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杜欣欣：祖父是理想主义者，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

Original: 杜欣欣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档案

大学毕业照

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

原题

祖父李肇甫

作者：杜欣欣

我原姓李，祖籍陇西。李氏家族曾几次迁徙，先至广东嘉应，后因“湖广填四川”再移民至四川巴县。据说当时是强制迁移，移民被捆绑双手，因此入厕方便被称为“解手”。

祖父李肇甫

大约1938年，由我祖父李肇甫（字伯申）带领，李氏全家前往巴县冷水场祭祖。当时那里除了因曾祖李凤九中举所立的石坊，还有一间李氏祠堂。存于祠堂的族谱共计六代人，名号为四字一排。曾祖父至我这一代为“克肇显达”，素描家的李克瑜女士为“克”字辈，比我祖父还高一辈。我父亲生于甲子年，因此名为“显甲”。对于这个名字，他自嘲道：“那是想让我显甲第，耀门庭。但我既未能显甲第，也未有耀门庭，还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23年。”

曾祖李凤九的家境大约是中农或上中农，念私塾中举到山东济宁府做官，后调至北京通州，曾任直隶省通县知事（注1）。据说李凤九还做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地区的太守），因此我已故的大伯李显京的小名为“小兆子”。

我家的旧宅位于西四北大街太安候胡同三号（今西四北七条五号）。这胡同本是纪念明朝的宁安侯，但为避某皇帝之讳而改名。

两位姑妈在北京西四旧宅

据我父亲说，旧宅的前门向南开在太安候胡同的东口，后门已是北邻武安候胡同。其门槛很高，黄包车出入需抬起当作门槛的方木。当时大门口挂了“蜀东李寓”的铜牌，还坐着一对石狮子。文革中狮头被砸，1980年代中期狮身也消失了。

旧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建有南北两栋小楼，分别居住着曾祖父母。两楼之间架有长廊，廊上镶着暗花玻璃。院内还有花园，假山和鱼池。那个鱼池很深，邻家小孩曾不小心跌下进去，后来那孩子的祖母还到池旁烧香祷告。南楼屋檐上的雕塑主要是鹤和鸟。在北京建设高楼之前，我乘无轨电车经过那里，还能望见那些砖泥雕塑。

我祖父母与他们的孩子都住在西院。那里又分成前后两院，前面有回廊环绕的青砖大院，花坛和客厅。后院北房前立着很粗的柱子，柱子上挂着泥塑描金的对联。虽然我父亲不记得写的什么，但他知道那都是曾祖父过整生日时收的寿礼，送礼的人一般是都督，其中有李烈钧和黄郛等。后院的客厅墙上挂着孙中山以及民国议会开会的照片。我父亲说当时只有最尊贵或亲近的客人才会请到这里来。

我大伯李显京年轻时思想左倾，曾参与学生运动，并经常演戏。当时的导演是戏剧家余上岩，大伯与后来知名的演员白杨、蓝马一起演过戏。父亲小时候也参加演出，角色是车夫家的小儿子，白杨曾饰演那个角色的姐姐。

大概在1933或1934年的中秋，李显京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他被捕时，有一位陈姓女同志来家告知其床下有两网篮共产党的宣传物。我祖母赶快找佣人将它们转移出去，然后又亲自把大伯保出来。保出来的当晚，祖母给大伯化妆，将他打扮成一个老人，然后与他手挽手走出家门，乘火车去天津。当时祖父已在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大伯被捕的消息，就决定让大伯和大姑去上海。祖父说：“我不反对你们革命，也不反对共产党，但你们要先念书。”

父亲每次来北京都会去看西四的旧宅。2004年，我们再次探访旧居，院门槛还是很高，但院内已是面目全非。门房和长走廊都被辟为住房，小厨房覆盖了整个院子并把走道切割得弯弯曲曲。虽然老住户还清楚地记得带暗花玻璃的走廊，合欢，紫藤树，月亮门，鱼池假山都已无踪迹。我们获准进入东院北楼一层，室内还能看到天花板上的雕花，但也因隔间而被分割。最初住户以为我们是来索要老房子，当我们告知房子早在1935年卖掉，他们齐声说：“卖了好，否则也会被拆迁，已经拆到前面的胡同了。”

虽然那处房子早已非李氏所有，但看到损败至此，仍心有戚戚。离开时，我数了数院门口的电表，一共有16个名字，估计院内至少住着三五十人。

为什么李家要卖掉祖产？主要原因是祖父李肇甫不愿为官，为了维持家计而迁至上海做执业律师。

李肇甫生于1887年。据载其父“风九督教严，肇甫奉命维谨，自幼以孝闻。初入私塾，渐长喜读经史，不屑规规于科举业。时西学东渐，国内译述日多，肇甫搜求研习，尤浸淫于法学书籍，以为改革政治始基，非倡明无以建新邦也。”（同注1）1905年，李肇甫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法科。同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到会百余人。据黄复生回忆：“孙先生归自欧美，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开大会于赤坂区灵南坂。吾川人与会者熊君锦帆克武，黄君文琴宠章，李君伯申肇甫（时名于通）。”

孙中山于7月30日在赤坂区桧町三番地内田良平宅举行会议，黄兴起草同盟会章程，并当场发展会员。由此推算李肇甫可能于那时就加入同盟会，而同盟会成立时是作为会员参与，而廖仲恺和胡汉民则于同年9月1日加入。

我祖母江伯鸾（字为佩）是安徽徽州人氏，她的父亲与我曾祖父同在山东作官，其官阶高于曾祖，据说曾祖是看上李肇甫的人才而将女儿许配。我祖母并未去日本，祖父回国成亲时，直到入洞房，祖母才看出祖父戴着一条假辫子，由此猜出他是革命党。祖母形容祖父是一个非常白净的光头书生。据说祖父回去成亲时还对曾祖父说：“我把头发还给你。”他的意思是“我把身子还给父母，我去革命了”。

很多年之后，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当时也是革命的，头别在腰带上去干，革命总要死人的。比如去山东济宁府，给黄花岗运军火等。共产党来，对我如何，我也不知道。既然我那时候要革命不怕死，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

祖父加入同盟会之后曾担任执行部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据同盟会资料，李肇甫曾任职于同盟本部的书记科。自1907年1月中旬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本部重要职员有外务科的廖仲恺，评议议长汪精卫，议员包括秋瑾等27人。其中与我祖父相熟的有廖仲恺，曾任过本部议员的熊克武、但懋辛和康宝忠。但家与我家是世交，我家与他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但功涵和但功涛一直有联系，而康宝忠就是康心孚，他二弟康心之的长子康国干娶我大姑妈李显华为妻。

田桐、胡汉民、但焘曾与李肇甫为书记科同事，他们都年长于我祖父，而后来的道路也各不相同。湖北人但焘长于我祖父7岁，参加革命时以及其后的经历与我祖父类似。革命后他出任过唐绍仪的国务院秘书，1914年袁世凯推行帝制，他当即辞去一切职务，蛰居上海。其后他也曾参政，但多担任秘书监察等职，后来潜心文史得以善终。同为湖北人的田桐因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与之决裂，因此并未担任过官职，主要是办报和著述，而胡汉民辛亥之后官职最高，在上述几位都退出政界之后，还活跃至1936年去世。

至于为何加入同盟会，李肇甫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同时代的康心如（1890-1969）曾在回忆中提到：“1902年，心孚兄（1884--1917）到西安应乡试回来，谈起戊戌变法维新的经过，谈得眉飞色舞，对康梁无限的敬仰佩服。我弟兄三人取别号，孚兄号素徒，康长素之徒也。我号希任，希从梁任公也。之弟号望复，仰望谭复生也。”（注2）康家当时居于四川彭山，上海出版的报纸要一个多月后才能读到。地处偏僻的年轻人受变法影响尚且如此之大，更不必说生活在北京的祖父了。

1907年，李肇甫与四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董修武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鹃声》杂志，后被日本当局查封。在日期间，他购买运送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李肇甫于1910年从日本回国。据我父亲说，武昌首义之后，祖父曾与另一位革命党人同去济宁直隶州府。他以手枪威逼济宁州府向革命党投降，还逼着知县知州挂白旗。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另一说法是他曾任总统府秘书（同注1）。据吴玉章回忆：“1911年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注3）

后来吴玉章接替李肇甫辞去的总务组长一职。据我堂哥回忆，李肇甫与吴玉章关系相当密切。吴到李家来，可以直入我祖母的卧室，并揭开帐帘，高呼“李江伯鸾”。据我查到的资料，不管政治态度，当时的各党派都赞赏我祖父为政清廉为人高洁。当然也有例外，某个与我祖父关系密切的人后来发达了，在回忆录中提及我祖父就颇为不敬了，一阔脸就变，看来是常态。后来我听堂哥说，那人曾在日本嫖妓，并因此找我祖父要钱。

另有野史说，同盟会密谋刺杀宗社党头目、满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良弼时，原打算派我祖父去，但会上有人说李肇甫还没有后代。这时彭家珍站出来说：“我妻子已经怀孕了。”1912年1月26日，彭向良弼投掷炸弹，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成重伤后。临死前曾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 “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1912年1月28日，国民政府参议院成立，李肇甫由“蜀军政府选任为参议员。照参议院规定：设全院委员，以全院参议员充之，置全院委员长一人，其职位仅次于议长副议长，选肇甫任之……同年四月，随参议院北迁。”（同注1）

在1912年的政治舞台上，李肇甫是“春秋鼎盛，已誉重一时。”（同注1）他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注4）

1912年2月，为继续制订约法，参院召开了第二次临时约法起草会议。据《参议院议事录》记录，参议院决定将临时约法案先交审议会审议，李肇甫为审议会主席。审议结果，决定将原案内的总统制，增改为责任内阁制。（注9）临时约法的讨论涉及国民政府定都何处，因袁世凯不肯南来，谷钟秀和李肇甫提出定都北京，并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赞成，而孙中山和黄兴反对此举。据说孙中山和黄兴得知此事极为生气，当晚就把李肇甫叫去大骂一顿（同注3）。反对定都南京的还有章太炎，宋教仁等，黄兴甚至要带兵去抓同盟会的议员。此事标志着同盟会内部的分裂。

1912年8月16日张振武被杀害。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未因创建共和而战死疆场，却死于革命成功后的政治阴谋。张案遂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议员大多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院认为此案关系国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于是参议员联名质询政府，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予以答复，有些参议员甚至提出弹劾副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要黎元洪承担责任。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参议院答复。

8月23日上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只答复质询案所提的七方面问题。实际上他是以张振武为军人为由，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他欲以军法为借口，绕过国法，其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导致参议员追问迭至。

参议员李肇莆的追问迭至：“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甫：“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甫：“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13日曾经开会讨论，14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甫：“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注5）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孙文在张振武一案中进退失据。“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未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这是制度问题，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注6）

1913年，李肇甫回到四川后当选为省第三区众议院议员。他“先后在临时参议院及众议院中，凡有主张，均卓然自见，倾动朝野。又以隶籍国民党，遂为袁世凯所深忌讳。”（同注1）同年，爆发二次革命，他与熊克武一起讨伐袁世凯称帝。讨袁时，熊克武的蜀军已改为革命第五师，李肇甫任师党代表，当时刘伯承任其中的一个团长，因此他与刘伯承也早就相识。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则被迫解散军队，逃往日本，“（袁）世凯拘捕国民党籍议员，肇甫亦与其列；时凤九正官通县，与世凯有旧，往避得免。”（同注1）

辛亥革命后，四川成立了蜀军政府，夏之时是副督军。我祖父与夏之时相熟，1934年董竹君在上海与夏之时离婚，由我祖父担任她的离婚律师。这件事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有较详细的记述。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有祖父的镜头，我一看真是面目全非。父亲年幼时也与夏之时的家人相当熟悉，称他们的大女儿夏国璋为八姐。当时流行贺绿汀的《秋水伊人》，夏之时的侄女夏国彬等特别喜欢听我父亲唱这首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议会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马君武议员主和，而祖父是主战派。他们开始辩论，马君武辩不过我祖父，他就一边辩论，一边拿手杖打祖父。祖父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祖父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那时候，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祖父回家后，祖母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君武打的。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回家后很少讲话。他的自制力很强，年轻时抽烟喝酒，但30多岁时，突然全都戒了。我祖母喜欢打麻将，她曾和张勋打过牌。祖母还谈起过当时官员交际常去打茶围，其中有妓女出场。当妓女靠近时，祖父就用报纸挡脸道：“我喝醉了。”我父亲是家中幼子，祖父有时抱他坐在摇椅上，边摇边唱日本歌。家中原有记帐的折子，可以拉得很长，他还用折子舞龙给父亲看。父亲长大后，有时写些歪诗，半文半白，而且还是情诗，祖父也会读。

祖父的生活简单整洁，非常讲个人卫生。每天清晨，他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拿着梳子，头朝地，开始梳头，把所有的头皮屑都梳下来。梳好了，拿去倒入纸篓。收拾干净后，他才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牛奶蛋花汤，吃过饭后就坐下来读报，多年如此。祖父还有个外号叫“抠门大爷”，他虽穿得很整洁，但一顶呢帽子戴几十年。后来在上海坐黄包车，呢帽被抢走，他才买了新帽子。有一次孩子们跟祖父外出，碰到站街妓女，祖父用四川话说：“你不就是要钱嘛？”掏出五块钱就匆匆忙忙离去，孩子们都在背后笑。

1915年4月，张培爵密谋讨伐袁世凯，并严厉拒绝袁世凯的利诱，被杀于天津。当局不许人收尸。张培爵即是老同盟会员，曾与祖父同组“乙辛学社”，后来他与及学社成员发动了辛亥革命中的重庆起义。祖父和张的私人交往已不可查，但据父辈回忆，当时祖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即向曾祖借了五百大洋去为张培爵收尸。袁世凯因此而悬赏一千大洋抓捕李肇甫，但他逃脱了。这是二次革命之后，李肇甫再次逃脱袁的抓捕。

讨袁之后，据史料载，祖父曾担任了国民党交际干事，具体信息如下：“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的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任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注4）

自1912 年任临时参议员和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之后，李肇甫于1916年和1922年恢复国会时仍任议员。“五年（指1916年）国会复会，肇甫声采哗哗得如故。”（同注1）1920年，李肇甫任参议会作议长。1922年“曹锟贿国会选举案发生，肇甫联合同志，反对无效，愤走上海……遂留执律师。”（同注1）据我所知，祖父退出政坛之后，因曾祖父还在世，李家仍居北京。除了居家的排场，还要不时接济姑祖母李小鸾一家。祖父虽为律师，其事务所也颇为有名，但他因普通话和上海话不够好而影响了个人业务。1922~1935年，李家主要靠变卖房产维持家计，1925曾祖父去世之后，祖父又将住家的一部分出租。

自1905年投身革命至1922年，李肇甫已从一个热血青年变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他曾是反对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和革命后的行政法律官员。他还参与了组织公开的政党，而那个政党后来在全国选举中获胜。杜元载主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十集中曾这样评价李肇甫：“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政当局多肇甫旧友，乘时宦达，易如反掌。顾每约出任公职，辄以体弱不胜繁剧辞。” 为何他拒不为官？斯人早已逝去，其心态无人可知，我猜也许他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民主的倒退。

1922年之后，我所知道祖父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参加孙中山移灵。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曾停灵北京西山，于1929年移灵南京。移灵时，李肇甫为持绋人之一。我父亲对此还有印象。他说祖父戴着大礼帽，穿燕尾服，孙的棺材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包着，有两条很长的黑缎子。据说当时有六十四个人簇拥棺材，包括抬棺和持绋者。持绋人中还有吴玉章、谢无量、赵铁桥等，这三人与李肇甫关系都比较接近。我父亲还记得家中悬挂张善子的画和谢无量的打油诗。

据我祖母回忆，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曾请祖父去北海公园仿膳吃饭，要祖父出来做官，但他以“丁父忧”（丧父）婉拒。虽然退出政坛，李肇甫依然被当作“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1925年，段祺瑞摄政，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段就此事于元月一日分别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同日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另电李肇甫（伯申）。这件事说明当时祖父虽在上海执业，仍家居北京。

父亲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三岁时在北京得肺炎，当时何香凝正好来串门，看到父亲高烧，当即抱他去德国人开的医院，父亲还记得医生的名字叫科里。从那以后，何香凝就成为我父亲的干娘。在上海时，李肇甫与何香凝、宋庆龄、黄炎培等关系比较密切。1932年，他与黄炎培、张耀曾等人组织了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复兴》月刊。

1935年，曾祖母去世，祖父遂将北京房产全部出卖，举家迁往上海。这段时间，李肇甫除了做律师，他还去香港与赵铁桥一起搞实业。赵铁桥时任香港招商局长，正当祖父和他准备买一条船时，蒋介石暗杀了赵铁桥。

李肇甫与张耀曾，沈钧儒合办的律师事务所的地点是在上海英租界的白克路大通里。据父亲回忆，虽然祖父是律师，但他又不像一般律师，他不接昧良心的官司。有一次，一个流氓要打个官司，许愿说事成之后，给你一栋花园洋房，但祖父没接。当时李家在上海是租房子，祖母对祖父拒绝那个案子颇有怨言。再比如离婚官司，我祖父总先劝和。

1936年底的一天，我祖父回家，全家当时已经坐定等候他吃晚饭。他走进来，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那个官司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七君子案。

七君子被捕后，被押至苏州。据张耀曾日记回忆，1937年4月5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沈钧儒）。”当日李肇甫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沈钧儒在4月9日至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当时沈钧儒有四位辩护律师，虽然张耀曾排名最前，但在实际辩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注7）。

张元济也在日记中提到七七事变前后，他与李肇甫、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常有聚餐，并讨论国事，比如1937年9月3日的聚会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

八一三之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祖父于1937年底离开上海回到四川。1938年夏，祖母带着孩子们辗转香港也去了大后方。1939年，李肇甫被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1940年改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他的改任还有一段故事。抗战时，国民党退守四川。最初四川的地方势力很大，国民党中央势微，因此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来蒋的势力逐渐增大，遂辞去省主席。但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依然不放心，蒋介石就委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兼任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多，张群说：“如果要我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蒋介石给李肇甫打了三封电报，最后一封很不客气。电报中说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于是李肇甫答应出山，但却有言在先：“只要抗战结束，我就辞职。”

当时“四川省既为抗战根据地，所负兵额粮食重于各省，”李肇甫除大力协调当时的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关系，还于1940年2月与绅粮代表严昌龄等人联名致电当时的最高部门，对四川和省府当年预算高达1亿元以上提出抗议。要求”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注8）在此期间，祖父亦有若干兼职。时人大多兼职兼薪，但他不但拒绝兼职公司，而且义务兼任四川省航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祖父担任省秘书长期间，张群遇到棘手的事就让他出面处理。1944年10月底，成都闹学潮。成都市长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前往镇压，并打伤学生三十多名，抓捕四十多人。11月11日，成都爆发了学生万人抗议政府暴行的大游行。张群不敢与学生见面，遂派祖父前往。据说他的车子经过时，学生说：“李老太爷的车子来了，不要挡他。”当时四川开议会，有左、中、右，某些国民党右派经常挑衅欺压民盟，作为议长的李肇甫经常要求保护左派，喝止右派。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会也是李肇甫代表张群去参加。据说徐中齐密令特务混入会场收集黑名单，并在追悼会上打伤张澜，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李就此事质问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示”来搪塞并要求祖父设法“搁平”。李肇甫在任上，曾保释康岱沙出狱，并应杨淑明和罗宇涵请求，亲自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保释罗广斌。康岱沙出狱后就前往延安，后来任职外交部，并派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

1980年，北京十一学校的张姓体育老师辗转找到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其时我父亲恰好来北京被落实政策。张老师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曾救过我父亲。” 但我父亲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也无心过问细节。

陪都时代，后立者为伯父和表伯表叔

我父亲说，全家都把祖父看作圣人。据我92岁的姑父回忆：“我老丈人最清白。穿布鞋，蓝布大褂。一个普通办事员来找他办事，他都要亲自送下坡，再九十度鞠躬。我和你姑姑结婚用了他半天的汽车，第二天他就坐黄包车上班。有一次他发现听差写私信使用公家信签，就让他还回去。”

对于祖父用车，父亲也有类似回忆。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小儿子，他在灌县空军幼年学校读书时，祖母坐祖父的车去看他，并把父亲带回家住几天。父亲回家后的次日早晨，就听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车。”当时称为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的四川人也相当敬重道德文章皆佳的李肇甫，至今八九十岁的人提起他还很敬佩。

抗战结束，张群回南京。我祖父应时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要求，又在省府工作了三个月，于1947年离任。次年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李肇甫被选为立法委员。据我父亲回忆，那次并非全是选举，而是被圈选。祖父应立法委员一职而前往南京，当时居黄泥巷。同年8月，由蒋介石提名，李肇甫成为司法院大法官。

据父亲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司法院内设有大法官委员会，大概有十二名大法官。大法官的地位很高，和美国有些类似，比如总统就职宣誓要由大法官监督，大法官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不直接审案，相对超脱于党派之争。大法官职位高，工资也比较高。当时李家的长子长媳长女都因病去世，留下一对遗孤，次子幼子还在上学，次女已经出嫁，家中的生活来源全部依赖祖父，因此他接受了大法官的职务。

在南京时，陈立夫曾请祖父吃饭，用意是了解他是否会竞选立法院院长，其实祖父连立法委员都不愿意做。有一回，祖父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要上庙了。”我父亲问：“去干什么？”他回答：“去当大法官。”

1948年，我父亲已从空军幼年学校毕业。因抗战胜利，空幼学员不再送往美国学习，我父亲就离开了航校。当时他想去投考民航，遂托祖父给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写信。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去民航？”他答：“为了挣钱。”当时民航赚美金。父亲还对祖父说：“阿爸你没钱，咱们北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祖父听了非常生气。父亲说，他从来没见过祖父发那么大的火。祖父拍着桌子，骂父亲混账，说：“你就知道钱，不想多念点儿书。还有几个月，你一定要去考大学。”李肇甫对子女管教很严，不许他们跳舞，但祖母溺爱孩子，每次出去跳舞都是祖母把衣服偷偷拿出去，让孩子们换上。

国民政府于1949年2月迁往广州，李肇甫从南京回四川。他想叶落归根，但归根谈何容易，他当时连回家的船票都买不起，最后还是由卢作孚想办法，坐“夔门号”返川。

自1938年回到四川，李家一直无钱买房子，曾先后借住租住过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胡子昂、向传义（位于成都吉祥街）、张群和唐式遵的房子，生活来源主要靠李肇甫做法官的工资。辞去法官之后，祖父担任了康心之主办的《国民公报》社长和唐式遵开办的南林学院院长、辅成法学院教授。四川即将易手之前，蒋介石又来到四川，任命李肇甫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非常委员，但李肇甫拒绝为其工作。蒋介石又要他去台湾，他为了拒绝甚至避入南林学院。他还拒绝国民党要他做的反共广播发言。后来CC派曾派人监视李肇甫，据传还要暗杀他。

四川易手时，祖父依然借住唐式遵的家。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我父亲称为吕五伯伯。吕五伯的哥哥是吕超，曾为国民党参军长，相当于蒋介石最大的副官，而吕五伯的女儿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来人对李肇甫说刘伯承想与他见面。祖父回答：“刘伯承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虽然我不是蒋介石那派，但毕竟是国民党。共产党一来就见我，对你的声誉不好。”来人又劝了一阵子，但祖父还是拒绝。

后来刘伯承带信请李肇甫去革大学习。李肇甫说：“我不去革大，我也不从政。抗日时，我从政。抗日胜利之后，我就不从政，我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律师，或办报。”姻亲康心之迁往北京时对祖父说：“我有稀饭，也有你一碗。”但李肇甫仍决定留在四川，尽管他曾说过：“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看看它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

共产党在四川掌握政权之后，胡子昂做了重庆副市长，曹荻秋是书记。当时还没有政协或人大，某次会议邀请李肇甫作为当地乡绅出席。会议完了，祖父回家对我父亲说：“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说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孙中山的政策原本就是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后被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次日报纸刊出祖父的发言，也被改为“联共”。除此之外，祖父就在家里，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胡子昂和我们家是亲戚，我祖父当秘书长时，曾邀请他去做建设厅长。但胡做了官后，脸就有些变了，后来在祖父被捕一事上，有人猜想过他起的作用，而另一些四川老人，如但懋心、邓锡侯、刘文辉等对我祖父情分尚存。因唐式遵与共产党作战身亡，祖父借住的房子要被没收，于是李家不得不迁至俞际堂家。俞际堂、但懋心、邓锡候、刘文辉等人见李家没房子住，曾愿凑钱帮助买房子。

一天我父亲回家，看到两个解放军站在门口。名义上是没收唐式遵的财产，但也抄了我的家。他们抄走两本通讯录、旧账本，还有一张要任命李肇甫为 “非常委员”的信。此时当局已不再能容忍李肇甫的不合作。

1951年3月12日半夜，重庆全市戒严。13日清晨，我祖父李肇甫被带走。次日父亲从报纸看到祖父的照片，他穿着长袍，手里夹行李卷，那张照片在镇压反革命展览中也展出过。当时的政策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的都是反革命，何况祖父做过立法委员。

据过来人回忆，三一三那天重庆全城气氛非常恐怖，很多人被捕。对于三一三，茅于轼写道：“后闻李伯申、黄墨涵、黄仁中等，此次皆被捕。1951年3月13日，午饭时，闻众谈张宗芬疯病益剧，甚为伤感…… 但觉此少妇乃西师全校女员女生最美之人，又和雅而有礼貌。其幼子亦为最美之小男孩，（吴）宓极心爱之……”

因当时关押的人太多，监狱已满，一些人就被关押在名为真缘堂的天主教堂。后来天气越来越热，被关押的人就住在席棚里。当时我的二表叔陈延龄因涉嫌倒卖鸦片也被关在那里。他获释后说，在真缘堂时，被关押的人都是蹲着吃饭，而且不许说话。吃饭时，他看到我祖父，就悄悄地蹲着挪到祖父身旁。我祖父轻声问他为何被捕。得知原因后，祖父说：“你的案子没事，他们会放你。如果你出去就去找刘伯承。”待我二表叔出来，刘伯承已经去了南京。

自3月被关押，父亲曾设法见我祖父，但都被拒绝。祖母去找过熊克武，但熊当时在北京。据黄花岗烈士喻培伦的侄子喻锺珏回忆，喻家和李家是世交。我祖父被关押时，因我祖母担心已工作的姑姑和我父亲被祖父牵连，就差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喻锺珏为我祖父送换洗衣服。我祖父见到喻锺珏，用手摸着他的头说：“没想到华为（喻培伦弟弟培棣的字）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七月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个专案员。他让我父亲介绍祖父的情况，并要父亲和祖父划清界限。父亲说：“我没什么可划清界限。我了解我父亲。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和二次革命。后来汪蒋都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出来。他做律师，还给七君子辩护。抗战时，为了民族利益才勉强出来维持，还营救过共产党人。”此人还问起“非常委员”一事，我父亲也如实说了。又过几天，那位专案员又来了，他跟我父亲说：“你爸爸病了，痔疮，流血很厉害。”并让父亲送药去。父亲送药去，但还没见到祖父。

1951年7月20日，父亲正在演出，母亲还在台上独唱。我二姑姑找到后台，告诉我父亲祖父去世了，让家人去收尸。

次日父亲去真缘堂，进去一看四周都是席棚。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办事人问了姓名，然后出示法医证明，上面写着心肌梗死，并让父亲签字。父亲问尸体在哪里，他说在一个小屋里。父亲来到那个小屋，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雇了滑杆儿，抬回家去。

“据同狱逃出者云：肇甫被捕入狱时，已病感不支，每日食量甚少，而共党反责以扫地等苦役，肇甫遂绝食。或有秘劝其进食者，则曰：吾固求死而不得也。逝世之晨，禁锢狱中者均起，点名独不见肇甫；共党方斥骂，视之则早已气绝。“（同注1）

祖父的遗体被带回家后，祖母见了即嚎啕大哭。她边哭边诉：“他清白了一生，就这么没有了。”父亲说，如果让他睁着眼睛回去，祖母看了会更难过。二姑父出去买了棺材。祖父去世的第三天，家人在江北找了一处公墓下葬，墓碑上只写李伯申之墓。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和堂兄去奠祭过，后来整个公墓都夷为平地。

祖父死后，我二姑去北京，找到沈钧儒。沈听说我祖父去世，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到北京就一点事都没有啦。”其实祖父去世前，家里连去北京的车票都凑不出。

1953年6月初，重庆中级人民法院来人通知说我祖父不是反革命，当时还问我父亲，你家有什么财产，比如土地可以全部发还。父亲答：“我家没有财产。现在可以还我父亲清白了。他一生清白，没有动产，也无不动产。但最要紧的事，我母亲很想不通，你们应该向我母亲解释清楚。”

祖母江伯鸾早年在北京西四旧宅

1958年，祖母来北京。父亲告诉我：“我是在1958年3月份初被正式宣布为右派的，也知道要去北大荒。我不敢告诉你奶奶，只说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你奶奶想到北京来，她从抗战之后就没来过北京了。我很想你，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就要求你奶奶把你从四川带来。老太太来了之后，我强颜欢笑一个星期。那天是1958年4月20日，我们这些人集中到前门坐火车，凌晨4点单位的吉普车来了。前一晚，我一夜没睡，娘也一夜没睡。娘那天要去送，我说你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娘，就上了车。那天正好离你生日还有五天，当时你妈去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你妈回来时，我已经走了……”

那是我祖母最后一次来北京，而我对她的唯一记忆就是照片上那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祖母一生中，曾送走了我大伯大姑，后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她在文革中死去。1984年我去国前，父亲把她的骨灰带来北京，我们将她撒在北海的湖水中。

作者（中）与祖母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合影

我曾祖因官致富，而祖父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他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实践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想而革命、作官和拒不作官。他的一生充满了理想，所以也注定要幻灭。

2005年初，我在印度阿旃陀石窟（200BC-450AD）内观赏壁画。因当地气候潮湿，那些壁画残缺破损。2007年夏，我又去希腊克里特岛观赏克诺索斯时代（公元前2700-1450）的壁画，那些壁画原来也是残破的，但出土之后却被荷籍英人皮特·琼（1887-1967）修补重构。我记录的家世犹如阿旃陀石窟壁画那样，凡是记忆之外全部留白，后人读它，可自去想象。

注1：《革命人物志》第十集，杜元载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年2月（原载《四川文献》40期，1964年12月1日，台北）
注2：康心如：《我与报》，1968年手稿
注3：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注4：傅国涌：《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注5：余衔玉，高冬梅：《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注6：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
注7：陈夏红：《百年法律人剪影》——“沈钧儒私人记录的七君子事件
注8：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
注9：张国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杜欣欣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