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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徐浩渊:诗样年华

徐浩渊 新三届 2020-02-26


作者档案
1974年的徐浩渊


徐浩渊,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线”。1999~2000 年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 ;2001~2002 年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曾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原题

诗  样  年  华



 

 作者:徐浩渊



1971年徐浩渊在赵一凡家门前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时候,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一本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因为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发生的事情,便怀着极大好奇心读这本书,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不属实内容。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回我的话,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时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人的诗,他是根子(岳重)。

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世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论述文革地下文学的两本国内出版物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动笔,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始,显现出来的悲壮美,便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得作者不敢再写下去。依群原本不是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之人,此后,他因为卷入恋情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含着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年前他的手稿。依群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需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于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有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名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那些景象。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自己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是最擅长这些的家伙,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1972年的春天,根子跑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让我犹疑地打开那叠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人的愤怒、绝望、成长的苦痛,和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稿真迹,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第二次出监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诗人根子(岳重)在白洋淀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里,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去了。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坐在河南省监狱里,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我做了一次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因为听说张郎郎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她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就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个“小姨”还懂道理,回家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二人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

知道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诗人张寥寥,1970年代

至今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依然难过。那是一代少年人在急风暴雨中挣扎时候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一段做诗的年龄,大约15-25岁吧,不少人能吟唱出美妙的歌,记录着我们那段诗一般的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以后,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食指)、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有趣之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郎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画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把他老爹李可染在宣纸上的练习作品烧掉不少。前几年和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都被我们为了取暖塞进了火炉。

张郎郎出狱与父母合影。1977年12月31日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国的精美画册。伦勃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加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许许多多真迹,却再也找不回当年在朋友家里,第一次见到画册时候,那种眼前一亮的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去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也兴起了绘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数字,摆在他们家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记着自己最喜欢的第一、二、三幅画的号码,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是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取第一名。当即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以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有收藏意识,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的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一个人家里开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去了,是范小玲引去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投了沙贝一票?


鲁燕生,1970年代早期


除了正经学习绘画的人们,我们都在做“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再描上颜色,重新使用。记得那时候,要是谁找到一张内部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跑去看。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 回答是:“能画,你要自己带凳子去,人家可没有你的座位啊。哈哈!”

现在说起当年这些事情,大家还蛮开心的。那时候的我们,因为从乡下回城,都很穷困,便想出各种怪招子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大家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 这些举动,把1972年以后,陆陆续续从干校和监狱里放出来的爸爸妈妈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们,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以至于文革以后很多年,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因为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里,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够称得上是“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常常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那里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去到黄元家:北京干面胡同15号,是现在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学部”教授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他家隔壁。黄元热情地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东欧人的激流旋律,至今听起来还是那么热烈纵情。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走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肖霞便凑上来看,而且大模大样地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搞得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是有颜色的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进进出出不少人,有时候连他都记不清来人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得宠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几句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样的生活。但是1970-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医学院里听老师讲微生物学,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句:
 
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
……
相信未来。
 
2008-8-5  


 

【本文发表于《七十年代》牛津出版社,2009.1. (繁体字版);三联书局出版社, 2009.6.(简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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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未删节版,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选自成蹊当代艺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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