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世浩：一份红卫兵大串联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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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浩，1966年在北京高中毕业，1966年~1968年文革期间在校逗留，1968年~197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0团5营9连（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九队）务农。
原题
那些年，那些事
那场骇人听闻的、几乎令国家走向崩溃边缘的大革命，使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学习权利被无端剝夺，身心健康被严重摧残，精神世界被极度扭曲。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对革命二字的理解，一直认为是正面和褒义的。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二字似乎就成了血腥、暴力和残忍的代名词。于是乎远离它、躲避它就成为唯一可选择的取向。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中最令我难忘的也只剩下这两件事了。一件是高中毕业了，我报考的大学外语专业，在面试、口试、政审都过关的情况下，大学停止招生了，这件事让我终生耿耿于怀。好在后续努力自己又打开了这扇大门。
另一件就是大串联，它给了我走遍祖国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的机会，饱览祖国的辽阔、壮美。今生绝不会再有这种美事了，所以有些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挥之不去。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红卫兵后，周总理等來到金水桥和我们执行标兵任务的首都红卫兵合影。左5未戴帽者是作者
记得那是1967年的7月中下旬，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决定到外地串联。之所以这么晚才出去，是因为1966年高中毕业后，大学招生就全面停止了。原以为只是暂时停止招生，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于是我们几个人不谋而合，就坚持在学校边“闹革命”，边复习功课，等待高考恢复。
我们能下决心这样做，完全是听取教政治的安菊英老师的劝导。她原来是中南海毛主席警卫部队的理论教员。她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不要参与进来，你们是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认真复习准备高考。”
可是我们苦苦等了半年多，最后希望还是破灭了，正应了郭沫若的那句“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破烂诗句，如此一来也就彻底死心了，万念俱灰。不过那段难忘的复习经历，为后来自学考上经济管理大专打下了基础。回首往事，安老师的谆谆教诲真是言近旨远、师恩如山呀！
其实到外地串联，也是我们四个人翘首以盼的了。听串联回来的同学讲外面的见闻、风景和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场面，心里早就“痒痒”了。特别想到外面社会闯荡，就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经风雨见世面”，当一回真正的“逍遥派”。我们制定的第一阶段串联路线是南京、长沙，最后返回来，去古城西安、延安等地。第二阶段是去上海，青岛、济南。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们一行四人准时到达丰台火车站。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清一色的红卫兵，人人身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有的举着红卫兵大旗，有的抱着毛主席像。口号声、歌声、读毛主席语录声以及车站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大约9点钟一列火车进站了，车体上挂着北京至广州的牌子。车还未停稳人们就跟着列车跑起来，待列车停稳车门打开，大家仿佛像开了闸的潮水一般蜂拥而上，场面十分混乱，实在挤不上去的，就从车窗爬进去。
我们几个一看这情况，就想打退堂鼓，这时小东说：“别着急呀，咱们到车头去，给司机读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然后就借机留在车头里。”“嘿！你小子鬼点子说来就来”，我们齐声赞许，一起向车头跑去。
因为这趟车要经过毛主席家乡长沙，所以车头是东风内燃机车。我们站在驾驶室门口读毛主席语录，司机一看马上把驾驶室车门打开，我们就势上车。正好这时车站的开车铃响了，司机说你们也别下车了，走到车厢就来不及了。我们四人互相对视一下，心里按捺不住的兴奋，略施小计，遂心如意得来全不费功夫！
列车缓缓起动了。司机问我们读几年级到哪里去，我说：“今年高三毕业了，我们要去湖南，到毛主席故乡，师傅什么时候到哇？”
司机叹了口气说：“唉！真可惜呀，大学也考不成了，白耽误这12年的时光了。什么时候到我也说不准，现在是逢站必停，一停下来就没有准时刻。有些站本不该停，但是人们都站在铁道上，只好停车上人，这么热的天严重超员，人很容易中暑。在这种危险状态下开车我内心非常担忧。”
听师傅说完，我们庆幸在车头上很舒服，同时在想车厢里的人像鲨丁鱼罐头一样挤着该多难受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师傅把我们叫醒，告诉我们长沙马上就到了。我揉揉眼睛往窗外一看，漆黑一片，师傅说现在是晚上10点多，我们匆忙和师傅告别下车。站台上人头攒动，熙来攘往，我们四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找到省体院接待站住下。
在长沙的三天，这身绿军装、红卫兵袖章就是通行证，无论到哪儿吃饭、住宿、乘车都不用担心。长沙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语文课本中所描写的湖南名胜：韶山、湘潭、橘子洲、岳麓书院、爱晚亭、黄兴墓……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在橘子洲头，我们站在毛主席当年站立的地方，思绪万千，高声朗诵毛主席的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们这么漫无目的游蕩算什么呢？成了废物、碌碌庸才！
第四天早晨，我们四人逛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在一条很小的胡同口看见一位老大爷，推着平板车卖柚子。在那个年代小商贩被视为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抓住了不但东西要没收，而且人还要被批斗。
大爷看见我们过来，吓得扔下车就跑。我们说：“大爷，您别跑哇，我们买柚子。”大爷停下来转过身说：“你们自己拿吧。”大伟说：“我们是买，给钱的，多少钱一个？”
大爷半信半疑地说：“一角钱一个。”“给您四角钱我们买四个，您赶快过来，把钱给您呀。”大爷犹豫片刻，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的板车跟前，颤巍巍地伸出他那手背爬满“蚯蚓”的、瘦骨嶙峋的双手接过四角钱，苍白干瘪的嘴嘟嘟囔囔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我们四人每人挑一个大的，扭头便走，心里暗自高兴，真他妈合算这么大个才一角钱，也不知道真的这么便宜还是大爷害怕不敢多要钱。我得意忘形地把柚子抛向空中，然后接住，似乎在打篮球。
大伟则迫不及待地拿出水果刀，小心翼翼地剥着，生怕扎得太深把肉扎烂，剥了一层没看见肉，又剥一层还未见肉，接着又剥了二三层还未见肉，我拿过水果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哧一刀，深深地扎进去，然后剥开，这才看见柚子肉。
我们顿时楞住了，接着大笑起来，一角钱买一个橘子，真它妈“合算”！这成了我们后来的谈资笑料，今年在我们古稀之年的校友聚会上，大家还津津乐道地说起此事。
12点多吃完中饭，我们到了火车站，这里已是人声鼎沸、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正播送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小队红卫兵押着一个老头，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从办公楼里走出来。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波澜壮阔，和北京毫无二致。
列车徐徐进站，人群片刻骚动起来。今天没那么幸运去车头了，是一台蒸气机车。我们四个人紧挨一起，随着人流往车上挤，啊！总算挤上去了，但是已经没座了。大伟突然捅我后背一下，悄悄地说：“你看那个头顶皮箱的人，被人潮挤进去退出来，半天也挤不上来。只见他走到一个车窗口，把皮箱递进去，然后他回到车门处，终于挤上来了。”大伟说完冲我诡秘地一笑。
车厢内充斥着汗臭味，不论男女，个个都汗流夹背。可想而知，盛夏时节好几天未换衣服能没有味吗？我们被挤到车厢中部。列车开起来了，总算从车窗吹进点风来，但仍然感觉热。小东脱了衬衫说道那天在车头里真美呀。这句话似乎提醒了大伟，他笑眯眯地说：“看见行李架上的皮箱吗？别着急，一会儿就有好戏看，瞧我的，听我指挥”。
只见他拍拍手，大声喊道：“大家请安静，刚才大家看见有个人从车窗递上来一个皮箱吧？这个人到现在也没出现。红卫兵战友们，前边马上就到长江大桥了，假如皮箱内装有定时炸弹，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伟话音刚落，车厢里顷刻间鸦雀无声，只见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行车架上的人轻轻跳到地板上，座位下边、厕所里的人迅速跑出来，呼啦一下全退到车厢两头门口，唯恐丝毫的震动引爆炸弹。
忽然有人压低嗓音喊道：“赶快把皮箱扔出去。”有人说不能扔，一震动炸弹就有可能爆炸，那火车也炸了。忽然，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小个子说：“赶快把皮箱打开看看，万一没有炸弹呢？”
大伟噌的一下跳到椅子上，拿出水果刀说：“按照大家的意思，马上打开皮箱。现在我数到五，皮箱主人再不来我就……”大伟话音未落，那小个子吓得比免子跑得还快，车厢里顿时也乱起来，赶快打开吧，别啰嗦了！
只见大伟拿着水果刀假惺惺地、小心翼翼地撬锁。我、二青和小东时刻准备着卧倒，远处的女生用手捂着耳朵。其实我们几个心里还真不清楚箱子里是否有炸弹，主要是箱子主人不見面，才让我们顿生疑虑，当然，真正目的是要找座位。
正在这时箱子主人出现了，他满头大汗地挤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打开吧，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令人钦佩。”他主动拿出钥匙打开箱子准备把东西倒在地上，只听有人厉声说道：“不要倒，慢慢拿。”这时那人用两个手指轻轻的把箱子里的衬衫、袜子、裤衩、毛巾等一件一件慢拿出来，然后举起空箱转一圈给大家看。
“呜……”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列车驶上长江大桥，车厢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我说：“你赶紧把东西装起来，以后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大家急急忙忙抢座位，哈哈，我们终于不用站着啦。
列车走走停停，到达南京己经是傍晚5点多。走出火车站，我们四个人围在一起，哈哈大笑，为我们的恶作剧找到座位庆贺。“好了别在这儿笑了，赶快走吧，好多人在看咱们。今儿个咱们的事做得有点过分了，火车那些人这会儿肯定琢磨过來了，指不定怎么骂咱们呢？尤其是那提皮箱的傢伙，真是哑巴吃黄莲。”
大伟说：“拉倒吧，你別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啊，我看你坐在椅子上笑眯眯，挺滋润的嘛。”“现在我们去找接待站，洗澡、吃饭，然后好好休息一下，今晚哪儿都不去了。”
我话还没说完，二青说：“咱们今晚别去找接待站了，我带你们去警备区司令部找我侄子，在他那儿吃、住。”
我们感到很奇怪，你侄子？他工作了吗？你才多大呀？他比你更小了，住那儿哪行啊？“走吧，我侄子是警备区司令员！”
哈哈，我们两个大笑起来，正在喝水的小东忍不住，喷了个二青“满脸花”：“你什么时候成了二叔了？还有个司令员的侄子？”二青伏在小东后背边擦脸边得意的说：“怎么着？你们还別不服气！我这是萝卜长在畦埂上，辈儿大。你们不信是吧，等一会儿看，这事要是真的，你们每人喊我一声二叔。”
笑归笑，我们还是跟着他走，不一会儿来到警备司令部。站岗的卫兵问我们:“找什么人”？二青说:“找司令员”，“你是谁”？“我是他二叔。”
卫兵打量一眼二青，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你是司令员二叔？开啥子玩笑哟？你等着我打电话报告一下。”说完转身走进岗亭，过一会儿他从里边出来，“你们先到值班室去休息会吧，司令员马上就到。”
不一会，一辆苏联嘎斯69吉普车开过来，停在值班室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军人走进值班室，看样子像军官。一见二青先是敬个军礼，然后腼腆地叫声“二叔”，二青说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我们三个人凑在一块低声说:”还真是他侄子。”在南京待了两天，看看总统府、中山陵、雨花台。晚上在警备司令部招待所洗澡、洗洗衣服，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在司令员家吃完早饭，坐着嘎斯69吉普车去火车站，开始向古城西安进军。
二青这回真成了二叔了，一路上大家不停地叫他二叔，后來改叫他二青叔。开始他沾沾自喜，“有叫必应”，慢慢地叫得他烦了，突然他大吼一声：:“别叫了”。
大伟嘻皮笑脸地拍拍二青肩膀：“给每人买根冰棍就不叫了。”“呸！做梦娶媳妇，想美事呢。”大伟一缩脖子：“哟！翻脸了。”
文革中在北京香山“鬼見愁”
几经周转，到达古城西安。列车上连餐车也没有，一个个饿得无精打采，下车后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碗羊汤泡馍，在西安体院住了一夜。第二天早5点坐上一辆带棚卡车去延安。
车厢里没有座，坐在车厢板上，那山路不平，颠得人受不了，站起来那棚又太低，还得弯着腰，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过了洛川路稍微好点，多少能坐一会。这真有点像革命战争时期，志士仁人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一样。
晚上6点终于到了，天己黄昏。隐约能看见宝塔，大街上马车、驴车一过尘土飞扬，朦胧中能看见昏黄得像萤火虫般的路灯。我们四人被安排在一所中学住下，这学校条件很差，桌椅很破旧。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吃饭，吃的窝头、小米粥、咸菜，几只大狗在桌子下边钻来钻去，吓得我们没吃饱就走了。
我们抓紧时间去了“七大”会址、枣园、毛主席当年办公的窑洞、宝塔山、鲁艺，杨家岭，王家坪等，由于早上没吃饱，加上路上奔波，饿得前心贴后背了。这地方连个小饭馆都没有，居然找不到食品商店。
正着急呢，忽然看见几个老大娘挎着小柳条篮子，过去一看是卖大红枣的。嘿！枣又红又大，有鸡蛋那么大，不行就买点枣吃，也能填饱肚子。我走过去问打头的老大娘：“大娘，您这枣怎么卖？”“一角五一斤。”“太贵了，”我说。转身问第二个大娘，她告诉我：“五分钱三两，”嘿！这个便宜，于是我们称了三角钱的，顾不上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吃着吃着，越琢磨越不对劲。五分钱三两，这一角五分才称九两，三角钱才称一斤八两，那个老太太三角钱称二斤。堂堂的高中生，而且是学校的高才生，还不如革命老区的老大娘。怪不得延安能成为革命根据地呢。
唉，可悲！这书算是白读了。亏得大学招生停了，既便是不停招，想考也不一定能考上，无疑这也成了校友们聊天的“孜然粉”了。
为期十余天的串联结束了。
我们从祖国的中心北京出发，首先来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然后到南京拜竭孙中山先生大总府及陵墓，最后到达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越过长江，跨过黄河，两眼看到满墻的大字报，到处是标语、横幅，充斥两耳的是口号声、革命歌曲声，所接触的同龄人都成了狂热、徬徨、忧郁乃至颠狂的一代。
我们既没有播撒什么革命的火种，也谈不上有什么收获，除了茫然和不知所措，就是无所事事，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命运呢？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2012年在南京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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