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田沈生：我们到中科院偷吉普，以行侠仗义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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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田沈生，沈阳出生的北京人。1966年投身革命（文革），1967年高中肄业，1969年奔赴陕甘宁边区（插队），四年后革命意志衰退（回到北京），2年闲赋于市井（待业），曾跻身老九2年（中学代课），1974年混入工人阶级（电工，汽车司机），四年后搭上末班车成为知识分子（上大学），又是四年，搭机飞过赤道，在南半球深造，定居至今，33载弹指一挥间。自1988年起，先后在海内外华文报刊杂志网络上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时评等近百万字。创办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任澳洲《朋友》主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理事等。

原题 

文革杂记

中科院偷车记

作者：田沈生

“什么？老田偷汽车被公安局抓了，真的吗？”我还没有回到学校，这消息已经在一些同学中传开了。

尽管有人难以相信，可从驻校军宣队哪里传出来的消息能有假吗？所以，我一出现，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来那年头儿会开汽车的人极少，二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只有一些颓废的老兵（指学校里最早那批“造反”的红卫兵）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像我这样平时看起来还算是文质彬彬的人，怎么可能呢？好奇心使几位有点交情的同学私下里追着向我打听实情。

“没错，是我。”虽然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是低声坦诚这事，紧接着声明事出有因。现在看来这理由实在有些荒唐，可在整个社会都在疯狂的文革期间，又有哪件事不是荒唐透顶呢？

简单地说，从小在一个学院里一起长大的铁哥们李弟（北航附中）的表哥在长春两派武斗中被对立面抓了，他表哥平日里好狠斗勇，又是个不小的头头，据说为防止他逃跑，当即被砍断了脚筋。李弟闻讯，发誓要去救他出来，为此想要学会开汽车。于是，他找到宋兄（石油附中），也是我们的发小。此人虽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950年代举家从美国归来），文革初期却与一帮老红卫兵打得火热，听他自己说出于好玩和刺激也参与过一些打砸抢的勾当。

那时他似乎很“忙”，我们很少接触，偶尔在院里见到，他也只是边骑车边摆手，匆匆而过，好像整日有忙不完的大事一样。还有一次老远见他骑一辆大摩托车急急驶出学院大门，那年头儿这种摩托只有公家才有，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段时间，他不仅学会了骑摩托，汽车也会开了。宋兄豪爽，李弟的事当即答应下来。他知道我在江西武斗时也开过几个月汽车，决定找我当帮手。

那是1967年的10月，文革进行了一年多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总是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可是，各省市两派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武斗不断升级，死伤无数。在江西，我亲眼看到从山东派来的部队与江西军分区的士兵对垒，目睹两位熟悉的同学命丧南昌城外。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使我如梦方醒：生命属于人，一生确确实实只有一次。于是，我扔下驳壳枪、冲锋枪和吉普车，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逃回了北京，回到了学校。

南昌武斗时，作者手持驳壳枪站在卡车上

那时，军宣队已经奉命进驻中学校园，声称要复课闹革命。无奈一年多的革命搞得学校早已是一片狼藉，人心涣散，师生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想要他们重新走进课堂，恢复以往秩序，谈何容易。重新上课迟迟没有下文，除了无休止的派仗，多数学生无所事事。

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似乎破与立都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傻子也明白炸掉一座楼不消一天的时间，给你100天也未必盖得起来。可是，当人们一旦狂热起来，总是会干出比傻子还愚蠢百倍的事情，而且还没有丝毫的觉悟。何况那时的许多事，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不但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有可能成为标榜“革命”的资本呢。现在想想，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有几个人没干过一些蠢事呢？

言归正传。听他两人一唱一和，加上刚学会开车，瘾头儿正大，手也痒，再说闲着也是闲着，我想也没想，点头答应。

人齐了，接下来是去找一辆汽车。说找是为了好听，其实就是去偷。不过，这偷好像有行侠仗义的支撑，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可要说真去偷，从前没干过，心里确实没底。实践中，这方面颇具“经验”的宋兄，胆识果然非凡，想不佩服也难。

问题是去那里找车呢？那时私人没有汽车，只能打公家的主意。虽说我们学院里就有汽车组，车辆道路各方面也都熟悉，但父母都在这里工作，万一出了事不好交代，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们。我想这就是自古以来“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因吧。宋兄有“前科”，有“经验”，懂得操作程序，已经不动声色地踩好了点儿：那是离我们住家不远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那里一排车库，大门日夜不关，关键的是里面有几辆新手最容易操作的苏联吉普车嘎斯-69。计划就这样定下来，午夜时分行动。

苏联吉普车嘎斯69

那是一个秋日的夜晚，不是月黑风高，相反凉风习习，皎月如昼。李弟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像他说的家里有事，始终没有露面。我跟着宋兄蹑手蹑脚地摸进了地物所的车库。头回干这事，不免有些慌张，心在突突地急跳。于是屏住呼吸，悄悄站立在黑暗中，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同时想听听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车库一边的值班室灯亮着，里面传出了均匀的鼾声。“没事，动手吧，”宋兄对我耳语。我轻轻打开吉普的车门，坐进去，开始拆卸车锁，连接电线，紧张地忙活着。宋兄则站在一旁为我放风。

突然，宋兄一手将我按住，低声说道：别出声！只见几条黑影飕飕地从外面闪了进来，径直向我们奔来。坏了，被发现啦！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浑身瘫软，整个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失去了片刻的记忆。“快，接着干！”宋兄的低语才使我回过神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在宋兄的指挥下，悄然无声地帮我们将吉普推出了车库。

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来好笑，在我俩钻进车库的时候，这三个人也在现场，只是躲在松墙后面观望，见我俩没事，他们现身了。经过与宋兄简单的对话，知道他们是北大附中的，原来他们也是在打这里汽车的主意。素不相识，不约而同，两伙盗贼竟然在同一现场相遇，说起来简直是天下奇闻。更有趣的是在黑暗中，双方达成互助协议：先帮我们将车推出门外，车头向东，然后宋兄帮他们将另一辆吉普和三轮摩托推出，头朝西，约定击掌为号，同时发动。

谁知，这几位兄弟不守信誉。宋兄刚回到车上，他们的摩托车已经划破宁静的夜空，大声地吼叫起来。立马吓得我一身冷汗，急忙发动，加油，吉普车呼啸着冲了出去。我一面开车，一面紧张地向后张望，看到确实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下心来。再看那边，宋兄竟然轻松地哼起了小曲，颇为得意，行动圆满成功。

接着，我们兴高采烈地穿三环跨二环，直奔长安街。三更半夜，人静车稀。在那又直又宽的路上来回狂奔，直到过足了瘾，才悄悄地开回了家住的大学。那晚，我俩就猫在车上眯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叫上李弟又出发了。

这回，我们的目的是十三陵，那里路宽车少，便于教学，顺便也想到那里玩玩。怎知，到了才知道，文革时期人们都在忙于革命，游山逛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定陵早就关了门。不过，因为有车，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轮流“坐庄”，不停地穿梭在各个荒芜的陵园之间，左盼右顾，不亦乐乎。

常言道乐极生悲，一点不假。疯够了，在回家的途中，汽车突然开始断断续续地“打嗝”“放屁”，一步三喘，最后干脆罢工，停在了离昌平不远的公路边上，再也发动不起来了。离家还远，这可怎么办？三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汽车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时，一辆对面行驶的吉普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关切地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又主动帮我们检查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汽油没了。”其中一位一边擦手一边微笑着对我们说道“你们等着，我们有油票，到前面油站加一桶油回来，你们就可以上路了。”我们一边不住地道谢，一边暗自庆幸遇到了贵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不多久，他们不仅带来了汽油，也领来了一辆警车。

原来，天亮以后，中科院地物所发现一夜之间竟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被盗，事关重大，一大早就报了警，又迅速派出了几辆汽车在京郊几条主要公路上紧急搜寻。最先发现三轮摩托侧翻在离中关村不远的沟里，随后又在八宝山附近找到撞在树上的吉普车，直到下午才在京昌公路上发现了我们。见我们三个人高马大不是对手，两人暗自商量，先把我们稳住。事后，那位司机才对我们讲出了实情。不过，他表示打死也不相信我们是两伙互相不认识的盗贼共同作的案。

在昌平县公安局，我们三人耷拉着脑袋，对偷车事实供认不讳。不过，至此也不忘强调偷车的理由。更没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警察可能是见惯了打砸抢，对这类偷车事件并没有放在心上。况且，车又没损坏，仅仅用光了汽油，所以简单做了笔录后就打电话给我们各自学校的军宣队，通知他们前来领人。

以后的几个小时，我们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在冷板凳上坐着。下班的时间到了，那位做笔录的警察才过来，略带遗憾地说：“他们都不来了，你们走吧。”

“这离家几十里，他们不来，我们可怎么回去呀？”李弟有些着急。

“怎么着，我还得派车送你们回去？你们有本事偷车就没本事回家？真不想走的话就送你们去拘留所。”见这警察一本正经，我们几个撒腿就跑。

如今，回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时天色已晚，回北京的长途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三个人饥肠辘辘，在空旷的昌平县城里漫无目标地游荡。最后，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烤红薯，分而食之，可怜巴巴地围坐在尚有余温的红薯烤炉边，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晚。

那年，我们都是十九岁。

后记：

大约半年以后，李弟的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在清队运动中先后含冤自杀，他与未成年的妹妹、年逾八十岁的爷爷被强行遣返农村老家；宋兄因“打砸抢”前科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险些入班房，仓惶逃往山西，插队落了户；一年多以后，我在最高指示“驱动”下，自己注销了北京户口，来到陕北高原，在“冬暖夏凉”的窑洞，度过了四个春秋。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李弟早已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宋兄定居美国，我则在澳洲扎了根。有时，我还不经意地想起北大附中的那几位素未平生的“贼”朋友，不知撞车后有没有受伤？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到此文，能否会想起年轻时代的那些荒唐举动？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是否应该让下一代知道，中国在文革动乱期间所发生的那些光怪离奇的故事？ 

作者重回当年居住过的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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