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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任力：我千辛万苦斗争来的上学机会
任力，女，1953出生，1974年到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读书，先后在宁夏中药厂担任技术员、宁夏卫校中药化学教师。退休前为宁夏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宁夏药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
我要上学
作者：任力
01
为了上学做好准备
今年的招生工作就要开始了，过几天开始报名。
这是1974年7月的一天。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特别高兴。准备了两年，终于又到了该考核的时候。
3年前，听到大学又要开始招生，我便产生了要去上学的想法。
1970年，我被学校分配到银川市药材公司西一部药店当营业员。公司对我们的要求是：小病当医生，大病当参谋。
刚开始站柜台的我年轻气盛，不知道深浅，看完药品说明书，觉得自己明白了，就给来药店买药的顾客一个劲儿的出主意：建议头疼服用阿司匹林，安乃近，或者去痛片；外伤可以用红药水涂抹伤口，或者用抗菌素软膏……时间长了，我发现参谋不是那么好当的：高血压有几种类型我不知道，孕妇吃药有哪些禁忌我不清楚，老年人用药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不明白……我害怕了，瞎参谋是要出事的，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从那时开始，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能有一个学习的机会该有多好。
机会来了，大学要招生了！
上大学？！可不同于上小学上中学，那是要有相当的基础！可我有什么呢？
小学，我上的是五年一贯制，只读了五年；1965年9月上初中，1966年6月开始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总共在中学的教室里坐了不到一年。以前流传着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是我的数学还没有学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和化学干脆还没有开始。我凭什么去上大学？
1972年，王萍、张杭庭、小金他们上大学了。工农兵学员，单位推荐。
我把想上学的想法告诉了妈妈。
经过了解，得知学习药学，主要是靠化学基础好。我要想有学习的机会，就要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是机会来了，我也只是听天书。
我从妹妹那里要来了她的化学课本，打开一看，傻了，什么都不懂，光听妹妹成天念叨什么钾钠钙镁铝锰锌，铬铁镍锡铅氢铜汞银铂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表示金属的活泼性。金属还有活泼性？真的，快赶上听天书了。
我把书翻了又翻，实在是一点儿也看不明白。好在我家住在二中的家属院，院子里有中学老师，请教起来方便。
我拿着化学课本找到李老师家。
李老师叫李梅青，是从北京来支宁的。巧的是在北京和我家住得很近，就隔了两个胡同。有一次，我爸爸和她聊天，聊起北京，原来他还去过她家，见过她妈妈。后来我爸爸见到她就叫“老乡”。当时我还小，听着挺奇怪，李老师又不是农民，干嘛叫人家老乡？
李老师听了我的问题，看着我，大概有一分钟，然后说，“这个问题一下说不清楚，你要是愿意，我从头给你补。怎么样？”
我太高兴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的重复着一个字“好”“好”……
李老师是个干脆的人。说干就干。她没有看书，拿了一支笔，一张纸，从元素符号开始，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她把我当作一个班的学生，按照上课的顺序，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最后，她说，这些内容就是在课堂上一节课的内容。
从此以后，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李老师家去报到。
李老师真好。那阵子只要我去找她，不管当时她在干什么，都会停下自己的事给我上课。
李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每次除了给我复习上一节课讲的内容，讲授新课，还要给我留作业题，批改我的作业。她完全把我当成了她的学生。
其实那个时候李老师也挺累的：两个孩子还小，大的男孩还没有上小学，小的女孩才刚刚会说话，在学走路。李老师为我补习了一年的时间，没有要过我一分钱。
就这样，我跟着李老师学习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李老师跟我说“我已经给你上完了高二的化学，大概够你用了”。
1973年招生工作开始了。我报名参加了招生考试。三门课程我考取了二优一良的成绩。
接到成绩通知以后，我很高兴，大家也都为我高兴，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功夫没有白下。
遗憾的是，我没有被大学录取。
我知道，那时大学的录取完全不是看分数，而是看父母。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爸爸只是一个中学的普通职工，既没有职，又没有权，在这一点我没有优势。不过除此以外，别的方面我应该是符合招生条件的，要不然公司是不会向上报我，我也不会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我不会灰心的。这几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经常自嘲，自己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年轻的老人。所谓见多识广，见怪不怪，这点儿事对我真是小菜一碟。再说，没被录取对我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数理化，我只通过了化学，还有数学和物理，这也是要学的呀，谁叫我底子这么差呢？自小妈妈就告诉我，只要你做好准备，只要你有真本事，早晚，总有用的着的时候，就怕用的时候你拿不出来本事。
我没有怨天尤人，也不期待着依靠什么。自小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依靠别人，什么都靠不住，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去争取。
在妈妈的建议下，我找到了二中教高中数学的刘开藟老师。
刘老师身体不好，对我的要求却一口答应了。他还告诉我，黄若老师的女儿哈昭也要在他这里补习数学。
黄老师和我妈妈同在语文教研组，哈昭是售票员，在公交车上卖汽车票。刘老师把我和哈昭称为“有志气的青年人”。
在此后的一年间，我和哈昭在刘老师的严格要求下，进行着数学课程的学习。
刘老师的年龄比李老师大，身体不太好。我刚去他家的时候还有点儿拘束，毕竟和他不太熟悉。刘老师待人忠恳，我很快就不拘束了。
刘老师办事很痛快，只要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总是“稍等一下”，然后他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往小泥壶里倒水。做完这一切以后，他会说，“开始吧。”
在刘老师家一年的时间，刘老师给我讲完了代数、三角、函数和平面几何。按照当时的课程安排，也讲完了高二的数学内容。和李老师一样，刘老师也没有要过我一分钱。
哈昭也是老三届初68级的，和我一样的起点。有趣的是，我和哈昭在刘老师家从未见过面。我知道，我俩都在倒班。
我在门市部的班是这样上：早班从8点学习，一直上到1点，下午6点接班，到8点；下午班从早8点到9点学习，中午12点上到下午6点。
和去年一样，我依然每天上班，从未请过假，有时候还要上一整天的班。我在工作中得到了快乐。
我经常在6点以后到刘老师家上课。其余的时间和老郝学习中药的炮制，蹬药碾子粉碎中药，做蜜丸。
02
公司召开了招生动员大会
今天，公司召开了招生动员大会。
会上公司刘主任念了1974年招生工作问题解答：“要广泛宣传和严格履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精神和去年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条，就是取消了入学考试。
叫人捉摸不透的是刘主任的讲话，“推荐时大家要慎重考虑，到商业局以后，别的公司推荐的人都选上了，我们的选不上，不但丢公司的脸，而且也丢大家的脸。”
刘主任叫刘振海，是药材公司新调来的主任，说话黏糊，办事也不利索，而且从来不承担责任。有人干脆叫他“刘黏糊”。但是，这次说话我觉得他一点儿都不黏糊，难道他是在暗示?暗示我去年被推荐过没有被录取，今年不要再推荐我了？我想，关键是看群众是否推荐我。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信心的。反正就我一个人报名，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吗？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我，今年小栗也报名了。
小栗是新华街门市部的，是银川市商业学校的学生，比我来得早。去年为什么不报名，当时我问过她，她说不想去。为什么？！我突然明白了。
在去年招生考试以后，出了一件事，一件引起全国轰动的大事。
1973年招生考试以后，报纸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叫张铁生，反对通过考试入学，说在考试中能获得好成绩的都是“不干活的大学迷”，向他这样一心务农又当生产队长的知青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复习功课，尤其是在农忙的时候。
张铁生的文章发表以后，被报纸称为“白卷先生”“反潮流的勇士”。
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今年的招生。这件事确实影响了今年的招生。
果然，今年的招生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入学考试。
各门市部主任回去以后，要分别召开各门市部的职工会。我们西一部也利用每天早会的时间开了会。会议主题就是“讨论任力上大学问题”。
那天是个星期五，门市部有九个人参加。
殷月兰第一个发言，她说，“任力考大学，愿望是好的，学得多了对国家贡献大。她的政治表现好，工作表现好，去年就申请过，我同意她去上。”
韩琴凤接着说，“去年我同意她上，今年我也同意。我认为报考两个人，公司应考虑选择一下。任力已经等了一年了，应该先考虑任力。不然的话还得再等一年。再说准备她也准备好了。自己要求上学，是件好事，我们大家应该支持。再说任力助人为乐精神好，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助同志办事。我觉得任力自批林批孔以来确实表现不错，有错的地方应该指出。”
朱亦仪说，“我也同意任力上大学。任力工作一贯还是不错的，大家对她印象不错，公司有什么号召她就积极响应。另外任力工作能吃苦，能团结同志，帮助同志。缺点也有，就是生活上有时不紧张，年轻人吗，应该把时间很好的利用。”
樊淑云紧接着说，“我也同意任力上大学。去年没上成，但工作没受影响，还是很安心的。另外，我同意小朱的意见，团组织一有号召她就响应，团组织号召送药下乡，她就利用业余时间送货下乡，对贫下中农服务态度好，助人为乐精神也好。”
李光荣也发言，说道：“去年上大学她没去成，但信心还是很强，工作也很安心。这次又要求上大学，她年龄也合适。她自己常买书学习，自学。能积极参加批林批孔，写的稿子多。她参加工作以来生活很朴素。经常帮助别的组提货，很积极，很泼辣，不娇气。她分析能力强，发现问题不大胆，可能有顾虑。今年公司两个，组织上应该考虑。任力年龄已经到了。缺点嘛，就是工作有时有忽冷忽热现象。”
“我说两句”，左玲说：“我和任力都在西药组。任力的求知欲望很高，本人在青年中有朝气，工作积极热情，助人为乐的精神突出，同志家里有困难，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同意她上大学。连续两年要求上大学，这种积极性更应该支持。希望公司首先考虑。”
“老郝”，杨秀兰说，“你也表表态。”
郝启元照例只是说了两句：“我同意任力上大学，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我说两句”，杨秀兰说，“我和任力相处四年了，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任力批林批孔表现最积极，写的稿子也最多。出勤率她最高。并且能积极利用业余时间提货，提货时能帮助别的同志去找药。能积极的和别的门市部调剂药品，以减少国家受损失。任力最大的特点是有朝气，能积极送货下乡，能助人为乐，平等待人。比如杨俊章家出事、赵建梅、左玲等同志家里有人生病了，她总是积极去帮助，并且不惜一切气力。其他门市部的同志如王梅英病了，她也跑去看。发工资的时候有的同志人不在，她就经常跑去送。劳动时她哪次都去，去了积极卖力气干。不足之处，小孩子气大，高兴了去干，有忽冷忽热的现象。另外以后少管闲事。在团内也敢于展开批评。”
我们门市部的秀才赵建梅表态了：“任力同志能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能够运用到实践中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能积极投身到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最积极，最有朝气。一向主动地搞好批判专栏，积极地结合实践写文章，文章的水平在我们当中还算是较高的。在工作中，主动积极肯干，利用业余时间经常提货。对劳动最积极，总是第一个报名，劳动中表现得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助人为乐。在下乡送货当中，我是很佩服任力同志的，不管路途有多远，有多累，都表现得很乐观，处处想到的是能把药送到贫下中农的手中。在我们同志中，不管谁有病，家中有事，任力都能主动帮助，这一点在我们当中也是表现最突出地方，团结是普遍的，还是好的。像这样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我认为应该推荐去上我们工农兵的大学。去年任力没有被录取，她并没有灰心，工作一直也很安心。要求上大学的目的也很明确，今年应该推荐去上大学。”
“老杨头，”大伙儿喊道，“就剩你了，快表态！”
杨俊章不慌不忙地说：“要我说嘛，任力上大学条件还是够的。这几年工作不错，业务也很熟练，学习也不错。在批林批孔中写的稿子多。家庭出身要看表现，思想方面是上进的。”
“好了，全部同意，就这么报了。”主任杨秀兰说，“散会，开门。”
我心里很高兴，第一关看起来是过了，就看下面公司怎么报了。
03
第一次群众代表大会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这几天。尽管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别急，今年肯定是你，我们都同意推荐你。尤其是器械门市部的胖朱。
胖朱，原来是从西一出去的。组建器械门市部的时候把她当作骨干抽走参与筹建。胖朱是上海人，当年是随着父母从上海来支宁的。我们平时交流不多，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俩往往是不谋而合。尽管她还不到四十岁，但她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生活在她的心理和脸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胖朱平时对事情一般是不明确表态的，给人的感觉是城府很深。但我知道，这是她在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吧。其实她为人很善良，对人也很真诚。吴菊英的孩子生病住院时，我俩一起去医院探视。当时听说需要输血，还是胖朱提议，说我俩给输。在吴菊英的一再坚持下，这血才没有输成。这次，胖朱的态度这么明朗，对她来说很不容易，我知道她是动了真情。
殷月兰到公司去开群众代表大会，她是西一的代表。
“报告大家，会议散了。”小殷一进门，就大声说。
“知道是会散了，要不你怎么回来了。”“快说结果！”原来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结果是这样的：西一、器械、西二、新华大楼和东街都同意任力，新华街同意两个都报。新城门市部没来开会。”
“公司什么意思？”樊淑云问，“报谁？”
“老张说，”殷月兰停了一下，“以任力为主，栗宁香为辅，两个都报。”
“你们代表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报一个，刘主任也同意报一个，可老张坚持要报两个。”
韩琴凤摇了摇头，“这里边有故事。”
04
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
第二天公司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
会议照旧是政工组长老张主持刘主任讲话。
刘主任说，“昨天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表面上看，同意任力的多，但这不是实际情况。栗宁香是个好同志嘛，说她……是不对的……”
我的脑子一片乱。怎么回事，干嘛不说投票结果？谁也没有说栗宁香不是好同志，干嘛要把大家给她提的意见拿到大会上说，这不是挑拨离间嘛，这个领导，水平真够凹的……”
刘主任话锋一转，“任力成分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你们支持她去上大学，就是屁股坐歪了，这可是个路线问题，路线错了。是站在林彪孔老二的立场上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
下面的会场乱了，开小会的声音越来越大“怎么回事？我们成了林彪孔老二？”
“怎么是屁股坐歪了？”
“还要上纲上线？不就是推荐上大学吗?至于嘛？”
“任力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她父母都是老师吗？”
……
会场一片乱糟糟。刘主任喊了一声“静一静，”根本没人理他。看来他也乐得让大家自己讨论，和老张对了一下眼神，索性不再吭声了。
我有点儿坐不住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一件一件浮现在我的眼前：
“6.20”批斗教师……
我们班批斗黑崽子……
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已经被平反了呀……他又要干什么？！
我身边有人小声说道“快点儿站起来和大家说说你家的事……”
一句话提醒了我。“对呀，应该让大家知道真相，不能让他信口胡说！”
我噌得一下站起来，大声喊道：“请大家听我说。”
嘈杂的会场立刻鸦雀无声。大家的眼睛全都看着我。
“请大家听我说，”我又重复了一句。“既然刘主任提到了我的家庭出身，我就把我家的情况和大家说说。我父亲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我爷爷是破产资本家；我妈妈出身是地主。但我父母本人成分都是学生，而且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毕业的。我妈妈是个超龄的团员，195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工作，直到1959年支边到宁夏。现在二中当老师。我妈妈在北京的时候曾经被评为全高教部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在二中又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我从两岁半起就在高教部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六岁随父母来宁夏。另外，从1950年起，全家就靠我父亲在北京任教师的工资生活，我从来没有吃过剥削饭！我的家庭成分应该按照中央文件和宁党发【1973】5号文件中关于“剥削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子女，凡是随其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公司要按中央文件精神办事。我父亲所在单位七中搞政工的同志和我说，根据我父亲的革命职业，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革命干部！”由于家庭问题一直伴随着我，在去年报名上学以前，我到父亲的单位政工科，咨询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得到答案后，我老在想，早就把这一切都熟记在心里了。刚才一激动，竟脱口而出。
周围又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刘主任又不紧不慢地说，“任力的家庭出身高，她父亲曾经参加过三青团！”
“栗宁香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还没等我说话，人群中有人大声喊了一句。
这时的张积柱再也不沉默了。他站起来说：“我们不知道栗宁香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也没见过什么中央5号文件。我只知道宁夏党委有个补充文件，上面说，在四清运动中家庭出身弄不清的，需要重新定的才定为革命干部，而没有疑问的则维持其原来的成分。所以，任力是属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
人群中又开始议论了。
“宁党发【1973】5号文件”人群中有一个男声在大声念道，人们的议论突然停了，会议室非常安静。只听到一个男声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宁党发【1973】5号文件”他说到，“我念一下5号文件有关的部分，‘以前我区的有关规定，凡与上述规定不一致的，即以此为准。’”
我听到人群中有鼓掌的声音。
张积柱又说话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件，所有的事，都要听商业局的。”
刘主任又不紧不慢的说话了，“我们要推荐革命青年到大学去上工农兵大学，搞好上管改。但是也要防止资产阶级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散会。”
05
西一部的第二次讨论会
“今天早上的会，公司安排还是要讨论关于上大学的问题”主任杨秀兰说。
这是8月2日 星期五的早晨会，西一的职工来了10个人 。
殷月兰第一个说：“我保持我的意见。我认为我的意见正确。我对刘主任的讲话不理解— 他谈到批林批孔老二‘屁股坐到哪一边’等等。我认为应该相信群众。毛主席说：要团结95%以上的人。任力又不是敌人。不就是要上学吗，让群众讨论，又要批判一顿。我认为公司不仅是贫下中农清一色，各种出身成分的人都有。我不是地主出身，我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听了刘主任的讲话我觉得 — 不，那个。毛主席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应该允许人家革命。不能不让人家革命。本人表现好的就应该推荐。群众说了又批判，以后谁还敢说话。”
朱亦仪说：“我还是同意我原来的意见，同意任力。我对刘主任的讲话有意见，和小殷的看法一样。他的好多说法我有意见。为什么要把会议推翻？这是不相信群众。我同意我原来的意见。”
赵建梅说：“我也同意原来的意见,同意任力。我对刘主任的讲话有意见，做事情应该光明正大。刘主任好多说法我有意见，不能领导同意谁就同意谁。”
韩琴凤叹了一口气，“昨天讲了那么多，我以后也不敢说话了。本来我们讨论过了，现在又让讨论，我不理解，为什么又让讨论?又说阶级斗争了，这了，那了，我想放弃，不参加，不敢发言了。听了刘主任讲话,我又想，我们是不是把坏人选上了?我不理解。”
杨秀兰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句：“说栗宁香路线觉悟高，新华街丢了300多元钱为什么不揭发?”
殷月兰插了一句：“领导讲话应该注意政策，影响群众情绪的话少说或不说。”
我也要表个态，说明自己的态度：“ 我也不知道刘主任说的什么意思。我填成分没有捡好的填。关于成分，我以前填过‘职员’。老张说，没有职员这个成分。我问我父亲单位的政工人员，他说叫我填‘革命干部’。后来我就填革命干部，老张说填对了就这样填。老张说补充材料我没见过，我也相信宁夏不会把中央文件全部改了，另出文件，他只能补充。刘主任说要不符合条件一个也不报，我不明白我哪点儿不符合条件？我不是今年才报名，去年我就报名了，即使我不符合条件，为什么去年公司党支部签了意见报到商业局去？上大学我过去没有想过，是在工作中感到需要多学知识我才报名上大学，我没有什么成名成家的思想。”
樊淑云说：“我认为刘主任说的两个不够条件都不报，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认为任力有朝气，应该送这样的青年去上大学。群众讨论意见，领导应该重视，不能随意推翻。群众郑重讨论了为什么全盘否定？昨天把两个人在会上那样作比较是不合适的。公司应该了解两个人上大学的目的和态度。任力同志是感到在实践中知识不足想多学知识才报名。不管两人情况怎样不能那样比较，因为她们不上学以后还要工作吗。”
殷月兰又说：“昨天刘主任的讲话，我认为‘出身不好的人，不管你表现多好也不行。’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司老孙说，挖防空洞时，任力很能吃苦，表现好，蔬菜公司的人说，‘老孙，没想到你们公司还有这么一个姑娘，很能干，我们用两个小伙子换你们这一个姑娘。’相反，栗宁香干了一会儿活说头疼就回去了。任力的德智体都好，栗宁香身体不好，老喊头晕，她常病了不休息，上班了在后面休息，人家也有意见。新华街300元丢了为什么不追找不出来。说了许多就是群众说话等于零！”
杨秀兰说道：“昨天听了老刘的说话，好像各方面栗都比任强。栗宁香说：要是医大我让给任力，要是药物学我坚决不让。从这句话说明她上大学目的就不纯！”
韩琴凤：“在一打三反的时候叫她看人，她说，‘我一个丫头叫我看那么多大男人；’后来叫她看门，她又说：‘26元钱买了个看门狗。’再后来叫她到别处去工作，她又说，‘不要她了。’等等。她的事儿多了，新华街同意两个，这里面就有问题！”
李光荣说：“公司我也不接触，刘主任讲，存在两个路线斗争我也认为是对的。上大学这是个新生事物。这两个人都是团员，报名上学应该支持。按条件衡量也做不到。任力我们了解，栗宁香不了解。公司政工把两个人都介绍了。对这个介绍，我认为存在一定的问题。是我们没评好还是公司工作做得细致？公司这样比较，我认为领导是去细致做工作，我们要正确对待。我要上大学，我也不高兴。会议上刘主任态度不平衡，有点生气，这样开会走的人高兴，留下的人不痛快。从会议上说，栗宁香好像比任力条件好，我弃权，表态也没用。”
左玲说：“同意上次的意见。公司领导干事没有结论，去年评比也是叫选群众代表参加，可是代表会又解决不了什么。今年上大学又是这样，选了代表参加还是这样。”
会议后征求杨俊章、刘惠珍和张佩兰的意见。
老杨说：“话不说两次，还是原来意见。”
刘惠珍说：“关于任力报考大学，我去年同意今年还是同意。她学习好，批林批孔积极，关心集体和送货上门表现好。如果和栗宁香比，我还是同意任力。”
张佩兰说：“任力各方面都好，比栗宁香好，所以我同意叫任力上大学。”
06
公司召开了各门市部主任会
自从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公司领导和职工发生了正面冲突以后，推荐谁上大学的问题成了药材公司职工的一件大事，不管走到哪个门市部，只要没有顾客，营业员们讨论的都是这个主题。当然，对公司领导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是大家谈话的中心内容。大家还在猜测，下一步刘主任张组长还有什么高招。
过了几天，公司打电话通知，让各门市部主任到公司开会。
接到通知以后，各门市部主任按时来到公司开会。会议的内容是让汇报一下各门市部在全体职工大会以后对推荐上大学的栗、任二个人的人选问题上的最新态度。
汇报的结果是这样的：西一部11个人中10人同意任力，1人弃权；器械门市部3人、西二6人都同意任力；新华街6人同意栗宁香，2人同意任力；新华大楼5人同意任力，1人同意栗宁香；东街5人同意栗宁香。到会的主任及公司工作人员等共有9人，4人同意任力，2人同意栗宁香，3人未表态。
面对这个结果，张积柱表态，说：“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这次会的结果是4:4，两个都报。”
杨秀兰回到门市部，把这次会议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她说“药材公司的群众是好样的，公司领导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运动群众呢？毛主席说了，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群众又不是阿斗，想怎么愚弄就怎么愚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群众，没有那么好糊弄的！”
晚上上班的时候，大家送走了顾客，没事又开始闲聊。张佩兰说：“老张这几天到新城门市部去了好几趟。”“上那儿干嘛？”佩兰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上次门市部主任开会新城没来人，也没表态，说不定……”佩兰卖了个关子。“做工作去了。”佩兰说，“我见到新城的老沙，他告诉我的。”
07
突然召开的群众代表大会
过了几天，公司打来电话，通知要召开群众代表大会，让殷月兰去开会，内容仍然是讨论推荐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西二不派代表。他们说，既然群众说话不算数，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新城仍然没到会。
门市部周一早上的会，让殷月兰传达公司会议精神。
其实，就是小殷不传达，会上的事我们也早已经听说了：刚一开会，张积柱就宣布栗宁香和任力的比例是29:25，要报栗宁香。但会上有人说，“这个数字不对，里边有鬼。”老张却根本不理会。
殷月兰给我们传达公司会议精神。她说，“西二没有参加会，公司应该考虑为什么。另外会议上的争论很大也应该考虑。我提出，‘爷爷是地主孙子算什么？’公司领导没有答复。后来会上有人说，栗宁香年年是先进。我又说，当先进应该带动大家，那只是少数，不当先进的不一定不好，不是革命的。后来也没有人争论就结束了。我想，可能是我们立足点错了？我们不是想非叫任力上大学，我认为，我们公司出身三代都红的少，如果爷爷是地主，孙子也是地主，重孙子也是地主……任力上大学不碍我的事，问题是叫人感到别扭。”
杨秀兰又喊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尊重事实。在同意的人数上我有怀疑。我还是有意见，希望领导上派来一个人，听听下面的意见。我错了我检查，应该戴帽子就戴，游街就游！”
赵建梅说：“公司大局已定，还讨论啥？”
樊淑云说：“我总觉得公司是要按着他们的意见讨论结果才算数。”
殷月兰：“听说领导征求意见，陈敬诚说，‘领导同意谁我就同意谁。’”
大家喊起来：“我们以后也学老陈，说这句话。”
朱亦仪说：“我听说东街实际上是一个没表态，两人都同意，其他的同意栗宁香。”
我说道：“我也不是地主富农，是有中央文件下来了。我不是想填什么就填什么，我填是我父亲单位同意叫我填的。干嘛非要按他们说的办，他们又不了解我父亲的情况。”
韩琴凤说：“毛主席的著作我也学习过，我也懂得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我不愿说了……”
李光荣说：“我们下面讨论了两次，两人上大学都是进步的，我们对两个人成分不了解。前次会我说弃权，我不了解情况。政工组要是按工农兵优先报的话，我还是同意的。栗的家庭情况我也不了解，政工组都掌握情况那也定了。政工组应该做细致的工作，让走的高兴，留下的安心，因为她还要工作。”
门市部的传达会就这样结束了。
我的心情很沉重。看起来公司的二位负责人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栗宁香走了，这也没什么，今年走不了这个思想准备我早就有了，我的准备是奋斗到25岁，即招生报考的最后界限。但是就目前这种情况，让他们这样折腾，愚弄群众，在我的家庭出身问题上这么做文章，非要将我置于死地，并且在公司职工大会为所欲为，而且最后竟然还会得逞，我是真的不甘心。如果我就这样悄悄的不吭声了，他们会以为我服软了，以后捏在他们的手里，还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到时候会整死我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心里说，“这次真理是在我的手里，况且公司里的群众这么支持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回家以后，我给公司党支部写了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看法。
08
给公司党支部的信
在今年我公司推荐高等学校招生人选问题上，有的领导同志的部分讲话发言，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有些是完全错误的。我本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精神，坦率地谈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领导批评指出。
1 关于我的出身问题
在上星期全体职工大会上，一个领导同志最后驳斥我的发言时说：宁夏党委有个补充文件，补充文件说，在四清运动中，家庭出身弄不清的，需要重新定的才定为革命干部，而没有疑问的则维持其原来的成分，所以任力是属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我当时因为没有亲自看到过宁夏党委的文件所以没有反驳。但是我相信，宁夏党委的文件精神只能贯彻执行，绝不会修改，更不会篡改。
散会后，我走访了区革委会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我亲眼看到了中共中央批示的文件和宁夏党发[1973]5号文件原文。5号文件有关问题和中央文件中的有关问题，不仅词句一样，就是文字也一个不差。现将这两个文件中有关家庭出身问题的部分抄录如下：
“在处理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的申诉问题时，仍应按照一九五零年八月四日政务院规定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精神执行。确实定错的（包括土改以来个别搞错的），应该纠正过来。可高可低的，应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慎重做出决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子女，凡是随其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
五号文件最后还指出：“以前我区的有关规定，凡与上述规定不一致的，即以此为准。”五号文件的发文日期是1973年1月30日。
我从两岁半进入高教部幼儿园，6岁随父母来宁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直至现在。我是从小随父母生活长大的。去年报考大学填表时，我父亲单位搞政工的同志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区党委的指示，让我填家庭出身时，应该填革命干部。当时公司政工组对此也表示同意，没有异议。后经党支部同意，签署意见后报送商业局。可是，事隔一年，又是同样为报考大学，在公司的全体职工大会上，另一个领导明确地向大家介绍说：“任力的出身高。”实际是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我提出反驳意见后，一个领导同志仍然认为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并说，有宁夏区党委的补充文件为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一个领导同志有凭有据，那么能否把中央文件和宁夏党委发的补充文件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一遍，让大家根据党委的文件办事。“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人民群众会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文件精神的。
2 关于群众路线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招生问题也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反对那种“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去干”的错误倾向，更要肃清“上智下愚”的流毒。
我公司部分领导虽然过去口头上一再说“任力和栗宁香条件差不多，推荐谁，要看群众的意见”，实际上他们划框框，定调调，抬一个，压一个，褒一个，贬一个。第一次公司评议，群众大多数主张推荐我，但不合领导的口味，在第二次公司的全体职工大会上，另一个领导竟然讲什么：在前次评议的时候，有的人屁股坐歪了，这是个路线问题，是站在林彪孔老二的立场上反对革命的新生事物……等等，公开压制群众，运动群众。
我不理解，为什么群众支持我上大学就是屁股坐歪了，立场站错了？请问：一年前，公司党支部、革委会也同意我去上大学，难道也是屁股坐歪了，立场站错了吗？
过去公司领导一再强调，要对革命负责，不能把矛盾上交，只推荐一人。十几天来，尽管层层设法动员，扣帽子，但最后还是有超过半数的群众推荐我，没按领导的框框去做，领导竟然改变了决定，宣布二人都上报。
如果领导已经内定让栗宁香上大学，何必再走群众讨论的过场！
3 为什么我要上大学？
去年高考我报名了，没走成；今年我又报名，于是“剥削阶级想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的帽子就被少数人给我扣上了。
为什么我要上大学？我是个共青团员，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我觉得我为人民服务所懂得的东西太少。自己还年轻，多学一些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对的呢？
上级党委要求“走得愉快，留的安心。”如果今年大学仍未录取我，我仍然会安心的留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上，愉快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一点，从我去年没被录取到今年一年的实践里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觉得只要上大学的目的明确，为革命、为人民而上学的决心坚定，今年不能去，明年还可以；明年去不了，后年再争取……离大学要求的年龄25周岁还有四年。但要划清这条界限，我不是大学迷，也不是因为今年大学招生不考试，更不是因为什么“剥削阶级想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因为目的明确，更不会像有些人说得那样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大学丢人。
我的思想认识水平不高，所谈认识可能是违背潮流的。领导公布于众批判也行，找我谈心帮助也行。我因为完全相信党组织才写这封信。
请领导给予答复！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将信直接送到刘主任手里，和他说，“我对公司干事有意见，这是我给党支部写的信。”
刘主任说，“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这是8月12号的事。
公司没有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保持沉默。
09
公司派我去参加
武装基干民兵训练
信交给刘主任的第三天，公司通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
在会上，刘主任说：“市商业局要举办武装基干民兵训练。这次的训练和以往的不一样，是要佩带真枪的，是真枪实弹的训练，所以要求很高，纪律也很严格，训练时间是十天。在训练的十天里，不允许请假，也不许回家。今天下午到八里桥奶牛场报到。”刘主任说，“下面我宣布市药材公司参加市商业局武装基干民兵训练人员的名单。西二的曹琳，新华街的孟繁华，西一的任力。”
刘主任的话音刚落，会场一片骚乱“笔杆子没资格拿，拿枪杆子到没有事了”“笔杆子重要还是枪杆子重要？”“不怕一枪崩了你？！”“小任，你翻身了，有资格扛枪啦。”“翻身了，椰林寨解放了。”我笑着和跟我开玩笑的人打着哈哈。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我走出了会议室的门。这时，我看见院子里张积柱给了栗宁香几张表，正在告诉她怎样填表。
我突然意识到刘振海和张积柱这回是笑着把我给整了：等我训练完了十天以后回来，所有的事情全都结束了。我该怎么办？
回到家里，我告诉妈妈，“我要去八里桥奶牛场参加武装基干民兵训练，十天以后回来。”
“你准备怎么办？”妈妈问我。
“我想给招办写材料，如实反映情况。”我回答。
“想好了吗？以后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你要想好了。”妈妈说。
“想好了。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不去上学了。如果我不吭声，就是默认了，要是走不了，被捏在他们手里，以后可就惨了。招办如果能主持正义，坚持招生原则，我可能还会有机会去上学。即使走不了，反正事情已经公开了，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说。
“用我帮你干什么？”妈妈问。
“不用了，12号我给公司党支部写过信，就在那个基础上改一改，反正下午还有时间。”
真的很奇怪，本来心里不平静，考虑的事情很多，可一旦决定怎么办，心里反而平静了。
我把写给市招办的信送到邮筒里。背着背包，上八里桥奶牛场报到去了。
10
给市招办的信
我是市商业局药材公司鼓楼西一门市部的营业员。
去年公司曾推荐我上大学，没去成。今年我又报考。但因商业局某干部的女儿栗宁香也要上大学，公司个别领导干部想尽办法运动群众，压制群众，玩弄及其恶劣的手法，抬高栗，贬低我，想达到推荐栗的目的。群众始终没被压服，仍然是大多数人推荐我。最后个别领导竟然背着群众，伪造票数，把栗宁香推荐到商业局去，剥夺了我被预选的权利。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今天，这样公开推行上智下愚的黑货，忽视群众意见，公然违法乱纪的行为，希望领导调查处理。
此致 敬礼
欺上瞒下的“推荐”必须纠正
——揭露市药材公司个别领导的恶劣行为
现在把我公司个别领导今年在推荐高等学校新生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上级党委和领导反映一下，希望调查处理。
一. 无理篡改中央文件精神
今年我们药材公司报名上大学的只有我和栗宁香两人。为了想从家庭成分方面把我排挤掉，公司政工组长张积柱等硬要按照祖父的成分来定我俩的家庭成分，结果栗宁香成了工农子女，我成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全体职工大会上，我提出应按中央文件精神办事，并与之争辩。但张积柱说：“宁夏党委有个补充文件，上边说，在四清运动中，家庭出身弄不清的，需要重新定的才定为革命干部，而没有疑问的则维持其原来的成分，所以任力是属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后来有同志在代表会上宣读了宁党发[1973]5号文件有关部分，这个文件指出，“以前我区的有关规定，凡与上述规定不一致的，即以此为准。”在这以后张积柱仍然坚持说：“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件，要听商业局的。”一个多年搞政工的干部，竟然在别人宣读了中央文件的有关部分后，仍然说不了解中央指示和宁党发[1973]5号文件精神，这不是怪事吗？张积柱说“要听商业局的”请问：中央的指示，区党委的指示，你听不听？何况商业局是否像张积柱说，我还怀疑。
市药材公司的刘振海主任在大会上明确地向大家介绍说：“任力出身高”，并含沙射影地诬蔑我是“资产阶级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诬蔑支持我的广大群众是“屁股坐歪了，是路线错了，是站在林彪、孔老二的立场上反对新生事物。”
当有的同志在会上指出，任力的父亲参加过三青团，栗宁香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时，张组长竟包庇说，不知道栗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事。这样一压一抬，一褒一贬，连历史结论也全然不顾。
不错，我祖父是破产的资本家（已故），我父母出身是剥削阶级，但本人成分都是学生。我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毕业的，且从1950年起，全家就靠我父亲在北京任教师的工资生活。我母亲（超龄团员）1951年被分配在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工作，直到1959年支边来宁夏，后在银川二中任教师。前后曾被评为高教部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等。我从二岁半起就在高教部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六岁跟随父母来宁夏，我的家庭成分应该按照中央文件和宁党发[1973]5号文件中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职工子女，凡是随其父母生活长大的，他们的家庭出身应按其父母的革命职业来定。”我父亲所在单位银川七中搞政工的同志也说，根据我父亲的革命职业，我的家庭出身应当是革命干部，而他们却硬要说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这完全不符合中央文件精神。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不理解，为什么群众支持我上大学就是屁股坐歪了，立场站错了？一年前，药材公司支部也曾批准我去上大学，那时是不是你们的屁股也坐歪了，立场站错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对此严重问题不能等闲视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维护党的政策，我要坚决斗争。
二 专横跋扈，运动群众，欺上瞒下，虚报群众推荐情况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招生工作同样也要走群众路线。“一九七四年招生工作问题解答”上明确指出：要广泛宣传和严格履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反对那种“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去干”的错误倾向，更不允许愚弄群众，推销孔孟的“上智下愚”黑货。
张积柱等个别领导同志虽然口头上也一再说“任力和栗宁香条件差不多，推荐谁要看群众的意见。”实际上他们早已内定栗宁香。为了挂上群众推荐的假招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运动群众，欺上瞒下，虚报情况。
第一次动员大会上刘振海主任说：“推荐时大家要慎重考虑，到商业局后，别的公司都选上了我们的选不上，不但丢公司的脸，而且也丢大家的脸。”他这是暗示群众，我去年被推荐到商业局后没有向上推荐，今年不要推荐我。
各门市部主任回去讨论后，召开了群众代表会，结果如下：西一、器械、西二、新华大楼、东街等五个门市部都同意我，新华街（栗所在地门市部）同意两个都报，新城门市部没来开会。
张积柱看到绝大多数同意任力，不得不说：“以任力为主，栗宁香为辅，两个都报。”当时大多数代表和刘振海主任同意报一个，但张积柱组长坚持报二个。
只隔一宿，第二天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不知为什么，两个领导都改变了态度，不但没提代表会上的决议，而且说，昨天会上表面上看是同意任力的多，但不是实际情况。接着，把昨天会上给栗宁香提的意见一条一条的给与驳斥，同时宣布：“任力成分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继而诬蔑支持我的群众“屁股坐歪了”“路线错了，站在林彪、孔老二的立场上反对新生事物”等等。
尽管领导篡改中央文件精神，抬一个压一个，诬蔑群众，大肆谩骂群众，但是群众没有被压服，不但坚持原意，而且还批判了错误做法和言论。
张组长等个别领导看到群众不听话，便召开门市部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一杨秀兰、器械黄静、新华大楼张振华、西二王福荣、东街宋翠娥、新华街盛兰芳等同志。
汇报结果：西一11人中10人同意任力，1人弃权；器械3人西二6人都同意任力；新华大楼5人同意任力，1人同意栗宁香；东街5人同意栗宁香；新华街6人同意栗宁香，2人同意任力；到会的主任等共有9人，4人同意任力，2人同意栗宁香，3人未表态。张积柱看到还没有把群众运动过来，就说：“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这次会是4︰4，两个都报。”但是仍未报送 。
过了几天，突然通知召开群众代表大会，仍然讨论推荐问题。西二认为，既然群众说话不算数，拒绝参加会议；新城仍然未到。开会时，不等代表发言，张积柱组长就宣布说：“群众同意栗宁香和任力的比例是29︰25，同意栗宁香的有：新华街8人，东街6人，公司5人，新城9人，新华大楼1人，共计29人；同样任力的是25人，决定报栗宁香”。
但是，据了解，实际情况是：新华街8人中2人同意任力，张组长到新城去做工作，个别人说：“领导说叫谁去就叫谁去。”新城根本不开会，并且没有征求全体同志的意见。东街和公司的人数也不准确。29票是谎报，是欺骗。
张积柱组长到处奔走，运动群众，软拉硬压都没有成功，最后便背着群众，伪造票数。
整理这份材料，我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张组长既然敢于玩弄种种恶劣手法，现在给他提意见，今后我还是他的下属，他很可能对我打击报复。但又一想，我是共青团员，应当有反潮流的精神，要敢于向歪风邪气做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和权威吓倒。”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我以无穷尽的勇气和力量，我才写了这份材料，向上级党委反映。
八月十二日，我曾给药材公司党支部革委会写了一封信，申诉了自己对家庭出身、群众路线等问题的看法，并且要求领导予以澄清答复。但他们对我的要求至今没有答复。
我的看法是：即使我不上大学，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也必须搞清楚。为了搞清楚问题，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让群众说话，让我说话。现在公司突然通知我去参加民兵训练，从今天起到八里桥奶牛场集中训练10天，中间不许请假回家。这样在推荐人选上我的发言权事实上就被剥夺了。调开十天，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办法。临行前我写了这份材料，送给上级党委和有关领导。
我认为，民兵训练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会积极参加的。如果个别领导把它当作惩罚我的手段，以为这样一来我和群众就会被打下去，不再说话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认识水平低，所写的材料难免有不妥之处。我要求上级党委和领导调查处理。
药材公司西一门市部营业员
任力
1974.8.15
11
终生难忘的武装基干民兵训练
市商业局办的是武装基干民兵训练。安排好住宿以后，每人领到了一支八成新的半自动步枪。在今后的十天里，这支枪将归我们自己保管，自己使用。我们都爱不释手，互相炫耀着自己的枪有多么好。
我们屋里一共住了6个人：我们药材公司的三人加上新城回收公司的三个人。除了曹琳已经结婚了，我们五人都是单身。我因为前边的事心情不是太好，一直不太说话，尤其是见到小孟，总觉得别扭，原因很简单，她来自新华街，和栗宁香在一个门市部。
我的情绪被曹琳察觉出来了。她告诉我说，小孟因为同意我上学，在新华街处境很难……
原来她就是那两个人中间的一个！
我没有回避，把我刚开始对她的想法一五一十毫无保留地和小孟说了。我看到小孟的眼圈有点儿红了……
小孟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其实以前我对她的印象一直都很好。她很单纯，也很热情，对人特别真诚。她和新城的三个姑娘是老熟人了。在她的作用下，我们六个人很快就亲如姐妹了。
我们完全按照部队的编制，以连、排和班组建。我们的训练科目有：队列训练、紧急集合、实际爆破、实弹投掷和实弹射击。负责我们的排长是个转业军人，姓申，在服务公司搞政工。我总觉得他在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看着我，看来我上学的事他是知道的。也难怪，本来银川就不大，又是在一个系统，知道就知道。
申排长人长得很黑，也不太会说话，姑娘们都不太喜欢和他说话。我却不然。我总觉得他是个好人。看到他，我总是联想起话剧南京路上好八连里的赵大大，想起了童阿香对他说的那句话：“你是个好人。”
我们连的指导员姓张，个子不高，是百货批发部的，也是一个转业军人，他负责我们这一拨人。
排里还有几个男民兵，有饮食服务公司的文明泉，我们叫他“温七九”，是仿京剧杜鹃山里的人叫的。小文脾气好，怎么叫他也不生气；还有一个男孩儿是个黄毛，当然是天生的，那时还没有人故意染发。我总是在心里叫他“黄毛阿斯凯尔”，当时我刚看完一本苏联间谍小说，男主角就叫“黄毛阿斯凯尔”，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回确实是真枪实弹，这点儿刘主任说的是实话。
刚开始几天，我们在张指导员和申排长的指导下站军姿走队列，他们说：“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队伍里不许交头接耳，”“一吹集合号，立刻集合！”……
有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响起集合号，我们急忙翻身下地，穿衣服，背枪，全副武装集合，集合完毕，又在月光下急行军大约5公里，我们屋里没有一个人掉队。指导员和排长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
后来的两天练习捆炸药包。每人拿几张报纸，一根绳子，再整点土，不停地包包，捆绑，解开，再包包，捆绑……申排长说：“包扎得不紧影响炸药的爆炸力。”他给我们做示范，确实比我们强得多。在申排长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的炸药包扎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确实像是个炸药包了。
炸药包捆扎结束以前，我们每人还得到一根约半尺长的导火索，练习点燃。
看到申排长做示范以后，我们都不敢怠慢，这可是真家伙，火一点，导火索马上就着，并且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实际爆破那天，我们每人分到2两黑色炸药，半尺左右的导火索和一根雷管。按照要求，我们捆好了炸药包，安上雷管，连上导火索，左手拿导火索，右手准备划火柴。申排长一声令下“点火！”我们一起划火柴，点燃了导火索，并迅速撤离了爆炸现场。
几声巨响，我们的炸药包爆炸成功了！
在此期间，我们除了正常操练，其余的时间就是擦枪。开始我们不会拆卸，不知从何下手。申排长教给我们拆卸安装枪的要领，并且不厌其烦的给我们做示范。他拆卸安装枪的动作麻利极了，刚开始我觉得还没看清楚，他的枪已经安装好了。
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几天以后我们已经能够拆卸自如，动作非常熟练，俨然像是一群老兵了。
手榴弹投掷练习的时候，也是我最恼火的时候，不管我怎么努力，教练弹就是投不远。我卯足了劲，憋红了脸，教练弹就在附近打转，怎么也不肯往前多走一步。我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同屋的小春，教练弹在她手上听话极了，只要她出手，肯定超过30米。
然而，申排长却对小春的投掷不满意，说她投掷的姿势不正确。申排长教我们：手握教练弹侧身转体，右手从脑后划过往前使劲投掷，小春手握教练弹，从下往上扔。申排长给她纠正过好几次，但是申排长一离开，她投了几次觉得不顺手，又按照自己的习惯来了。我们没有当过兵，不知道违规训练的厉害，也就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实弹投掷开始了。我们女民兵列队来到投掷现场。指导员和排长已经在掩体前准备好了。
“谁先来？”掩体前指导员大声问道。他的话音刚落，我一个箭步冲向了掩体，大声喊道：“报告！”
指导员看了我一眼，问道：“紧张吗？”
“不紧张”我回答道。
“不紧张就好”，指导员说，“进入岗位准备投掷。”
“是！”我回答道。
“怎么样？”申排长一边把手榴弹递给我，一边问道，同时教我把手指套到手榴弹的金属环里。
“没事儿”。我说。
“那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投！”“是！”
我按照平时练习投弹的动作，使劲儿将手榴弹投了出去，并赶紧趴到了掩体里。几秒钟以后，“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我低头看了看手，右手指上只留着一个金属环。指导员和排长站在旁边冲着我在笑。我成功了！
“归队吧，叫下一个来。”“是！”
我回答完以后，蹭的一下，又冲向队伍。
女民兵们立刻围住了我“怎么样？害怕吗？”她们七嘴八舌的向我提出问题“挺好的，”“叫下一个过去。”我说，“别紧张，没事儿的。”
女民兵们一个接一个开始了实弹投掷。
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小春投弹时，又按照平时的习惯从下往上投，手榴弹没有出手，一下子扎到了掩体的土里。
“别动！”指导员喊道，然后轻轻上前，让小春把手指慢慢地从金属环上退出，然后他抓起手榴弹一下子扔了出去。“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处理完这一切，他说道“回去吧。”小春捂着脸跑回队伍里。
这一切都是后来听申排长说的。如果小春手指已经拉开了指环，后面的事情就太可怕了！我不敢往下想。
这件事发生以后，指导员和平时一样，依然不多说一句话，但对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了。
所有的科目按照计划进行的都很顺利，最后的一项就是实弹射击了。
这天训练刚结束，我看见小王在收拾东西。问他“干什么”，他说“进城，回单位办手续。”“不是不让请假吗？”他说，“和指导员说好了，今天晚饭前回去，明天早饭前回来。”原来小王今年也被推荐去上大学，是学美术，今天回去办手续。
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知招办怎样对待我的信……现在事情怎么样了？”
我呆呆地看着小王往奶牛场的大门走去，越走越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看见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进了大门。
这个身影怎么这么熟悉？是她？
这个人越走离我越近，夕阳下，我看见我的妹妹推着自行车径直向我走来。
果然是妹妹骑着车来找我。她告诉我说，“中午妈妈出门看见了门市部的小朱。小朱告诉她，‘公司通知明天早上要开会，是为上学的事，招办和商业局都要来人，最好叫任力回来。’”妹妹赶快骑车来找我。
看来是招办接到我的信来调查了。这个机会我要把握。
我找到申排长，说“我要请假回去开个会，明天开完会立即赶回来”。
令我意外的是，申排长根本不问我干什么，只是说：“事情办完了再回来。”
我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顺利。怀着感激的心情，我跳上了妹妹自行车的后座。
第二天早上8点10分，我走进公司的大门。在会议室门口，我听到刘主任正在讲话，说；“今天招办和商业局的人都来参加这个会，大家要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刘主任的话音刚落，我一把推开了门。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同时发出了惊讶的声音，这是因为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继而大家又发出惊喜的议论。我扫了一眼刘主任和张积柱，只见二位极不自然地对视了一眼。从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我的出现太让他们意外了。
我没有理睬他们，只是大声说，“既然今天是为上学的事开会，招办和商业局又都来了人，我就把我对公司在这次推荐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说说我的态度。”
我从衣兜里拿出了写给招办的信，从头到尾大声地念起来。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我唸信。
念完以后，我大声说：“我是请假从八里桥赶回来的。我感谢公司给了我这次发言的机会。为了不影响民兵训练的成绩，我还要马上赶回去。我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向公司汇报。”
为了不让公司的人发现是谁给我通风报的信，以防对她实施打击报复，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和来时一样，推开门走了。
后来同志们告诉我，我的出现，就像在会场上投了一颗炸弹，炸得大家都懵了。气得刘主任直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我赶回奶牛场，向申排长销了假，回到训练场，趴在地上继续练习瞄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向张指导员在动员大会上说的：“谁下的功夫多，流的汗水多，谁的收获就大。”在最后的实弹射击场上，我取得了步枪点射5枪中39环的良好成绩，冲锋枪连发射击没有脱靶的，5发子弹中29环的优秀成绩。
民兵训练结束时，我的身边又多了一群好朋友，我们互称“战友”。
十天里，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我们是真正的战友。
回到公司以后，我把民兵训练的情况向刘主任做了汇报，并把奖状和成绩拿给他看。
刘主任只说了一个“好”字，别的什么都不说。
回到门市部，又开始重复着“上班，下班，吃饭，回家”的老一套程序。招生的事，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只是在上班没有顾客的时候，同班儿上的人给我讲述了在那天招办和商业局来人招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的事。
那天我走了以后，会场上真得像开了锅一样，发言的人非常踊跃，大家真得是畅所欲言，发言一个接一个，刘主任和张积柱再也没有也不敢训斥大家，只是有一次张积柱忍不住想说点儿什么，又叫商业局来的人给挡了回去。
转眼九月份快过去了。今年的新生早已经陆续地去报到了。而我这边儿仍然是毫无动静。
等待，只有等待。在这段度日如年令人煎熬的日子里，妈妈的那句话是我的精神支柱：“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
在等待中，九月份过去了。
在沉默中，十月份过去了。
等待，只有等待。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12
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门市部上晚班。推门进来了一个人。我见过他，是市教育局的李局长。当时他在市招办。
李局长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的地址是：沈阳药学院。打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李局长让我给他在签收单上签上我的名字，并要盖上门市部的章。
章，就在收款桌的抽屉里，可是，我能自己盖吗？我有点儿犹豫。
这时，同班的同志们围了过来。我把录取通知书拿给大家看，又把李局长的要求告诉了他们。
所有的人都看着杨俊章——大伙儿叫他老杨头儿，公司原来的经理，一个解放军转业的老战士，现在是我们班上的负责人。
老杨头儿听到以后，一点儿也没有犹豫。他一边儿拉开抽屉，一边儿说，“不就是孩子要上大学吗？！”话音儿未落，章已经盖好了。
李局长走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吧，都开学那么长时间了”，“快点走吧，别耽误太多的课”……
第二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公司去办手续。
录取通知书可以办三件事：
1 转户口；2 转组织关系；3 如果是在职人员，可以报销去程的路费和行李费。
我对刘主任说：“刘主任，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了，请给我办所有该办的手续，还有，转团的关系，预支火车票和行李费的钱。”
“是吗？”他的表情怪怪的，“通知书在哪里？让我看看。”
我拿出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
刘主任看了看，伸手要拿。
我马上把手缩了回去，没有给他。这是经过几个月来的较量，长了得心眼，我怕他扣下来不给我。
“过几天叫老张给你办。”刘主任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很不高兴地说。
“我要先走，”我回答说，“已经开学很长时间了，我怕拉太多的课不好赶。”我说。
“行，”他说，“那你先走吧。”
第二天，也就是拿到通知书的第三天，我离开了银川，走上了求学之路。
这一天，是1974年11月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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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