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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 杜欣欣: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个小演员的现场记忆

杜欣欣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大学毕业照
      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
 
原题
《东方红》大歌舞
一个孩子的记忆




作者:杜欣欣
 
 
小学时的作者

1964年,周恩来去朝鲜访问。他在平壤观看了团体操,归来后遂决定排练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以庆祝大陆国庆15周年。

那年我十岁,正在育鹏小学读四年级。暑假中,我游泳染上肺炎进了医院。出院后,我妈就收到要我立即返校的通知。育鹏是寄宿小学,只有周末假期才能回家,母亲不愿我返校,但听说那是政治任务,她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返校的学生都被带到景山公园的一间大殿内,我还记得高高的房顶, 阳光自窗射入,浮尘飘动其中,几个少年宫的老师就站在那束光里。每位老师的面前都排着一队孩子,轮到我时,老师让我靠着她的前胸站直,再用手比了比我的个头,转头问另一个老师:“这么高就可以了吧?”然后她就让我站到另一队伍里。此时我已大致猜出她们在选人,但不清楚选上了的去干什么。

不久,我就有了答案。我们是去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一再强调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这不是普通合唱,而是非常重要,特别光荣的革命任务。

我不记得挑选时考过歌舞,但我曾在北京电视台表演过歌舞,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选出来的都是各校能歌善舞的吧。在后来的排演中,我发现似乎并非如此。但这些孩子都来自北京有些名气的小学或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北京市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史家胡同小学和府学胡同小学,而我的小学是空军子弟学校“育鹏”,顾名思义就是培育大鹏鸟。我1961年入学时,小学里的很多老师是现役军人,校长还佩戴上校军衔呢。

为了排演大歌舞《东方红》,组织部门从首都各文艺团体调集了三千人,这些演员中有当时最知名的独唱演员郭兰英和王昆。在大歌舞里,她们分别演唱《南泥湾》和《农友歌》。演唱《五彩云霞》是煤矿歌舞团的邓玉华,演唱《松花江上》是总政歌舞团的张越男,演唱蒙族歌曲《赞歌》是东方歌舞团的胡松华。女声独唱里只有张越男采取西洋唱法,由此可见当时多么注重民族化。

在三千人中,东方歌舞团的少数民族演员因长相和服装独特而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是维族舞蹈演员阿依杜拉、傣族舞蹈演员刀美兰、蒙族舞蹈演员莫多歌玛、朝鲜族舞蹈演员崔美善和藏族歌唱演员才旦卓玛。

大歌舞大约从8月开始排练,一直排演到1964年年底。排演日都是大客车到学校接我们,送到人民大会堂后,我们穿过门厅走廊,懵懂地跟着老师走到特定的大房间里去候场。那时觉得大会堂很大,根本分不出方向,而且我们被限制了活动范围,因此从不知到底是在哪里。但我仍然记得一些室内摆设。某厅里摆着一座玲珑剔透的小型天安门,外边罩着玻璃。我问老师那是什么做的,老师说是一种叫盐岩的矿石。

候场的厅内往往放了一圈红木椅,我们被指定座位,然后就开始换演出服装。女生的演出服是白衬衫,粉红色背带裙,白鞋白袜。换好衣服,每人必须把衣服叠整齐放在红木椅下。后台纪律森严,整洁肃静,连去厕所都要求排队。

我最开心的是排演后去吃夜餐。夜餐厅里,摆着很多大圆桌,铺着白桌布的桌上摆了炒菜,每桌还有两盘富强粉馒头(富强粉是大陆当时最精制的面粉品牌,不供应平民),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白的馒头。桌子很大,我们小孩儿要站起身才能够到吃食。我们毕竟年龄小,吃不了多少,有时会把吃不完的菜分给旁边桌上的大演员。

还记得有时因车子调动不利,吃过晚餐后,我们会在大会堂门厅里等候,有好几次,因为太晚了,很多人都在大理石地板上睡着了。对于小孩子而言,熬夜是兴奋的。但因为排演,我们缺了很多课,我的算术老师因此很生气。那是一个年轻的老师,短发,黑脸,厚唇,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气。她发起火来拍桌子拍得山响,发过火后,她给我们布置了更多的算术作业。

大歌舞《东方红》的排练之初,周恩来连续数天都到排练场,故有“周总理是东方红大歌舞的总导演”的说法。如果总理到场,老师会一再提醒我们“周总理就在台下啊,你们一定不能出错。”大歌舞中,有个“旧社会”鬻儿卖女的场面,二胡曲《江河水》凄惨响起,一个女孩走上台,请求父亲别卖她。周恩来看了之后说:“你们没见过旧社会卖孩子,孩子要插草标。”于是那个女孩就头戴一根草本植物。后来听说《东方红》大歌舞的执行总导演是时任文化部长的周巍峙。

某次彩排之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就站在我身后与大演员握手谈话。当时已是秋凉,我很好奇他穿的灰色制服,就转身去摸,想知道是什么料子。那衣服摸上去比较轻滑,不是我想像中的毛料。刚摸完,周恩来就转过身来。

当时我非常害怕,立刻转过身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听到他说:“小朋友,你站到我这边来。”我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但仍不敢回头,只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荧光灯闪了好几次。1964年10月1日前后,毛泽东来观看演出。演出完毕,他走上舞台与演员合影,但并未与演员谈话,逗留的时间也比周恩来短得多。
 
大歌舞中有很多首合唱,开场那首是《东方红,太阳升》。舞台上,在民间情歌般悠扬的伴唱中,舞台上,一群美少女在如扇的葵花中翩翩起舞,她们腰肢柔软,体态妩媚,舞蹈和演唱将这一颂圣的主题曲诠释得极为抒情,极为软性。

《东方红,太阳升》原是一首陕北民歌。该地区的民歌情感炽烈,曲调高昂,极为独特。《东方红》的曲调源自民歌《芝麻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地区流行的一首情歌《白马调》使用了这一曲调,并影响了歌曲《东方红》的最初创作。194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一说是作曲家刘炽)将其再次重新填词。现在通行的合唱版是由作曲家李焕之编写。

《东方红》之后,另一首颂圣歌曲是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此歌起始于高昂的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温柔的女声跟随着:“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闪耀着您的光芒。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您的身旁。”曲调相当抒情。女声一落,即是铿锵有力的混声合唱:“跟着您,我们踏碎了多少惊涛骇浪,跟着您……”这首歌将颂圣推向最高潮,除了“大救星”,又增加了“伟大的导师“和“伟大的领袖”。全场气氛庄严虔诚,似乎走进万神殿。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文革中流行过一首同名歌曲,比起文革的那支歌,大歌舞《东方红》中的这一首若无颂圣,曲调倒颇可一听。
 
简而言之,大歌舞《东方红》的主题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诠释这一主题,最初排演的大歌舞包括1949年前后。

我记得,表现1949年后的那场戏被命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幕开始于混声合唱《歌唱祖国》,然后是舞蹈《钢花飞溅》(名字可能不确切),《丰收歌》,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后一幕就是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后为我们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歌舞在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结束。

 1965年,育鹏小学少先队大队委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是作者
 
我参加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排在后半场。开始表演时,少先队的鼓号手先从舞台两边出来,在舞台站定后吹号打鼓。他们个子都比较高,大概都是初中生。在鼓乐声中,两位少先队的男旗手和四位女护旗手分别自舞台两侧走出,合唱队跟随其后。四位护旗手都是从众多女孩子中挑出来,她们都身材高挑容貌美丽!

1976年,我母亲收了一个声乐学生。第一次来上课,我即认出她是《东方红》中的一个护旗手,一问果然不错。她名叫车健,演《东方红》时,她在北京史家胡同念小学。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她被分配去东北插队。在东北呆了七年才回北京。她形象端丽,又是难得的次女高,后来考入某军队歌舞团。

1980年左右,我曾在地铁上遇到童声合唱中的另一位护旗手。她依然是黑发浓眉,皮肤白皙,嘴角一颗小黑痣。我真想问她:“演《东方红》时,你是不是右边那个护旗的。”

东方红大歌舞少年合唱团准备上场


当旗手和护旗手在舞台两侧站定,童声合唱队也呈箭头型自舞台中央向后逐渐展开。第一排的第一个人要引领全队走到舞台中央,而那舞台对一个小孩而言是太大了。我曾被选为领队,但担心领错,就向老师请求换到后面。中央乐团秋里叔叔指挥童声合唱。当我们唱到“爱祖国,爱人民”时,他会用手势示意摇摆,我们的头也随之左右摆动,这是整首歌中唯一的肢体动作。

童声合唱完毕,大演员涌上舞台,他们都穿亚非拉美各国服装,高个儿的男演员满脸涂黑,化妆成黑人,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始,唱到最后一段时,我们捧着纸花跑上台,向“亚非拉”的朋友献花。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是:“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合唱队唱得排山倒海,如我这类观众也听得激情无限。

那是1964年10月16日,大歌舞没有演出,但所有参演者都去人民大会堂。那是下午,此前我们已知毛泽东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都要来人大会堂。在大会堂外排队时,排在后面的小女孩儿说要和我换位置,我想都没想就让她站在我前面。进入大会堂后,人们围绕大厅,依次排开。我们小学生分为三排。前两排席地而坐,第三排坐在小凳子上,小凳之后是一排带白套的座椅。白座椅后面站的是参演大歌舞的主要演员,他们之后和旁边都站满了演员。

坐定之后,又等了好一阵,但会场非常安静。突然,大厅里爆发出鼓掌声,从大厅的一个旁门里,毛泽东第一个走进会场,刘少奇、周恩来紧随其后。继这三位之后,进入会场的人并非鱼贯而入,彼此间隔了一点距离,有时两位一起进来。我记得很清楚,江青是独自进场。她的脸非常白,身材非常苗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围一条浅色纱巾,她的头发非常短,最初我都无法判断其性别,其人其貌令我记忆深刻。

毛泽东入座后,他的座椅之后站着郭兰英、王昆以及在《东方红》里独舞的少数民族演员。我看到毛泽东与他们交谈。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小学生是我的小学同学高晓,而前面提到的车健坐在江青的前面。毛的右边坐着朱德,然后是董必武、邓小平等。毛的左边是刘少奇,刘少奇左边为周恩来、彭真、江青等。

我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军人,他和蔼地问我在哪里念书,叫什么名字,问完了,又说了一句套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在文革中他频频露面,又作为“杨余傅”之一被打倒,我才知道他是杨成武。

当所有的领导人坐定之后,大照相机绕场一周,开始拍摄集体合影。合影后,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礼堂的中央。他说:“我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围一片欢腾。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原子弹,问周围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不知谁传话过来:“那就是一颗炸弹。”
 
《东方红大歌舞》的参与者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三人开始为:杨成武,周扬,聂荣臻,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坐在杨成武左边的为作者

此次活动之后,根据不同的交费,参加的人都获得了一或两张合影照片。其中之一是真正的照片,上面只有参与者自己的那一部分,另一张是印在画报纸上的全体合影。这两张合影照片都卷起放在长方型的硬纸筒里。纸筒为暗红色,写有 “国营北大照相馆转机合影—北京打磨厂285号,电话:75.0081”, 黄底红字。我母亲在纸盒上用钢笔标注:“欣欣参加国庆十五周年东方红,1964年10月15日” 。(该日期有误

2009年,我回国在旧信旧照中找到它,看到刘少奇的像被钢笔打了叉,很可能那是我文革中所为。在那张照片里,我所在的一列人都拍摄得比较模糊,据说当时摄影技术必须在那里切换镜头,而次日报纸刊出的照片正好截止到我,那个与我换位的孩子在照片上出现。

《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出大概持续至1964年年底,其后开始拍电影。据说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够强大,拍电影时去掉了1949年之后的那几幕表演,因此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被删去,未在电影中出现。

如此一改,我们小演员就去当观众。我们坐在拍摄现场的前几排,开拍时绝不能有任何大动作,特别不可以回头去看。终场时我们全体起立向后面的观众摇纸花。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电影版。

作为观众演员,我们看了大歌舞太多次。不但会唱大歌舞里的歌,还会背很多台词,诸如“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时毕竟年幼,在封闭的反复灌输下,既不知道中国大陆刚经历过大饥荒时代,也不可能去证伪。有时当观众当得太无聊了,我们就开始拨弄桌上的无线电设备,估计其中的不少设备都被拨弄坏了。

  
杜欣欣读本
母亲的歌
妈妈的旧信
我苦难深重的"右派"父亲
回忆史家胡同
祖父是理想主义者
拍婆子的考证
我在五七干校当猪倌
京城里下馆子的记忆
我差点失去信心中途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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