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丨汪朗：古人打"驴的"之趣闻轶事

汪朗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自画像

汪朗，1951年6月生于北京，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入学前曾在山西忻县插队三年半，在太原钢铁公司当炼钢工人六年半。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经济日报》的前身《中国财贸报》，在此一直工作至2011年退休。在《经济日报》期间，先后从事国内、国际多个领域的经济报道，当过几个部门主任，大致还能胜任工作。最近几年，业余时间写点儿关于吃吃喝喝的文章，编过两本集子，好像还有一点点影响。仅此而已。

原题

“驴的”杂述

作者：汪朗

世上之物，本无常值，一旦稀缺，往往贵重。猪肉鸡蛋、绿豆大蒜、官员、经济学家甚至毛驴，皆如此。

毛驴原籍并非中土。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据专家考证，毛驴最初出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在3000 多年前的商汤时代。其时由于交通不便，驴骡只是作为“贡品”献给帝王赏玩。汉初时，毛驴依然十分稀罕。据《陆贾新语》记载：“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毛驴可与珊瑚珠玉媲美，自然属于宝贝疙瘩。

黔之驴

不过，地位贵重之毛驴，除了嗓门宏大之外，拉车载物的本事较之骡马到底有限，久而久之，难免遭致物议。《史记·日者列传》对此已有评价：“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给毛驴们打分甚低。不过，这只是民间舆论，并不能阻止权贵们把毛驴当作宝贝。

东汉末年，毛驴便在官场上又风光了一回。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曾经“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老大率先垂范，于是王公大臣也竞相坐起了驴车，使得毛驴再度成为稀缺资源，“贾与马齐”。对此，有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并认为后来董卓陵虐汉室，就是汉灵帝和驴套近乎的报应。

此说的杀伤力比起“贤与不肖”之类的议论厉害得多，由是，毛驴在官场之上多年再难出头，只是到了近代，才又一次受到宠幸，成为某位封疆大吏的座驾。此人便是阎锡山。

抗战期间，阎锡山退守至晋西吉县的克难坡，当地道路崎岖，汽车难行，于是他在外出视察时便弄了头黑驴代步，省力又安全。在一些老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阎长官的驴上英姿。阎锡山骑驴很有特色，手不拽缰，脚不踏镫，十分潇洒，因为一切都有人代为操劳。他外出时，卫士们要用力将其掫到驴背上，然后有的拉缰绳，有的簇拥在毛驴两边，勤加扶持，以防他老人家一不留神坠了驴。毛驴后面，跟着一溜小跑的秘书，好随时记录阎长官发自驴屁股上的指示——毛驴要骑在靠近臀部的地方，骑在腰上会把驴压坏了。

由此，当地百姓创造出一句歇后语：阎锡山骑毛驴——不负责任。阎锡山手下的众将官看见领导骑驴，也想仿效，无奈本地毛驴不敷需求，多数人只能步行，于是当地又有了一句顺口溜：“到了克难坡，将官比驴多。”高官和毛驴谁更珍稀，真是难说。

平心而论，毛驴之个头气力虽不及马骡，但是吃苦耐劳，也不讲究伙食标准，特别是在崎岖山路载货驮人，往往非驴莫属。只要不硬性拔高，其性价比并不低。因而三国时毛驴已用于运输，唐代还在陕西一带设立牧场，大规模繁殖驴、骡。至今，关中驴仍是中国五大名驴之一，此外还有德州驴、广灵驴、泌阳驴和新疆驴。

唐代长安的毛驴，常与失意文人相伴，杜甫便在驴背上消磨过许多时光。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对此有着具体描述：“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长年骑着个瘦驴跟在当权者的马屁股后面，四处混吃混喝，杜甫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不过，若无这番经历，诗圣恐怕也难修炼成诗圣。八抬大轿之中，只能生产御用诗人，驴屁股上则可能酝酿出杰作。

同样生活在唐代的贾岛，也属于驴背诗人。他曾经骑瘸驴打破伞在长安的通衢大道专心吟诗，一不留神撞上了京兆尹刘栖楚的车队，结果被行政拘留一夜。获释后贾岛旧习不改，为了“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两句诗中，是该用“推”还是“敲”，在驴背上苦思冥想，来回折腾，一不留神又撞上了后任京兆尹的车队，被警卫当场拿下。

幸好，这个京兆尹韩愈也是诗人，问明原委之后，非但没“拘”他，还和他一起“推敲”了半天，最后选定了“敲”字。街头诗歌研讨会结束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韩愈还让贾岛暨其瘸驴，与自己“并骑而归”，留下一段佳话。贾岛后来考中进士，做了个小官，但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一味吟诗，弄得生活十分困顿，“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文人若是一根筋，日子往往不好过。

贾岛的毛驴无疑是“私家车”，杜甫所骑之驴是自购还是租用，则无从知晓。不过，清代京城确实有“驴的”可打。生活于道光年间的杨敬亭在《都门杂咏》中，对此便有所记录：“一城三里踏沙尘，十个猴头受雇缗。来往最多天下士，也应驼着作诗人。”当时京城俗语，把一文制钱称作一个猴头，相当于现在的一两角钱。十个猴头打“驴的”可以跑三里地，价钱并不算高。

其时，京城和通州之间还有无人驾驶之长途“驴的”，发车地点在朝阳门外。旅客只要交足费用，便可自行骑上毛驴直达目的地。如果某个坏小子想在半路将驴赶入小道，劫持转卖，毛驴便会将其掀翻在地，扬长而去。因为跑这条线路的毛驴都是喂熟了的，只认大道两头站点，名曰对槽驴。

比裸驴高级点儿的，是驴车，好歹有个棚子可以遮阳挡雨。这种“驴的”虽属豪华型，但毕竟还是姓“驴”，官员们对此是不屑一雇的，怕影响不好。再者说，弄个驴车到紫禁城面见圣上，警卫也不能让你进啊。因此官员进宫议事或赴衙办公，都是坐轿骑马。

清代官员的交通工具，朝廷是有规定而无拨款，概由本人自费解决。哪一级干部可以坐什么样的轿子，使用多少仪仗，均有明确条款，超标配置便是“僭越”，要从严治罪，因为破坏了等级秩序。不达标却没所谓，既不是于公款消费，只能由人家量力而行了。

光绪年间曾在吏部长期任职的何德刚，在所写的《春明梦录》中，记录了当时官员交通费用的支出情况：“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者，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者，则轿夫四人必备两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文中所说的堂官，即六部尚书和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正、副部长。

何德刚还说自己初到京城时，全是雇车出门。“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费十金而已。”不算购置费，一年的交通开销至少要一百二十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好在何先生在书中晒了晒收入，让人可以从中了解一二。

戊寅年即光绪四年（1878年）秋，何德刚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吏部上班，最初级别是六品主事，年薪六十两白银，每年春秋两季下发。但因国家财政困难，薪酬只发六折，七除八扣之后，只剩下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五品又分正、从两级，从五品为员外郎，正五品为郎中，薪俸却是一样的。何德刚在吏部干了十五年，才升至郎中，相当于正司级，但一年工资，正俸加上恩俸不过一百六十两银子。而交通费就要一百二十两，所占比例不可谓不高。高官的交通负担更重。清代尚书为从一品，年薪不过一百八十两白银，正二品的侍郎一百五十五两，算上恩俸也只是增加一倍，而养个车队总要四百两上下，何况还要买菜买肉，交际应酬。其中的亏空如何解决，就不好说了。

没路子解决亏空的部长，偶尔也会打打“驴的”。据《清代名人轶事》记载，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戴敦元，一次下大雪时，便在当街拦了一辆豪华“驴的”上衙办公。下车时，戴尚书脱去雨罩露出了官帽上的红顶子，“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赶驴车的如此惊恐，除了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外，可能还被什么人“拘”过。从此，戴敦元便有了一个外号——驴车尚书。戴部长属于高官异类，喜欢读书，却不会捞钱，故而还有另一个外号——破败书橱，“以公万卷罗胸，而粗服敝车，外观极寒俭也”。也是一根筋。

如今，京城“驴的”已为轿车所取代，为百姓出行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打的”之“尚书”，还是少，大约也怕影响不好。我们单位原来的“一把手”老范，后来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正部级。无论在位时还是退休后，他外出倒是经常坐出租。一次他“打的”去参加大会堂开人代会，在长安街就被警察拦下，说“两会”期间闲杂车辆不得靠近人大会堂，于是老范便乐呵呵地下车步入会场。还有一次，他“打的”回家，到了部长大院门口，司机难以相信车中老者竟然是“尚书”，琢磨了半天甩出一句话：“您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对吧？”这话真是绝了。

从“的哥”的言行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在进步。因为“御者”得知搭载之客是“尚书”时，非但没有“将弃车而逃”，还能随意调侃两句。“老北京”讲话：“知足吧您呐！”

老范名范敬宜，几年前已然仙逝。如今京城的出租车中，不知还有没有“头儿”或是“老头儿”了。

作者美食散文集封面

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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