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姥姥曾志，对我们宽容但却从不纵容

张亮新三届 2019-06-06

曾志（右）与丈夫陶铸

原题

姥姥

作者：张亮

时光荏苒，姥姥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年了。妻子时常会在静静的夜里依偎着我说：“亮，我想姥姥了。” 每当此时，我都会默默地抱紧她，我知道我是想流泪。十年来我常常扪心自问：我想过姥姥吗？因为在这十年里，我从不愿意去回忆与姥姥生活过的三十年；从不愿翻看姥姥留给我的遗物和书信；甚至都不愿去正视照片里姥姥那微笑的眼神，我是想把那种对她的思念埋在记忆的最深处，因为这种思念对我来说是一种痛，因为我怕痛。

年初妈妈对我说：“明年就是姥姥诞辰100周年了，我不信你真会忘掉姥姥。不要再躲避你的思念了！把要对姥姥说的话倾诉出来吧！”是啊，别人可以不写我怎么能不写呢？终下决心，打开深藏的记忆，哪怕撕裂的伤口再痛也要写点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不光是写给别人看的，更是读给姥姥听的。

南长街

1969年冬格外寒冷，姥爷含冤惨死合肥，姥姥被赶到粤东北一个偏辟而贫穷的小山村劳动改造。为了抚慰姥姥的丧夫之痛，也为了排解她孤苦零丁的寂寞，父母决定把我留在姥姥身边陪伴她。那时我刚满一岁，此后直到姥姥去世，我们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三十年。

几经坎坷，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家。1974年我们搬进了南长街小桥北河沿胡同六号，这是座很标准的北京小四合院。不大的院子种了很多树，有梧桐、柳树、葡萄树、枣树、香椿树，有些是姥姥亲手栽种的。从此和姥姥生活在一起的记忆在这所小院里变得逐渐清晰起来。那时赋闲在家的姥姥白天没事很喜欢出去溜达，每次出去我都跟着她，故宫、王府井、西单、前门、北海……都是走着去走着回。虽然小小年纪的我累得哇哇叫，但我始终忠实地跟着，就像现在老人们溜着的小狗。

晚上我就跟姥姥睡一间屋子，她睡大床，我则睡在旁边上的小床上。每天早上醒了我都会钻到姥姥的被窝里撒欢儿。后来不知怎的，干脆来了个大挪移，我一个小屁孩儿独享大床，而姥姥反而让我挤兑到小床上去睡了。即便如此我也没忘经常捉弄一下姥姥，比如发烧时故意往嘴角外挤点唾沫，吓得姥姥大呼小叫地跑到妈妈那里说我烧的口吐白沫，人快不行了。

七八岁时的我可以说是顽劣不堪，讨起厌来家人、客人、邻居没个不嫌的。用妈妈的话说那时的我就是个“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姥姥则干脆叫我“臭狗屎”。于是挨打、挨骂自然少不了。别看姥姥平时对我娇宠，但对我犯混可绝不姑息。姥姥性子急，发起脾气来吓人，但打人却很不得要领：打不疼人，每次挨揍的我没事，她自己的手却是又肿又紫几天都下不去，因为毕竟老人的血管太脆。

可我每次都会鬼哭狼嚎般地喊叫，这样做有我的目的，因为每次打完我最先心软的是姥姥。白天打完晚上好吃好喝的就会给我摆出来，还时不时地满足我些过分的小要求。甚至到后来我没事都希望挨她一顿揍。不过在我所犯的错误里最不能为姥姥所容忍的就是撒谎。如果撒谎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记得一次期末考试，父亲许诺说我若考过90分就带我去“老莫”吃西餐，那可是我垂涎已久的地方。但考试结果让我好生沮丧——84分，于是一向被公认聪明的我做出了件至今想来都又好气又好笑的愚蠢事：我把卷子上84分的8扣掉，再撕了张小纸自己写了个9给贴上去。结果自作聪明的我被大人给捆到客厅的柱子上以示罚惩。

大家七手八脚地给我捆上了后就各自回房休息了。但姥姥卧室的灯却一直亮着，我知道她是不会睡的。到底是年纪小，身体软，自己挣扒了几下绳子就松了，于是我就钻出绳套优哉优哉地靠在沙发上休息，一听姥姥房里有动静就赶紧再钻回绳子套里。终于是姥姥扛不住了，出来说：“鉴于你白天要上课，今天就先到这。明天写检讨当着全家念。”边说边给我解开其实就是搭在我身上的绳子让我回床去睡觉。为了惩罚我，结果自己熬了半宿。这事恐怕也就姥姥做的出来。

儿时的我非常好客，因为只要家里来客姥姥便会放松对我的管教。也算老天有眼，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几年里，家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姥姥的老战友、老部下，妈妈空军总医院的同事，父亲十五所的工友，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亲戚朋友。总之能来的都来了，而且很多都是长住，一时间不大的院子里熙熙攘攘，住的是满满当当。当然这一家之主非姥姥莫属，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睡一概全包，有时候光吃饭就得分几批吃才行。每次放学回家，只要看见院子门口停满了自行车，喜欢热闹的我就会兴奋不已。

不但是对亲朋好友，就是街坊邻居家里有难姥姥也会帮上一把。1976年唐山地震，由于害怕加之来不及搭地震棚，不少街坊携家带口地聚集在我家门口的小空场上避难。看到这种情况，姥姥决定把家里当库房用的车库清空后让他们进来遮风避雨，并为他们提供饮用水，我家前院的洗手间也变成了临时公厕。街坊里有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尿毒症”突然加重，姥姥得知后便让人扶她到里院我家自己的地震棚里休养，亲自喂水喂药并让当时还是军医的妈妈为她诊治。多年后很多街坊们对姥姥还心存感念，就是这个痩小的老太太，一个他们曾经猜疑、疏远甚至略带敌意的当时“中国最大保皇派”的老婆，在他们危难的时刻敞开了自家的大门！

在来我家的众多宾客里，我最喜欢的是俩位老太太——丁修奶奶和宋维敬奶奶，她们都是姥姥的老战友。我喜欢她们是因为她们身上有着一种老太太的共性，就是对小男孩的顽皮、淘气很包容。每次我惹了事这俩位奶奶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求情，凭谁也得给这二位老太太三分薄面。丁奶奶和宋奶奶都是大胖子，而且都是老烟枪，天天烟不离手。丁奶奶和宋奶奶性格迥异，一个沉稳，一个豪放。偏是瘦小文静的姥姥和她们相处的格外融洽。

在那个年代里三位老太太经常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忧国忧民。“四五运动”时，她们每天要往天安门广埸跑好几趟，时而为周总理的去世而老泪纵横、时而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愤怒不已，又时而为人民正义的反抗而欢欣鼓舞。有时她们还会在一起下下跳棋，丁奶奶和宋奶奶的棋下得很是老道，姥姥却下得很笨拙，偶尔赢一把甚至会像孩子般地拍着手大笑，这对姥姥可真是少见！如今丁奶奶、宋奶奶也都已不在人世了，我很怀念她们。

小学四年级由于转学的原因我便开始了走读。那时我才10岁，每天上学要倒两趟车，路程有一个多小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姥姥对我倒并不是很担心，这也足见当时的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良好。我每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姥姥会起的更早些，她要为我准备早餐，一杯搀着麦乳精和可可粉的热饮加上几块饼干。待我吃完走了她才能再睡上一小会儿。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终于要加入少先队了。虽然这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基本上是相当于“赠予” ，可当我把这消息告诉姥姥时，姥姥还是乐得合不拢嘴。在亲自给我买了一套崭新的队服和绸子红领巾后才冷静下来，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你要是敢骗我，你可小心着点。”

初中我是回到城里上的，我所就读的那所学校离姥姥的单位中组部很近，当时已身为副部长的姥姥便让我每天中午去部里跟她一起吃饭。那时的领导和普通干部都是在一个食堂就餐，没有小灶也没有包间，最多就是在领导就餐区和职工就餐区之间架个屏风，但姥姥从没在那屏风后面吃过一次饭，她跟普通干部一样在窗口前排队打饭。姥姥和大家一样都是自带餐具：一个用毛巾做个套子，里面放上两个搪瓷饭盆。食堂管理员每次见到姥姥总是很热情的请她直接进里面去打饭，但大多数时候姥姥都会婉言谢绝，坚持在外面排队等候。只是偶尔看见我喜欢吃的菜快要卖完了，才会把饭盆交给管理员，让他偷偷地进去给我先打上两勺子。

上了中学的我已不再是单纯地淘气了，一度有学坏的迹象。可那时姥姥刚刚官复原职，肩负着为众多老干部平反和落实政策的重要责任，对我已没有太多的精力管教，为此她整天忧心忡忡。但好在我也只是在河边走了走就收了脚，还算没有湿到鞋。想来这应该是与我的家庭教育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从小到大，无论是姥姥、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对我们这些孩子都一直灌输着一个做人的首要准则：善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人的！

万寿路

1984年，因为小院要装修同时也为了妈妈上班方便，我们搬离住了十年的南长街，住进了西郊万寿路中直管理局宿舍的一栋四层楼的单元房里。虽说房子要比原先住的小多了，但一家人始终都住在一起，因为这个家里还有姥姥，因为这个家里谁都离不开她。从此我的青春便在这个新家开始了。

1987年底在一次演唱会上，通过妹妹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亚钦，那年她还不满十八岁，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小姐，而我当时刚满十九岁。情窦初开的我们一见钟情，很快便开始了热恋。然而半年后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我毅然告别姥姥、妈妈和亚钦，下决心去了深圳工作。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儿行千里母担忧，临别那天妈妈在楼道里抱着我哭了，我那早已下定的决心差点被她这一哭给动摇了。而姥姥很平静，她说她正好要外出办事，可以顺道把我捎到北京站。其实我知道她那就是为了亲自送我而找的借口，我太了解她了。

人在异乡才知道相思的苦，离开了姥姥、妈妈的怀抱，离开了女友的甜蜜，人生第一次初尝到创业的艰辛和孤独。好在单位领导对我很关照，北方的业务基本都让我跑，这样我就有了很多回北京的机会。

每次回家，听见是我回来了，姥姥都会揣着手喊着我的小名从里屋小跑着出来迎接我，彼此的那种喜悦和幸福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但与亚钦的约会却成了个问题，因为当时我和亚钦都还很小，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向来正统的姥姥挑明。妹妹倒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红娘的角色，隔壁她自己的那套小单元便成了我跟亚钦幽会的乐园。每次亚钦来都会先在妹妹那边等我，妹妹会在饭后偷偷给她带点饭菜过去，而我则早早宣布困了，要休息。

幸好我们当时住的是一层，这可给我提供了方便，等我认为姥姥不会再找我的时候就从窗户跳出去，偷偷跑妹妹的房间跟亚钦约会。后来跳窗户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如履平地了，我好得意啊！然而有一天，姥姥显得很好奇的问我：“你每天跳来跳去的辛苦吗？我看着都累。”我只好红着脸如实坦白，从此亚钦每次来家就名正言顺地跟全家一起吃饭了。

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是，一次回北京出差，第二天就要回深圳了，晚上吃完饭我想陪姥姥多待会儿，姥姥似乎看出了什么，她对我说：“你明天要走了，去好好陪陪亚钦，我还有自己的事，这不用你陪了。”那天我跟亚钦温存到深夜，当我回房的时候看到姥姥还没睡，于是我偷偷透过虚掩着的房门，看见姥姥戴着老花镜正对着昏暗的灯光吃力的往一根针里穿着线，身边放着我的断了背带的行李包。我的鼻子一下就酸了，刹那间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那一刻我觉得”慈母”这两个字在姥姥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因为实在禁不住对亲人的思念，1991年我还是回来北京工作，至此全家再一次团聚了，而亚钦也彻底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里。

姥姥对我们宽容但却从不纵容，她一直都在以她的传统和勤俭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代年轻人。那时亚钦每次飞行都会带点飞机上的供应品回家，比如小毛巾、抹布一类的东西，大多都是一次性的，当然我跟亚钦也都是当一次性使用的。可有一天我赫然发现被我们丢弃的小毛巾竟被姥姥拣了回去，洗干净后把两块缝在一起当自己的洗脚毛巾用。我气急败坏地对姥姥说：“这是我们丢掉的，您怎么能用呢？多脏啊。”姥姥说“洗干净就行了嘛，我觉得挺好用的，丢了可惜了。”从此检查被我们认为是垃圾而丢掉的东西成了姥姥的一项特殊“爱好”。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姥姥经常在公共场合穿的一双与她身份明显不符的红色旧皮鞋就是拣的亚钦丢掉的。后来大概看我们太过浪费，姥姥痛心疾首地给民航总局写了封信，希望他们今后要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杜绝浪费。吓的我跟亚钦都不敢再把垃圾丢在楼下，而是开车带到院外再丢了。如今我发现很多用旧了东西我都有点舍不得丢弃，这或许就是受到姥姥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亚钦养过一只猫，那猫很是懂事可爱，但有一点让我们给宠坏了，只吃煮熟了的鸡肝，其它的一概不吃。这让姥姥知道了，她极为严厉地对我说：“你赶紧把猫给我送走，共产党员家里的猫都吃鸡肝像什么话。传出去影响太坏！”虽然一百个不情愿，猫还是让姥姥送给了中组部招待所的食堂，亚钦知道后当时就咧开嘴哭了。

尽管姥姥生活俭朴，但她绝不抠门，只要她认为该花的钱她一点都不吝啬。

1990年我跟姥姥说我想考个驾照，姥姥听完二话没说就给我拿了2000元的学费。姥姥对我说：“学车也是门手艺，学会了就算去开出租车也能自食其力，总比下海投机倒把强。”考完本我又得寸进尺地跟姥姥提出：“开车是熟练工种，没车开几个月就忘，跟没学一样。”姥姥想了想说：“你说的有道理，那就买个车吧。但有个条件，今后你妈妈要用车你必须给她当司机。”第二天姥姥就带着我四处去取款，让我很纳闷的是，就那点钱姥姥干嘛要存那么多的银行？

我买了一辆当时最便宜的”天津大发”，虽然就四万块钱，可这已经相当于姥姥半辈子的积蓄了。不过这车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天天坏，我修车前后花的钱都快能买辆新的了。气得妈妈总抱怨我：“你这什么破车呀，我一要用的时候就坏，沾你点光怎么这么难？”后来我把这破车卖了，姥姥又贴了一万元多帮我换了辆质量稍微好点的”长安小面”。

记得那年开十四大，作为党代表的姥姥住京丰宾馆，在家里吃过了晚饭，姥姥没有叫她的专车来，她非叫我开小面送她。我连连摇头说：“这可不成，您一个十四大代表坐着小面去开会多失身份啊！”但姥姥执意要我送，说她从没坐过我开的车，要尝试尝试，没办法我只好开车送她。由于没通行证加上是辆破小面，车还没到宾馆门口就让外围执勤的巡警给拦住了，人有证可以走过去，车必须原路返回。

临下车姥姥还没忘当着警察的面夸我：“车开的很不错。”看着独自下车的姥姥慢慢消失在夜幕中，我又好气又好笑。这时身边的警察好奇地问我：“这老太太是你什么人？”我回答是我姥姥。警察们又问：“她是干什么的？” 我说：“十四大代表，中顾委委员。”警察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用极为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打死他们也不相信一名中顾委委员，党代会代表能坐着小面来上会。

1994年我打算与相爱近7年的亚钦结婚，姥姥“指示”：绝不大操大办，两家人吃顿饭即可。岳母一家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但这事让当时身为中房集团老总的孟晓苏大哥知道了，他坚持让在中房大厦楼下的餐厅里摆几桌，并说算他请。我跟姥姥商量，姥姥说：“人家一片好心，摆就摆吧，不过必须是我们自己出钱。”

这是场极为简朴的婚礼，一共六桌，由于事先没包大厅，所以只能是分别在三个小包间里摆上两张桌子。但这也是一场让我倍觉荣幸，终身难忘的婚礼。在所请的宾客中除了从小看我长大的几位叔叔阿姨外，还有两位与姥姥一样在党内被尊为老大姐的德高望重的老奶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和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她们的光临使得我的这场婚礼有了特殊的意义。

婚宴开始了，我和亚钦先向长辈敬酒，姥姥作为家里最年长的长辈则要为新人祝福致辞。她缓慢却很郑重地对我和亚钦说：“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希望你们互敬互爱，共同进步，白头到老。”接着话题就转了：“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作为革命的后代，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在场的人都热烈的鼓起了掌。敬完酒，我回到了自己的包间，大家纷纷问我姥姥怎么说的，我擦了擦满头的大汗笑着说：“没说什么，前半段是我结婚，后半段是我入党。” 不过事后很多叔叔阿姨都对我说，那才是姥姥的本色，她说的很真诚，因为她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万寿路的这个家里姥姥继续扮演着领导和主妇的双重角色，呵护着我们一直到她去世！

北戴河

去北戴河疗养也是姥姥为她的孩子们和家庭唯一破例享有过的“特权”。蔚蓝的大海，和煦的阳光，伴着浪漫的潮汐，陪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二十年。

现在想起那些日子，仿佛总能看见姥姥安静地坐在海边，看着我们一家人尽情地戏耍，眼中充满了慈祥和满足。每次北戴河之行，我想也是姥姥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住的是中直疗养区二浴场十五号楼。姥姥常说她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是沾了姥爷的光。大概是姥姥认为我和妹妹不仅没有沾到她一点光，反而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而要做出的一些补偿吧！她尽可能地想把我们随她所享有的这份快乐多延长些。

在北戴河的十几年里，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作息时间基本就是吃三顿饭，下海游泳玩耍，象征性地陪姥姥看看电视，之后便开始了我们在北戴河的“夜生活”。姥姥则扮演起了“老妈子”的角色，以至于连站岗的警卫战士都搞不清十五号楼住的首长是谁？

在北戴河姥姥通常早上五六点起来，然后自己去海边或在院子里散步。八点多钟姥姥就开始给我们张罗早餐，早餐倒是很简单，一般就是馒头、芝麻酱和稀饭。待我们吃完饭下海后，姥姥便会坐在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大露台上看书报和整理自传。临近中午姥姥便又一头扎进厨房准备我们的午饭。姥姥是个勤俭的人，所以我们的菜肴总是素多荤少。

其实我们这些孩子更喜欢吃食堂里的饭菜，因为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食堂就是首长食堂，厨师很多是从大会堂抽调来的，烹饪水平一流，做的饭菜很合我们口味，而且餐厅原本也为我们楼准备了专门就餐的桌子，但姥姥一直坚持自己开伙，她不愿我们这些孩子沾公家的光，再说家里人多，自己做饭要省的多。由于人多菜少，吃饭的时候姥姥总怕我吃不饱，时不时地往我碗里丢上几块为数不多的肉。也就是在北戴河，我这个曾经在初二还坐班里排头，姥姥一直担心长不高的小矮子一下窜到了近一米八的个头儿。

在北戴河姥姥一改平时对我们的严格，变得慈眉善目，对我们宽容得接近放纵。在北戴河她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尽情地玩，好好地吃。而且向来不喜热闹的姥姥变得十分好客，工作人员的家属、孩子能带的一律要求带上，亲朋旧友想来只要有空房一概接待，而且来的人无一例外的得在我家包伙。一时间十五号楼你走他来热闹的如同个小旅馆。就连我这小辈的小朋友也不时来借住个几晚。

记得有个老同志的孙子与我很是要好，当时他家人多房少，他晚上就经常偷偷的跑到我房间里睡觉。我多此一举地让他先躲到床底下，然后假装去看电视，等认为姥姥睡了再让他爬床上来睡。终于一天姥姥对我说：“你让人家躲床下干嘛，你俩嘀嘀咕咕的我早知道了。”我只好如实交代，姥姥说：“他家要是房子真不够住，你让他晚上来睡就是了，别装模作样的！” 说完便让我拿点吃的给那孩子。

还有件记忆很深的事：当我有些惴惴不安地跟姥姥提出我想结婚但双方家长还未曾谋面时，姥姥欣然表态：“结婚是好事，接亚钦的妈妈来北戴河见个面，好好玩些日子。” 亚钦妈妈很早守寡，独立拉扯大了五个女儿，历经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亚钦是她最疼爱的小女儿。当我陪着未来的岳母，和亚钦的姐姐和侄女来到北戴河时，姥姥破例让她的车去车站接的我们。我们到家时姥姥早早的迎在了门口，热情地拉着岳母的手说：“对不住啊小王妈妈！我们早就该见上一面啦！”。

岳母在姥姥面前显得有些拘谨，一口一个“曾老”地连声问好。姥姥说：“咱们马上都是亲家了，叫我曾老就见外了，你就随小亮他们叫我姥姥吧！”岳母一时没反应过来，讷讷地说：“我管您喊姥姥？这……这恐怕不合适吧？” 姥姥则笑眯眯地说：“那有什么，小亮他爷爷奶奶都喊我叫姥姥呢！” 岳母彻底晕了。可就是从那时起直到岳母去世，岳母都一直延用“姥姥”这个称谓，而且叫的很自然、很亲近！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姥姥病了！病得很重，是我们都未曾想到过的能发生在84岁老人身上的恶性淋巴瘤。从姥姥生病的1995年到1997年，我们又连续三年去了北戴河。特别是1997年，姥姥的病已到了晚期，疗养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知道她是为了我们再拥有一个快乐的夏天而硬撑着去的。

那个夏天姥姥已经虚弱的连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她还是像往年一样每天在厨房里督促我们这些孩子的伙食。而我们则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吃喝玩乐。也就是那个夏天我的良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一帮孩子照例嬉笑打闹到半夜，散后我去姥姥的房间探望，进门就看见姥姥在床上手拿着蒲扇，睁着眼睛呆呆地躺着，显得那么的孤独无助。身边的收音机早已没了节目发着沙沙的声音。那天天气特别闷热，见我进来，向来不喜吹空调的姥姥对我说：“把空调给我打开吧，太热了！可插头太高了我自己够不着。” 我听了又气又急，我们就近在咫尺，你就不能喊我们一下，非要自己忍这半天？

姥姥又说她有点胸闷，让我扶她起来吸点氧。我忙摆弄好一次性的氧气筒，搀她坐到了沙发上。看着姥姥笨拙、贪婪地吸着氧气，苍老衰小的身形就像个抱着奶瓶吃奶的孩子，一时间无比的自责一阵阵地刺痛着我：眼前这个老人给予了我那么多，而我却给了这个老人什么？这个老人为了我们除了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着孤单和面对死亡的恐惧。此时的她是多需要我们能守在她的身边给她些宽慰啊？可我们却不能牺牲哪怕是一小时玩的时间来陪陪她。我们真的是太自私了！

抱着一种负罪感，那天晚上我陪着姥姥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很久，直到姥姥说她困了想休息，我才回了自己的屋子。

要回北京了，我用相机为姥姥拍摄了一张她生前我为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也就是这张照片最终成为了姥姥的遗像和告别卡的封面。见过这张照片的人都说姥姥照的慈详、自然，双眸笑意灿然。只有妈妈说：“不是姥姥会照相，而是姥姥只要看到小亮就会是那样的眼神和笑容！”

告别的时刻到了，姥姥像往年一样站在楼门前送我们，车开了，透过后窗我看见姥姥还在依依不舍地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那一刻我和姥姥的内心都充满了酸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祖孙在北戴河的最后一次相聚。别了十五号楼！别了二十年的幸福时光！

北京医院

1997年的夏天过后，姥姥病情愈发加重。在医院，癌症晚期的疼痛、严重的贫血加上化疗后的副作用把近87岁高龄的姥姥折磨得不成样子。但姥姥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有条不紊地做着她生命最后还未完成的事（如她的自传、写胡耀邦主政中组部的书等），从不把一丝的悲凄带给别人。

1998年春节前的一天，我跟司机赵哥去医院陪护。赵哥给姥姥开了三年车，对姥姥十分有感情，向对待自己母亲般地尽心尽力地服侍姥姥。进了病房只见姥姥头戴着个小黑帽坐在床上，床上、床头柜上散着一堆大小不一的牛皮纸信封。见我们进来就说：“赵诚来啦！正好，要过年了，你们这么照顾我，我得表示一下。你、李冬梅（姥姥的最后一任秘书，对姥姥也极有感情。）、小吴（在病中一直照顾姥姥的保姆）一人一份。”说完就开始从堆放着的信封里找赵哥的那一份。

姥姥做事向来认真，给别人的钱都要事先包好，写上名字，给的时候还要抽出来核对一下，怕数错了。赵哥显得有些不高兴：“大姐您这是干嘛？我这么大人了您还给我钱啊？我不要！” 姥姥说：“钱不多，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谁也不能不要！必须要！” 看姥姥态度坚决，赵哥没再多说，接过钱默默地走了出去。我看他表情有些异样便跟了出去。

来到走廊看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眼圈红红地，看见我赵哥哽咽着说：“你说她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的都是这些。你知道吗？我是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妈了。我真舍不得她走，真怕她走啊！”说完便把头深深地埋在腿里失声痛哭起来。我拍着他的肩膀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安慰他。但我深深地理解像赵哥这样的中组部的老人们，对姥姥和像姥姥一样的那些真正革命老同志朴素而真挚的感情！

第二天我跟赵哥受姥姥之托去看望蔡斯烈爷爷。蔡爷爷是姥姥当年在湖北和东北时的老战友，俩人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革命友谊。晚年的蔡爷爷十分悲凉，他双目失明，膀胱插着导尿管，刚做了肺癌手术，还患有严重地心脏病，子女都不在身边。姥姥特地让我们替她稍去了一些年货和一封亲手写地信。我说明了来意，蔡爷爷听见我是小亮一把抓住我的手关切地询问姥姥的病情，一个劲地说：“我该去看大姐，我该去看大姐呀。可我的身体也动不了啊…”。我对蔡爷爷说：“姥姥身体也不太好，很虚弱，所以她不能亲自来看您。要过年了，她让我给您带了些营养品还有一封亲笔信。您看不见，我给您念吧。” 于是扶着蔡爷爷坐下，拿出了那封信开始给他读：信的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全了，开头是：松云吾兄：（松云是蔡爷爷地字），信的大致内容一是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思念和牵挂，对不能亲自前来表示歉意，再就是希望蔡爷爷保重身体并祝愿新春快乐。在我整个读信地过程中，蔡爷爷一直伤心地不能自己，嘴里不断地喃喃重复着：“大姐呀，我的大姐呀！”。当我念到最后的落款：“此致革命地敬礼曾志”一句时，蔡爷爷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看着老人拼命地用手揉搓着那双早已流不出泪水地眼眶，我跟赵哥百感交集：蔡爷爷啊，蔡爷爷！您可能还不知道，您的大姐恐怕要先您而去了。其实那封信或许就是姥姥写给这位几十年革命战友的诀别信。

1998年6月21日的晚上，我亲爱的姥姥，含辛茹苦养育我三十多年的姥姥，饱受病痛煎熬但始终坚强淡定的姥姥，终于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我冲进病房，凝望着白色布单覆盖着的姥姥，大脑一片空白。四周异常寂静，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每跳动一下，我的心好像就离我远了一些，又远了一些……这是心痛到极致的感觉，那么无助，那么依依不舍。我真不知道是该放声大哭还是应该克制住自己。我在姥姥床边跪下，抚摸着她尚有余温地手，突然想到为什么以前陪她在病房散步的时候她总会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现在才明白，姥姥是在用这样地方式向我传递着最后的爱，姥姥是生怕与我永别啊！我把姥姥的手紧紧地贴在脸颊上，我要让这份余温永远地留在我心里，让这份爱永远地融入进我的生命里。

姥姥去世后不久的一天，舅舅刘志修突然地问我：“小亮，你知道姥姥那么多孙子、孙女里为什么单单那么疼爱你吗？”我一时没明白舅舅问话的含义，想了想，回答说：“大概是因为从我一岁起她就带我，在她下放农村内心最痛苦地时候我能给她带来些安慰，所以她对我有一种特殊地感情吧？”舅舅摇了摇头：“你说的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姥姥的第二个儿子铁牛送人的时候就跟你在广东农村是一样的年龄，送人后不久就死了。姥姥一直到晚年内心一直都充满着自责，为了革命她失去了两位丈夫，她始终坚强，这也是她性格使然，但她直到晚年都不能原谅的就是自己没能对儿子尽到一点点地做母亲的责任。也许在你身上她看到了铁牛的影子，她是把对儿子亏欠的母爱都还给了你这个外孙了。或许只有这样，她的内心才会变得安宁些。”

直到现在，我时常品味着舅舅的这番话。“姥姥”和“母亲”这两个称谓始终在我内心里交替。我慢慢地体会到了三十多年来我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那是一位为了信仰而出生入死，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了一辈子的女性对我双重的爱！同时这爱博大而又无私，只是一味奉献却从不向我们索取。转瞬十年过去，回想这份沉甸甸地爱，虽然我总是觉得愧于承受，但这份爱仍呵护着我，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温暖！

曾志的遗嘱

作者：卢小飞、叶林

原载《中国妇女报》1998年8月3日

陶铸夫人曾志生前曾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8年6月21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7岁。曾志患淋巴癌，困扰她整整两年。她住在北京医院“红色病房”，前后接受了12次化疗。她以37公斤的体重和几近90岁的高龄，在病榻上完成了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坚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纪事，并最终完成了40万字的自传。1997年8月，她第四次住进医院，估计这一次可能出不去了，便告诉女儿自己有一份遗嘱，但要等到她临终的那一刻才能看。

6月16日，曾志开始昏迷。6月17日，见她清醒过来，女儿赶紧把老人的自传与出版社付梓签约的好消息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别把我抬得太高了。”这是她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6月21日晚上9时30分，老人在“红色病房”永远闭上了眼睛。

女儿陶斯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见妈妈写的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是曾志的一份遗嘱：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我想这样做才是真正做到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亲友战友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了一些悲哀和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葬改革者！

6月26日，曾志遗体火化那天，没有通知任何人，可还是有300多人听到消息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医院。从太平间到火葬场，老人连灵床都没下，没有灵堂，也没有花圈和挽联，只有孙子怀中抱着的一幅遗像。

这是没有仪式的仪式，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无数辆汽车尾随灵车缓缓西去，中组部部长张全景一路相送，前来送别的不光是老同志，还有许多与曾志有忘年交的年轻人。

7月18日的午后，遵照母亲的遗嘱，刚刚远行江西和广东撒放骨灰归来的陶斯亮把我们引进家中的客厅。“妈妈一生丰富坎坷，磨难最多的是福建，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广东，而生活时间最长的是北京，但她对井冈山却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始终不能忘怀。”

陶斯亮的回忆，将我们带到苍松翠竹的井冈山。

井冈山是曾志早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依女儿的理解，井冈山代表了母亲一生的追求，井冈山精神是革命的信仰与革命的实践，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高度的结合。所有上过井冈山的人，无一例外地在这儿淬火加钢，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大概是母亲的选择。

曾志15岁那年投身革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如果沿当初女子师范的轨迹，她或许成为别样的女人，而她却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毅然选择了革命。她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该所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参加了湘南暴动，并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担任红4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

6月30日，陶斯亮和家人们护送曾志的骨灰来到井冈山。

7月1日，家人在井冈山小井红4军医院后山坡上和妈妈告别。在战友们长眠的地方撒下了曾志的骨灰，献上了四束简朴的小花，又种了一棵苍翠的柏树。

7月4日，家人在广州与老人做最后的告别。陶斯亮和家人将爸爸妈妈的部分骨灰全在一起，埋到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面。

在曾志病情恶化之后，她口述，并让女儿记录下来，将存款转交中组部老干部局，请他们转给祁阳县和宜章县最贫困的地区建立希望小学，并留下一些做老干部活动基金以及日后出版曾志的两本遗著。

陶斯亮说：“妈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从革命之初到死，所有的举动，都非常圆满，从没有偏离自己的轨道。虽然她一生曾经受到六次处分，但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1935年因为苏区失守，妈妈和党失掉了联系，她历经艰辛，苦苦寻找，那时很容易动摇。现代社会物欲横流，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人格很难，但她也做到了，这是我最崇拜她的一点。”

送走母亲的那天，女儿把一张全家合影放在母亲的口袋里，背面写道：“让我们的爱永远陪伴您！”老人生前，全家人轻易不敢对她说一个“爱”字，因为她始终认为，这个字是不能轻易说的，而当老人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无论是她的亲友还是那景仰她的人们，都想把一个永恒的“爱”奉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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