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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赵雪：50年前在内蒙古准备“打仗”
赵雪，1956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三岁时随父母迁居内蒙古呼和浩特。1974年到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插队。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1982年毕业后入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2002年调入山东烟台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植物学和生态学教授。2016年退休。
作者：赵雪
50年前，1970年，我正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读初中。那是文革内乱中相对平静些的一个时段，这个时段应该开始于之前的1969年。
首先是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虽然现在知道，从那时起，中央层面新的权力纠葛已开始暗流涌动，但面上还是一幅要建立“新秩序”的景象。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成规模的整人和武斗基本停止了。如内蒙古持续了一年多，以整“新內人党”为核心，数十万人被整、近2.7万人冤死的“挖肃（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在“九大”召开的同时，因最高指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而停止，当然最终彻底平反是在10年以后了。几个月前在单位內和街头还常见的游街批斗人的场景和“打倒”、“炮轰”等标语也很少见了。那一时段，苏联成了全中国的头号敌人，准备应对苏联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成了全国上下最重要的任务。
中苏之间的交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时，这种恶化达到了顶峰。苏联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国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国领导层也不断号召准备打仗。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中也提到，“要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同时也开始了备战的各项操作。1969和1970两年，备战也就成为中国主要的行为特色。
内蒙古地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域狭长，与蒙古和苏联有着42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来自北方的入侵，这里首当其冲，也是拱卫首都的第一门户。中央对内蒙古自是十分重视，在1969年对内蒙古采取了两项重大的战略举措：
一是在1969年9月对涉内蒙古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理木、昭乌达三个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防务归沈阳军区；将西部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防务归兰州军区；剩余的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4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二市仍组成内蒙古自治区，防务归北京军区。直到1979年才又恢复到1969年前的范围。
二是在1969年12月19日，中央发文决定对已经缩小的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但这种军管与战争期间对占领区的军管或和平时期出现紧急状态下带有“戒严”性质的军管都不相同，没看到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和军车在街头巡逻以及查验行人等情况。这种“军管”只是在自治区和各盟、市、旗、县的党委中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比重，且有最终决策权的第一书记是军人。这种形式也没持续多久，林彪事件发生后，从1972年开始很快各级党委中的军人就逐渐退出。至1976年文革结束时，仅剩自治区第一书记尤太忠将军还是军人。有意思的是，一直到现在，也未听到过有文件正式宣布结束军管。
我就是在在这种大环境下，于1969年9月开始了自己的中学生涯。在入学头两年主要的课外活动都和备战有关。
首先是接受相关的宣传教育和训练。我们入学时，仿军队编制，每个年级都被称作一个“连”，每个教学班被称作一个“排”，维持了一年多。整个初一学年的政治课主要内容都围绕备战。包括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等，还有“九大”报告及传达中央文件中关于准备打仗的指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以及苏联当局破坏中苏关系、准备“侵略”中国的现状等。
初二下学期，即1970年上半年，又增加了邀请军队人员作报告、图片展览等宣传教育方式。内容也增加了，包括对突然袭击（闪电战）历史的回顾，尤其是二战中德国袭击波兰、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当时还曾想到过，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怎么他们还互相打呢？
此外还有些具体防卫知识。我记得的如核爆炸的主要致损方式—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污染等及其防护方法；敌机的主要类型—歼击机、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主要敌对国家和台湾国民党军军用飞机的标识，还有用步枪打飞机如何计算提前量等。
1969年10月的一天，我们到校后突然发现，学校的操场中摆放着6门高射炮，炮本身基座就宽，还有一些延伸出来的支撑结构，再加上炮与炮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隔，这6门炮将我们学校那一圈跑道仅200米的小操场几乎占满。同时几十名解放军官兵也住在了学校提供的几间大房子里。
那几天官兵们天天在炮塔上进行训练，每门炮有一名指挥员和几名操炮手或坐或站在各自的战位上。官兵们注意力都很集中，对学生们的围观毫不在意，也不驱赶。指挥员不断发出数字指令，如说到“一百八”，炮管就在操炮手的动作中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有趣和不解。因为当时我们入学才一个多月，数学刚学“有理数”，对几何、角度等还没有概念。
每当天空有飞机飞过，他们又马上抬起炮口跟踪瞄准飞机。这也是我这一生中近距离观看操控武器中最大的，尽管未看到一发炮弹实射。这支高炮小部队在我们学校驻了不到10天就撤走了。后来听领导说这次高炮部署是黄永胜背着毛泽东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一部分。
1970年3月，我们初一第二学期开始时，学校又进驻了大约一个排的步兵。他们除了有时集中起来在操场演练步枪技能外，主要任务是分配到各个教学班，对学生进行军训，训练内容包括队列和讲解一些军事常识，但没有让我们摸过武器。指导我们班的是两名看上去不到20岁的战士。其中一位应该是南方籍的，长得较秀气，说话我们不太听得懂，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有一点做得不好或有人违反纪律，他就不让我们结束。
有一次放学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还继续带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走队列，后来排长发现后才让我们解散。这支部队在校内待了一个多月，和学生们相处较多，感情也比较深。他们和上一年的炮兵一样，是在星期天突然撤离的。他们走后，同学们多少都有些伤感。
不仅接受教育和训练，我们身体力行直接参加的备战活动就是建设地下人防工程了。这也是落实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最高指示的具体行动。这项活动是全民参加，建设规模不仅有全市公共的“主巷道”及其分支，各单位还要有自己的地下防空掩体。
呼和浩特地处黄河支流大黑河的阶地上，地下水位较高，易受淹；土层中砂砾和黏土交错，不易支撑。在当时没有现在修地铁和隧道的盾构技术，仅靠人力无法像黄土高原挖窑洞和冀中平原地道战那样从地下横向开挖。因此，地下人防工程只能采用全线从地表开沟，砌好侧壁和拱顶后覆土的方式。开沟也没有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全靠大量人力用铁锨等原始工具开挖。
我们学校內的防空掩体比较窄、浅，其内部高度一般成年人能站着走，无障碍，宽度能并排走三个人即可，因而可直接向下挖，将挖出的土扔到沟边。市里的主巷道设计要求是能在其中行驶解放牌卡车，只能是从边缘向中间阶梯状下挖并向外传递土方。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学校我们这个年级参加市里和校內的工程开挖，次数并不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校内地下工程解决建筑材料——砖。
一开始，老师布置我们去捡旧砖头。每个小组找一辆排子车，以校园为中心，由近及远，将周围的单位、家属院、居民区等，只要拉着车能走到的地方走了个遍。尤其是那些建筑物废墟、垃圾点等。但那时建房和拆房都不多，废旧砖头资源实在有限，而各学校又都在做这件事。所以，开始一两天还能捡回一车半车的，之后跑一天也很难有所获了。收集来的也多是残砖，或缺一部分，或与原来的水泥、石灰等粘在一起，完整好用的极少。
这种情况下，各校又开始了自己烧砖，我们的老师还到外校学习经验。烧砖第一步是要制作砖坯，也就是“脱坯”。这是种体力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呼和浩特那时的居民住房绝大多数是平房，其中很大比例是土坯房，脱坯在民间较常见，脱坯用的坯模子很容易借到，也有很多空地，可供挖取做土坯的原材料——淤土。
我们就在学校的操场，将土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取略大于砖的一块，将其摔入木制的坯模子中的一格，令其充满格子的每个边角，在上部刮平。模子有两格的有三格的，每个格出一块坯，充满后将模子翻扣于地面，将模子拿出，留下的砖形泥块就是砖坯。铺在地上的坯子晒干后，可堆垛起来。几个教学班的学生同时干，整个操场成了制坯场。
坯子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烧制。砖窑是在操场一角用土堆起来的，也就一般平房那么高，水平方向呈矩形，长边约30米。装窑时最下方是柴和煤，其上摆放砖坯，坯与坯之间留缝，不同层的砖坯按不同方向摆，最后封顶时留出烟道。这种窑一次性点火后就不再操作了，只等着烧完降温后取砖。但一开窑大家就傻眼了。烧出来的“砖”颜色有点与红砖相似，重量也比砖坯轻，但其坚硬程度却比坯子差很多，力大者用手都能掰断！
自己烧砖失败后，学校没有重新尝试，可能是由于时间和能力的缘故吧。接下来采取了借用别人成熟砖窑烧自制砖坯的做法。
在呼和浩特南郊，大小黑河的河漫滩有一大片草甸，地下水位高，土壤粘重，当时尚未被开发为农田。但其土质中黏土和砂土比例适于制砖，周围的几个生产大队（村）都在此建立并经营砖厂，烧制商品性青砖，作为其创收的主要副业。这里的地名——南瓦窑，估计也是由此而来。学校与砖厂协商好后，将砖厂的脱坯场地辟出一部分面积供学校用，学校组织学生脱够坯后放入人家的窑中烧制。至于校方在经济上是如何补偿和厂方的我们就不知了。
同学们对离开课堂到郊外劳动都十分兴奋，每天带上午饭，骑上自行车，出城后沿柏油公路骑行十多公里，欣赏沿途规整的农田和作物。之后折入草甸中的土路，欣赏自然风光，芦苇、香蒲、马蔺、拂子茅、车前、海乳草等镶嵌分布、高低错落，微风轻拂，空气极好。虽然脱坯劳动并不轻松，但大家还是情绪高涨。
我干了两天脱坯工作后，又接到新的任务：学校从脱坯的几个班中各选了一或二个男生，组成了夜间护坯组，主要是值夜班，当地说法叫“下夜”。这种下夜主要目的不是防盗，砖坯很重、易损又不值钱，偷多偷少都划不着。护坯主要是防雨，土坯一旦被雨水淋透便重新成为一堆泥，辛苦就白费了。我们就是看到天将下雨时，用苫布和草编的芭子将坯垛遮盖。至于当天脱出来铺在场上未晒干的坯子，则能盖多少算多少了。我们将坯场旁边一座废砖窑的孔洞作为“值班室”，在地面铺上干草，不苫坯时就在干草上或聊天或轮流入睡。夜里蚊虫较多，就薅些艾草点烟来熏，但在寂静中，天空银河繁星清晰、周围一片虫鸣蛙声也能让人体会到一些特别的意境。
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起来到坯场去走走，看见不远处砖窑的火光就走过去。那里的窑基本都是这种形制：基底是圆形，有三层楼高，比学校的窑大许多倍，其下部是一个拱形的燃烧室，有炉门、炉膛，砖坯交错码于周围，向上一层层逐渐向中间延伸，最后合成满窑。在整个烧制过程中，必须不断向炉膛内添煤，并要随着进程调整火焰的大小，就像烹饪中掌握火候一样，是需要老师傅掌控的“关键技术”。在达到特定的燃烧时间后，即要撤火，同时开始从窑顶向下洇水，当所有砖坯都被洇到，就成了可用的青砖。当时烧的那一窑正是为我们学校烧的，学校也派了男生协助砖厂的老师傅工作。
由于值夜班，我没看到为学校所烧砖的出窑、运输等场面。在校内修筑地下防空工程的任务也不由我们年级承担。放了十几天的暑假回校时，工程已建好了，其侧壁和拱顶基本为两块砖的厚度，顶部距地面不足一米，始终未安门。在洞內基本风干后，1970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初二年级的第一学期，举行了一次防空演习。
在之前，学校向每个学生收了几寸布票，用草绿色卡其布做了一条“干粮袋”。演习时师生们肩背着空干粮袋坐在教室座位上，当教室的广播喇叭发出敲锣声即为拉响警报，大家走出教室，按指挥顺序鱼贯进入地下防空掩体。在洞內沿侧壁蹲坐好，中间留出走道。再听到锣声即为警报解除，大家顺序走出。这是这个工程建成后唯一一次使用，之后不久，洞口就被土覆盖了。
不仅校内，市里的“主巷道”及其分支，是挖开几条街道修建的，据说还使用了钢筋混凝土。街道重新通行，说明其地下工程竣工了，但从未见过使用的消息。后来曾在路边看到过几个有着铁门的洞口，其中一个门被人弄开，我和同学进去过，里面漆黑、潮湿，砖砌的墙壁未抹水泥，地面也到处是各种污物。当时产生过这样的想法：真遇到空袭，这类掩体确实能保住人命吗？会不会反而成为许多人的坟墓？后来，参加工作以后常到北京出差，住过好几个在不同居民区利用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招待所，见到其内部的样貌与结构，更觉得到底是首都，人家做的才真正能在遇袭时对普通居民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当年内蒙古还是防御的“前方”，怎么竞如此敷衍呢？
1970年除了备战以外，还有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柬埔寨发生政变、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等，我们都走上街头和公交车内去进行宣传。这一年内，不算寒暑假，用在上课以外事情的时间几乎与上课时间相当甚至要超过一些。
转年的1971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影响了形势的走向。一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并确定了尼克松总统要来中国访问，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二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地位，这两件事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短时间内遭受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变得很小。第三件是发生了林彪叛逃摔亡事件，使国内那场尚未结束的运动又有了新的斗争方向。
从此，全民备战声浪削减、活动中止。换句话说，就是国防战备这种敏感性、责任性、风险性、专业性和机密性都极强的事，回归到了由掌握专业技能、负有专门责任的国家机器来做。像我，这个非专业的普通平民，除了在下乡当知青时和参加工作期间，通过“完粮纳税”的方式为国防所需费用添加自己法定的一份贡献外，再未参与任何实际操作。
当时全民参与建设的那些人防工程，除极少数被开发利用外，大都随城市建设，尤其城市向地上地下空间的大规模拓展而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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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记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