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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龚国庆：县城男孩成长实录
龚国庆，笔名龚郭清，男，浙江义乌人，1959年9月生，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高中毕业照
1959年9月26日，我出生于义乌县城盐店弄（一条胡同名称）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我出生的义乌县城（稠城镇），1964年（我6虚岁）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有22013人。吃国家供应粮的居民与农民的人数，大约是一半对一半。
我有一个哥哥，同父异母，大我九岁。哥哥龚启亭的生母，在生哥哥时，不幸去世。在我之前，我母亲生有两个姐姐。大姐，大约比我大六岁，在我未出生时得病去世。二姐龚惠香比我大三岁，弟弟龚小庆比我小四岁。
母亲生我时，应该是很高兴的。母亲从小多次给我讲，她生我之前曾梦到一盏很明亮的灯，并说生我时有两个胎盘（其中一个胎盘没有胎儿）。母亲的这种说法，听得我将信将疑（我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么辉煌的梦、这么神奇的故事），给我的出生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我是一个贵人。到去年离开职场为止，我没有成为一个贵人，已是一个颠簸不破的历史事实。但母亲亲口对我说的说法，似乎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也要予以尊重，故记录在此。
母亲对我的钟爱和信任毋容置疑，强烈鲜明，坚持不懈。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自幼显得比较笨拙、不太伶俐、不够帅气的我，不是太欣赏。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农村的一个亲戚家中拜年。进村前，父亲说我长得难看，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嫌弃神情。还有，在家中很会打孩子的母亲，对生有两个发旋的我的倔犟以及不讨饶，事后往往表示理解甚至欣赏，而且赞赏我从小做事细心；而不轻易打人、打人时下手很重的父亲，却从未对我的倔犟以及不讨饶表达理解，更说不上欣赏（后来，父亲越来越欣赏我，那是后话）。
母亲对我的钟爱和信任，自幼给我温暖，而且一直是我自信心的重要支柱。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与书籍的接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先接触的书是“小人书”或连环画。
我的父母亲都出身于农村的贫穷家庭，都没有上过学校念过书。尽管在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扫盲班等途径识得一些字，但在基本面上还是属于“大老粗”（当时流行的语言，指称没有文化的人）。小时候，家里有一些连环画，没有其他书籍。有时，哥哥会带着我们在街上摆个地摊，出租连环画给他人在现场看。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爆发，父母亲出于恐惧，跟随当时带有强迫性的烧书的时尚，把家里的连环画也烧掉了。当时，我还没上小学，还没有来得及培养欣赏连环画文字内容的能力。
在离我家一百米左右的“红星戏院”周围，开有多家租看连环画的店。在店里，人们可以选一本连环画阅看。看完一本连环画，要付店家一分钱，厚一点的要付一分半或两分钱。来店里看书的基本上是大人。身无分文的我，大约从六七岁开始，经常在长条板凳上坐着看书的大人边上蹭看。正在看书的大人，对我的蹭看，大约有三种反应：有的不管不顾，有的故意把书往我的方向倾斜一点以方便我蹭看，有的则故意把书往我相反的方向倾斜过去使我不便蹭看。
8岁那年，正是在连环画的书店里，我听到有人说，从明天开始，要拆佛像、烧佛像了。第二天，果然在街上看到许多年轻人抬着各种各样的佛像等旧物件，去烧毁。这一年是1966年，我开始上小学。
小人书连环画
我从小显得比较笨拙。7岁时，妈妈似乎担心我考不上小学，让我上了一年幼儿园。据说，当时上小学前，往往要参加面谈，老师会问一些诸如“绳子粗还是线粗？”“凳子高还是桌子高？”之类的问题。
1966年下半年开始，8岁的我，顺利地到名为“城阳区校”的小学开始念书。上一年级时，我还穿着开档裤（指小孩穿的裆里有口的裤子，方便解手）。我觉得不好意思，向母亲提了抗议。母亲让我改穿满裆裤。
作为文革运动爆发后的首级小学生，我没学过拼音。在文革时期，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第一课往往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已记不得我的教材是否也是这样。在小学开始的几年，上课前，全体同学都要起立，对着教室前面黑板上的毛主席画像和林彪画像，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读小学时，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中，常用的一种体裁是《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在信中，我们经常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自己的成绩，检查自己的不足，并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感到无比的骄傲，最后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
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开始有一些出众的表现。老师有时会拿我的作文，在全班同学前面念一遍。当时，已废除“少先队”，全体同学都是“红小兵”。大约在五年级时，每班有四五个同学可以充当“红哨兵”，似乎比“红小兵”更厉害。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学校后操场的一个土台下面，挖有一个不太深的防空洞（当时，正与苏联或“苏修”发生军事冲突，形势紧绷）。我曾经与另一位同学，很光荣地佩带着“红哨兵”袖标，在防空洞洞口前站了一会岗。
在五年级的第一学期的评语表上，班主任李其英老师这样写道：
这位李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字写得漂亮。李老师经常叫他回答问题。儿子回答得不好，口吃的李老师就会非常愤怒地责骂甚至殴打，比较可怜。
有关我在学校里不错的表现，慢慢地也让父母等家人知道了。他们感觉有点意外，心里自然也是欢喜。嘴拙、动作慢、其貌不扬的我，逐步改善了在父母（特别是父亲）心目中的形象。
小学毕业前，我已能写五个字一句的所谓诗歌，用歪歪斜斜的草书（当时几乎没有学过多少规范的书法）抄在大纸上，贴满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有同学对我说，班主任黄昌秭老师在其他同学前面赞美我，说我手里经常拿着一本书，以后会很有出息。黄老师的赞美，让一直胸无大志的我有些意外，也让我拥有更多的信心。
我的小学念了五年半，初中两年半。2018年4月14日，我在《回忆·分享·祝福——“相遇四十六年”初中同学会感言》中说道：
当时，做作业时，我都是潦潦草草的，不太认真。教我们初中数学的黄老师（后来才知道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大约当时没有历史课，只能教数学），在一次上课时，批评我做作业潦潦草草，不认真。不过，他又说：“龚国庆如果认真的话，前途无量。”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小骄傲。
我姐姐读小学时就很爱看小说。当时，家里只有15W的灯泡，她有时会坐在椅子的后靠背上，或在椅子再加一条凳子，凑近灯光看小说。我看小说的起步时间相对较晚。读小学时，我还不太有看小说的爱好。读初中以后，我看了不少小说。当时，我家无藏书，在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又没有熟人，很难借到中外文学名著（在许多成长于文革年代的人物回忆里，大都是通过文化机构熟人看到当时不公开向外借阅的中外文学名著）。当时，我能借到、看到的，主要是《红旗谱》《春风野火斗古城》《烈火金刚》《艳阳天》等现代革命小说。
另外，当时“伟大领袖”出于“阶级斗争”需要，会弛禁一两部古典名著，如《水浒传》（我在1975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红楼梦》（据说，毛主席说过：“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等。当时，我看了《水浒传》，觉得好看。硬着头皮看了《红楼梦》开头的一两章之后，我觉得很难看，就放弃了阅读。我对我母亲工厂里的一对年轻夫妇说，《红楼梦》很难看。这对年轻夫妇相视一笑后，对我说，你可能太年轻了。读高中时，看了《三国演义》。
有时，在爸爸（虽没上过正式学校，但上过夜校扫盲班之类，平时爱看书，识字不少）的枕头边上能发现一两本竖排版繁体字的旧小说（有的既无封面也无封底，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名）。读高中时，我还得到过邻居家保存的文革前高中《文学》教科书，其中选有岳飞故事等古典文学作品，我都如获至宝，充满享受感地阅读。
我觉得，未成年人读小说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可以丰富人生的经验（融纳他人的间接经验），可以拓展人生的视野，可以提供思维的材料、情景和场景，可以让人浮想联翩……
初中时，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有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整天流眼泪，都见不得窗户上的光亮。因为看小说耗时耗电，同时也担心看坏眼睛，我看书有时还会遭到妈妈的责打。到高中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同时许多抓特务、抓地主之类的“阶级斗争”小说本身也没有什么艺术吸引力，我就有意识地戒看小说，较少看小说了。我一直以为，我的眼睛已经看书看坏了，视力应该不好了。
读高中时，有一次进行视图测试，说两只眼睛都1.5。这一结果，让我喜出望外，高兴得跳了起来。顺便谈一下，我热爱读书，但我很荣幸地一直没戴眼镜。除了遗传因素的强大作用之外，我后来比较注意保护眼睛视力，走路、坐车、床上、暗处、近距离，不看书；看一小时书，休息十分钟；每天运动一小时；充分的睡眠。
读初中时，我们开始学习英语。高中时继续学。像小学时学语文一样，英语国际音标也没有好好教、好好学（英语国际音标是到大学后才好好补学的）。当时英语的教学好像也是断断续续，遇到很大的社会政治阻力。当时，反对英语教学的很流行一句话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中学的英语教学，我能记住的只有两句完整的话：“Long live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最熟悉的一个单词是：“revolution”（革命）。
大约在初中时，住在我家对面一幢宿舍里一对老年夫妇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这对据说从上海退休的夫妇，经常站在他们家门口默默地看着两幢居民宿舍（共居住着18户人家）之间的院子里的人和事。他们很少与其他人家接触，也让我们小孩子们感到怕怕的。他们相继去世后，看着他们原先居住的黑洞洞房间，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并苦思不得其解，产生强烈的恐惧意识。那时，我经常会扳着手指头计算自己还有多少年可以活？还有几个十几岁可活？跟在妈妈身后走路时，我也会想，妈妈还有多少年可活？虽然，对“死亡”的追问，没有得到确定的、令人安慰的结论，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再也没有这种“死亡”的清晰意识和强烈恐惧。清晰地意识到“死亡”，也许是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1974年下半年，一上高中，我们就积极投身于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批判孔子）。高中时，课程学习不完整。例如，物理课上得很少，有的学期就根本没发过物理教科书；有的学期虽然发过物理教科书，但只有两三页留有阅读痕迹。1975年9月11日，我日记本上写道：
在读高中时，我的班被定位为“农机班”，（有的班级被定位为“红医班”，学做赤脚医生，有时上山采点草药，等等。）以摆弄“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为主业，实际上也没学多少有关“三机一泵”的知识技术，只是有时会到农村把电动机、柴油机拆开，上点机油，到尚未投入使用的义乌飞机场的跑道上以“飞快”的速度开过一次手扶拖拉机。
从小学时代开始，我就觉得自己的记忆能力和表演能力不是很强。背诵《乘法口诀表》时，背了几遍，也觉得印象不深刻，后来不知怎么会背了，也搞不清楚。小学时，我参加过学校文艺宣传队，参加过节目排练，也曾有一两次上台表演。大约找不到感觉，自己就从文宣队溜号了。好在当时的学校，不太需要精细的记忆，也不需要拚命的学习竞争。
在整个中小学十年里，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没有一天为读书烦恼过。恢复高考时，我第一次知道参加考试前还需要“复习”。而且，在高中毕业照中，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似乎有个别同学存在轻度近视，但平时不戴眼镜）。
高中毕业照，有人注意到，没人戴眼镜
读高中时，我的求知欲比较旺盛。我看过科普读物《宇宙的秘秘》，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宇宙”怎么会是这样？！地球以及人类太渺小了！我背过汉语成语小词典，爱看语文书和《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能完整背诵毛主席诗词。在高中时写的日记本上，我摘记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的小知识。我小姨夫的《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书（上下册），成为我了解世界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也爱看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义乌县邮电局门口有一阅报栏，处在我母亲工厂（我们基本在我母亲工厂的食堂里吃饭）与我家的中间，我每天路过，几乎都要停下脚步认真阅读，有时天色黑下来也不觉得。
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会写一些五个字一句的所谓“诗歌”，主要用来歌颂“革命大好形势”和批判“阶级敌人”。读初中时，我在语文作业本上写了一首诗，七个字一句，共四句。作业交上去之后，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权正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指着这首诗，问我这个词（我记得有个词是“畴昔”）是什么意思，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一作了解答。听了我的解答之后，张老师和同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相视一笑说：“看来是他自己写的。”
高中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又写了比较多的“诗歌”，直骂儒家学者是“儒冠狗”（尽管我对儒家的思想学说一无所知）。其中有一首写得比较长的“诗歌”，还由同班的一位同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朗诵（因我的普通话不够好）。高中钱雅芬老师曾称我为“小诗人”，高中语文黄继善老师对我的想象力曾表达佩服，也曾有个别女同学曾请我帮她修改诗歌。
我不知唐诗宋词为何物，只是偶然读过一本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书中大约表扬李白，批判“地主阶级诗人”杜甫。有一次，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到黄继善老师的房间去。黄老师不在房间，我俩无意中发现黄老师收藏的文革前《诗刊》，匆匆看了几行，就像发现新大陆，觉得其中一些诗歌妙不可言。
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干过一些零活。从9月1日开始，我到父亲所在的国营义乌副食品厂做临时工。干一工活，可得八毛钱的报酬。在忙碌的季节，一天可以完成三班的活，干到夜里一两点钟，可以得到二元四毛钱的报酬，对家庭生活不无小补。因为做临时工有一种“临时”、得过且过、为赚钱而赚钱的感觉，我找不到人生的归属感、灵魂的安顿处，同时心里深处也很想了解农村社会的生活，18虚岁的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提早一年跟批下乡插队务农。母亲带着我去找稠城镇领导提出要求。我的要求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顺利得到实现。1976年11月25日，我在日记本写道：
1976年11月26日，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带着迷茫又好奇、恐惧而兴奋的心情，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视野，到离县城约15华里的义乌县江湾公社官塘下大队下乡插队。
我的父亲龚关球（1923-2000），4岁时就没了我的奶奶，14岁时没了我的爷爷，从小给地主家当长工，在解放前就已是一个工人。来自农村的母亲金珠钗（1933-2017），嫁给父亲后，到杭州当过奶妈，后来学会了裁缝，于1955年参加被服合作社的工作。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中国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据父母亲说，那时经常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不过，我自己不可能具有这几年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父亲工龄较长，工资比母亲高一些。每个月发工资后，父亲留足自己个人的吃饭钱和烟酒钱，把其余部分交给母亲，由母亲统筹安排全家生活。全家人基本上能吃饱，但有所短缺。父母亲上班工作时间，我们兄弟姐妹一般在母亲工厂食堂里就餐。在上一顿饭结束后，凭饭票到食堂里买一定数量（一般用大小不一的竹桶来衡量）的米，把米放进钢精盒里淘洗后，放到蒸笼里蒸。开饭时，凭菜票到食堂购买烹调好的熟菜（根据类别和数量定价，一般蔬菜是五分钱一碟，也可以用三分钱买半碟，荤菜要贵一些），再到蒸笼里拿出饭盒，各自就餐。
为节约粮食，母亲经常蒸一大钢精锅粥作为全家（父亲在自己工厂食堂里就餐）的早餐。我们在中餐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饥肠辘辘，饿得肚子发烫。有时，我们姐弟三个也会被安排到父亲工厂食堂里就餐。父亲工厂的食堂，饭是放蒸笼里蒸的。每人一天三餐的菜价是统一固定的，约一毛一分钱。我们都喜欢到父亲厂里吃饭，因为中午的菜一般有豆腐干之类的菜，并往往夹有几颗肉丝。
小时候，家里经济比较拮据，我们经常要干较多的零活或杂活，以赚些收入弥补生计。我经常到街上和火车站，捡拾人们吃甘蔗时扔在地上的甘蔗皮或甘蔗渣，半天可以捡满一大箩筐。捡回家后，晒干，用来烧饭。我们还会到街上捡拾人们吃梅子后吐出来的梅核。把梅核敲开后，取出梅仁，可以拿去卖。我们小时候最经常干的零活有：纺麻（用脚踏纺车纺麻绳），择毛（分捡猪毛，把原来混杂在一起的猪毛，用镊子一根根地把黑白毛分开），锉胶木（锉平胶木制品的粗糙边缘，胶木制品由母亲所在的“义乌胶木厂”生产），包糖（用糖纸包裹水果糖，父亲在“义乌副食品厂”工作，水果糖是该厂的一种产品），割草砍荆棘（晒干作为燃料）……
小时候，干这些零活，还是很不情愿的（也许，我姐姐是个例外。我父母亲说姐姐从8岁开始主动上街捡梅核，从小就嚷嚷着要到父亲厂里去包糖）。但是，干这些零活一般不影响我们学习。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说要做作业，或去学校晚自修（说来令人惭愧，有时我们兄弟只不过想逃避干活或出门玩玩），妈妈就会马上叫我们放下手中的活去“学习”，而她自己却一个人在煤油灯下默默地干活。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在儿童做大量工作的社会中，儿童往往更关心他人，更愿给别人以帮助和支持，更会约束自己，更具耐心；在孩子不干什么工作的社会里，儿童更多想到自己需要而不是他人需要，更倾向于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和关注，更乐于支配别人，更具侵犯性。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学过裁缝的母亲亲手做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几条内裤还是由母亲用棉布制作的）。这些衣服谈不上“时尚”，但倒也符合当时“艰苦朴素”的社会风气。读高中时，在夏天，我经常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赤着双足，去著名的“义乌中学”（当时毫无“名校”的感觉）上学。
父母亲从来不给我们零花钱。在父母的枕头边或枕头下，我偶尔会翻到几分钱，据为己有。从小不爱读书的哥哥，小学没毕业就逃学，辍学。后来学剃头，拎着一个剃头箱到周围农村转悠，剃一个头可赚八分钱。有时候到街上或电影院，哥哥会买点零食给我们吃，然后吩咐道：“不要对爸爸妈妈讲。”十四岁时，哥哥就去工厂当学徒，住到工厂里。他有时会给我们几分甚至几毛零花钱。我们如获至宝。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北门街上的“义乌饭店”，用五分钱买了一个比较大的肉包子，边走边吃，吃得真个香味扑鼻哟，至今记忆犹新。
小时候，家庭经济拮据，平时鱼肉等荤菜很少。而且，在冬天来临之前，家家户户都要腌菜。我家每年要腌一大水缸的菜，冬天里经常要吃咸菜、咸萝卜。下雨天时，我们左邻右舍的孩子们经常到稻田田埂的缺口处，用网兜抓鱼，有时能抓几条改善一下生活。我也去钓过鱼，第一次钓了两三条。后来，再也没有钓到鱼，就没有坚持下去。也曾经用两根竿子绑着一张小网，逐个到池塘边上去捕鱼，收益极少，也没坚持下去。父亲还曾经培养我们钓鳖。把猪肝切成一片片，晒干，用带线的针穿起来，扔进池塘，等待鳖来咬食。第一次钓到两只鳖。本来，还有一只鳖已经钓上岸，我用手去抓时，被它咬了一口后跑了。父亲蒸熟后，美餐了一顿，我们兄弟没有尝到味道。后来，再也没有钓到鳖，又没坚持下去。每天要喝两顿酒的父亲（酒量不太大），一心要把我们兄弟俩（我和弟弟）培养成捕鱼能手，可以丰富他的下酒菜。可惜，我们兄弟朽木不可雕，难以成为这方面的人才。
在夏天时，我们每天都洗澡。家里没有浴室。有时，在母亲工厂的浴室里用自来水冲洗，但一般都在县城周围的池塘里洗澡。一边洗澡，一边极其畅快地游泳，不亦乐乎？！我的游泳，也是自学成才。没有大人教我们兄弟学过游泳。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下池塘游过泳。开始时，我们和邻居的几个小伙伴，到池塘边上，回想一番大人的游泳姿势后，就勇敢地跳进池塘，挣扎着向不远处的岸边游去。游不到岸，沉下去，世界上就会少掉一条小生命。那时候，大人忙，小孩子多，安全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有一天，在绣湖边可以站立的浅水区，我不断比划着手脚，突然，身体能够浮起来了。高兴啊！就这样，我学会了游泳。夏天过后，天气转冷，就不再能够到池塘里去洗澡兼游泳了。工厂浴室里没有热水供应。有热水的浴室，需要用钱买票。我们一般是过年前洗一次澡。接着，就等到次年夏天再洗澡了。有一次，我在池塘里洗澡时，听到一个农民在说：“我们农民别无他求，只要在每年维持生活之余，能让谷仓多一点存粮就可以了。”
文革时代的县城，文化生活极其简单枯燥。小时候，很少有戏可看。看电影已经属于“奢侈生活”。翻来覆去地看八个革命样板戏的电影，也可勉强充饥解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战斗片已是美味佳肴，朝鲜的《卖花姑娘》等更是盛况空前，估计不会亚于今天的港星演唱会。看电影前，常常要激动好一阵子，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看完电影，入睡前往往要回味好几遍。在我儿童时期，电影院几乎成了文化生活的唯一“圣地”。有一次，我特地走到电影院的银幕后面，想看看银幕上的千军万马是如何来的。大约到我读高中时，绣湖边上的县总工会大门口，晚上会放一个较小的黑白电视机，经常有一群人围着看。江青在周总理告别仪式上毫无悲痛的表情，就是在那里看到的。
读中学时期，父亲买了一把简单的二胡。他会拉几首简单的曲子，让我跟着他学。我学了一下，也能依样画葫芦地拉一两首简单的曲子。高中时，还买过口琴，尝试着吹，下乡时还带在身边。由于没有专业人员指点，不得其法，不管是二胡还是口琴，最后都只能浅尝即止。
父母亲从小没念过书，对待儿女们比较粗暴。父亲为人深沉，轻易不打我们，打起来沉重无比。有一次，大约五、六岁时，我从父亲厂里端着一碗菜回家，不小心在厂门口不远处把菜倾倒在地。我父亲就狠狠地、劈头盖脸地揍我，打得我不敢回家，到外婆家躲了好几天，直到母亲（记忆中，额上緾着一块毛巾，似乎正在坐月子，弟弟比我小四岁）把我叫回家，训了几句，才算完事。我母亲，脾气比较暴躁。后来，她对我们说：她下班回家，面对四个子女，不知道要从哪个开始打？！
有一次，母亲厂里同事向她告状说我的不是。母亲大怒，拿起扫帚柄就朝我扫过来，一下扫到我的两只脚的脚踝骨上。我当时瘫坐在地上，两只脚动弹不得。后来到外婆家，把两只脚浸在一只痰盂的小便中（据说可以活血），浸了好几天，才慢慢可以行走。
有一次，我大约十岁左右，哥哥给我理发。因为理得太短了，我哭了。母亲拿起一根手腕粗的木柴棍，立即就朝我头上一棒打来。我脑袋上马上就出现一个大血泡。还有一次，居住地旁边的生产队付给我家每月两元的肥料费（我家把粪便倒在该生产队的粪坑里）。我收了钱以后，放在短裤后面的口袋里，不慎丢了。两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额的钱。我内心充满恐惧，不敢向母亲说，自己偷偷哭了好几回。最后，自然无法瞒过母亲，少不了一顿暴打。
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无一幸免于父母的家暴行为。我姐姐因为脾气比较刚烈，母亲打骂时会顶嘴，母亲打得更狠。母亲有时会抓住姐姐的头，狠狠地往墙壁上撞。现在，想想都后怕。母亲也曾经对我说，我不太会讨饶，所以也就多些挨打。
我在母亲去世后写的《再见，妈妈》一文中，在热烈歌颂母亲丰功伟绩的同时，在对母亲的辛勤养育感恩戴德的同时，在为尊者讳的同时，在结尾处还是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母亲金珠钗（1933-2017）
当时，打孩子，是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读初中时，我们同学们聊天时，感觉父母亲们都突然变得温和了，不太打孩子了。这大约与孩子们已经长大到一定程度有关。兄弟姐妹之间，也经常要争吵打架，一般是年纪大的欺负年纪轻的，力气大的欺负力气小的。哥哥欺负姐姐，姐姐欺负我，我欺负弟弟（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向弟弟龚小庆忏悔，另外，因为我叫了“国庆”，他只能叫“小庆”，也让我觉得对不起他）。当时，在小学和初中的班级里，老师经常体罚学生，而在同学当中也是拳头硬者为王。
在小学时，原来有一个拳头硬的甲同学，称霸了几年。后来，被一个乙同学打败了，于是，乙同学就称霸了。可是，乙同学的霸主位置没坐暖和，几个月后又被丙同学打败了。于是，丙同学又称霸了几年。其实，打架的次数并不多。通过一次关键的较量后，位次重新排列，就可以稳定一段时期，直到下一个挑战者出现。
初中时，我班基本上由一个同学称霸。这几个称霸的同学，相当于猴群中的猴王，一般都是农家子弟。所说，我曾经说，小学和初中是拳头硬者为王的“野蛮时代”；到高中时期，才进入读书厉害者比较受尊敬的“文明时代”，不再出现打架争霸的事件。
读小学时，县城里主要有两所学校，一所叫“城阳区校”，一所叫“稠城镇校”。尽管学校为适应社会政治形势而不断改名，如“城阳区校”曾改称为“稠城工农五·七第一校”，但我们一直称它们为“区校”和“镇校”。等我们上初中时，这两所学校都增设初中部，继续在其中读书。两所学校的孩子碰在一起，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对骂“镇校狗”与“区校狗”。
那时的小孩子，玩耍的项目并不少，比如跳绳，滚陀螺，滚铁环，做泥枪，火药枪，收集香烟壳，滑小石板赢三角纸，等等。许多玩的项目的内容，可以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地浮现，但已想不起这些项目的名称。
小学时，我们经常在课间及其他时间玩乒乓球。经常一下课，就去抢占教室外面的乒乓球桌。大约三年级时，我扑身去抢乒乓球桌时，不幸把插在上衣腰间口袋里哥哥送的一支钢笔折断了，非常心疼，一个人坐在球桌上直发愣。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经常玩单双杠、跳高、跳远。高中时，在早晨，我经常到侯运智同学的家所在的山坡下面，去叫唤他，然后一起沿着铁路跑步。
那时候，我从未见过足球。读小学时，听一个同学说，他的一个叔叔有一双足球鞋，觉得很厉害。我也没见过钢琴。高中时，听说隔壁班里一个同学家里有钢琴，也觉得很厉害。
读幼儿园时，男女同学之间没有什么界限，言谈举止似乎没有什么忌讳，身体接触也比较频繁。刚读小学时，个别男同学，大约因男性荷尔蒙（激素）分泌过多，谈到“男女事宜”时兴趣特别浓厚，并经常对女同学有攻击性行为。总体而言，我读中小学时的文革时代，男女生之间交流比较少。小学时，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老师经常安排男女生坐在同一张课桌。男生经常在课桌中间划条线，不许女生越过。女生不小心越过，男生往往会用肘部顶女生。但是，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男女交往的需求仍然不可阻挡。大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我班十多个男女同学，以排演文艺节目的名义，几乎天天晚上到同学所在的生产队的晒场上玩耍，包括经常一起互相拥挤着躲猫猫。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到表哥工作的农场去干临时工，干一天活挣八毛钱。表哥工作的农场，离县城大约三十里地。表哥当时二十岁，大我四岁，是对“男女事宜”兴趣特别浓厚的青年，属于一见到女人就口水直流、全身骨头发酥的男人。在农场干活时，他不时点拨我几句。在农场干活结束返回县城时，我坐在表哥自行车的后架上。表哥鼓动我，读高中时可以去谈谈恋爱。虽然受到表哥那种“女人特别美好”的情绪的感染甚至启蒙，但当时的我，身体似乎都还没发育，个子矮小（大约1.52米），再加上生计前程尚属渺茫，表哥的鼓动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
高中第一学期报告单，天天坚持长跑，16岁的我，身高1.53米
文革时代县城中的成人世界，似乎很疯狂。文革结束后，有人在文章中说，文革时期实行禁欲主义和愚昧主义的统治。我到今天仍然很认同这种说法。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往往不是寡妇，就是鳏夫，而且没有一个男女接吻的镜头。我的十分零碎的“男女之间”的知识，主要来自出身农民家庭的同学的“下流活”，以及民间流传的小说（包括“革命小说”）里的一些描述。
在文革初期，工厂里的大人们，经常在深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有段时间，到新华书店买毛主席画像，不能说“买”，只能说“请”。有段时间，听到传说，说毛主席和林彪都可以活到120岁。我感到很惊诧，不是因为他俩可以活到120岁，而是因为他俩居然会死，只能活到120岁。
我看到，早上上学时，一些小学老师经常要向学校礼堂上毛主席画像弯腰低头认罪，而不懂事的小学生（好像也包括我）伸手把自己的整个身子挂在老师的脖子上，感觉很好玩。我看到，黄昏放学时，一队小学老师敲着碗盆等物件，作为“牛鬼蛇神”，到街上游走一圈；我看到，妈妈工厂里的几个年轻工人，把事先做好的写着“打倒×××”的高帽子藏在身后，走到某个同事身边，突然把“高帽子”戴到他头上，然后高喊“打到×××”，那个同事就瞬间变成了“反革命”或“阶级敌人”。我看到，满大街贴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语录，但自己以及许多小伙伴却整天饥肠辘辘，以填饱肚子为人生一大快事。我听到，爸爸、妈妈在家里私下言论，工厂中某某人入党是为了满足私欲，工厂中某某掌权的“造反派”是如何谋取私利，甚至根据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悄悄议论高层政治人物。我听到，爸爸向外婆诉说，对平时干活极卖力、性格较刚烈的妈妈可能会被工厂里其他人揪斗而可能自杀的担心……
有一次，我看到外婆、妈妈、舅舅等家里大人关着门在家里商量，万一瓷质的伟人像章不小心掉到地上破碎了怎么办？大人们的共识是：把碎片敲成粉尘以毁灭“罪证”。
还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的走廊上，一边又一边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突然，经常在一起玩的一个长我几岁的伙伴走过来，对我说：你刚才喊的不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而是“刘少奇万岁！万万岁！”我一时蒙了，也不知道我刚才喊的到底是什么。当天，这个小哥们向他父亲作了汇报，而他父亲又极有责任感地告诉了我下班回家的父母。于是，我父母就严厉地叫我跪在家里毛主席像面前低头认罪（也可能是保护我的一种方式）。我就屈辱地在跪在毛主席像前面痛哭流涕。后来，我与一个小伙伴发生争执，他突然来了一句：“你是反革命！”我顿时语塞，心中突然产生一阵伴着痉挛的刺痛……
我感受到，文革时代许多公开宣讲的说法远离生活常识，否定生理或心理的基本合理需求，经常高喊“大公无私”而否定个人合法利益或合法权利，违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不顾百姓实际生活感受而空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口号的时代，是一个只讲“阶级性”而否定“人性”（所以，戴厚英《人啊，人！》一书在1980年11月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人人（包括不慎污损伟人画像的儿童）随时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封闭（经过高度筛选的《参考消息》成为我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最基本途径，据说高级领导干部有“大参考”可供阅读）、夜郎自大（觉得我国最“先进”，并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时代……
文革时代，官方媒体里天天宣传“伟大、光荣、正确的领导”，宣传“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小道消息”盛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往往半真半假。
有一点可以确定地看到，到1975至1976年，官方（据说是“四人帮”）发动的“批邓”（批判邓小平）运动，已经很难真正批起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邓小平说的许多话是对的。
县城，是一个城乡交会，工农交融的场域。
在县城长大的男孩，似乎没有都市长大的男孩的高大上，没有都市人的开阔视野、见多识广和高谈阔论；也没有农村的深实绿，没有农村男孩的顽强实在，没有农村人的丰富多彩的原始生命力。县城长大的男孩，也许会视野不够开阔，不够雄心壮志或野心勃勃，容易小富即安。
但是，我感觉，县城长大的男孩，也可能拥有的一些优势，比如，比较健全踏实，不容易走极端。
作为县城的男孩，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父母没进入学校念过书，成长于文革时代，小学连拼音都没有学过，没有规范、系统地学过、学好一样东西，也一直痛感缺乏一个有文化的长者经常在身边指点迷津，我拥有一个充满残缺感的童年或未成年。
我似乎很不幸。一直以来，我很痛恨、也很抱怨那个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年代。
但是，已届“耳顺”之年的我，似乎又有了一种新的视角。较之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的父母，较之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我已经算是一个幸运儿。
较之现在拥有“虎妈”、天天睡眠严重不足的孩子们，我可能也算是一个幸运儿。
我们小时候，需要吃三碗饭（当年，父亲吩咐食堂里的叔叔只能给我弟弟量一小罐的米用来蒸饭，而我弟弟有时会死皮赖脸地要求量一大罐的米）而只能吃到一碗饭。反观现在的有些孩子，只能吃一碗饭而被强迫要求吃三碗饭。有时，我在想，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具有饥饿感（因而饥肠辘辘）的孩子与具有撑死感（因而得厌食症）的孩子，哪个更痛苦？哪个更幸福？我似乎说不出来。另外，一路有人指点迷津、一路有人搭桥铺路、一路有人撑伞挡雨的孩子，与一路自己探索、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栉风沐雨的孩子，哪个会在人生路上走得更好更远？我也似乎说不出来。
再换个角度来看，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完善的或完美的。人生的残缺，包括童年的残缺，人生具有残缺感，是相当正常的，是相当普遍的。
于是，我们必须回到我父亲曾经讲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一个人一辈子只要有一样（手艺）好就行。”裁缝做得好，字写得好，二胡拉得好，木匠做得好，书读得好，球打得好，等等，都不会饿死。确实，一个人有一样好的手艺或才艺，就可以在社会上谋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展开思想，如果一个人走路比所有人都快，跑步比所有人都快，跳得比所有都高、都远……有一样了，就行。嘿嘿……
在课堂上，我曾经对学生说：“我知道，在座的你们，在许多方面都比我强。有的人，写字比我好。有的人，唱歌比我好。有的人，弹钢琴比我好。有的人，文采比我好。有的人烧菜比我好。有的人，在某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比我多，比我丰富。我只不过比你们多读了几本书，特别是多读了几本历史书。”
我在未成年时，由于爱读书，爱看报纸，爱听广播，让视野越来越多地超越个人直接经验的范围，成全了我的大学梦。读大学后，由于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学习历史专业知识以及一般文化知识，成全了我的大学教师梦。童年的残缺，知识经验的残缺，似乎不是太重要。最最重要的，是一技之长。因为我多读了几本书，特别是多读了几本历史书，那些在很多方面比我好、比我强的学生，只能乖乖地、俯首帖耳地听我讲课。
但是，“一样好”，似乎还不足以保证一个人在漫长一生中过上可持续的幸福生活，一生中保持可持续的和谐关系和可持续的幸福感觉。于是，又回到我在《最懂“文化”的妈妈》所概括的浓缩母亲一生言传身教的三句话：劳动为本，大气做人，珍惜文化。我在该文的最后部分写道：
我要大声对所有身边的人和远方的人说：快乐、美好、幸福的生活，来自辛勤的劳动，来自大气的做人，来自知识文化的不断丰富。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我的父母亲，以普通劳动者特有的生命直觉、聪明才智、勤劳本分、朴素大气，给了我最基本、最健全完整的教育，给予我至纯、至广、至深、至远的影响。
1979年，三姐弟在共同的母校义乌中学合影，姐姐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本科生，弟弟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本科生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通过回忆童年，我可以更清楚地分析我的性格特征：
一是犟。我性格倔强，认准的事，就会认真去做，做不成，也不后悔。
二是顶真。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尽量做到言行一致。当年评讲师时，因申报表中填报的课时量不足（当时历史系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为提高科研能力，三年内不被要求担任教学任务，评职称时似乎也没有职能部门审核教学工作量），比绝大多数同时进校的同事要晚一年评上讲师。我没后悔。曾担任人文学院历史系代理系主任一年的我，后来因为痛恨当时管理系统不珍惜下属的宝贵时间，就拒绝担任正式的系主任。我很庆幸。我也许做不到100%的诚实，但保证能做到95%以上的诚实。我珍惜自己，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三是身上没有油气。我的欲望不多，生活要求简单，不太喜欢热闹，不喜欢蜂涌而上地做事，不喜欢在人人热衷的情形下争抢。我不喜欢吹牛，也不喜欢吹牛的人。当年，我姐姐的一个同学想在我和她妹妹之间牵线，在写给我姐姐的信中称赞了我的一些优点，其中一句话，我很受用，说我“身上没有油气”。当时，我已和池萍坠入爱河。
我曾荣幸地担任过班主任的浙师大历史专业1982级同学莫建来（现为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几年前在班级同学微信群里曾经说过：“龚老师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当时，我虽也看过《阿甘正传》，但对其中的情形已经基本淡忘，对莫建来的说法也就没有特别在意。2020年2月19日晚，在抗击“疫情”和撰写本文的关键时刻，我再次看了《阿甘正传》，心中有所触动。次日，我就在微信中询问莫建来：“你以前为什么说我有点像阿甘？”莫建来答复我说：“是从心无杂念、做事情执着方面说的。”接着，他又给我发了这么一段话：
龚老师，我也是之前看《阿甘正传》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您身上有阿甘的影子。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阿甘和您身上共有的特质，我觉得“真”是最贴切的。当然“真”也是多面的，一是纯真，心地纯正善良，心无杂念，就是孔子说的“思无邪”，老子说的“如婴儿之未孩”；二是率真，待人接物直率真诚，不玩虚情假意、迂回曲折那一套；三是较真，对认准的事情有心无旁骛、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劲头。这些特质在一些老于世故的“智叟”们看来，似乎有些憨气甚至傻气，但这恰恰是当下社会最最缺乏的人性的光辉面。我想，《阿甘正传》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就是因为它弘扬了阿甘这一“傻子”身上的人性光辉。这是我的一点感想，不当处尚祈切勿介意。
作为曾经的学生，莫建来对我评价，肯定具有溢美的成分。我没有莫建来说得那么纯粹，那么好。但我能够认可他说的基本意思。
我发表的《用质真涤荡文明——论龚自珍“童心”的意蕴和意义》，载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编《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家庭教育是大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人生整个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弗洛伊德曾提出，儿童期经验是成人个性区别的根本来源。
我发表的《“心力”“学术”与“天地国家”——论龚自珍的人才思想》，载《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我写本文，具有多样的动机：为了“述往事”，通过追述自己的往事，展示当时社会历史生活的一斑，更为了“思来者”，通过分析自己的往事，想给后人留下一些人生的经验教训，并鼓励后人通过认清自己的童年，点亮自己的美好一生。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神州大地上出现商品经济发展的澎湃大潮。许多体制内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纷纷走出体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下海经商。当时的我，也颇为心动。1994年暑假，有朋友帮我联系好厦门一家很大的电子公司（在厦门最早的开发区里），去担任该公司老总的助手。在商品世界大潮的诱惑下，我感到相当迷惘，也很想换条轨道生活。但是，要完全离开自己已经奋斗了十多年的历史专业，还真有点舍不得。当时，在一段时间里，我“上穷碧落下黄泉”，极为认真、带点苦闷地思索：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什么是人生的幸福？最后，由于两句话的影响，自己终于在大学的历史专业中坚持了下来。这两句话中的一句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实现童年的幻想”（弗洛伊德语）。它使我坚信，只要自己所作的选择符合自己的从小愿望（在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学术文化三种人生的基本追求目标中，我觉得自己从小最感兴趣的是学术文化）就是正确的。（我要声明一下：在这里，我所说的物质财富、政治权力、学术文化这三种人生的基本追求目标，并没有高下贵贱之分。社会生活，需要物质财富，需要好的企业家；需要政治权力，需要好的政治家；需要学术文化，需要好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于是，从小喜欢读书而不喜欢应酬的我，选择了坚守以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承为基本使命的职业。
我是一个平凡的高校从业者。由于我选择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性情，同时对社会生活有所贡献，所以在总体效果上，我的生活是幸福美好的。
祝天下苍生安康！
2020年2月22日16点
定稿于婺城丽泽花园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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