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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丨王骥:儿童剧,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王骥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原题

儿童剧伴我度过童年




作者:王骥

 

作者在方菊芬告别仪式签到处前


方掬芬告别仪式

我们敬爱的方掬芬阿姨于刚刚过去的2020年12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在戏剧的舞台上,方阿姨曾无数次向热爱她的观众谢幕,这一次,是她人生的“谢幕”。

遗体告别仪式于2021年1月8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兰厅举行,我们和方阿姨作了最后的告别。

告别仪式,左1与方阿姨同期获得樟树奖的体育界代表王逸、左2王骥、左3儿艺一级演员侯亚力(大力)


灵堂


那一天,上午的气温只有零下10度,长安街上行使通畅,路过全国妇联大楼时,我想起这就是当年妈妈工作的单位,那时候这座建筑物还没有施工,当时的全国妇联在灯市口大街东口路南,今天还可以看到她们当年工作的办公大楼依然耸立于城市中心。

那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苏联式机关办公大楼,从一楼到四楼,每间房的面积和设计基本一样,高大、豁亮,有一些建筑材料也是苏联老大哥援助的。那个时代,不仅中央各部委的一些楼宇设施是苏联专家负责援建,一些国家级剧场也是苏联式剧院的设计理念,如:为演出芭蕾舞建造的天桥剧场、为演出话剧建造的首都剧场……

受妈妈的影响,我从小喜欢看话剧,看过的儿童剧也多,每次看到舞台大幕拉开,总是全身的血一起涌动,总是生起一股融入其中的冲动。很多剧目,几十年过去了,故事的情节、剧中的乐曲依然记得很清楚。比如《以革命的名义》中的那首歌《热带的地方》,今天我还能唱出来:“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从小失去亲爱的爹娘……”

开着车一路向西奔驰,埋藏在心底的观看儿童剧的经历,就像加速的车轮一样迅速旋转起来,无数的画面在脑海中翻腾,让我想起许多童年往事。
 
去儿艺剧场看戏

我们这一代在北京生长的孩子,是看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方掬芬阿姨等艺术家演出的儿童剧长大的。从上幼儿园看方阿姨在剧中扮演小鸟的《马兰花》开始,一直到我初中一年级最后一次看儿童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每一次演出的新戏,几乎没有错过。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全国妇联的大门上有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另外一块牌子上面是“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虽然是两块牌子,实际就是一个单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全国妇联既要负责保障全国妇女权利和利益,也要保障全国儿童的权利和利益。正是“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的这块牌子,全国妇联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才有必然的联系。全国妇联对国内各省市妇联和文化单位的宣传及演出,有业务指导职责。妈妈和儿艺也有着工作上的联系。

我的幼儿园时代和妈妈在一起

 
儿童剧场的百年回顾

中国儿童剧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儿童艺术剧院(简称:儿艺)的专门演出剧场,离全国妇联不远,每当儿艺上演新戏时,不少妇联的子女都会如期而至。从灯市东口坐2路公共汽车,坐两站到八面槽下车,沿着东安门大街马路南侧由东向西走,经过中国集邮公司、北京市妇联、再走个一百来米,一座独具特色的巴洛克式西方古典建筑就是儿童剧场。剧场大门上方“中国儿童剧场”六个大字,由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它是唯一的文化部直属国家级儿童剧场。

在这座建筑物没有更名为儿童剧场之前,妈妈年轻时来这里看过演出。我的姥姥,一路从大清国走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老人,也曾陪着姥爷到这个地方听过戏、看过电影。

这座风格独特的建筑物,是北京有百年历史的地标式建筑,1921年建成之初名为“真光电影剧场”,主要功用是放映电影,以外国影片为主,那些世界名片,相当于咱们今天常说的“大片”。

旧日的中国儿童剧场(1950年代初的北京剧场)


没有发行大片的日子,这里也开展演出业务,按照剧场老板“高档剧场、上乘演出、宁缺毋滥”的原则,这里上演的剧目精益求精。对于京剧同样如此,“非拥有一流名角的京剧社不接待”。

梅兰芳大师是剧场合作者之一,他的代表作《西施》即在这里首演。同时,他早期的几部京剧片段黑白默片(无声电影)也在这里拍摄,摄影棚就临时搭建在真光电影院的屋顶上。1924年秋,梅兰芳应民新影片公司的邀请,在北京拍摄了五出戏的片段,有《西施》的“羽舞”、《別姬》的“舞剑”、《上元夫人》的“拂尘舞”、《木兰从军》的“走边”和《黛玉葬花》。

当然,这些京剧片段电影的首映,也是在这家影剧场。听姥姥说,当年她和姥爷坐着洋车穿过定府大街、北海后门、地安门大街、景山东街、南池子、东安门,几乎斜穿大半座北京城,从西城的家到真光电影剧场看电影。由于是无声电影,放映时,不得不在现场舞台的右角,安排了一个五、六人的小乐队给电影伴奏。

看完电影走出剧场,擅长京胡演奏的姥爷用标准的烟台话连连称赞:“宅个景户几宅个电影版走啊,由个意思儿(这个京胡给这个电影伴奏,有个意思)!”

剧场不仅演出京剧,还引进欧洲的音乐、歌舞、话剧、洋戏法(魔术)在此登台演出。由于有西洋音乐在这里演出,引起年轻观众对西洋乐器的喜爱,随行就市,一家规模不大的乐器行开在了剧场西面隔壁。

昔日有一句形容北京地域文化现象的谚语“东富西贵”,说的是,明清时期依赖漕运进行商品交易的富商大贾,多聚集于北京东城,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少,西城则王府多、官邸多。但到了民国初年,有了变化。东城是北洋政府所在地,随着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协和医学院以及育英学校、贝满女中、慕贞女中等教会学校和孔德学校在剧场附近落地生根,前来王府井北口东安门大街看电影、看演出的,除了京城的达官贵人、鸿商富贾、文化名人和前清遗老,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也成为这家剧场的常客,剧场演出不断增加。老北京人重新评价了东西城,又有了“西富东贵”的说法。

中国儿童剧场


解放后,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北京的文化地域版图被更新,北京的格局因城市规划以及新的机构设立而改变。“真光电影剧场”改名为“北京剧院”。1956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组建,当时已经更名为“北京剧院”的“真光电影剧场”成为儿艺专用剧场时,重新更名为“中国儿童剧场”,这是新中国赠送给少年儿童的一份厚礼。
 
北京、上海都有儿童艺术剧院

早在北京组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之前,宋庆龄于1947年4月10日在上海亲手创办了儿童艺术剧团。解放后,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工作繁忙,却仍将儿童剧团挂在心头。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1952年9月,她亲自带领儿童剧团赴北京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毛主席看了孩子们的演出后很高兴,特意让邓颖超转告宋庆龄,请儿童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公演四天,让首都的少年儿童作为毛主席的客人来看戏。

几年之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的建立,就是根据上海儿童剧团的成功模式,经宋庆龄提议,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直属文化部,它肩负着国家儿童戏剧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的责任,发挥着国家艺术剧院的代表作用、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培养了几代从事儿童戏剧的艺术家和艺术骨干,方掬芬、李若君、覃琨、连德枝四位艺术家是儿童剧的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1957年4月10日,上海的儿童剧团经宋庆龄批准扩建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宋庆龄致函祝贺并指出该院的宗旨是:“实验性、示范性,完全为儿童服务。”由此,北京、上海各有一个“儿童艺术剧院”,两个剧院互相交流、学习,不断推出新的剧目,孩子们喜爱的《马兰花》就是两个剧院共同保留的剧目。

宋庆龄曾说:“我创办儿童艺术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一生没有子女的宋庆龄,把满腔的母爱全部献给了普天下千千万万的孩子。她的一生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
 
看着儿艺演出长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几十年来创作并演出了众多古今中外的优秀戏剧作品,我第一次看《马兰花》是在上小学之前,演出过程中,演员和台下小观众的互动情节,让人觉得特别亲切。

上小学以后,1958年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儿艺在这一年上演了十一台大戏,演出剧目比上一年多了近两倍。记忆比较深的是童话剧《雪女王》,这是苏联作家叶莲娜·施瓦尔茨根据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著作《冰雪女王》改编的儿童话剧。

《雪女王》中的主要角色是两个小孩,男孩叫凯伊、女孩叫盖尔达,两小无猜,相亲相爱。因为一粒魔镜的碎片落进了凯伊眼中,粘到他的心上,男孩性格大变,离开了盖尔达,在街上遇到情感冷酷如冰的雪女王,坐上她的雪橇去了北方。盖尔达很伤心,她离开家园去寻找凯伊。盖尔达从春天出发,一直走到冬天,一路上遇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人物,除了向他们问路之外,还与驯鹿、乌鸦、花朵、小树对话,她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悄悄走进雪女王的冰雪宫殿找到了凯伊。凯伊正按照雪女王的指令,将“永远”两个字刻在冰雪上,刻好之后,凯伊将完全变成冰雪人。

方掬芬和小演员


我的座位离舞台很近,台上能说话的驯鹿(是从舞台中自下而上出现一个鹿头)、会唱歌的小鸟、各种动物的欢声笑语让我完全融入戏剧的演出之中,剧情使我的心率加速,我为戏剧中的小男孩凯伊着急,千万不要把“永远”两个字刻完,盖尔达正在前来救你的路上。

最终,盖尔达以自己的热泪融化了男孩心中的魔镜碎片,两人和好如初,沿着来时的路途一起回家。剧中两个小伙伴真挚纯洁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们,看过之后,我和同学们几次在一起讨论过这个故事。那一年元旦,班上还有同学以话剧《雪女王》的故事和舞台背景为蓝本,画了贺年卡。

1960年,儿艺上演了《以革命的名义》,方阿姨在这个剧中以细腻生动的形体动作和性格化的语言,塑造了苏联革命时期流浪儿彼佳的感人形象,听说周恩来总理对这个戏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时全国人民正面临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短缺,“饥饿”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永生难忘的记忆。而在物质匮乏年代,仍然能够经常去看儿童剧,比起其他同龄人多了一种精神的慰藉,让我感到幸运。

《以革命的名义》这部戏我看了好几遍,不仅喜欢戏中的小主人公,还对剧中的手摇警报器产生了兴趣,甚至想研究它的发声原理。班里的同学们也都被剧情所感染,十分关注剧中流浪儿的命运,好几个同学能唱几句这个剧中的歌曲《热带的地方》,有的同学能模仿彼佳打电话,还有的同学则模仿列宁的台词、语调和姿势。

特别要提到的,在这一年还有一部儿艺演出的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话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1960年配合5月10日首都北京百万人游行示威,支持日本人民爱国行动,儿艺上演了一台话剧《前进!英雄的日本人民》。记得剧中有美国士兵在日本国土上,用手枪近距离枪杀误入军事基地的日本儿童,那个场面至今记忆深刻。还有反美大游行那一场戏,不知道从哪里集中来那么多的演员挤满了整个舞台,舞台上的日本中年妇女扮演者,穿着和服、日本趿拉板(木屐),举着标语小旗高喊着反美口号,舞台小、演员多,只能一字队形在台上转圈,舞台上群情激昂、队列簇拥的场面,感觉就是日本人民真实的游行示威,自己就在其中……

上初一时,最后一次去儿艺看话剧,剧名《水晶洞》。原以为是一个儿童探险、为国家寻找宝藏的故事,就像当时我们喜爱的儿童读物《黑龙湖的秘密》一样。

《黑龙湖的秘密》描写的是某处大山里有一个黑龙湖,湖中的水终年冒着水泡,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暑假里,有五个孩子,带了干粮和一把柳叶刀作武器去探险。一路上他们遇到不少困难,也增长了不少生活中的知识,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黑龙湖的秘密终于被揭开,湖中常年冒水泡的原因是湖底蕴藏着宝藏——天然气。

我和几位同学也渴望去探险、为国家寻找宝藏。我向姥姥要了一些粮票和钱,收起来准备买一些烧饼带在路上吃;没有探险用的柳叶刀,我找出爸爸保存的抗战胜利接受日军投降时,接收的日本将军的白色鲨鱼皮把指挥刀,挎在腰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我们家是独门独院,我“英武”的扮相得不到任何人的赞许,就只能去穿衣柜前照照镜子,幻想着一路上的披荆斩棘、行侠仗义……探险、为国家寻找宝藏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然而看了儿艺演出的《水晶洞》,让我彻底失望了。

《水晶洞》节目单


那时候随着整个社会大搞阶级斗争,文艺不再是百花齐放,全国的舞台都必须为宣扬阶级斗争服务,每一部戏都要成为一曲阶级斗争的凯歌,儿童剧也不能例外。如果一部剧本中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敌人的出现,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剧本,编剧、导演或许还可能成为阶级敌人,被围攻、被批判。因此,当时上演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评剧《夺印》、曲剧《箭杆河边》等,无不体现的是“阶级斗争文艺”,《水晶洞》也不得不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孩子们探险、寻找宝藏,费力找到的美丽的水晶洞,竟然是阶级敌人的藏身之处,硬生生凭空捏造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对于孩子们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憧憬,都是严重的打击,扭曲了孩子们善良纯洁的心灵,把牛奶变成狼奶喂给少年儿童喝……此后,我再没有去儿童剧场看演出。

不过,我和同学们酝酿多年的探险计划,倒是实现了。文革开始全面停课,无所事事之时,一次和小学同学,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四(二)班的部分男生统一行动,另一次和师大家属院的孩子,也是一起打拳击的哥们张晓敏、刘钢相邀,我们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进入尚未开发的上方山云水洞,还有昌平县的沟崖等地“探秘寻踪”,两次探险,完成了儿时的梦想,成就了我们自己的神奇而浪漫的“童话故事”。
 
宋庆龄和"樟树奖"

樟树奖是中国福利会于1985年设立的全国性专项奖,以表彰和鼓励我国长期从事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樟树,是宋庆龄女士生前最喜爱的树木,它郁郁葱葱,幽香沁脾,质地坚硬,品格高洁。奖项以樟树命名,旨在弘扬以她为代表的妇女儿童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无私奉献。

方掬芬阿姨是第一位获得“樟树奖”的儿童戏剧表演艺术家(1994年8月24日,第七届“樟树奖”)。凡是获得“樟树奖”奖项的人,都是在国内响当当的、为儿童事业贡献一生的人。诸如儿童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谢冰心、科普作家高士其、儿科专家诸福棠,我国动画片开拓者、美术电影编导万籁鸣,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电影艺术家于兰、原全国妇联副主任罗琼等。和方掬芬阿姨同一届获奖的还有一位我们体育界的人士,北京市体育局主管幼儿体育工作的王逸。

方菊芬获樟树奖


作为一个非政府奖项,“樟树奖”前后一共举办了十七届,对于尊重妇女儿童工作者,促进我国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革前,国内没有像今天如此多的颁奖活动,我也没听妈妈说过全国妇联给儿艺和方掬芬阿姨颁发过什么奖,我只记得妇联的阿姨们利用业余时间也来排演话剧。这一段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在昨天。

樟树奖

 
全国妇联机关也演话剧

“呛咚呛、起咚起,全国妇联演大戏,家属小孩争着去,话剧专家是李阿姨。”这是我上小学时,根据儿童民谣改的顺口溜。

妈妈喜欢各种戏剧,特别是对元曲有过研究。妈妈认为在她的单位全国妇联最懂话剧的是李丽莲阿姨,李阿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妈妈和她也一起探讨过儿童话剧。她们谈到儿童剧演出过程中,舞台上演员和台下小观众的互动,与京剧舞台上一段高亢的唱段结束,或是武生高难动作后的一个亮相引发观众和票友的喝彩,是一个道理。

妈妈说,李丽莲阿姨不仅自己曾经是话剧演员,还是新中国话剧奠基人欧阳山尊的夫人,抗战前就在上海演过话剧,抗战时去了延安,在鲁艺执教,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悟颇深。解放后,本来可以去专门管理文化艺术的政府部门工作,可是她觉得妇女和儿童工作更重要,因此还是来到了妇联。

妇联办公大楼四层的东头是妇联的小礼堂,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以及1960年配合5月全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爱国行动,妇联的阿姨们自编、自演活报剧,请李丽莲阿姨指导,她总是谦虚地说:“你们问问阿曾(曾宪植,叶剑英前妻,时任办公厅主任),听听她的意见。”李阿姨当时身体不好,但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对剧本修改和表演提出一些个人想法。正式演出在星期六晚上,她还是如约前来看演出,给“演员们”鼓气。

1957年10月4日,由苏联科学家科罗寥夫主持设计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开创了人造卫星的太空时代。苏联抢先一步成功发射重83.6公斤人造地球卫星,这给了冷战时期的美国极大压力,并促使美国奋起直追。在经历前期的失败之后,1958年1月31日,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家1号”成功发射,该星重8.22公斤,从发射时间先后和卫星自身重量,妈妈说:“苏联压倒了美国。”

此时,我国政府和人民都把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其彰显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人艺首先在全国上演了由陈白塵、刘沧浪等人创作的话剧《哎呀呀!美国小月亮》,这个剧在当年影响力很大,不少报纸给予了报道与评价。

话剧以独幕喜剧形式呈现于舞台,嬉笑怒骂中反映了当时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颂扬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胜利,描绘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窘态。同时也表现出美国人民对他们国家领导人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等人强烈的不满和憎恨。

为了配合中宣部长期反美宣传工作,1959年妇联的阿姨们也要排演这个话剧。

全国妇联演北京人艺的戏,这可算是近水楼台,两家单位相距步行只需要十分钟。

史家胡同西口对面有一座二层建筑物,就是人艺的排练厅,妇联的阿姨们工间操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眼排练;而妇联离人艺演出专用的首都剧场,也只是公共汽车一站路的距离,因此,人艺的导演、演员来妇联辅导一下也很方便。最关键的是,北京人艺演出这个戏的导演,是妇联的“女婿”欧阳山尊,这个“后门”很快就公开地打开了。

妇联排演这个戏的最大困难是,剧中除了女秘书、女护士、女记者,其他角色都是男人,妇联所有的业务部门只有对外联络部有一个翻译是男的,从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是女的。另外就是行政科、司机班、食堂、锅炉房、大门和柏树胡同后门传达室是男人的工作岗位。因此,剧中所有男角色都由阿姨们女扮男装,妈妈和李丽莲阿姨说:“咱们这话剧快赶上越剧了……”李阿姨告诉妈妈:“咱们西面隔壁冶金部那个院,正在筹备组建一个红旗越剧团,不忙的时候你去看看,这可是你们宣传部门的工作。”妈妈说:“好啊,我转告加林部长,我们也关心一下地方剧种,特别是这种清一色的妇女演出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困扰着妇联的阿姨们。“扮演艾森豪威尔,需要一个胖胖的人来演,咱们妇联能演话剧的女同志,一个比一个苗条,找不到胖子怎么办?”一位主管妇联演话剧的阿姨问道。李阿姨笑了笑说:“咱们是内部演出,穿个大号西装,里面多套两个棉坎肩……”妈妈说只要是和演戏有关的事,李丽莲阿姨总是有解决的办法,到底是去过延安的文艺工作者。

演出那天小礼堂爆满,座无虚席,我和几个家属小孩只能斜坐在舞台边扭着脖子看戏。台上的演员拿着白色的、样子像垒球大小的美国卫星道具,不知是剧情需要还是不小心,一下掉在了地上,逗得我们开心大笑。

李丽莲阿姨身体不太好,疾病缠身于1961年去世(网上误传为1964年去世),讣告是妈妈亲手写的。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一同去了姥姥家,将妈妈从单位带回来的一张纸平铺在姥姥家的紫檀木八仙桌上,姥姥拿出保存多年的文物“铜雀台”砚台,我帮助妈妈研墨,妈妈在砚台边上舔了舔毛笔,写下“讣告”两个大字……
 
缺失儿童戏剧的十年

转眼时光到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一向关心儿童戏剧的全国妇联宣教部部长加林阿姨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深受政治迫害、人格受辱、最终以死抗争、以身殉国;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黄甘英阿姨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儿童剧《以革命的名义》中,小彼佳弯起胳膊、紧握拳头重复列宁说的一句话“打倒资本家!打倒!打倒!”变成了现实,全中国的资本家不仅全部被打倒,还有不少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死在了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完成了灵魂和肉体的彻底消灭。

儿艺的艺术家们也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整整十年中国儿童剧断档。

粉碎“四人帮”后,儿童剧和全国各行业一样,春风吹又生。儿艺创作的话剧《报童》的演出,成为新时代儿童剧的一个坐标。方掬芬阿姨在剧中扮演的小报童蛐蛐,生动地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街头流浪儿对生活的乐观及反抗不公的勇气,她的表演获得了观众源自内心的认可。在复排《岳云》中她扮演的金弹子、《十二个月》中的大妞、《我们是喝延河水长大的》中的小国耻、《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小女孩……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儿童戏剧表演艺术家方掬芬阿姨离开了我们,她以及许多老一代艺术家塑造的艺术形象和不朽的作品,永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儿艺的戏把我们从话剧舞台带向美好的世界,在艺术享受中度过童年,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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