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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田沈生:我们到中科院偷吉普,以行侠仗义之名

田沈生 新三届 202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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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田沈生,沈阳出生的北京人。1966年投身革命(文革),1967年高中肄业,1969年奔赴陕甘宁边区(插队),四年后革命意志衰退(回到北京),2年闲赋于市井(待业),曾跻身老九2年(中学代课),1974年混入工人阶级(电工,汽车司机),四年后搭上末班车成为知识分子(上大学),又是四年,搭机飞过赤道,在南半球深造,定居至今,33载弹指一挥间。自1988年起,先后在海内外华文报刊杂志网络上发表散文、游记、小说、时评等近百万字。创办澳洲鸿运海华出版有限公司,任澳洲《朋友》主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会长、理事等。


原题 

文革杂记
中科院偷车记




作者:田沈生



“什么?老田偷汽车被公安局抓了,真的吗?”我还没有回到学校,这消息已经在一些同学中传开了。

尽管有人难以相信,可从驻校军宣队哪里传出来的消息能有假吗?所以,我一出现,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来那年头儿会开汽车的人极少,二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只有一些颓废的老兵(指学校里最早那批“造反”的红卫兵)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像我这样平时看起来还算是文质彬彬的人,怎么可能呢?好奇心使几位有点交情的同学私下里追着向我打听实情。

“没错,是我。”虽然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是低声坦诚这事,紧接着声明事出有因。现在看来这理由实在有些荒唐,可在整个社会都在疯狂的文革期间,又有哪件事不是荒唐透顶呢?
 
简单地说,从小在一个学院里一起长大的铁哥们李弟(北航附中)的表哥在长春两派武斗中被对立面抓了,他表哥平日里好狠斗勇,又是个不小的头头,据说为防止他逃跑,当即被砍断了脚筋。李弟闻讯,发誓要去救他出来,为此想要学会开汽车。于是,他找到宋兄(石油附中),也是我们的发小。此人虽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950年代举家从美国归来),文革初期却与一帮老红卫兵打得火热,听他自己说出于好玩和刺激也参与过一些打砸抢的勾当。

那时他似乎很“忙”,我们很少接触,偶尔在院里见到,他也只是边骑车边摆手,匆匆而过,好像整日有忙不完的大事一样。还有一次老远见他骑一辆大摩托车急急驶出学院大门,那年头儿这种摩托只有公家才有,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段时间,他不仅学会了骑摩托,汽车也会开了。宋兄豪爽,李弟的事当即答应下来。他知道我在江西武斗时也开过几个月汽车,决定找我当帮手。
 
那是1967年的10月,文革进行了一年多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总是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可是,各省市两派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武斗不断升级,死伤无数。在江西,我亲眼看到从山东派来的部队与江西军分区的士兵对垒,目睹两位熟悉的同学命丧南昌城外。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使我如梦方醒:生命属于人,一生确确实实只有一次。于是,我扔下驳壳枪、冲锋枪和吉普车,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逃回了北京,回到了学校。

南昌武斗时,作者手持驳壳枪站在卡车上

那时,军宣队已经奉命进驻中学校园,声称要复课闹革命。无奈一年多的革命搞得学校早已是一片狼藉,人心涣散,师生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想要他们重新走进课堂,恢复以往秩序,谈何容易。重新上课迟迟没有下文,除了无休止的派仗,多数学生无所事事。
 
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似乎破与立都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傻子也明白炸掉一座楼不消一天的时间,给你100天也未必盖得起来。可是,当人们一旦狂热起来,总是会干出比傻子还愚蠢百倍的事情,而且还没有丝毫的觉悟。何况那时的许多事,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不但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有可能成为标榜“革命”的资本呢。现在想想,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有几个人没干过一些蠢事呢?

言归正传。听他两人一唱一和,加上刚学会开车,瘾头儿正大,手也痒,再说闲着也是闲着,我想也没想,点头答应。

人齐了,接下来是去找一辆汽车。说找是为了好听,其实就是去偷。不过,这偷好像有行侠仗义的支撑,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可要说真去偷,从前没干过,心里确实没底。实践中,这方面颇具“经验”的宋兄,胆识果然非凡,想不佩服也难。

问题是去那里找车呢?那时私人没有汽车,只能打公家的主意。虽说我们学院里就有汽车组,车辆道路各方面也都熟悉,但父母都在这里工作,万一出了事不好交代,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们。我想这就是自古以来“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因吧。宋兄有“前科”,有“经验”,懂得操作程序,已经不动声色地踩好了点儿:那是离我们住家不远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那里一排车库,大门日夜不关,关键的是里面有几辆新手最容易操作的苏联吉普车嘎斯-69。计划就这样定下来,午夜时分行动。


苏联吉普车嘎斯69

 
那是一个秋日的夜晚,不是月黑风高,相反凉风习习,皎月如昼。李弟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像他说的家里有事,始终没有露面。我跟着宋兄蹑手蹑脚地摸进了地物所的车库。头回干这事,不免有些慌张,心在突突地急跳。于是屏住呼吸,悄悄站立在黑暗中,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同时想听听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车库一边的值班室灯亮着,里面传出了均匀的鼾声。“没事,动手吧,”宋兄对我耳语。我轻轻打开吉普的车门,坐进去,开始拆卸车锁,连接电线,紧张地忙活着。宋兄则站在一旁为我放风。

突然,宋兄一手将我按住,低声说道:别出声!只见几条黑影飕飕地从外面闪了进来,径直向我们奔来。坏了,被发现啦!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浑身瘫软,整个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失去了片刻的记忆。“快,接着干!”宋兄的低语才使我回过神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在宋兄的指挥下,悄然无声地帮我们将吉普推出了车库。

原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来好笑,在我俩钻进车库的时候,这三个人也在现场,只是躲在松墙后面观望,见我俩没事,他们现身了。经过与宋兄简单的对话,知道他们是北大附中的,原来他们也是在打这里汽车的主意。素不相识,不约而同,两伙盗贼竟然在同一现场相遇,说起来简直是天下奇闻。更有趣的是在黑暗中,双方达成互助协议:先帮我们将车推出门外,车头向东,然后宋兄帮他们将另一辆吉普和三轮摩托推出,头朝西,约定击掌为号,同时发动。

谁知,这几位兄弟不守信誉。宋兄刚回到车上,他们的摩托车已经划破宁静的夜空,大声地吼叫起来。立马吓得我一身冷汗,急忙发动,加油,吉普车呼啸着冲了出去。我一面开车,一面紧张地向后张望,看到确实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下心来。再看那边,宋兄竟然轻松地哼起了小曲,颇为得意,行动圆满成功。

接着,我们兴高采烈地穿三环跨二环,直奔长安街。三更半夜,人静车稀。在那又直又宽的路上来回狂奔,直到过足了瘾,才悄悄地开回了家住的大学。那晚,我俩就猫在车上眯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叫上李弟又出发了。

这回,我们的目的是十三陵,那里路宽车少,便于教学,顺便也想到那里玩玩。怎知,到了才知道,文革时期人们都在忙于革命,游山逛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定陵早就关了门。不过,因为有车,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轮流“坐庄”,不停地穿梭在各个荒芜的陵园之间,左盼右顾,不亦乐乎。

常言道乐极生悲,一点不假。疯够了,在回家的途中,汽车突然开始断断续续地“打嗝”“放屁”,一步三喘,最后干脆罢工,停在了离昌平不远的公路边上,再也发动不起来了。离家还远,这可怎么办?三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汽车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时,一辆对面行驶的吉普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关切地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又主动帮我们检查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汽油没了。”其中一位一边擦手一边微笑着对我们说道“你们等着,我们有油票,到前面油站加一桶油回来,你们就可以上路了。”我们一边不住地道谢,一边暗自庆幸遇到了贵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过不多久,他们不仅带来了汽油,也领来了一辆警车。

原来,天亮以后,中科院地物所发现一夜之间竟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被盗,事关重大,一大早就报了警,又迅速派出了几辆汽车在京郊几条主要公路上紧急搜寻。最先发现三轮摩托侧翻在离中关村不远的沟里,随后又在八宝山附近找到撞在树上的吉普车,直到下午才在京昌公路上发现了我们。见我们三个人高马大不是对手,两人暗自商量,先把我们稳住。事后,那位司机才对我们讲出了实情。不过,他表示打死也不相信我们是两伙互相不认识的盗贼共同作的案。

在昌平县公安局,我们三人耷拉着脑袋,对偷车事实供认不讳。不过,至此也不忘强调偷车的理由。更没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警察可能是见惯了打砸抢,对这类偷车事件并没有放在心上。况且,车又没损坏,仅仅用光了汽油,所以简单做了笔录后就打电话给我们各自学校的军宣队,通知他们前来领人。

以后的几个小时,我们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在冷板凳上坐着。下班的时间到了,那位做笔录的警察才过来,略带遗憾地说:“他们都不来了,你们走吧。”

“这离家几十里,他们不来,我们可怎么回去呀?”李弟有些着急。

“怎么着,我还得派车送你们回去?你们有本事偷车就没本事回家?真不想走的话就送你们去拘留所。”见这警察一本正经,我们几个撒腿就跑。

如今,回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时天色已晚,回北京的长途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三个人饥肠辘辘,在空旷的昌平县城里漫无目标地游荡。最后,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烤红薯,分而食之,可怜巴巴地围坐在尚有余温的红薯烤炉边,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晚。

那年,我们都是十九岁。
 
后记:

大约半年以后,李弟的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在清队运动中先后含冤自杀,他与未成年的妹妹、年逾八十岁的爷爷被强行遣返农村老家;宋兄因“打砸抢”前科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险些入班房,仓惶逃往山西,插队落了户;一年多以后,我在最高指示“驱动”下,自己注销了北京户口,来到陕北高原,在“冬暖夏凉”的窑洞,度过了四个春秋。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李弟早已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宋兄定居美国,我则在澳洲扎了根。有时,我还不经意地想起北大附中的那几位素未平生的“贼”朋友,不知撞车后有没有受伤?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到此文,能否会想起年轻时代的那些荒唐举动?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是否应该让下一代知道,中国在文革动乱期间所发生的那些光怪离奇的故事? 

作者重回当年居住过的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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