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龚国庆，笔名龚郭清，浙江义乌人，1959年9月生，1976年下乡插队，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和《戊戌变法运动透视》。2017年9月获浙江省“师德标兵”称号。
作者按：对于每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大学是一生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我的大学生活自然有其特殊之处，有其值得特别回忆、回味的地方。
1959年9月，我出生在义乌县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从小生长在农村，因为贫穷，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的文化教育。
我从小其貌不扬，而且显得比较笨拙。7岁时，妈妈似乎担心我考不上小学，让我上了一年幼儿园。。据说，当时上小学前，往往要参加面谈，老师会问一些诸如“绳子粗还是线粗？”“凳子高还是桌子高？”之类的问题。
1961年，外公外婆及全家福，后排左二是母亲及我，左三是父亲
8岁时，我顺利上了小学。那年，正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整天呐喊“以阶级斗争为纲”，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并流行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在文革时期，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第一课往往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已记不得我的教材是否也是这样。我的小学念了五年半，初中念了两年半，高中念了两年。1976年，我高中毕业。
1966年9月至1976年7月，我的中小学正好赶上“十年浩劫”。在这十年中，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没有一天为读书烦恼过。恢复高考时，我第一次知道参加考试前还需要“复习”。中小学时，大家都是“裸考”，我以及同学们从来不知“复习”一词为何物。而且，在高中毕业照中，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似乎有个别同学存在轻度近视，但平时不戴眼镜）。
文革十年，不仅让我生活在文化沙漠里，家里原有的几本连环画或小人书也因父母的恐惧而自行烧掉了，小学里没学过拼音，从小极难接触到古今中外的名著（古代是“封建文化”，西方是“资本主义文化”，苏联、东欧是“修正主义文化”，基本上是毒草），基本没有读过唐诗宋词，没有听说过《古文观止》，没有系统学过识别乐谱（我到现在还是乐盲），等等，还让我目睹了社会政治动乱以及人性中的阴暗面。
我看到，早上上学时，一些小学老师经常要向学校礼堂上毛主席画像弯腰低头认罪，而不懂事的小学生（好像也包括我）伸手把自己的整个身子挂在老师的脖子上，感觉很好玩。我看到，妈妈工厂里的几个年轻工人，把事先做好的写着“打倒×××”的高帽子藏在身后，走到某个同事身边，突然把“高帽子”戴到他头上，然后高喊“打到×××”，那个同事就瞬间变成了“反革命”或“阶级敌人”。我看到，满大街贴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语录，但自己以及许多小伙伴却整天饥肠辘辘，以填饱肚子为人生一大快事。我听到，爸爸、妈妈在家里私下言论，工厂中某某人入党是为了满足私欲，工厂中某某掌权的“造反派”是如何谋取私利，甚至根据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悄悄议论高层政治人物。我听到，爸爸向外婆诉说，对平时干活极卖力、性格较刚烈的妈妈可能会被工厂里其他人揪斗而可能自杀的担心……
有一次，我看到外婆、妈妈、舅舅等家里大人关着门在家里商量，万一瓷质的伟人像章不小心掉到地上破碎了怎么办？大人们的共识是：把碎片敲成粉尘以毁灭“罪证”。
还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的走廊上，一边又一边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突然，经常在一起玩的一个长我几岁的伙伴走过来，对我说：你刚才喊的不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而是“刘少奇万岁！万万岁！……”我一时蒙了，也不知道我刚才喊的到底是什么。当天，这个小哥们向他父亲作了汇报，而他父亲又极有责任感地告诉了我下班回家的父母。于是，我父母就严厉地叫我跪在家里毛主席像面前低头认罪（也可能是保护我的一种方式）。我就屈辱地在跪在毛主席像前面痛哭流涕。后来，我与一个小伙伴发生争执，他突然来了一句：“你是反革命！”我顿时语塞，心中突然产生一阵伴着痉挛的刺痛……
我感受到，文革时代盛行禁欲主义和愚昧主义，许多公开宣讲的说法远离生活常识，否定身体或心理基本合理需求，经常高喊“大公无私”而否定个人合法利益或合法权利，违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不顾百姓实际生活感受而空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口号的时代，是一个只讲“阶级性”而否定“人性”（所以，戴厚英《人啊，人！》一书在1980年11月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人人（包括不慎污损伟人画像的儿童）随时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封闭（经过高度筛选的《参考消息》成为我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最基本途径，据说高级领导干部有“大参考”可供阅读）、夜郎自大（觉得我国最“先进”，并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时代……
高中毕业后，我又经历了一年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我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一天晚上，我经过生产队副队长的家门口，听到房间里面传出副队长肚子疼痛呻吟的声音（那时农民生病，能忍熬过去就硬是忍熬）。我也亲眼目睹人民公社生产队的个别年轻队员是如何出工不出力，硬生生地蹲在地里不干活，熬到收工时间到来。
1978年3月6日到杭州大学报到后，我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上大学的第一级大学生，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中的一员。
同学合影
感觉在文化沙漠里长大的我，四年如一日，在大学中如饥似渴、争分夺秒、独立自主地阅读任何能够满足好奇心、增长知识、能够帮助理解现实并展望未来的书，绝对不限于历史专业书。大学期间，自己阅读过当时发表的影响较大的几乎所有中短篇小说（文学是当时许多人了解和理解现实生活的最敏锐触角），曾经购买并阅读过《中学生物复习资料》（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编，测绘出版社1981年版，为了弥补中学时学习生物学知识的不足）《二000年前后的世界》（苏联阿·高尔鲍夫斯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今日电子学》（冯秉铨著，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等等。当时，年轻的我，痛感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足，并感觉这些不足一定具有其历史文化根源，又从小对传统文化接触极少，受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所谓“封建文化”）的思潮影响，于是一心要向西方学习。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对中国大陆学者写作的明显留有“阶级斗争为纲”或其他传统教条痕迹的论文，不太爱读，甚至比较反感。我读得最多的杂志是《国外社会科学》。有一段时间，每一期《国外社会科学》我都看，每一篇论文都进行仔细阅读并认真作笔记。1981年9月，我花两元两毛五分钱（我当时一个月生活费约十几元）买了一本刘放桐等人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共722页）。我记得，有一次，自己单独一个人坐在刚建造完工的化学楼的一个阶梯大教室里，阅读这本《现代西方哲学》，感到很享受（尽管对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和隔岸观花的局限性仍存在一定不满），很陶醉。
我在杭州大学校园，似乎正在读书
像所有大学的历史系，专业必修课一般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大学生活进入专业课的选修阶段后，凡是世界史的选修课（《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英国史》《基督教史》等），我一律选；凡是中国史的选修课，我一律不选。开始听讲专业选修课之后，有的世界史课程讲授情况并不理想，觉得收益不够大，而听其他同学说，黄时鉴老师开设的《元史》讲得很好，徐规老师开设的《宋史》有很深入的地方，自己也颇有些后悔选课时“一心向西”的决绝，但已无可奈何。当时，自己对“美国”也没有多少了解。自己开始对美国有一点了解，是从大学时阅读四卷本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开始的。该书是美国作者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描绘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光荣与梦想》一书展示的美国当代历史生活的丰富多样，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大学，听课不完全是为了考试。第六学期，《法国史》任课老师说，古代部分不作考试要求。但为了求知，我还是认真复习了法国古代史部分的内容。说起考试，我在很长时期内不懂课堂笔记对复习考试、拿到好成绩的重要性。开始听课时，我努力跟着老师的讲课思路，努力在现场加以理解，不太记笔记，复习时就自己从教科书中去归纳知识重点。对复习考试来说，这样做，效率低，效果差，很难拿到好成绩。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课堂上记笔记对复习考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的记忆力，不属于上流，每次考试都觉得很累。有一次，我甚至想，为什么要来辛辛苦苦地读大学？为什么不在老家安安稳稳地当工人？在大学期间，我爱看电影，而且，凡是译制片一律看。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可能出国直接看世界，了解西方，只能通过银幕曲折地直观了解国境之外的世界。黄龙洞附近的浙江艺术学校有一个电影院，杭大中文系所在的文二街有一个露天电影院，离杭州大学本部比较近，经常走过去看电影。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先在杭州大厦的电影院看了一部《悲惨世界》（上下集），然后，马上骑自行车以冲锋速度转移到浙江艺校电影院，接着看《萨拉丁》（上下集，埃及故事片），最后看得我都有些眼花缭乱了。那时，外国的译制片还是比较多的，经常有“×国电影周”，也有过“日本电影周”，其中有一部名为《沙器》的日本片，让我流下了眼泪。我还选择阅读了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创作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等等。1981年3月4日，我在杭州古旧书店购买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并在大学毕业前认真完成了通读。我还阅读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等资料性著作。现在，书店或图书馆中有很多关于世界史或西方历史的译书，可供读者尽情饱阅。当年读大学时，周庆治同学有一本《世界史》（好像是由美国中学教科书翻译过来，比较简单），另外还有一本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让我好生羡慕。
1980年11月30日，参观南浔嘉业堂藏书楼，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湖州南浔进行社会调查，生平第一次接触并体会到“江南小镇”的味道
参观绍兴大禹陵，同学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主动选择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师。为了追究西方社会文化“现代化”之历史根源，我主动选择开设《世界中世纪史》课程，后来又开设了《西方史学史》《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大学毕业几年后，《新华文摘》杂志上转载的一篇研究屈原的论文，让我吃惊地发现，中国学者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后来，又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由1940年代英文版翻译过来），我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许多非常精美的思想。我从此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基本负面看法，也开始比较愿意阅读中国当代学者的书籍和论文。1986年我结婚时，包伟民和陈晓燕同学夫妇送给我一套中华书局版的《史记》。我花了两年时间，读了四遍，对古人丰富多样有时甚至酣畅淋漓的生活，对古人生活中的阴晴圆缺，开始有了更多的认识。1991年下半年至1992年上半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访学，开始接触梁启超作品，从事梁启超研究，把学术研究重点转到“中西古今相会、相争、相融”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并相继主讲《戊戌变法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研究》等课程。其实，在大学时代，除了“一心向西方学习”（包括看过许多马恩原著），我还十分热心地了解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当然十分有限），叧外，也认真跟随仓修良先生学了两年半的《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左传选》，也努力利用周末上街逛书店的时机，一边走路一边努力背诵些唐诗宋词，还主要出于想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而读了好些《古文观止》、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共四册的《古代汉语》只读了两册）等古典文选。1980年5月27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仔细认真地看了《古代汉语》中楚辞的那部分，感触极大。我看到一幕悲壮的历史剧。”1981年2月，我利用寒假时间，在家中小阁楼上，就着15W灯泡，完整阅读了《红楼梦》。看后，觉得眼睛好疼。1981年2月2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探讨问题的原则：人类必须既讲求实际，又有理想。目的：给人们指出一条前进的一般道路。”但从总体上看，从主流看，说一心要脱离文化沙漠和奔向精神甘泉的我当时“一心向西方学习”，大致也不错。1978年3月上大学时，我二十虚岁，身高是1.71米。1982年1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我二十四虚岁，身高长到1.78米。其中原因，可能比较复杂。首先，我发育比较晚。我16岁时，身高只有1.52米。18岁我高中毕业时，身高是1.65米。母亲有时发愁，认为我以后找对象会存在困难。其次，读大学时营养条件相对较好。读大学时，我每月可享受十四元五毛的人民助学金。平时最经常吃的菜是青菜加大块肉，可谓荤素齐全，约一毛五分线一份。读大学一二年级时，我的饭量达到人生的峰值，每天一斤半的饭票都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需要，甚至超过以前下乡插队时的饭量。有时，吃了半斤饭后，刚走到食堂门口，觉得自己的胃还不够踏实，于是又回过头去打二三两饭，吃了才觉得比较踏实。看到女同学每顿只打二三两饭，我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学校发给我们的每月27斤粮票，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饭量。供求的缺口，主要由家里填补。有时，女同学也会救济一二。
西子湖畔，同学野餐聚会
最后，可能与我热爱运动有关。每天课外活动时间（约晚饭前一小时），我都会在篮球场上运动约一小时，出一身大汗，然后背着运动时脱下的外衣、毛衣等，和同学们说说笑笑地奔赴食堂吃晚饭，一边大口吃饭，一边大声谈笑。饭毕，又一起回到寝室，无论春夏秋冬，爽爽快快地冲一个冷水澡。然后，又奔赴教室看书。
毕业之前杭大历史系77级篮协合影
大学四年，穿着很简单。我的衣服都是由学过裁缝的母亲亲手制作的，有时也穿父母工厂发放的工人工作衣。一年四季，都穿一双解放鞋。解放鞋
大学四年，除寒暑假之外，平时一般不回家。当时，从杭州到义乌，坐慢车（每个小站停靠的火车）约两块四毛钱，费时约五小时。周日有时要上街逛逛书店，有时坐公交车，有时走路。除日常生活消费外，我的最大消费项目是买书。在大学时，我比较喜欢买书，经常写信回家要钱（后来妈妈曾经对我说，她很怕接到我的信）。有一次我甚至花了二十几元（相当于妈妈当时一个月的2/3工资）买了一部《辞海》缩印本。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妈妈一次在我房间突然提出要让她看一眼“那本很贵的书”。我心里一阵酸热。刚上大学时，语言表达也不流畅。小学里没学过拼音，而且中小学所有老师都用义乌方言进行教学。在我的记忆中，就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是用很不标准的义乌官话进行教学。但同学们对他很不习惯，就给他起不太雅致的绰号。所以，刚到大学时，我要用普通话表达时，经常要想一下，这句话在我看过的小说里是如何表达的（幸亏自己上大学前看过较多小说）。有一次，我到食堂买菜，对炊事员说，要买一份“金瓜”，炊事员听不懂。在义乌方言中，称南瓜为“金瓜”。哈哈。四年下来，随着频繁的口头锻炼和日益丰富的阅读，慢慢地使自己的口头表达越来越流畅。我读大学时，同学之间经常交流人生心得，讨论学术问题，推荐阅读资料。例如，方新德大哥，有一次看了我登在班级黑板报上的一篇文章，颇有欣赏之意。一天晚饭后，他约我一起走路。两人当晚从杭大（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走到西湖边，又从玉泉那边绕回来，畅谈对生活的理解。严建强同学，平时经常向我发表他的思想高论，并经常向我推荐他阅读过并表示欣赏的刚发表的某些中短篇小说。1981年9月14日，我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周庆治同学向我谈了他阅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之后的意见；晚上，寿柏年同学向我谈了他阅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之后的意见。当时，大学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单纯。老师们花费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在教学上。大学学习一开始，毛昭晰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毛老师除了热情洋溢地讲授世界古代史知识之外，还专门在课外抽出时间给我们传授学习方法，包括在读书时如何做阅读符号。我现在读书的阅读符号，基本上是毛老师传授的。丁建弘，是当时一位比较受同学欢迎的世界史老师，时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丁老师给我们年级讲授《世界近代史》。我还选修了他的《德国史》。在课间，同学们会经常围着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是丁老师家的常客，经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也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高论或谬论。丁老师能够认真倾听，并不时予以指教。黄时鉴老师，是国内知名的元史专家，是一位真正的饱学之士。因为“一心向西”，我没有选修黄时鉴老师开设的《元史》。听方新德同学说，黄老师的课讲得很好，很有意思。我有些后悔没有选修。当我路过黄老师上课的教室时，经常看到一大群同学紧紧围绕着黄老师，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次，我忍不住也走进教室旁听一下，听到黄老师说：“做历史学问，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有的可以做资料性的搜集整理，有的可以做宏观研究，各种层次的人才都可以。”那时的大学老师，可能是文革结束以来甚至建国以来最有条件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既没有频繁政治运动的干扰和极左思想教条的过度束缚，又没有眼下频繁报课题、评奖、报销的焦虑。1995年，我们在新昌开同学会，特地邀请黄时鉴老师和师母参加。黄老师对我们说：“给77、78级同学上课，是我一生中从事教学工作感觉最好的时候。虽然我的学术水平无疑在不断提高，但现在的教学感觉没有那时好。”向老师问问题，首先必须自己心中有问题，必须有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有社会生活的疑虑及思考，有不断的读书，有读书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疑虑、困惑或问题。常言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在大学校园里，并不缺乏谈情说爱的男女。刚入大学时，还一度提倡跳集体舞。男女生围成一圈，手牵着手，合着舞曲跳。校园也刚流行跳交谊舞。但是，一般学生参与的不多。在大学时代，我奋勇投身于如饥似渴、争分夺秒的学习，再加上男生比例大大高过女生，女生年龄一般都大于我，被称为“小六子”（同寝室六位同学中我最小，杭大历史系77级70位同学中我也属于最小的五六位）的我，可谓有求偶动机缺合适机会，没有发生浪漫的故事。但是，我不感到遗憾，因为有一位叫池萍的姑娘正在等待命运之神安排成为我的新娘。在大学时代，由于发奋地读书，读万卷书，由于西子湖、杭州城和杭州大学的自然和文化的熏陶，每过一个学期，我都感受到自己身心有着明显的变化。四年下来，真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身边的一些同学，也向我谈到我的身心以及言谈举止（包括走路姿势）的重大变化。我还记得下乡插队时的一件往事。有一天，在我下乡村庄小学里代课的一位老师要到公社去开会，叫我代他上半天课，被我很坚决地拒绝了。我从小就是一个嘴拙、不善言辞的人，怎么可能在教室里说上半天的话？！而在大学快毕业时，我几乎已经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大学读书时，我以为，求知是世界上、生活中最崇高的事。我不愿意回义乌老家，不喜欢频繁的人际应酬，不想掉进人情世故的生活漩涡。于是，我主动选择了位于金华市郊黄土丘陵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从事以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承为基本使命的职业。1981年9月28日，我日记中写道：“包伟民说我在社会上，一定会碰得鼻青眼肿。是吗？……总之，离毕业还有三个月可以学习，还是尽力吧。男子汉当以四海为家，不可拘谨一方，坐井观天。毕业前，应基本具有独立做学问的能力，多掌握工具。”1982年元月23日，我日记中写道：“昨日，乘357次车回家。很平静地离开了学校，并无多少留恋之意。”我对跨出杭大东门口那一刻的心理平静，有点感到意外，但马上表示了理解：“大凡人之常情，在他向往新的生活的时候，并不怎样留恋自己的过去、故居；当他害怕、疑虑新的生活的时候，就会顾念、恋惜自己的故地。”2006年6月18日，我在《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一书的后记中写道：1982年1月22日早晨，当自己背着行囊跨出杭州大学的大门口时，竟意外地发现自己并不留恋母校的校园，心情异常平静。虽说中小学十年从未认真地学习过，从未为读书烦恼过，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复习”（直到考大学时才知道“复习”的含义），但大学四年本科的学习却是争分夺秒，结结实实，毫无荒废。现在终于毕业了，似乎有点龙归大海的感觉，好想施展一下身手啊。回顾大学四年，梦想与探索并行，深感庆幸；纵览大学毕业后三十八年，艰辛与欢乐同在，问心无愧。我在《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后记中曾经发问，今天我还想继续再问一遍：“置身滚滚红尘，注目滔滔江河，我们也许会永远地追问：人生如何才能无悔？”最后，我要特别想感谢父亲龚关球（1923~2000）、母亲金珠钗（1933~2017）的艰辛劳动。他们需要同时供养三个子女上大学，当时姐姐龚惠香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本科，弟弟龚小庆是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本科。
母亲金珠钗与父亲龚关球。浙江师大是姐姐龚惠香、弟弟龚小庆的母校，是我大学毕业后从一而终的职场
（注：2018年8月6日，我曾在“老杭大”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心向西方学习的大学生活》。现在，我改变题目，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丰富补充。）2018年7月21日零点30分
初版定稿于浙师大丽泽花园
2020年1月28日，正月初四
防控疫情关键时刻修订于丽泽花园
作者：龚国庆
在中小学自我感觉相当不错、曾被同学尊称为“龙公”的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多么平凡，甚至愚拙。身边的大学同学，人人优秀，个个卓越，无论是学识修养上，还是社会阅历上，都远远盖过我。我只能经常自惭，不时自愧。在大学四年中，在自己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学习的同时，我享受了敬业爱岗、心无旁鹜的老师们的专业教育，得到了人人优秀、个个卓越的同学们的关心帮助。向老师们的许多次请教，渐开茅塞；与同学们的无数次讨论，大受启发。在大学四年中，我在精神上脱胎换骨的同时，还在篮球场上天天东奔西跑，并在身高上从1.71米长到1.78米，成为全班成长最快的一位。大学毕业后，我主动选择落户于浙江省金华市郊区黄土丘陵上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浙江师范大学）。弹指一挥间，已经三十年了。从一个“不识愁滋味”、捧着篮球一蹦八丈高的“小伙子”，演变成一个双鬓微霜、步履庄重的“中年知识分子”，说不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快乐，还是伤悲？在浩瀚的宇宙中，人是多么渺小。在儿时的玫瑰梦面前，人永远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只要坚持努力，人又总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回顾三十年的专业生涯，自己虽没做成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毕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抱着“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信仰，在孜孜不倦读书之余，自己终于有了一些微小的心得，并能够发表数十篇论文，出版两部专著，心中荡漾着无限幸福的感觉。回顾大学四年，梦想与探索并行，深感庆幸；纵览大学毕业后三十年，艰辛与欢乐同在，问心无愧。立足天地之间，置身滚滚红尘，注目滔滔江河，我将永远地祝福：祝老师们健康长寿！祝同学们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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