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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王宗禹： 成都观武斗记
作者简介
王宗禹，1950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到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10月考入中国矿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业后在煤炭科学院从事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后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
成都观武斗记
作者：王宗禹
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有了新电影出来，小伙伴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打不打？”电影中那些打打杀杀的镜头，总让人热血沸腾。经常想象着自己在战场上像那些战斗英雄一样抱着机关枪，嗒嗒嗒地消灭敌人，连做梦都在想。不单单是我，男孩子大都如此，女孩子却极少有这种尚武情结，个中原因大概只有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能解释。
文革中第一次见识武斗是在教育部，当时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读高一。二龙路学校和教育部只隔着一道墙，那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到教育部夺权，两校学生发生了武斗，北京大学落败。北师大的高大威猛的学生把北大的学生两个人架着一个人从窗户扔出去，所幸是一楼，没有出人命。两派都自称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夺教育部的权，究竟孰是孰非我也不懂。本校一位高二的男同学是北大的坚定支持者，明明北大打不过北师大，灰溜溜地撤走了，他却说北大是高姿态退出。
大学里发生武斗的事时有所闻，那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三的我姨家的大儿子许增伍到我家来了，他在学校里被另一派的人用垒球棒子打在嘴上，把门牙打掉了，我心里一悸，多么疼啊。
听说清华大学发生了武斗，我跑去看热闹。一年多前我在清华大学亲眼目睹了批斗王光美的场面，堂堂的国家主席夫人被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还戴着西洋式的遮阳帽，受尽了侮辱，另外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蒋南翔等黑帮陪斗。
清华大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另一派是“四一四”派。昔日的会场如今变成了战场，原来的教学楼窗户都被砖封死了，只留下很小的观察孔。团派的一些人在攻打四一四占领的一座楼，所有的人都戴着建筑工地的安全帽，手执长矛。大楼顶上有个巨型弹弓，竖起的两根建筑上用的二三米高的杉篙被当做弹弓的两臂，长长的橡皮筋带着一个皮兜样的东西，皮兜里是一些碎石块和碎铁块，几个人拉着包着铁石块的皮兜，把橡皮筋拉得长长的，猛地松手，石块铁块像霰弹一样打出去。我们离得很远，也有铁块打过来，我从地上捡起一个形状像子弹一样的铁的东西，不知是何物，拿回家去给我大哥看，他说这是做金属材料拉伸试验的试件。
一阵“炮火”之后，从四一四大楼里冲出一伙人，手持长矛棍棒，戴着头盔，大喊大叫的，向团派冲过去，团派的人节节后退。别人指点说，那个冲在前面的就是四一四的头头陈楚三，早就听说陈楚三是早期革命家陈潭秋的儿子，这次才得见尊容。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看着这样的阵势很过瘾。
要说过瘾当属我们到成都去看武斗。听说成都武斗很厉害，我们筹划着要去成都见识见识。当时大串联已经到了尾声，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地的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凡是在外地的学生都可以凭学生证或红卫兵证领到回到学校所在地的车票。
一个姓戴的女生的母亲在劳动部负责接待来京的红卫兵，她可以弄到去外地的火车票。那天她说搞到了几张去成都的火车票，本来计划我和男生许成，还有戴同学及另一个女生曹北红我们4个人结伴去，戴同学临时说不去了，于是我们3个人坐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那几天正赶上学校组织我们去下乡帮助收麦子，我们以此为借口向家里要了钱和粮票。从北京到成都差不多要36个小时，火车一路向西，我们很节俭，不敢买稍微贵一点的食物。车到咸阳时，临开车了，一个小贩在站台上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我一盒饭，我打开闻到一股馊臭味，车已经开了，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到站台上那家伙得意的笑脸。
在北京时有人告诉我们，到了成都可以住到成都十六中，那里是八二六派的据点，只要说我们是北京四三派的就可以住进去。我们到了十六中，跟他们说我们是北京四三派的，来支援他们干革命的，学校就答应我们住进去了。十六中在一条叫做天竺巷的胡同里，我们就住在教室里，随便铺张凉席就可以睡觉，学校里有个给学生卖饭的窗口，吃得不错也很便宜。
我们在市里闲逛，到处都有带着火药味的标语和领袖语录，“打倒”“火烧”“砸烂”“血洗”，是最热门的词。最多的语录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一段林彪的语录是以前没见过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成都主要分为三派，一派叫“八二六”，头头是四川大学的女学生江海云，因为个子特别小，只有一米四几，人送外号根号2，本派的人则尊称她江政委；一派是“红成”，全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还有一派是“产业军”，全称是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产业军已经被中央宣布为保守组织，我感觉有点像北京的联动，被中央文革小组否定了，但势力仍然不小。不同的是联动是中学生，产业军的主体是产业工人。
各派互不相让，常常发生武斗。产业军的根据地在132厂，132厂是生产军用飞机的超大型的工厂，我叔叔就在那里工作。刚刚不久，那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惨案，产业军用机关枪向人群扫射，打死了40多人，其中有一个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成都代表李全华。
和我们同住的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个格瓦拉的崇拜者。背着个军用挎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破自行车，一个人独来独往，到处跑。回来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比如一个叫土桥的地方又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有一天他回来了，鼻青脸肿的，他说被红成那一派的人打了，自行车也被抢走了。
社会上弥漫着暴戾之气，十六中也在做着打仗的准备。他们请来了空军部队的一个参谋，帮助布置工事。教学楼的楼梯处斜着放了一个长长的木头的讲台，留下一个进出人的口子，上面有一个机关，只要需要就可以使几百斤重的讲台滑落下去，将楼梯封死，或许还能把来人挤死。
那一天，十六中接到了红成发来的战书，战书说今晚六点钟要对十六中发起进攻。
学校里早已严阵以待，学校里有个校办工厂，生产篮球架，校门口堆满了篮球架的成品和半成品，组成了临时防御工事。
晚上六点，“敌人”如约而至，一辆大轿车改装的广播车通过大喇叭向学校里喊话，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投降吧。听学生们说学校确实被包围了，红成的人成分比较复杂，有学生还有工人和市民，有人说外面有上千人，也有说有两千人。然后，广播车掉转头，开始用车屁股撞大铁门，一下比一下撞得重，广播车的屁股撞烂了也没有撞开。
里面和外面开始互相扔石头，外面的石头像雨点一样扔进来，我们在学校里面向外面扔石头，男同学负责扔，女同学到处搜罗石头给我们提供“弹药”。不断有人受伤，我旁边的一个学生头上挨了一石头，立刻倒在地上，我看到他满脸的鲜血，被人抬走了。
天已经黑了，学校并没有失守。没想到的是交战双方还有对话的渠道，对方说，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受伤的人被允许送往医院。这时形势发生了突变，学校后面隔一道墙是口腔医院，当时是军管单位，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学校对那里毫无防备，没想到红成的人竟然从口腔医院将墙推倒，占领了学校后面的一排房。那一排房是学校的仓库，广播器材等物资都在那里。
学校红卫兵头头紧急开会，组织了敢死队，由红卫兵的后勤部长带头，赤裸着上身，拿着大砍刀杀将过去，把那一排房又抢了回来，抢回了房，房里的物资却没抢回来，而且后勤部长被人砍了好几刀，住进了医院。
后半夜解放军部队来了，强行把两派分开，一场武斗算是结束了。
第二天，看到学校里一片狼藉，想到昨晚那头上挨了一石头的学生，揉着自己又酸又痛的肩膀，忽然觉得这里的武斗并不好玩。
一些女生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后勤部长，曹北红也去了。那是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想象着那个后勤部长小伙子，躺在病床上，被一群女生和鲜花簇拥着，一定很惬意吧？但愿他不要留下残疾。
2018年我和许成去看望曹北红，右为本人
十六中归于平静，社会上依然战事频仍。
我应该去看看我的叔叔。他的女儿实际是我的亲妹妹，我叔叔没有孩子，我家孩子多，我最小的妹妹燕霞3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了我叔叔。
叔叔在132厂里基建处工作，婶婶原来是俄语翻译，中苏交恶之后便无事可做，被安排在产品检验部门工作。
132厂在成都郊区一个叫做黄田坝的地方，离市区有20多里。原来的公共汽车早就停驶了，我只好步行。走到离黄田坝不远的地方，被人拦住了。路上横着一辆卡车，几个拿着梭镖的人，看他们的打扮和电影《洪湖赤卫队》和《怒潮》里的赤卫队员一模一样，头上包着布，穿着草鞋。我说要去我叔叔家，那人说，厂里正在武斗，为了你的安全，不能过去，无奈我只好返回。
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我又去了，已经没有人阻拦。我到了厂里的家属区，家属楼好几百栋，我叔叔住在300多栋，我一时找不到，街上空无一人，想找个问路的人也没有。前面有个派出所，心想这下好办了。进了派出所，没有人，门窗都是敞开的，桌子抽屉都被打开了，一片狼藉，这样的是非之地，我赶快退出了。
终于到了叔叔家，已经是中午了。他们一家三口刚刚吃完饭，剩菜剩饭也够我吃了。看来他家伙食不错，还有小半只烧鸡，燕霞给我剥了三个松花蛋，我是一扫而光。刚见面的时候叔叔说“你怎么这么老了？”那时我才17岁，我没照过镜子，一定是蓬头垢面怪吓人的吧。叔叔要我住几天，我没住。走的时候叔叔给了我15块钱，还告诉我，以后凡是家信，看完就烧掉。我想这一定是经验之谈，我也听说过不少因为私信或是日记给自己惹来无妄之灾的。
我们决定回北京。成都有个可以领到火车票的地方，我们拿着学生证排队。两个重庆大学的学生和我们搭讪，想和我们做个交易，他们想去北京，让我们给他们领到北京的车票，他们给我们领到重庆的车票。他们说要看武斗就应该去重庆，那里各种常规武器都用上了，火炮，高射机枪，甚至军舰都上场了。我姨家的二儿子就在重庆上大学，我心稍微动了一下，又一想去了也未必能见到他，而且许成和曹北红都想回家了，就没有同意这桩交易。
我们结束了成都之旅，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车到郑州的时候，我和许成想下车到郑州看看。曹北红回家心切，我和许成下了车，曹北红直接回北京了。
下了车已经是半夜了，我们看到候车室里横七竖八躺着不少睡觉的人，我们两个也找个地方铺张报纸就睡在了地板上。醒来已经是天亮了，发现被偷了。我原来枕着的书包，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书包不见了，枕着的是我随身带的一个军用水壶，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加上叔叔给我的15块钱共有20多块，一支父亲留给我的英雄牌金笔也没了。许成还好，没有被偷，他身上也只有两块多。
我们到派出所去报案，一个值班警察，听我们讲完，只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看他那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也不想多费口舌了。
到郑州大学转了一圈，教学楼的窗户也是被砖封死了，景象和成都差不多，不知是已经进行了武斗还是在为武斗做准备。
终于回到了北京，家里还真以为我们是去收麦子了，我说了实情，母亲没有埋怨我，说平安回来就好。
后来听到了噩耗，我在重庆的二表哥被机关枪的流弹打死了。
我姨家的大表哥和二表哥都常到我家来，二表哥和我二哥同岁，他们两个过从甚密，二表哥在北京41中，我二哥在北京矿院附中。1965年他们一同高考，二哥上了北京林学院，二表哥上了位于重庆的总后工程学院，学的高分子专业。他上的是军校，入学就是入伍了，穿上军装，英姿勃发，何等帅气。但是如今他死了。
我欲哭无泪，我怀念二表哥，我痛恨武斗。
让我在这里记下他的名字，许增仕，小名二头，1946年生于北京，属狗的。
2019年2月写于北京
王宗禹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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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