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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饶玉莲:我的大哥饶漱石

饶玉莲 新三届 2019-06-06

 

我大哥说:现在大家都还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像钢笔一样的园珠铅笔,给你作个纪念。这支笔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的纪念品。


上海首任市委书记饶漱石


今年(2013年)的农历十月初五是我大哥——饶漱石的110周年生辰,我愿以亲人的身份谈谈对他的认识,以及对与他有关问题的看法,以示对他的追思和纪念。


一、认识在跌宕中起伏


饶漱石是我同父异母的长兄,他比我年长28岁,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在解放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我长大、懂事、开始读书后,由于他是我父亲最器重的爱子,所以父亲总以他为榜样来教育我们,说他有抱负、有理想,关心民族危亡,关心人民疾苦;说他为人聪明,学习自觉,成绩优异,尤其语文、英语成绩更是出众;还说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勤于思考,善于判断,遇事冷静,行事稳健,具有治国理政的潜质。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这样夸他,所以我从小就对饶漱石非常敬重,觉得他了不起,比我们其他弟妹都强。


1949年南昌解放,获悉饶漱石到了上海,当了大官,是三野的政委、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赓同志来南昌还专门到我家来慰问我父亲说:“您培养出了饶政委这样一个好儿子,是你们家的骄傲,也是我党我军的荣耀。”因此,我对饶漱石就更加敬重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我响应中央号召,毅然参军。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工作。1952年饶漱石从上海调北京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专程到装甲兵司令部来看我,这是我们兄妹有生以来的首次会面。


1946年饶漱石在北平军调部


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得陌生,他对我像同胞兄妹一样,非常亲切。从此,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到他住地去看他,同他拉家常,共进餐,陪他散步、看电影,尽享天伦之乐。


1953年,我从军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周末更经常去他家里,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接触。在相处过程,我发现他身体已不太好,精神比较差,经常处于疲惫状态,寡言少语,但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定时定量,且简朴清淡。他不抽烟,不喝酒,与人交往不多。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没有高档衣服,汗衫都是补了又补。


有一次,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现在上课要做很多笔记,用蘸水笔很不方便,能否给我买一支自来水笔?我大哥说:现在大家都还艰苦,有条件用自来水笔的人恐怕不多,你还是与同学们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殊。我访苏时,带回一支像钢笔一样的园珠铅笔,给你作个纪念。这支笔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己。同他接触几年,这是他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件微小纪念品。


1954年的八九月间,组织上向党团员传达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说他们是阴谋家、野心家,妄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以后说的所谓“高饶反党联盟”。


我当时听了非常吃惊,好像有人从我后脑勺打了一闷棍一样,整个头都晕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实在难以想象!因为在我和他接触过程,他总是亲切地称:主席、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从未感到他对中央领导有任何不满,怎么会反对他们呢?我很不理解。

饶漱石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在我极其痛苦而又无助的情况下,我跑去找我的男朋友诉说心中的郁闷,忍不住抱头痛哭一场。我的男朋友劝我说:“不要难过,有我永远陪伴你。不过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想必你大哥是有错误的。人非圣贤,熟能无过?知错能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听了男友的劝说,好像心里好过了很多。从此就再未与大哥联系了。


回校后继续上课学习。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和我往来的朋友越来越少,我感到孤独、寂寞。一块郁闷的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又传出饶漱石是“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已被捕入狱。尽管有些疑惑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一切听从党对他的处置了。


我的父亲——饶思诚,当时是江西省的副省长。饶漱石本来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如今饶漱石倒了,他内心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是强打精神教育我们:国事为大,家事事小,要大义灭亲,要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要相信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话虽这样说,但他内心的忧伤是无法治愈的。从此,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连续数日卧床不起,称病在家,三年后,在无言的失望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子女们都遵照父亲“大义灭亲”的教诲,坚定地跟着党走,相信党对饶漱石问题的认定和处置是正确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做到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饶漱石(左)在孟良崮战役前线指挥


但客观的事实和变化也常让人费解、迷惑和痛心: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从1954年起就被边缘化了,1955年起,经受了一年多的政治、历史审查,虽未发现问题,但迟迟不授军衔,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谨言慎行,可是多年以后仍在档案中发现,注有一笔:有“右派言论”。这给他后来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58年初夏,他被转业下放到南大荒(盘锦农场)劳动,同年秋,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随我调江西工作。一切从头开始,他开始教中学,从初一教起,一直教到大学。“文革”后期,他又被下放农村,历时五年。


我自己,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东北抚顺工作,一年后调江西,先后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单位工作,1960年代初即被下放工厂,在基层做计划统计员,“文革”后期随丈夫下放农村三年,1973年返回原厂,改派到食堂做会计,直至退休。


我的二哥,1958年也从志愿军转业回江西,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中屡屡被查询,因与饶漱石的兄弟关系被隔离审查四十天。我的大姐原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任技术员,在“文革”中因受饶漱石的牵连,一再被批斗、殴打,最后活活被整死,死后连骨灰都未准留下。


二、痛苦中的感悟


1983年,我摆脱了繁琐的事务工作,开始了退休新生活。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浏览和阅读有关我大哥的一些文献和资料,也有时间看看与我大哥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思考一些问题。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有许多事情并不像媒体宣传报导的那样。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好像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尽管这些感悟的诞生是痛苦的,但它们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


(一) 饶漱石既不反党,又不是反革命


根据相关资料对饶漱石的揭发,他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反党,即所谓的“高饶反党联盟”;二是反革命,即“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所谓反党,应是反对党的纲领和路线,对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者,比如王明和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饶漱石对党一贯忠心耿耿,甚至在他被捕前夕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他的。他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行,他的一生,对党只有奉献,没有伤害。


至于说他与高岗联盟,恐怕也只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据已披露的材料证实,饶漱石早年与高岗素昧平生,互不认识,只是1952年饶调北京后,有短暂的工作接触,但从无生活联系,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都互不相识。至于在党的会议上,各抒已见,也可能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但这是党章许可的,决不能说,和某人有共同看法,或发表了与某人相似的意见,就是联盟。倘若这样,党章就成一纸空言。


高岗(左)、饶漱石(右)


有两个情况在这里提一提供大家思考:


1、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很深的,当时是保护过关。是髙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


2、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由此可见,连毛、刘都不确认有“高饶联盟”的存在。


1955年中央全会认定: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是“反革命集团”,饶漱石是包庇“内奸分子”潘汉年、扬帆的首犯,即所谓是包庇反革命的反革命,从而先后被捕入狱。1965年8月30日高院终审判决饶漱石时,没有提到潘汉年,却说饶漱石包庇了“内奸分子”扬帆和“中统特务分子”胡钧鹤,因而判刑14年。但上世纪80年代,潘、扬、胡均已平反昭雪,饶漱石包庇无人,反革命罪名怎能成立?


(二) 饶漱石是革命功臣而不是罪人


饶漱石1923年参加革命,至1955年被捕入狱,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了32年。他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共青团满州省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从上列简历中可以看出,饶漱石的前半生是光辉灿烂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具有像他这样多彩革命人生者并不多见。在那炮火纷飞的年代,饶漱石正是由于出色的能力和突出的贡献,才在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上不断升迁。


这里我还想着重谈几点:


第一、关于他在新四军的工作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军队工作,主要担任新四军政委,1947年新四军扩建,更名为华东野战军,他继续担任华野政委。在这个岗位上他是否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我非亲历者,不敢妄加评说。现想引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晓鹏先生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中的有关段落,从中可窥一斑。


蔡先生说:“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苏中、淮南、盐阜、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8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


蔡先生还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已’: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己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服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的蔬菜、10个月的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支。日本投降后的大反攻,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地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在1942—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居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1945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减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农民总数的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七师最出色。


至建国初期华东财政占全国财政的70%。”


新四军的这许多创举,以及在军事、财经方面的巨大成就,当然是集中了全军指战员的智慧,共同拼搏的结果。但是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党委一把手的饶漱石,应该说对这些工作的研究、决策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关于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人说,“淮海战役是二野打的。”这不符合事实。这里想从《辞海》1979年版中摘录相关的记述来说明这一问题。《辞海》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六十余万人……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了淮海战役,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6日到22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围歼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击毙兵团司令黄伯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第十二兵团,俘兵团司令黄维……同时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并将其突围的第十六兵团歼灭……第三阶段,从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1月6日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四日战斗,全歼第二、第十三两兵团,俘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战役至10日胜利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全歼国民党军五个兵团和一个绥靖部队,计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五十五万五千人……”


《辞海》中对淮海战役的上列综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从中看出,淮海战役实际上是以华东野战军为主,中原野战军配合共同完成的。从兵力配备来看,华东野战军动用了16纵队,中原野战军只用了7个纵队;从战果而言,华东野战军歼敌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只歼敌1个兵团,也是中野和华野协作完成的(有材料说,华野派了两个纵队支援。)所以说“淮海战役是二野打的”与事实不符,是一种偏见,不足为信,就像当年井冈山“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饶漱石与张克侠等


我们党历来讲究问责制:工作出了问题,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工作取得的成绩,自然也是与领导者分不开的。淮海战役的胜利,作为华东野战军的政委——饶漱石自然功不可没。


第三、关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有一种说法:解放上海容易,治理上海难。多年后,事实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能解放上海,而且能够治理上海,并且治理得很好。


根据有关材料记述,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釆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1) 充分调动和发挥了新四军以及华东各战区多年来锻炼、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治国理财精英的积极性和智慧。以曾山(华东财委主任)为首的华东财委进驻上海后,根据当时上海的乱局,立刻废止了法币(金圆券)的流通。一律改用人民币作为交换的手段;同时大力组织商品供应,使上海市民感到市场物资丰富,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物价平稳。与此同时,对那些黑市交易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很快建立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委决定,帮助企业家尽快恢复生产,敦促商店立刻开门营业,并在税收方面作了整顿和改革,为时不久,在上海就建立起了崭新的经济秩序。


(2) 国民党从上海败退撤出时,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还有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国民党顽固组织和分子。他们是上海治安的隐患,是上海安定团结的毒瘤,不排除这一隐患,不挖掉这一毒瘤,上海就难得太平。为此,以饶漱石为首的上海市委出了一个奇招,叫做“以特反特”,得到了市委的一致认同。


所谓“以特反特”就是起用了一些像胡钧鹤那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敌,最后又反悔投诚回来的“特务分子”。他们是知情者,与敌特工人员有一定联系。利用他们了解的情况,掌握的信息,我公安人员重拳出击,予以一一歼灭。


实施结果,成绩显著,战果辉煌。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以胡钧鹤为主任的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敌特的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470起,缴获电台81部。


这些成果为上海市的长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饶漱石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入狱20年,最终病死狱中。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做出公正的结论。


(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秋季就在上海郊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运动教育了广大农民,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运动中铲除了隐藏在农村的反动残余势力,以及一些地主恶霸分子,使上海郊县呈现一派欢欣鼓舞、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底又按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市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对工商业者则进行了一次行业的自律教育,沉重地打击了一些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使上海的工商业步入了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轨道。


在短短的三年中,通过上列措施,上海变了,真所谓旧貌换新颜,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说“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的论调,也从此销声匿迹,不再露头。


上海的三年治理成绩,饶漱石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三) 有些媒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饶漱石是不是新四军政委?当然是,这是铁的事实;饶漱石是不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当然是,这也是铁的事实。但有些媒体报导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时,从来不提饶漱石的名字,好像新四军和华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更不说是政委了。有部电视剧叫《潘汉年》,剧中出现了饶漱石的画面,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昏庸老朽,俨然是一个小丑,其实他当时才三十八岁,风华正茂,刚到新四军任职。


据我所知,淮海战役首先是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几个人策划(当时陈毅已调二野任副司令员,在郑州),然后报中央批准、组织实施的。但有关淮海战役的报导以及电影、电视剧中从来看不到饶漱石的身影。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华野没有政委,其实,饶漱石还是一直在履行着他自己的职责。


有人把1942年新四军在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整风运动渲染成什么“黄花塘事件”,事件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黄花塘整风没有什么“不平常”,而是我党历次整风中的常见现象。参加过整风运动的老同志,我想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1952年无锡,左起:罗叔章、(不知名)、宋庆龄、饶漱石、刘晓、潘汉年、张鼎丞、刘长胜、陈丕显、舒同、张九九(张鼎丞之女)


1942年整风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整顿思想作风,主要是要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陈毅受左倾思想影响,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这当然是错误的。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谁也无权阻挡。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1942年毛主席的威望虽不像“文革”时的如日中天,却已是冉冉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谁反过毛主席,在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


(陈毅在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上颐指气使地宣称:“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这是不是所谓“黄花塘事件”的症结所在呢?)


有人说,黄花塘陈毅挨整,是饶漱石所为,是饶漱石蓄意要把陈毅撵走。请大家想一想,饶漱石与陈毅素昧平生,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刚刚上任,有必要干这种蠢事吗?以我对他的了解,饶漱石为人谦和,办事稳重,决不会做这种荒唐事!再说,陈毅是军长,政委哪有权整军长呢?要整军长必须有中央的认可或指示,否则是不可能整军长的。在运动中,群众起来了,要炮轰军长,提几条意见,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也是极其正常的。


陈毅最后离开新四军到延安,有人说这是饶漱石把他挤走的。不对,饶漱石无此权柄,因为陈毅是军长,去留只能由中央决定。事实是,陈毅的问题在新四军搞不下去,只好把他调往延安,参加中央的整风。到延安后,陈毅要向毛主席汇报黄花塘的整风,毛主席说:你谈三年敌后游击战争,谈三天三晚都可以;若谈黄花塘整风,谈小饶,我一句也不想听。这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黄花塘整风是赞同的,对饶漱石也是支持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是饶漱石官欲膨胀,伸手要来的。这种说法不合情理,也不切实际。当时的人事任命,可事先征求下面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上级。据我了解的信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确实事先征求了华东局党委的意见,首先陈毅自己说他工作太忙,搞不过来,不肯干,这是确凿的事实。党委其他成员经过酝酿,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只好建议由饶漱石担任,饶漱石说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就同意了大家的建议。


华东局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最终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完全符合人事任命的程序,与伸手要官风马牛不相及。况且,军政委员会主席,本来就是带有统战性质的闲职,饶漱石当时已是华东党政军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他还有必要伸手要这样一个闲职吗?我看饶漱石决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


游览颐和园,左起:饶漱石、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王维舟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饶漱石大闹中组部”。1952年,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中组部长,副部长安子文不与部长通气,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不管有多少客观原由,都是目无部长的一种严重违规行为,因为副部长是部长的助手,没有权力这样做。事发后,部长对副部长进行批评教育,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凡事总得有个规矩,即所谓,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倘若让安子文副部长的这种行为泛滥下去,岂不乱了套?有人硬说饶漱石错了,我不知何错之有?请问,如果您是部长,您会容忍这种行为吗?


饶漱石与陈毅和安子文,都非旧交,都无任何历史恩怨,他们彼此,都是新的工作搭档。因此,他们之间的纠葛,在我看来都还是工作层面或思想层面的问题。有人硬要与反党挂钩,恐怕离题太远了,因为陈和安都不是党的化身。


我国古语有云:“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虽不能照仿古人,但至少也应分清是非,实事求是一点,做到不看眼色行事,不落井下石吧!


宋代名将文天祥提倡弘扬正气,他在《正气歌》中提到两个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人:一个是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另一位是晋国的董孤,即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和电影、电视工作者,是否可以向他们学习学习呢?



饶玉莲口述  景玉川整理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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