁夏是响应支援西北建设。原本这不是父亲的任务，他在市级单位，不存在去其他省市支援地方建设的问题。而父亲之所以选择去宁夏，是为了和母亲、和一家人在一起。
母亲当时在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工作。1951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由中央人事部华北分配委员会分配在教育部工作。母亲是在上大学中加入共青团，她从未放弃对自己的要求，坚持进步，曾获得过高教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需要内地派人支援宁夏建设。母亲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怀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的美好愿望报名，请求去西北。她的请求被组织批准了。原计划安排母亲是在内蒙古，因支边队伍中有同志不太想去宁夏，母亲就自愿与他进行了交换。
当时母亲本可以一个人去宁夏，但是父亲说，一家人，要走就一起走。我还有个小我两岁的妹妹，考虑到父母带两个孩子不太方便，于是我的爷爷奶奶坚决不让带走小妹，双方约定，等宁夏生活安稳了，再去接她。
那天，二叔送我们到前门火车站，他给了我一个小盒。小盒里面是一块浅绿色的小鸭子香皂，我非常喜欢，这只小鸭子我一直保留了几十年，即便是在1960年代那段困难时期，也没有使用这块小鸭子香皂，它一直存放抽屉的最里面。2005年搬家我不在现场，让妹妹给处理掉了。
火车即将开动时，母亲的闺蜜、同学、同事黄阿姨赶来送我们。她送了我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花皮球，这种花皮球是个稀罕物，不能充气，银川的孩子们都没有见过，是我童年里特别喜欢的宝贝，轻易都不会拿出来玩，上三年级的时候，忍痛处理掉了。
去宁夏时，我们坐的是卧铺，当时的我以为火车就是这个样子，乃至于1963年时我和父亲坐火车硬座回北京，我还以为火车变了，当时没有直达车，必须在包头换车。
那时的银川火车站，只有一排平房，围墙还是用芦苇编制的。有一辆公共汽车来接我们。我和孙清泰叔叔家的几个小伙伴坐在汽车的最后一排上。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道路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我们一会儿被汽车颠起来，离开了座位，啪的一声，又被扔回到座位上，我们不时地大声地喊着“我又给颠了一个大屁墩儿，”“我的屁股给颠两半了，哈哈”……
就在我们欢乐地叫喊声中，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招待所。
招待所在富宁街。招待所大门外的墙上贴了很多长方形黄颜色的纸。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就问母亲。母亲告诉我，这叫马粪纸，也叫草纸，是便后手纸。这种手纸一直用到1965年，才改用白颜色的一包一包的卫生纸。
母亲分在文教厅，父亲分在新城中学，我在自治区银川幼儿园（现在的银川市第一幼儿园）。
从此，我们成了宁夏人，在这里落地生根。
在保留的缴费本上可以看到，1959年2月我成为自治区银川幼儿园的一员。1960年6月离开幼儿园。在这里，我生活了一年零4个月。
1960年代初，银川市的人口不多，由于经济条件和意识问题，幼儿园小孩子不多。当时幼儿园学费是每月19.50元，这笔钱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轻易担负的起的开支。这里的人们一般会选择爷爷奶奶或者是妈妈在家看孩子，当然也可以选择大孩子看小孩子，我们戏称“虱子带虮子”。
园长叫李惜春，是个老革命，曾经是延安保育院的园长。整个银川市只有这一所幼儿园，全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幼儿园”，当时实行的是全托制，就是孩子周一早上进园，周六下午六点以后回家。
那时幼儿园要求是：凡是入托的孩子，都要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幼儿园，由幼儿园统一管理。
幼儿园每月收费19.50元，我的粮食定量为17斤。当时收费管理非常认真，孩子除周日以外，每月有几天在家不在幼儿园的话，还要退这几天的钱和粮票。从缴费本可以看到，每个月的钱和粮票收入和支出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粮票精确到两，钱精确到分。
至今，我依旧记得清清楚楚第一天进入幼儿园的场景：两个女孩子站在一面大镜子前给铁大力梳头，三个男孩子在屋子里用积木在搭一个城堡。积木很大，一块正方形的积木，每个边都有20厘米。他们一边搭积木，一边还唱着歌“莫斯科发出两个宣言，和平的力量无比强悍……”
带我们的李老师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和颜悦色、轻声慢语。
7月，这个班毕业。当时的我不到7岁，父母考虑到年龄太小，生活还不能独立，就决定让我再上一年幼儿园，于是我又到了张书（音）老师的班上。
张老师是河北人，幼儿师范毕业。她对我们的关怀和要求至今记忆犹新。
每天清晨，张老师会到我们小朋友睡觉的卧室，先道一声“早安”，然后说，“准备好，要起床了。听我的口令：1……”
在张老师道“早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醒了，大家躺在被窝里，谁也不愿动，尤其是在冬天。
张老师喊“1”的时候，按要求，我们是要全部掀开被窝，面朝上躺着。这时，张老师在小朋友的床与床之间来回走动，目的是检查谁的被子没有掀开，要是有，就随手给掀开。不知张老师的“1与2之间”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反正我们不能动。有时好像冷得快要打哆嗦了。
“2……”，好不容易等到张老师喊“2”了。我们都迫不及待地翻过身，趴在床上。
现在大家已经适应了冷，摇摇欲试，有些男孩子已经在偷偷地拿衣服了。
“3！”随着张老师干脆利索的喊出“3”时，全体小朋友争先恐后地爬起急急忙忙的把衣服穿上，系好鞋带以后，跑出门，排好队。
“1、2、1”，“1、2、1”在张老师的哨子指挥下，她带着我们开始在院子里跑步。
我们这个班的孩子几乎都是外地人，随着父母从全国各地来到银川。带我们的老师和阿姨有的是外地人，也有宁夏人。
在我的记忆中，所有的老师和阿姨都很爱我们。对我们的教育，都是以鼓励为主，并且非常尊重我们的人格。
记得有一次上课，全班小朋友围成一个半圆圈。那天的内容是张老师拿出来一张图画，要求我们看着图，用自己的语言把图上的意思讲出来。和平时不同的是，有很多老师坐在后边听课。
张老师叫起来了举手的我。我很认真的把自己看到得事讲了一遍。
在我讲完以后，张老师和颜悦色的对我说：“请坐下。”然后说道，“任力小朋友说得很好，她是按照她看到的说的，不过她没看清楚，图片上画的和她说的不一样。”听到这里，我脸红了，本能地低下了头，等着老师的批评和小朋友的嘲笑。
“不过，还是要谢谢她大胆的举手发言。”说完，她带头给我鼓掌。听到这里，我抬起了头，看到张老师亲切的笑脸和小朋友们善意的微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养成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的好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下来。而老师对每个人的人格尊重，无论对方是大人还是孩子，也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里，影响我的一生。
有天早上，我正要和小朋友去玩，陶平（ 我们班的‘孩子王’）站在我面前，并且向我伸出了右手，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向我要东西吃。我说，“今天不是礼拜一，没有吃的。”因为只有礼拜一家长送我们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给我们带一点儿吃的东西。家长走后，带的东西往往会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陶平固执地说，“你有。昨天夜里我起来小便，看见马阿姨往你的枕头底下塞东西了。”我不信。陶平说，“不信咱们去看看，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
我们俩人一起到了卧室我的床前，掀起了我的枕头，枕头底下真的有一把花生米！我立刻抓起了花生米，就地和陶平分着吃了。
老师和阿姨的爱影响着我，幼儿园的生活吸引着我。在我的记忆里，幼儿园就是我的家，我从来没有在去幼儿园的时候哭闹过。有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歌词是这样的：“阿姨好，好阿姨，阿姨像妈妈，宝宝听你话，跟你学唱歌，跟你做游戏，皮球积木大家玩，我们都是好娃娃。阿姨好，好阿姨，宝宝跟着你，就像在家里。”
幼儿园的伙食很好，一天三顿饭，不重样。早饭一般都是稀粥，粥里面经常放有葡萄干，这对我是新鲜东西，以前没有吃过。我喜欢在喝粥的时候，悄悄地把葡萄干漱出来，放到口袋里，星期六回家带给妈妈吃。
周六，是我们回家的日子。下午上完课，老师和阿姨给我们换好洗干净的衣服，特别是给女孩子梳好小辫子，然后我们等着爸爸妈妈接我们回家。
有时父母有事不能来接我们，我们就和值班的老师一起过周末。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个周末没有回家，一次是在冬天，那天好像是张书（音）老师值班，她家住在中山公园里。
她带着我们几个没有回家的小朋友到中山公园去玩。印象最深的是带我们到动物园去看动物，并且进了一间不对外开放的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大箱子，掀开上面盖着的棉被，里面蜷着一条很粗很大的蟒。这条大蟒好像是生病了，懒懒地蜷着，蔫蔫的没有精神。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担心，那条大蟒的病好了没有。
另一次是在春天，值班的是徐老师。徐老师也把我们几个没有回家的小朋友带到了公园，她领着我们在地里挑野菜，教我们认什么样的是苦苦菜，胖娃娃菜是什么样。尤其是灰条，叶子上面是绿色，叶子底下是紫色……
我就是跟着徐老师认识了这些能吃的野菜和其它植物。徐老师的家离公园很近，就在公园街的一个大圆门里。在这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野菜，而且是我们自己挑的。
在全托幼儿园的那些日子里，有时我会想家，想爸爸妈妈，但有时我又会想，如果这周爸爸妈妈不来接我，老师又会带我们到公园去玩。周一把这一切讲给小朋友们听，看着他们那羡慕的眼神，我们几个是多么得兴奋呀。
那个年代，我们崇尚英雄，最爱听打仗的故事。我们玩的题材以模仿英雄为主。
记得当时有一部歌剧影片叫《红霞》，说的是红军转移了，留下红军战士志刚处理后事。志刚和未婚妻红霞分别时叫她别难过，等红军归来。红军走后，白军来了，抓住了红霞，逼着红霞带路去找红军。红霞带着白军在山里转，不料抓住了断后的志刚。红霞趁白军不注意，偷偷放走了志刚，并且和志刚约定好，让志刚将红军带到凤凰岭做好包围圈，自己把白军带到包围圈，将他们消灭。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小朋友听，他们都很爱听。于是，在下午和晚上自由活动的时间，我纠集了一帮男孩子，我装红霞，王力装白军头子，领着一帮男孩子装白军，跟在我的身后边，我就带着他们在幼儿园的院子里面到处跑，装作带路在山上转。最后我爬到一个肋木上，装作是在山顶上，他们向我打枪。当然，这都是假的，小男孩们把手做成手枪的样子，嘴里发出“叭、叭、叭、叭”的声音。
在幼儿园，我们每天都要上课，老师教我们唱歌、跳舞、看图说话、做游戏。我们经常到“人委礼堂”去表演节目。记得有一次看大人演节目是在跳新疆舞，我记住了“动脖子”这个动作。于是那个时间，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回到家，我都试图练着动脖子，可是因为掌握不好要领，脖子不动，倒是屁股老是左右摇个不停。有一回让父亲看见了，笑着说“哎哟，人家跳舞是动脖子，你干嘛老是扭屁股嘛。”我嘟着嘴巴，气乎乎地站在一旁，不说一句话。爸爸笑了，“嘴巴撅的能拴住一头驴。”看着我笑了，爸爸又说，“光撅嘴有什么用，想想办法嘛”。
我趴在爸爸的肩上，摇着他的头，“好爸爸，帮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嘛”。爸爸领着我走出家门，在一个在两堵墙之间的空挡停了下来。空挡很窄，爸爸站不进去，而我站在里边刚好。两边的墙把我的身体夹住不能动，可以动的只有头。原来爸爸早就给我想好了办法。
就这样，在爸爸的支持、鼓励和两堵墙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只动脖子不扭屁股了。我非常得意。后来，老师教我们跳新疆舞，我动脖子非常自如，所以后来我们班再出去表演节目，尽管我的个子比别的小朋友都高，但是每一次都有我。而“人家跳舞是动脖子，你老是扭屁股”这句话，就成了爸爸打趣我的一句经典语，我们父女俩一直说笑了几十年。
1960年的6月1号，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最美的儿童节。
六·一那天，天气很好。我们幼儿园二个大班的孩子排着队，手拉手来到中山公园的朔方亭。老师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化了妆。当时的化妆，其实就是用装在一个大小近似于五分钱硬币的小圆盒里的口红，在脸上和嘴上涂上红色。
男孩子的服装记不清了，女孩子上装是自己的白色或浅色的花衬衫，下装则是“自制的”纸裙子。1960年代是国家困难时期，加上当时银川比较封闭，思想也比较封建，女孩子不兴穿裙子。老师们用彩色的皱纹纸按身量衣，给我们粘成五颜六色的纸裙子。女孩子们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裙子，生怕弄破了。我们在朔方亭里表演节目，唱歌、跳舞，最后大家在风琴的伴奏下跳集体舞，做游戏— 丢手绢。中午，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叔叔用保温桶把饭和菜送到了朔方亭。
幼儿园生活已经过去快60年了，但那时快乐的生活依然时时浮现在眼前。尤其是当年一个班的同学现在还有不少人经常来往，像舒心、杨若云、刘丽娜、李伟明、陶平，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看看怀里抱的孙子，真是感慨万分。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像我们一样，尊重师长，珍视生活，从童年开始就珍惜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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