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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乔石女儿乔晓溪：母亲郁文是我心灵的避风港
人物简介
乔晓溪：乔石和郁文之女。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住院医生。1988年赴美留学，就读贝勒医学院，1993年毕业，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现从事医学基础科研和教学。
原题
母亲郁文：
她是我心灵的避风港
作者：乔晓溪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2月16日
1990年，乔石夫妇与大儿子蒋小明（左一）、小女儿乔晓溪（左三）、大女儿乔凌（右二）和蒋小明之妻周进（右一）摄于北京。作者提供
2013年2月3日，黎明前，我与家人早早来到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候妈妈的到来。
天亮了，但太阳迟迟不肯露脸。前几天一直晴朗的天空，此刻变得低沉，布满阴霾。灵车上路时，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漫天风雪中，迎来了妈妈的灵车。数以千计前来吊唁的人和我们一起，一一跟妈妈作别。
往事一幕幕，电影般在我头脑中浮现。
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说妈妈偏爱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关爱她所有的儿女。也许因为一些原因，我得到妈妈更多的爱，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一种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
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我记事前，他们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妈妈身体也不好，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只是在长大以后，才听妈妈讲起那时的一些情景。
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向我们走来。我们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那是他们最期盼的啊。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爸爸妈妈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睡觉前总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示，怎么睡都行（跟爷爷奶奶或阿姨睡，或自己单独睡），“反正我不跟你们睡”。
这些事，令妈妈的印象如此深刻。后来她讲述这些情景时，我能听出，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根据有限的条件，先把已经上小学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北京同住。1965年，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和二哥小东还有爷爷奶奶搬到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与爸爸妈妈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生活。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仍然是：“你们家”比“我们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
然而，这段时光非常短暂。我还未及完全认同这个新家，疯狂、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双双“发配”到黑龙江肇源的中联部五七干校。
不久，爷爷去世，奶奶有段时间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剩下我们三个小的，彻底没有了大人的管束，整天无所事事，变着花样地疯玩儿。闯了祸，也无所顾忌。一般最拿得住孩子们的办法是找家长告状，在我们这儿换来的回答却是：“找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1970年，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随爸爸妈妈搬到了河南干校。看着爸爸妈妈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地生活着，我第一次想到，要体谅他们，不应该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那段日子，我们一家四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多。爸爸妈妈先后被安排去林场劳动，分别住在十几人一间的男、女集体宿舍。二哥去了沈丘县城上中学。留下我一人，驻守新安集镇大本营的两间茅草屋，以便就近上小学。
我一人住在只有纸糊的窗、没有门锁的茅草房里，妈妈非常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一边为我打气、壮胆，一边教我挑水、生火、做饭，以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
家里有一辆从北京带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车，学校没课时，我就骑上一个小时，去林场看望爸爸妈妈。白天，妈妈在地里干活儿，我就在一旁“帮忙”、添乱。晚上，就挤在妈妈集体宿舍的通铺上，俩人睡一个铺位。
在妈妈身边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时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妈妈最亲密的时光，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
妈妈不会骑自行车，我就很逞能地骑车带她回家。遇到过水渠上坡时，因为我人小，身体轻，又没有力气压住车把，车子的前轮常会离地翘起，被路人当耍杂技地看：“哈！一个小的，带着个大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从小远离妈妈怀抱的我，终于有了机会，感受到妈妈深深的爱。也是因为这段患难经历，妈妈成了我生命中最亲密、最信任的人。
1965年我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我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妈妈看我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姐姐开始在家教我小学课程。
一年后，我本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我们家之前，妈妈鼓励我在家读书。记得那时，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欧阳海之歌》。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姐姐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我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我惊呆了。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1970年，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河南干校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当地小学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由一个老师教课。学生们“各取所需”，只要听好自己年级的课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课程都跟着学，一年下来，通过了三个年级的所有考试，等于连跳了两级，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的一纸毕业证书。
1972年，爸爸接到“暂时借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为了让我们尽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马上决定，由爸爸先带二哥和我回京上学。妈妈知道我那张小学毕业证里的水分，让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从初一上起。
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仍是跟不上学校的课程。最吃力的是英语，记得第一次英语考试，我连蒙带猜，只得了37分。所幸妈妈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马上开始帮我补习功课。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
1976年，我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学生的家长都各显神通，纷纷为子女寻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从小颠沛流离，营养不良，小病不断，爸爸妈妈也很为我的前途而担心。
参军在当时是上上策。我们那一届同班同学中，正门加后门，先后一共有十余人参军入伍。对此，我除了羡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为我知道，以妈妈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当时爸爸妈妈双双受冲击的身份，我是不可能为当时的革命军队所接纳的。此前几年，大哥参军梦想的彻底破灭，就是证明。
当时有个政策，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可是在我们家，姐姐几年前中学毕业后已经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这个政策了。万般无奈，爸爸妈妈有了给我办“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办不成，必须下乡，那就去也在插队的二哥那里，有个照应。
知道了爸爸妈妈的想法，我马上就急了，年轻气盛的我在意的是，作为班委，不能在同学面前临阵逃脱。因此，我对爸爸妈妈一通慷慨陈词，最后表态：不管与同学们一起去插队有多苦、多累、多难，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么坚决，就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决心，那就去吧。
下乡那天，妈妈陪我一起到学校操场集合。我爬上插队知青的卡车，准备出发时，再次回头望向妈妈，竟意外地发现，一向不轻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时也来了。爸爸妈妈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视着我，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农场插队的。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北京城里来的知青有着莫名的仇视，把我们当劳改犯般改造。记得第一天出工就来了个下马威，每人挖20个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许吃饭。冬天没啥农活儿，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冻土用镐头刨出来，装上独轮小推车，填到洼地里。
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但这次来插队，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只有哑巴吃黄连，跟家里报喜不报忧。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妈妈对我的鼓励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为自作自受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我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她知道眼泪帮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我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2008年，郁文和乔晓溪在澳门。作者提供
我们70年代成长的这一代，没有接受过爱情教育，谈情说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认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异性表白的来信时，不但没有欣喜感觉，反而在震惊、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我提笔写了言辞激烈的绝交信。
妈妈听说此事后，与我谈了几次。她告诉我：对异性产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恶不赦的罪过，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没有心动的感觉，选择拒绝情有可原，但是也应该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正是这样的疏导点拨，让我懂得了，不仅要聆听自己的内心，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
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学生活了两年。由于学业、环境、家庭等问题上的种种压力，我一度感觉非常无助、迷茫，几经挣扎，无以解脱，精神紧绷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百般无奈、无助之时，我想到了妈妈。当时我与爱人都在读书，仅靠有限的奖学金支撑我们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但我还是不顾一切，买了一张对我们当时来说可谓“巨额”的机票回国。
到家后，我跟妈妈聊起近况，后来干脆睡到了妈妈的房间，对她打开心扉，倾诉这几年来生活中的种种遭遇、酸甜苦辣。妈妈细心倾听着，理智地分析，帮我从一件件漫无头绪的琐事中，梳理出问题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摆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团乱麻的我，心情豁然开朗。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曾经感到人生黯然无光。如果没有妈妈的支撑，我不知道能否顺利走出那个泥潭。妈妈是我的人生导师，她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往的鼓励，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我学医的专业选择，完全是受了妈妈的影响，也与那个年代的缺医少药以及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霜不无关系。
妈妈年轻时饱受疾病缠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后又很快添了四个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医的困难而苦恼。妈妈无师自通，买来一些通俗浅显的医书，常常藉此为我们“诊治下药”。后来，她甚至买来注射器及消毒器具，准备自己给孩子们打针，终因实在不忍下手而作罢。
大概是在1968年，经过连番数日的游行、陪斗、批斗，一天中午，爸爸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进了洗手间。我们一家正准备着吃饭，突然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一声巨响，妈妈反应过来，马上跑了过去。门被反锁了，急切拍门喊叫，里面没有任何应答。妈妈正准备让二哥从上方爬进去，门开了，爸爸面无血色，没有说上一句话，又直直地朝着我们倒了下来。
妈妈急忙赶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里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家，不曾想，这位医生可能是为了与“走资派”划清界限，不愿意管。后来，妈妈总算找回了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热心的医生。她看后，说是失血性休克，得尽快送医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复兴医院急诊室，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
正当医生们讨论治疗方案时，爸爸单位的造反派闻讯赶到。先是宣读了“最高指示”，接着告诫医生：他是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重点审查对象，你们看着办。有了这样的指示，医生只给予一般保守治疗，输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药，在医院观察了几天。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诊室的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见稳定，马上被请出医院。出院病历上写着：“患者单位来人，患者是重点审查对象，考虑出院。”
后来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样”稀便数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征兆。妈妈为自己没有这个医学常识感到愧疚，也为爸爸差点遭遇不测而后怕。
有了这样的教训，下放五七干校之前，妈妈首先买来了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并按照上面的提示，备上她可以买得到的一些常用药物。
在我中学毕业下乡前夕，妈妈让我学些医学常识，除了自己生病时有用，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因此，我参加了一个课余“红小医”学习班，并去院里的医务室为别人打针。这样插队时，谁有个头痛脑热，我也可以充当半个“赤脚医生”。
高考通过后，填报志愿时，我本想报自己喜欢的数学和无线电电子技术，但妈妈非常希望我学医。她细细给我分析了各个专业的利弊，以及未来的需求和可能的职业走向。她说，我的性格也适合学医。而且，以中国多变的政治环境、我们的家庭出身情况，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质，将来是否还会受到冲击，都是未知数。然而，作为医生，无论走到哪里，若能够帮助周围的人解除病痛，都会受到欢迎，因而受政治气候影响相对要小。
妈妈的想法我无以辩驳，但我仍然不愿完全放弃自己最初的志愿。一如既往，妈妈充分阐述了她的想法之后，并不强求，仍然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决定。
那一年可以报三个志愿，权衡利弊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医学院。心里的小算盘是，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愿肯定不够线，仅仅是为了满足妈妈的愿望。然而，出乎我的预料，最后竟然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或许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助我去实现妈妈的意愿。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一路走下去，从最初的并非十分情愿，到越来越体会到其中乐趣，更深深地感谢妈妈帮我做出的选择。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着自己的亲人即将逝去，却没有丝毫的办法留住他（她）。妈妈的匆匆离去，对学医的我更显得残酷。看过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规律的无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难以接受妈妈已经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妈妈的膝下继续享受做女儿的幸福，永远拥有这份慈爱与呵护。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缘，妈妈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知道自己不该奢求太多，但是，当妈妈轰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彻心肺。
我最后一次走到妈妈的身边，趴在她的耳畔告诉她，我有多么的不舍，如有来世，还望再做她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报答她的恩情。
送走了妈妈，走出告别大厅，风雪已过，阳光穿过云层，照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仰望天空，我相信，妈妈一定去了有阳光的地方，她会一如既往，继续温暖我们。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总第697期，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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