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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孙开明：儿时北京，全家八口一天菜金一毛钱
作者简历
孙开明，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1971年初中毕业，1971年至1979年在服装厂工作。1979年考入北京商学院财务会计系，毕业后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现定居日本东京。
原题
苦难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怀念儿时北京的夏天
作者：孙开明
六月底到八月末是北京的夏季。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年历大都是既有阳历，也有阴历。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多用阳历，而有关季节及气候多用阴历。由此派生出“夏有三伏，冬有九九”等有关气候的谚语。
我的童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与邓小平时代相比，既贫穷又封闭。就像一只井底之蛙，以为中国就是整个天。虽然饿得吃不饱肚子，然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孩子也有穷人才能享受的特有的欢乐。
我的父母养育了六个儿女，我排行老四。常言到，“大的疼，小的娇，受气受累正中腰。”1966年夏天，“文革”刚开始时我还不满12岁，上小学四年级。小学生也要“停课闹革命”。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14期，不是红五类，也就没有了闹革命的资格。
我的父母是双职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路上要用将近三个小时。大姐就读于北京协和医院护士学校，住校。无奈，身为次女的我，也就当仁不让地承担了洗衣服（用搓衣板手洗）、买菜及做饭等家务活儿。
儿时的我也像同龄人一样贪玩儿。淘好米蒸饭得蒸一个小时，利用这一个小时，我可以和女孩儿们耍羊拐，踢包儿，或跳皮筯儿。快到父母下班回家时间了，就开始摘菜、洗菜，做菜。当年父母两人的工资加到一块才八十余元人民币。同样，物价也很便宜。特别是夏天，是北京的西红柿、黄瓜等菜蔬大量上市的季节。最便宜时西红柿和黄瓜都是一分钱一斤。全家八口人的菜金一天仅为一毛钱。
每天，我总要用一毛钱买上两三样儿菜回家。例如：三分钱的黄瓜，三分钱的西红柿，剩下的四分钱买茄子。那时处于物质匮乏时代，主食有粮票和粮本，副食如鸡蛋、粉丝和粉条等有购货本。芝麻酱则只有夏季才供应，每人每月一两。茄子蒸熟用芝麻酱和生蒜拌着吃。黄瓜则是凉拌拍黄瓜，西红柿用白糖凉拌，偶尔做鸡蛋炒西红柿。
我家住在处于北京市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外大街，离什刹海很近。每逢夏季，什刹海前海的浅水游泳区里人挨人，就像煮饺子一样，根本无法伸开双臂和双腿。
通过地安门西大街的公交车有北海公园后门一站。现已将车站名改为北海公园北门。原来的北海公园前门则同时改为北海公园南门。北海公园南门旁是团城。北海公园和团城则与中南海仅仅一桥之隔。即中南海、什刹海前海、银锭桥，什刹海后海和积水潭以一条类似于S线相连。像一串珍珠，串结起北京数处名胜古迹。
“文革”前的每年夏季，北海公园都要举办周末乘凉露天电影晚会。虽然公园门票才五分钱，然而，对于最爱看电影的纪明二哥和我来说，却张不开口向妈妈要钱。没有钱买公园门票也难不倒我们，纪明二哥听邻居家的男孩儿说，曾经翻墙头进北海公园看露天电影，就让邻居家男孩儿带纪明二哥和我，找到翻墙头之处，恭俭胡同附近的北海夹道。这条夹道是北海公园的外面旧墙。岁月的冲刷让城墙的墙砖已没有了旧日的风貌，凸凹不平，恰好方便于我们用双手攀，用双脚蹬。
当我们冒险成功后，刚才还做贼心虚、小心翼翼、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几个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欢声叫喊。我从小就喜欢和纪明二哥及邻居家的男孩儿们玩儿，也像男孩儿一样顽皮、淘气。回想儿时为了给蚕喂桑叶，上房、爬树，偷摘邻居家的桑叶等趣事，仍忍俊不禁。
我的父亲常年患肺结核，为了生活带病坚持工作。善良贤惠的母亲承担着全部家务。半夜热醒，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仍然在为我们缝补旧衣袜、纳鞋底的身影。全家八口人的衣服、布鞋，及冬季穿的棉衣、棉裤，都靠母亲的一双手缝制。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二岁开始跟母亲学做布鞋。夏天纳鞋底，秋天粘袼褙。当我第一次穿上自己用双手做的布鞋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至今我仍珍藏着上中学时在北京动物园拍的一张照片，上衣和裤子是母亲裁剪、缝制，脚上的布鞋从粘袼褙到上鞋帮，全都出自我那还是孩子的一双手。我心疼母亲的心却不被同学理解，有人给我起外号，管我叫小家妇（小家庭妇女）。
凡事大多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物质生活的清贫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让我深感苦痛的是：在孩提时代和人生最重要的个性形成时期，及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年时期，长达十数年，我在政治、社会等方面始终处于被歧视，被孤立之逆境。
十年动乱，我从12岁长到22岁，书籍是我无言的伙伴，日记是我的惟一知己。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和写东西的爱好。同时，也让我形成既孤僻又清高、孤傲且自卑等自相矛盾的个性。
夏天热，人们都爱吃冰棍儿。红果冰棍儿一根三分，小豆冰棍儿五分一根。最贵的鸳鸯双棒牛奶一根一毛五分。我家的孩子们只有看别人吃冰棍的份儿。当年，到烟袋斜街旁边的公合魁食品店买冰棍儿吃的人最多，满地都是冰棍儿纸。
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掉泪的是，“文革”的前一年、即1965年。放暑假时，纪明二哥带我在公合魁食品店前捡冰棍纸。每天将捡来的冰棍儿纸晒干，积攒到一定重量，我和纪明二哥用双手抱着轻而体积大的冰棍纸，从鼓楼前湖南风味儿马凯餐厅旁边的地安门外大街133号（我的父母及六个子女，在此住处住到1969年。而后搬家到地安门外大街天汇大院简易楼。），往南走大约三四百米，到后门桥废品回收站去卖。
当纪明二哥和我将卖冰棍儿纸钱、几个钢镚儿用双手捧着交给母亲时，母亲哭了，让我们以后别再去捡冰棍儿纸。
纪明二哥从小心灵手巧。他曾用捡来的一小块儿木头，用小刀又削又刻，削刻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小电话机。这个小电话机就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
我的父亲人品高尚，重情重义且学识渊博。“文革”刚刚开始不久，父亲教我背诵孟子的一段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改过（父亲凭记忆而手边无孟子的《告子篇》）。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留给我极深刻印象的是，父亲是在我的作业本空白处，将孟子的这一名言一句一句写给我看，边写边给我逐句讲解其中的含义。至今我还想问已渡黄泉二十余载的父亲：爸，您为何当年只教我这个二女儿背诵孟子名言？是不是因为在我十岁那年，一天早上，我梳理长及腰部的两条辫子。您说我：“辫子太长，梳起来多麻烦！剪了吧。”我脱口而出：“人活着就是麻烦。”您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您马上夸奖我：“才10岁的女孩儿，说话还挺有哲理的。”
当时未满12岁的我不能理解孟子这段名言所包含的极深刻的含义。如今，经历过诸多人生苦难，特别是近几年可谓在精神上感情上经历过死亡之后，我非常感谢父亲在我儿时，教我反复背诵孟子的这段至理名言。苦难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上苍也是公平的，它给予我们每个人一段相对无忧无虑的宝贵童年。当我们涉入成人河之后，对童年的怀恋，将永远是我们精神上感情上的一块儿绿洲。
少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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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