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俞孟生，1948年10月出生，1967年安徽省南陵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0月下放，回老家东塘公社插队。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兽医，1987年成为农村中学公办教师。现已退休，仍住在农村。
原题
我的大学梦
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又要开始了，每当此时，就会触碰到我往年的那段伤痛。
我是安徽省南陵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高中没读完。从1966年5月份起，我们就已经不上课了，而是被发动起来，热血沸腾地投入了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轰轰烈烈的造反，到后期，对斗来斗去的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很希望文革早点结束，能继续读书考大学。
然而，高层政治斗争是我们不可能理解的，1968年10月份，毛主席一道指示，我们突然统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种失落迷茫无以言表，心里总有被欺骗的屈辱感。政治教科书明明是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毛主席还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什么不让我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而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凭我这被驯化了十几年而几近僵化的脑袋怎么也想不通，也不可能有人给我答案。
作者在北京留影
在农村，超体能的繁重体力劳动并不是最不可忍受，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痛苦和空虚。找不到启迪思想的书籍，没有慰藉心灵的文艺（在农村只能稀少看到农民自演的蹩脚的八个样板戏），一切真相都被掩盖着，一切信息都被层层过滤。一切不利当局的信息都被封锁着（收听美国、台湾电台都要被判重刑），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世界形势无知到近乎傻子。对国家形势也是不知所以然。连大队书记传达上级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对他崇拜有加。
我们的未来充满奇诡。知青中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那时，填补空虚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看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搜罗民间没有销毁的各种书籍，还乘机偷公社办公室的《参考消息》（这种半公开报纸，信息已然过滤，也只发到公社一级为止）。只要弄到一种，就会相互传阅，还会反复看好几遍（没别的可看）。
那时，我最想上大学。想象中，大学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学者，有我想得到的精神食粮。
大约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了。不是经过考试，而是要通过贫下中农推荐录取（实际是公社推荐）。这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1971年，我母亲的一位当区委书记的同乡帮了我一把，他在我们公社书记那里为我美言了几句，于是公社把那年唯一的推荐名额给了我。学校是芜湖师专。
接到通知，我欣喜若狂。第二天冒着大雨，踏着泥泞跑了五十多里小路，赶到县城。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因年三十放假，教育局下班了。我赶紧把推荐表直接送到教育局长家里（他原是我们中学的校长）。接下来我在家幸福地等待，整天幻想着将来美妙的学习生活。
可是直到正月十三，还杳无音信，听说有人已经拿到通知书，我着急起来，赶紧去县教育局查询。情况让我震惊，我的名字已经从推荐名单中抹去，而换了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女性，名叫黄某某。我像遭雷击一般呆呆地站在那儿，办事员诧异地看着我。等晃过神来，就默默地回家了。
回来一打听，原来那黄某某是我们公社人保干事韩某某的未婚妻，人保干事回老家广德县过年，经人介绍，和她确定了关系。韩干事当然知道这边正在办招生，于是赶紧把她户口从广德县迁到南陵县，又找公社秘书开了介绍信，把我的名字换下（这两件事当时一般人很难办到，但他是公社党委常委，对他不成问题）。
换人的理由是：该同志父亲有历史问题，正接受改造。我的父亲是右派，还干过三青团支队长（相当现在的村团支书）为此曾劳教五年。面对强大的插入者，我只能忍气吞声。其实，按照当时招生政策她也是违规的，她是城镇户口，没有下放劳动过。
紧接着又来了新的招生指标。学校是安徽农学院。刚从教师提拔上来的教育干事胡干事安慰我：“不在河边在柳边，你再争取一下。”我抛开平时羞怯、不善言辞的毛病，心情忐忑地找到公社书记，对他说：“上次公社因为工作需要，把给我的名额换了别人，我没有意见。不过这不是我自身的原因。我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的条件不够，被刷下来，我再无怨言。”
过了几天，果然大队干部通知我去拿推荐表。第二天没吃早饭，我就去公社，遇到另一大队的知青姚群力，他也是来领推荐表的。这次推荐名额两个，而只有一个录取指标。我俩谁能走，那就听天由命了。教育干事还没来上班，他家离公社不远，我们就一同上他家，一人领到一张油印的推荐表，出来的路上遇到一位许老师，问我们找胡干事有什么事，我们就把推荐表给他看。他说：“我好像看见沈某某也拿了一份推荐表，你们的是一张纸，他拿的是一本，有入团申请书那么厚，是铅印的。”
我俩心情一下都沉重起来。这已经很明确，沈是正式的，我们是替补。若不发生特殊情况，没我们什么事了。按当时招生政策，毕业中学生必须劳动锻炼两年才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而沈某刚刚初中刚毕业。但是，他爸爸是相邻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这点小门槛怎能难住他？（后来了解到，沈某的爸爸找到我们公社书记，批了条子，头天夜里拿走了推荐表）
我找了一个地方填完表格交上去，昏昏沉沉地回家了。姚群力愤愤不平，他要去教育局揭露。他是工人后代，我可没有他的底气。后来谁都没走成（沈某第二年还是走了）。这正好给教育局开后门留了一个机会，这个意外空出来的指标不知给了谁。
我那时在村小当民办教师，以后一个多月，精神恍恍惚惚，吃饭不香，睡觉不眠，上课无精打采，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几次想到结束生命。最后一个信念支撑我站起来：我要顽强地活着，看看究竟是怎样的结局！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我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已经被选择性淘汰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此后，再没有招生、招工的幸运降临到我。从此，我封闭了理想，在农村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改行做了兽医。
1975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招生改变了一个小小的规则，就是推荐加考试。不过考试是开放性的，不需集中，不需闭卷，发一张卷子，可以随意找个地方写，可以翻书，还可以问人。
那天，我去公社兽医站上班，被医院的李医生神秘地请进他的房间：“孟生，请你帮个忙。”我进屋才知道，他表侄胡德生被推荐，正在房间里做考卷，要我帮他答题。这是一张数学卷，大概就初中一年级的水平。
我用草稿纸很认真地做完题目，推辞了李医生招待的午饭就怅然离开了。出来那一刻，心如刀绞，走到没人处，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我为什么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也倒台了，1977年真正的高考来了。然而消息得到太迟了，高考前五六天，我才知道真的要开考了。数理化等教科书早就烧了。就赶紧借来一套现行教材日夜加班复习。结果没录取。也不知考得怎样，没选上的成绩单一律不下发。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多年一心一意为生活而忙碌，已经放弃追求很久了，怎能考好？
第二年还有机会的（我许多同学都是第二次考走的），但是冷静地想想，我不是国家职工（国家职工带薪上学），妻子无业，两个孩子谁来养？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为生活计，为了孩子的未来，我黯然放下了书本。
念想遇到时机还是会发酵的，过了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还是考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函授班，这是安师大文革后首次函授招生。我一边为沉重的生活而忙碌，一边抽空学习，四年后拿到毕业证。
总算了结了一桩心愿。但是我心里清楚，函授毕业证只不过是心里一点安慰罢了，与真正大学毕业不可同日而语。仅从中文知识来讲，只不过把以前零散学来的知识系统化罢了。函授主要靠自学，所要求阅读的书目，有的根本看不到原著。只能从教材中看要点。更无法得到老师的指点和同学之间的讨论，这样的知识是有缺陷的。然而岁月蹉跎，想进一步也难，已然如此吧。不过，我凭这张毕业证又重新回到了教师岗位。现在，有时想写点东西，常感到知识储备不足，不无遗憾。
一些成功人士对那段下放经历不无夸耀地说：青春无悔。“悔”，是为自己做错选择而悔恨，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出身在那样的家庭，这都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连“悔”的资格都没有，何“悔”之有？我只能说我的青春很无奈。
但愿天下所有的青年人不再重复我们的苦难。但愿天下爱读书的年轻人都有上学的权利。也希望年轻人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不光为工作，更是为自己活得明白。
2016年4月23日
图文由作者提供，授权本号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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