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丨杜欣欣：京城里下馆子的记忆

杜欣欣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大学毕业照

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

原题

下馆子

作者 | 杜欣欣

年幼时，每年母亲都会带我去照一张相，所去的照相馆永远是王府井的丽影相馆，时间永远是在夏末。照相的那天母亲总会穿得很好看，也给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我们走在街上，或者坐在照相馆里等，我曾听人赞叹：“啧啧，这妈妈好看，女儿也好看。”

照过相后，若母亲还有兴致，她就会带我去下馆子。我们常去的一家餐馆，名为“康乐”，开在王府井北的一条胡同里。这餐馆门脸不大，胡同外也无招牌，只在大门上方的黑匾上写着“康乐”两个金字。进门有一方白影壁墙，之后的紫藤和丁香紫了一院儿，也香了一院儿。

餐室门口置了一对大水缸，水缸里养着黄鳝，它们滑头滑脑地呈现出游蛇的模样。我生长在北方城市，此前从未见过鳝鱼。看着它们，有点恐惧，更有几分好奇。最终好奇战胜了恐惧，我试图去抓，自然被大人骂。因为惦记着看鳝鱼，我甚至不记得都吃了些什么，只记得餐室高高的屋顶，放着三四张餐桌，食客不多，安安静静，古里古气。

文革开始后，革命的风声很紧。在单位食堂买饭，母亲多买一根香肠都会遭到批判，自然也就不会再去下馆子。那段时间里，我还真不知康乐这样的餐馆还开不开门。1970年代中期，我和母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又去康乐餐厅，才知它已经搬到安定门了。后来，我路过康乐餐馆，它的门脸大了，外观也大众化了。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很多食客，服务员忙着开票送菜，桌上杯盘狼藉，看得我都没兴致推门进去吃了。

好像是一个秋天，母亲带我去东安市场里的吉祥戏院看昆曲。我自然是看不懂，只是看戏中人的眼神，招式和凤冠霞帔。散戏时，母亲带我到后台去和一个戏中人说话。我才知道那个女主角儿是我家的亲戚，母亲要我称她婶儿，她穿着戏装，脸上红红白白，黑黑的大眼睛明亮逼人。她卸妆换衣，卸妆后的婶子看起来柔和了很多，但她的眼神，做派和母亲还是很不一样。不知道怎的，我觉得她挺“旧”，好像是旧社会的人，尽管我也说不出旧社会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婶子披上浅灰色的呢大衣，系上淡黄绸巾，带着我们走出吉祥戏院，穿过东安市场。市场里的旧书店还没上门板，店门口摊了好些旧书，曲里拐弯，见着认识的人，她就打招呼。经过一家印度人开的铺子，奇怪的味道飘进我的鼻子。我看着闻着，嗯，这东安市场代表着“旧”，吉祥戏院的戏是旧的，那里演戏的人都是旧人。

跟着婶子，我们到餐厅吃饭。为啥去那个餐厅，又吃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餐厅的模样更像我想象中的馆子，人多热闹，场子大。我还记得婶子用餐时依然是戏剧演员的韵，一招一式，有范儿而不乱。婶子60多岁时，突然离婚改嫁去了台湾。据说她后一任丈夫早年在北京时就非常仰慕她，早年？有多早？至少将近半个世纪了吧。

1973年，我家搬到西郊蓝靛厂。那里居民稀少，只有一趟公交，且班次少，收车早。因交通不便，进城就成了一件大事。那时进城，母亲只穿制服，不过她还是坚持要我穿得好一些，因此我也总留有一两件“上街”时才穿的好衣服。每次穿上好衣服，走出家门时，母亲总是喜欢跟在我身后，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掂下一个线头，或扯一下褶皱，真的有点烦。

其实那时所谓进城就是去西单，但一去需要大半天。我们常去吃的馆子是四川饭店。它位于绒线胡同内，正餐和小吃分别开门。正餐开在四合院里，正餐的菜式主要是鱼香肉丝，干煸牛肉丝，宫保鸡丁等传统大众川菜。可是这里无论是什么“丝”总是切得十分的细，细得纹理分明。大油快火，隔着老远就“川”味扑鼻。干煸牛肉丝很容易煸过头，吃口过柴，但四川饭店的这道菜总是鲜嫩入味。这些菜必得配大米饭，米饭又必得由晶莹剔透饱满的上好大米焖成，那才吃得香吃得过瘾，吃的酣畅淋漓！

四川饭店的小吃开在隔壁，店面没有正餐的讲究，只是一间大棚，棚里只卖担担面和汤圆。当时的担担面二两一碗，一碗不是五角就是一元。掌厨的是个胖胖的四川女人，调制担担面极为拿手，毕竟大多是北方食客，她调的麻辣绝不过度，却是香味扑鼻。

“四川来的芽菜啊，北京怎么吃得到？”母亲边吃，边说。此时，她必会回忆四川的青菜头、叶儿粑、小笼牛肉等。吃完后，我们总会叫一碗汤圆。北京人管汤圆叫元宵，我印象中，早年的北京元宵都是摇出来的，干硬得打在脑袋上能起包，四川的汤圆都是包出来的，比北京元宵糯软，馅子细而绵。

1987年，我开始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驻京机构工作。当时算高薪阶层，下馆子的次数也多了，但那多是因公下馆子，自己还是舍不得花钱去外边吃饭。由己推人，当时下馆子还是一项花费，一般家庭只在招待特别重要的客人时才舍得去。1991年，我再次出国。三年后探亲回国，发现不过几年，下馆子已成为主要的应酬联谊方式。回国吃的次数多，吃的花样多，说的话也多，馆子的环境，所吃的菜肴反倒都被淡化了。

大概1995年左右，外子与沈昌文先生相识。沈先生自1986年至1996年，一直担任三联出版社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他热情好客，在文化出版界人脉广阔，还特别会吃。那年夏天，沈昌文先生说要请我们吃饭。当时还没有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他从双肩背里拿出一个小玩意儿，里面有北京各类风味的餐厅。他问：“你们回国想吃什么，我就在这里查，然后咱们就去那里。”最后他挑了米市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餐馆。饭后，沈先生听说我患有严重的鼻炎，特别打电话叫大女儿沈一为我诊治，沈一是同仁医院的医生。

随后几年，每次回北京，我们都会拜访沈先生。多数时候，我们约在东四三联书店的咖啡店，然后再一起去下馆子。沈先生推荐的馆子皆为一流，唯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在金鱼胡同里的一家法式餐厅，菜上得慢，而且不很地道。但在那次洋餐中，我们结识了即将出任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的刘瑞琳女士、花生书屋总编王瑞智先生。我与他们合作就始于那次下馆子，后来成为朋友。与沈先生一起下馆子，吃饭只是个名头。

有年夏天在北京，我和外子去探望刘辽先生。刘先生与我父亲是空军幼年学校的同学，现在与外子同行，因此我称他“叔叔”时，他总笑说：“辈分乱了，辈份乱了。”

刘辽和我父亲都没逃过1957年那一劫。刘先生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因六四，他一直未能成为博士导师。他住的大学宿舍很小很挤，长期不给他调整，所在的大学认为他是异见人士，不准参加校庆。

我们去的那天，刘先生坚持要请吃饭。我知道他住的很憋屈，就说千万别客气。推辞了半天，终究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天气很热，我们吃过饭走出馆子，却不见刘先生。我折回去寻他，他正在给一个要饭的老人买包子。那老人显然常在这一带要饭，常常被饭馆驱赶。刘先生买了包子，买了水，把那老人带入门厅。他对门卫说：“你就让他坐在这里吃完吧。”此时，刘师母也折了回来，她说：“这老头子就是这样，每次看到要饭的老人都去管，他管的过来吗？”

几年后，刘师母患癌症去世，后来刘先生又患了阿兹海默症。患病中，他主要靠学生和同事赵铮照顾。后来病严重了，刘先生进了养老院。去世前，他幻听幻觉已经相当严重。赵君去看他，他说：“对面墙下坐着一排人，要来害我。”刘先生小我父亲三岁，却走在了我父亲的前面。

2014年，我回北京。大学同学刘伟热情慷慨，给了他家房门的钥匙。我不熟悉那个社区，傍晚出门找食，路过的第一家就是炸酱面馆。饿而馋，我立刻推门进去。流水牌上写着炸酱面、爆肚、炒肝、豆汁等，每个菜几十块钱。付钱拿面，我才注意到面码放在那边的大号碗里，一字排开，随意取用。我舀了一勺黄酱，再加上肉末黄瓜丝。尝了尝，略咸。

挑面吃着，就见门口进来一对父子。父亲看上去80多岁，儿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旧衣旧帽却蛮干净。儿子扶着父亲坐下，就去窗口叫菜。他叫的是炒肝。这东西虽是北京名吃，但我总觉得勾的芡太多，不喜欢。我听着那人对窗口服务员说：“你家的炒肝，肝儿给的太少，我去某某家吃，比你家给的多多了。”服务员回了句什么，我也没注意，心里想着这对父子真是老北京人啊，到哪儿都喜欢吃炒肝，还有比较呢。我觉得这儿价钱便宜，但对他们就未必了，花了钱出来吃，觉得不值吧？

面越吃越咸，黄酱也不香，剩下些面碎，我抹抹嘴就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才看到这条街上有好几家餐馆，其中一家春饼店，招牌写着“春饼管够”。里面食客很多，我有点后悔刚才的饥不择食。心里想着：“还要在这儿住几天，改天一定来这儿吃。”但直到离去，我竟没机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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