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龚国庆，笔名龚郭清，浙江义乌人，1959年9月生，1976年下乡插队，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本科，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追求民族富强和人性圆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透视》《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研究》和《戊戌变法运动透视》。2017年9月获浙江省“师德标兵”称号。
作者按：下乡插队一年多的生活经历，是一次非凡的身心体验。这段青春时光的生活经历，让我的身心得到了磨砺，让我的人生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让我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也让我更能理解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性。
在读初中时，我和张骏同学、傅建华同学一起，坐在位于义乌中学前面的义中大操场上，讨论着一个问题：到底是长大好，还是不长大好？如果可以选择，这是一个利弊参半、令人纠结的选择：长大，可以像大人那样不受父母约束，凭自己的收入，自由自在地生活，同时必须自己去直接面对、应付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不长大，可以享受父母的照顾，但必须处处受父母的约束、支配甚至家暴。最后，这场讨论似乎无果而终。当然，这种所谓的“选择”只是出于想像。所有的人都没得选择，都必须长大，都必须自己去直接面对、应付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1976年7月11日，星期日，多云，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学校开了休业式暨毕业典礼大会。我们发了毕业证书。从此，学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从义乌中学高中毕业了。
由于神州大地从1966年开始取消高考制度，我必须走出校门，独自到社会生活大潮中去搏击，去谋生。高中毕业后，我干过一些零活。从7月23日开始，我在姐姐所在的知青下乡点（前店公社知青点）附近的荷叶塘火车站，在一个工程队里干活。这是妈妈通过工厂同事揽到的活。在那里，我做过掘泥、挑泥（据日记，7月25日，我挑了61.5担泥。一担一百斤）、挑水、挑水泥、抬大石头、抬水泥板、做机耕路、整修铁路路基等活。干了约二十天后，8月11日，因人手太多，工程队负责人辞退了几个人，也包括我。我还一时感到漂泊无依，流下了不幸的眼泪。我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不知明天怎么办？”从9月1日开始，我到父亲所在的国营义乌副食品厂做临时工。干一天活，可得八毛钱的报酬。在忙碌的季节，经常要加班。因是按件取酬，有时，一天可以完成三班活，干到夜里一两点钟，可以得到二元四毛钱的报酬，对家庭生活不无小补。因为做临时工有一种“临时”、得过且过、为赚钱而赚钱的感觉，我找不到人生的归属感、灵魂的安顿处，同时心里深处也很想了解农村社会的生活。以前，我只是上小学前在义乌山区的外公家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是每年过年时到农村的若干亲戚家或父亲的朋友家去拜年。当时，义乌县规定，一个城镇居民户口（非农业户口）的青年，到18周岁时才负责分配城里的工作，或统一安排下乡插队。考虑到当时我家已有哥哥（同父异母）在工厂里工作，1974年4月下乡的姐姐也刚从下乡知青点回城参加义乌运输公司的工作，而当时的政策允许一家只能有一个子女不下乡，18虚岁的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提前一年下乡插队务农。昨天晚上，我看了彩色故事片《山村新人》后，颇有感触。今天早晨，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决定下乡！！！”我的这个决定，表面上似乎受到了电影《山村新人》的强烈影响。现在，我对这部影片已没有任何印象。我在日记中介绍：“《山村新人》主要内容：一批以方华为头子的落户在长白山下的北京知识青年，同资产阶级人情论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党内走资派斗（如公社赵副主任），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
10月29日晚上，我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向稠城镇领导提出要求提早跟批下乡。全文如下：
遵照毛主席“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为了自己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锻炼，征得家长的同意，我迫切要求在今年提早跟批上山下乡，请安插在我粮户所在地（解放分会）的挂勾点：江湾公社。望上级领导批准为荷。
此致
敬礼
本届高中毕业生：龚国庆
（出生年月：1959.9.26.）
母亲带着我去找稠城镇领导提出提早下乡的要求。我的要求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顺利得到实现。下乡前，我还在义乌县当年下乡的全体知青面前作了一个表态性的发言。1976年11月26日，我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带着迷茫又好奇、恐惧而兴奋的心情，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视野，到离县城约15华里的义乌县江湾公社官塘下大队下乡插队了。浦江县1976年下乡知识青年合影，一排右三是池萍姑娘，十年后成为我的新娘1976年11月26日上午，我们下乡知青及其家人，坐着解放牌汽车到江湾村（当时“江湾公社”所在地）。接着，官塘下大队的欢迎队伍，到江湾村敲锣打鼓迎接我们。然后，到官塘下大队插队的三个知青及其家人，和欢迎队伍一起，步行四、五里路到官塘下村。我在日记本上写道：上午吃了三个鸡蛋，一碗面条。八时到电影院前集中，心很沉重，矛盾重重。一路上，锣鼓前后呼拥，街道上天真可爱的小学生挥着彩枝夹道欢送。除了哥哥到天津出差，全家出动送到官塘下。汽车到江湾，我们下了车。一部分江湾公社的知识青年和官塘下的部分群众前来迎接。先到公社，大家都互相谈了话，包括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老吴国志也讲了话。大队书记，四个生产队的队长，也到公社来接。大队对这次知识青年安插很重视，出了大力，午饭为我们准备好了。看看还不错。我就住了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后继有人的一件大好事。知识青年在农村接触实际，接受锻炼，能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加快世界观的转变。这则日记后半部分中写的大话或大道理，已令今天的我隔岸观花，看不太懂。不知当时的我真懂了没有？但是，除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这种解释，只接受过这种“唯一正确”的解释或“唯一正确”的教育的我，应该想不出、写不出其它的解释。当时的官塘下大队，由四个生产队组成。其中，三个生产队在官塘下村，一个生产队在官塘下村附近的下店村。我属于第一生产队。另外两个知青，安排在第二、三生产队。官塘下村，位于浙赣铁路线上原“官塘站”（义乌站南边的第一个小站）东边约一里地左右。一阵热闹之后，我的家人和另外两位知青及其家人，于当天下午离开官塘下，回到县城。我留了下来，没有回去。父亲怕我一人，太孤单，就留下我弟弟（龚小庆）在当晚陪伴我。我在次日日记中写道：“昨天夜里和小庆两人在这里睡。……心里感到很寂寞、孤独，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处处关怀的爹娘，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贫下中农对我们也很好。”据母亲说，在送我下乡的当天，父亲回到县城的家里后，长吁短叹，很为我即将开始的农村艰苦生活而在心头割舍不下。第二天，我就跟着大队蘑菇房的两个村民（一中年，一青年）去冬天已基本干涸的池塘中筛选塘泥。我记得，我们走到池塘边时，从塘里飞起两只白鹤。当时，惆怅的我，莫名地觉得这是吉祥的征兆。我们三个知青，开始时被安排在村子北面后山坡上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我们是官塘下大队接收的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村里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插队的知识青年。村里的一些年轻人，经常到我们住的教室里，像围观动物一般的围观我们。我们烧的开水，也经常被喝一空。从田野劳动回到住处，常常发现无开水可喝，真的有点恼火。有一次，我洗烧饭用的钢精锅里的洗锅水没及时倒掉，也被一青年村民喝掉了。我们三人经常拎着一只洋铁桶，穿过整个村子，到村子南端的一口井里取水。开始时，我们用煤油炉烧饭。后来，我们搬到自己亲手参与建造的三合土墙（由石灰、黏土和细砂三种材料经过配制、夯实而得）筑成的房子里。一人住一间房。我们就砌一灶台，用稻秆、麦秆等作为燃料，在一口铁锅里烧菜、烧饭。我有两小块自留地，一块种过地瓜、白豆，地瓜收获了两大箩筐，白豆收获了十来斤；另一块种了甘蔗，甘蔗收获后熬出红糖45斤。我没种过蔬菜，要定期回到县城家里拿菜，一般是每周拿一大罐咸菜和一大罐咸萝卜。一般都是在生产队收工之后，沿铁路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回家。走着走着，天就慢慢地黑下来，我就胆怯起来，开始一路小跑。在清晨天未亮时，就踏上返程，可以赶上生产队出工。在县城的路灯下，自己一边向城外走着，一边看着街道两旁黑乎乎的窗户，似乎能听到窗户里传出的鼾睡声，有时不觉自怜自哀。当时，可以花两毛钱买票坐火车，从“官塘站”到“义乌站”，不太舍得。在农村的一年多，我认真劳动，能够做到有工必出，种田，割稻，挑大粪，几乎样样活都干。只有一样基本农活我没干过，就是赶牛耕地。有一次，生产队组织到义乌火车站挑氨水（经稀释后可做化肥），来回要走三四十里路。装满两大粪桶氨水后，我先回父母家里吃了晚饭，其他队员先走了。晚上，我一个人挑着两大粪桶氨水（约一百多斤），沿着铁路线向官塘下村赶路。路上，又下起了大雨，其中一只大桶的绳子也断了，桶子也摔破了。我就用扁担背着一大桶氨水，踉踉跄跄地回到村庄。因为小时候受过伤，我的腰不太适合长时间弯着工作，我比较害怕插秧、割稻等需要大幅度弯腰的活。割稻时，我会选择到打稻机旁去打稻。夏天“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时，往往要在早饭前加早班，晚上要到八、九点收工。收工后，还要到自己的两块自留地里浇水，然后回到房间烧饭，吃饭。在农村，不太忙的季节里，一天吃三顿饭；在农忙季节里，一天吃四顿饭，即在下午中间休息时加一顿“点心”，所以收工可以晚一点。每半天，生产队全体劳动人员可以中间休息一次。在冬天，太阳出来比较晚，上午刚开工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休息一阵；回来再干一会，又可以回家吃中饭了。冬天的雨雪天，可以很多天不安排出工干活。第一年的冬天，因下雪而长时间不出工，我的手上生了很多冬疮，肿肿的，痒痒的，也会痛痛的，十分难受。夏天的农忙季节，我经常只穿一条短裤衩，上身穿着父亲的一件旧中山装。经过出汗、日晒，背上经常会出现大大的一块白白的汗盐渍。一到上、下午中间休息时或全天收工后，热的很难受的我，就会立即脱下衣裤，一头扎到池塘的凉水中，图个痛快。有一次，脚后跟被一个铁钉扎了一下，肿了，生脓，但自己坚持下水田插秧。在今天看来，也许太不讲究卫生了，太盲干了。夏天农忙季节，我不能及时回家拿咸菜和咸萝卜，只能吃一点霉干菜下饭，觉得干巴巴的，太难下咽。有一次，我摸了下自己的脸，只摸到了一层皮，可谓“皮包骨头”了，自己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夏天，有时回家，看到星期天休息的妈妈，在家里做裁缝等活，觉得太幸福了。二、城乡的差别，文化的差异
1959年出生的我，在县城里生，在县城里长。我在1966年至1976年念的中小学。1978年3月上大学前，我只有三次出过义乌县界：两次到东阳，一次到金华。小时候，有一次，在家门口的走廊上，当工人的母亲不无满足地对我说：“我到上海去过了，看过二十四层的高楼，死掉也心甘了。”母亲是通过单位出公差到上海的。二十四层，是当时上海的最高楼。当时义乌县城的最高楼是三层的“义乌饭店”，三层上面有个平台，是文革时代人们撒发传单以及结束困顿生命的最佳地方。所以，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人比起来，自己简直算是一个乡下人：上够不着天（没看过高楼，没登过高山，没坐过飞机），下不接地气（没种过地，没完整地服侍过一熟庄稼，没完整地看到过农村土地上生物一年四季的轮回），横看不到海（大学毕业后的1983年暑假，才在舟山第一次看到海）。自己这个“乡下人”，现在到了农村，发现农村生活上有许多与县城生活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县城，街道是平坦的。人们走路时，膝盖不太需要弯曲，几乎可以直直地向前走路。到农村，村内外道路坎坷不平。人们走路时，膝盖必须略为弯曲，以适应坎坷不平的道路。如果膝盖没有稍稍的弯曲，走路就会深一脚浅一脚，身体很难保持平衡，容易摔跤。晚上的村庄及其四周，没有路灯，更必须这样。在当时的县城，在人际交往中，“同志”的称呼最为盛行。其它的称呼，也同时存在。同一工作单位的人，也有互称某某姐、某某哥、某某弟、某某妹、某某伯、某某师等等。例如，我母亲单位的人，无论长幼，都称我母亲（金珠钗）为“珠钗姐”，表示尊重；我父亲单位的人，无论长幼，都称我父亲（龚关球）为“关球师”。我们向当地陌生人问路时，也会称对方为“同年哥”“同年弟”等。但在单位会议等正式场合，一律都称同志。在农村的人际交往中，我发现，亲属称谓或虚拟亲属称谓最为盛行，如某某伯，某某叔，某某婶，某某哥，某某姐，等等。我到官塘下村时，正好看到一家两兄弟分家。他们请了一个舅舅到现场，监督分家过程的公正性。这说明亲属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的重要性。村里各家各户建造房子时，其他的各家各户往往出动劳动力帮助造房（在人类学上，这被称作“劳动交换制度”）。到公社以上的社会交往层面，人们才开始流行“同志”的称呼。在当时的县城，“红卫兵”、“红小兵”大行其道，世界似乎属于“朝气蓬勃”、敢于“破旧立新”的青年。传统不受尊重，而且被认为是革命创新的绊脚石，需要被粉碎。老人的经验不受重视，往往被认为具有守旧倾向。到农村，我发现，村民对老人格外尊重。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老人的经验很受重视，经常被年轻人请教。传统，似乎还享受一定程度的尊重。我们小时候，生活在县城，身处普通工人家庭，作为城镇居民（非农业人口），由于工资微薄和物质供应紧张，我们也能时刻感受到吃饭或生存的压力。但是，国家（政府）对城镇居民，有一个兜底的保障政策，根据年龄定额发放粮票。城镇居民可以凭粮票，到“粮管所”购买粮食。一个成年人，每月可以有24斤的粮票。已参加工作的居民，根据不同工种的繁重程度，配给超过24斤的不同数额的粮票。未成年人，按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粮票定额。如果凭粮票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就必须到“黑市”（自由市场）上，用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粮食，以填饱肚子。一般说来，男孩饭量较大。我和弟弟两个男孩，凭粮票供应的粮食不够吃，缺口比较大。我曾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小孩穿旧点破点没关系，但饭要吃饱。”意即必须花钱买黑市粮。当时，生产队里，一个最强壮的劳动力，每出一工（干一天活）记十个工分。其他劳动力，根据年龄和性别，根据强壮程度，每工记不同数量的工分。我所在的生产队比较照顾知识青年，给我一工记八个工分的待遇。生产队根据每个人的工分，给各个队员发放（除上交国家农业税之外的）所有劳动产品。我插队的官塘下村，劳动报酬还是不错的，十个工分分红是六毛五分钱，在当时的农村属于中等偏上。其它农村，有的十个工分只分红两三毛钱。在官塘下村，一年到头，基本能填饱肚子。吃好，就谈不上了。我看见有的农民，白米饭上搁点猪油和酱油，没有任何菜，吃得香喷喷的。据村民说，另外有的村庄，一到过年，就要向人家借粮下锅，青黄不接。另外，农民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丧失劳动力的人，没有社会保障。年老者，没有养老金。生病者，没有医疗保险（工人有医疗报销制度，看了病可以凭发票到单位报销医疗费用）。那时农民生病，能忍熬过去就硬是忍熬。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下乡时的一件往事。一天晚上，我经过生产队副队长的家门口，听到房间里面传出副队长肚子疼痛呻吟的声音。我不禁在想，难道我的后半辈子就是这样度过吗？因感到前途渺茫，高中毕业时找不到一丝白发的我，下乡时增添了几丝白发。乡下人与城里人，指导生活的根本原则不一样。农民奉行的活着第一、生活至上的原则，而不再是城里人的政治挂帅、主义（理论）至上、标语口号第一，报纸、文件或教科书第一。我下乡前，城里街上到处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当时的农民，极度缺乏精神文化的生活，极少阅读，偶尔会跑几里路到附近农村去看场电影。其他的，我就说不上来了。农村人，不文雅。这种不文雅，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高中毕业生极少，初中毕业已经算不错了；也由于每天承受沉重的生活压力（高强度的劳动和高压力的生存），无暇顾及文雅，渴望寻找释放沉重压力的出口。所以，村民的讲话，村民的举止，即使开个玩笑，往往显得十分粗俗。在田野上干活时，一个女子走路经过时，村民们常常会说一些粗俗的话，让过路女子脸红耳赤，加快步伐，赶紧离开。我甚至听说，有青年村民乘某个同伴熟睡时，把他的阴毛都烧掉了。感觉很不人道！但是，这就是“贫下中农”的实际生活（至少是部分实际生活），这就是当时农村的草根文化。也许因为是高中毕业生（与我同时到官塘下插队的另两位知青都是初中毕业生），在一年多的下乡期间，我曾两次参加工作队。一次是到同属江湾公社的春联大队，参加“斗资批敌工作队”，主要工作内容似乎是清帐理财。另一次是到江湾公社旁边的徐村公社东山头大队，参加“一批二打工作队”。这两次经历，让我对农村生活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对读好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东山头大队参加工作队工作时，我曾给组长（江湾公社的一位领导）撰写工作动员报告，向全体村民直播。会后，许多人都向称赞我说，报告写得好。在一起锄地时，该村的一个退伍军人对我说，写作好的人在军队会很吃香。当时，我有点小得意。在东山头大队参加“一批二打工作队”时的一次经历，让我记忆深刻。工作队刚进村时的一个晚上，工作队把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统称黑五类）集合到一个房间里，一共大约十来个人。工作队副队长对他们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工作队开始进驻你们村，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我当时特地观察了一下所谓“地富反坏右”，发现他们个个脸无表情。但是，工作队完全不把他们当（正常）人看的事实，我一直无法忘怀。我插队的官塘下村，离我家所在的县城并不远，约十五里路，走路回家只需花一个半小时；离官塘火车站只有一里路，花两毛钱就可以坐火车回县城。在田野里劳动时，我们天天看到火车的南来北往。但是，没有公路经过官塘下村。我记得，一次在田野里劳动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响，觉得很亲切。从决定到农村插队的那个时刻起，我就向往早日离开农村，早日脱离农村的艰苦生活，渴望早日生活在不需栉风沐雨的城里。有时英姿飒爽地走在古老农村的绿色田野里，我的心却装满迷茫和惆怅，不断憧憬着另一个以现代城市文明为背景的世界。下乡时，我随身带了一本画册。曾经照着画册临摹过几张，自己感觉临得有点像。但是，由于无人指点，不得其道，入不了门，就没有坚持下去。在文革时代读中小学的我，不知唐诗宋词为何物（只是偶然读过一本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书中大约表扬李白，批判“地主阶级诗人”杜甫）。下乡时，我也曾经携带一本《唐诗三百首》，竖排版，繁体字，用古文注释。阅读起来太困难，背诵了几首后就坚持不下去。但是，当时毛主席公开发表的三、四十首诗词，我都能完整背诵。从官塘下到义乌县城，我走路回家时，常常能够把所有毛主席诗词完整背诵一遍。下乡后，我很想了解国家大事，积极地在自己房间里装上有线广播。那时，广播电线还要到县城里叫妈妈找熟人开后门才能买到。在农闲的冬天，在温暖的冬日下，自己有时也能悠然自得地阅读《鲁迅杂文集》等书。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下乡时的一件往事。有一天，天天在田间进行“头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的我，在邻村的一个知识青年的房间中，偶然看到了一本中学的物理教科书（当时隐约已有恢复高考制度的传闻），突然有了一种在沙漠中遇到一股清泉的感觉，那么“清澈”，那么“圣洁”！当时，我想，如果让我有一年时间能够尽情地看书，在书海里畅游，应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我在日记里，经常提醒自己要挤出时间，好好学习。我在1977年8月18日日记中写道：“要利用闲日、劳动间隙、夜晚读点马列、毛主席的书、革命理论、数理化、自然科学知识、文学作品和搞点诗歌创作等”。根据日记中的记载，我曾经抄过《雷锋日记》，抄过《列宁选集》中的文章，学习过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并作了笔记。但在插队期间，我好像没有读过多少科学书籍或“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一天，我正好回县城家里。我在日记中记载：“去县里，考大学气氛很浓，自己也被感染。”当晚，我和姐姐、侯运智同学一起，到义乌中学拜访了姐姐的高中班主任陈老师。第二天，开始在家复习。此时，我第一次知道参加考试前还需要“复习”。中小学时，大家都是“裸考”，我以及同学们从来不知“复习”一词为何物。在家复习时，因为违背“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伟大召唤，我心里存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我从没见过高考这回事。当时上大学，是通过组织推荐的。我下乡的村庄，有一个青年正在走推荐的程序。我听他说，他经常往县城里的一位高中同学家里跑。他这位同学的父亲似乎是县委副书记。后来，他如愿上了大学。高中毕业后的某一天，我曾对一位中学同学说：我的梦想是上大学。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政治上也无突出表现的青年，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上得成大学。现在，终于有了明确的机会。我决心全力一搏。在复习的大约一个月里，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二点，都在努力地看书。原来放在阁楼上的一条很粗糙的旧方凳，给我坐得乌光贼亮。当时，人们崇尚理科，优先选择理科。但由于在高中阶段物理等课程的教科书发放不完整，有的学期完全没学过，自己对在有限时间里完成理科课程复习没有信心，于是就决定报考文科。在大约一个月的复习生活中，主要是在家中攻读相关教科书（主要是数学和历史），有时也到母校义乌中学听一些复习辅导课。当时义乌中学有各种课程辅导班，随时可以去听，不必报名。听课时，想到中小学十年接受教育的极不完整，看到有的听课者戴着眼镜很厉害的样子，自己也会感到心虚。但为了尽早摆脱农村沉重体力劳动和贫困单调生活，为了学习科学知识和成为社会需要人才，为了拓展人生视野和丰富人生体验，为了过上具有稳定保障甚至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只有奋力向前冲刺，全力一搏。因为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众多，义乌县于11月23日组织了只有数学和语文两门课的初试，借此淘汰一批报考者。自己成为过关的幸运儿。11月底在生产队做了几天后，得到自己初选录取的消息后，就在家复习功课。（12月）16日和17日考了两天【16日上午语文，下午史地（理科理化），17日上午数学，下午政治】。这次我考得还可以。
考试结束后，我马上对小舅舅说：我可能可以考上大学了。1978年1月8日，我得知预选录取（还要经过政审和体检两关）的消息。1月20日，没有得到最终录取通知书的我，向官塘下大队报名参军。因为我有可能被大学录取，大队没同意我的参军要求。参军也是当时青年脱离农村生活的一条基本途径，有名额限制。与我同时到官塘下插队的另两位知青后来都去参军，然后复员工作。1978年2月7日是春节。2月1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青春”，这个闪光的字眼，曾经激励着多少志士洒血江山，有多少歌喉向着你开放，也曾经招引过多少人的侈谈。……我的十年学生时代，被罪大恶极的“四人帮”断送了。这使我感到无穷的遗憾，给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使自己的学识大有愧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但决不能灰心意冷，要积极学习，刻苦钻研。人无志空活百岁。2月25日，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我在日记中写道：做梦的事竟也有实现的可能。二月二十五日，我终于接到了夜掂日盼的大学入学通知书。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衷心地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深深地知道，任务是艰巨的，使命是光荣的。人只有一口气。但息气尚存，就要锲而不舍，奋斗不止。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一定要做一匹纵横驰骋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骏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口气。后来，看了一些回忆文章后，我才知道，是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我要感谢的人，应该是邓小平。上大学前，我最担心的是发生地震（1976年7月曾经发生唐山大地震，心有余悸），怕大学被震垮了，自己没有大学可上。当时的我，说来令人惭愧，一心只想早点离开农村，早点脱离农村艰苦生活。官塘下大队特地为高考成功的我和另一位即将参军的知青在村里举办了欢送宴会，气氛很热烈，据说还宰杀了一头牛。全大队的领导和各生产队的领导都来参加。他们热情挽留我们在村里过夜。和我一起参加宴会的父亲，犹豫了，拿眼睛看我。我坚决表示当晚回城。于是，当晚就回城了。1976年11月26日至1978年2月底的下乡插队，是我人生中的非常经历、非常体验。感谢自己主动要求提早跟批下乡的英明决断，使自己对农村生活有了一个一年四季的完整体验。住在官塘下村后山坡上的教室里，我第一次亲耳听到强劲野风吹拂松树林而发出的阵阵“松涛”声；身处官塘下村四周山坡、田野的劳作之中，我第一次真切地呼吸着庄稼、泥土甚至粪肥的芬香；同时，在官塘下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零距离感受着农民的渴望、失望、欢乐、辛酸、友谊、窘迫……上大学后，有好几年时间，我每年春节到官塘下村拜年。一年多的农村生活，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实际的生活呈现，与会议报告上说的，与报纸杂志中印的，与教科书里写的，往往存在着很大很大的距离。一年多的下乡经历，让我得到来自亲身生活的若干结论：与其逃避不可避免的苦难，不如勇于面对，敢于选择；痛苦是智慧、快乐的源泉；只有经历过文化差异的人才会脑袋开窍，否则就会认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甚或是唯一正确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当理论的单一、灰色与事实的多样、生活实际的五颜六色的不相符合时，要毫不犹豫地修改甚至抛弃旧理论，而构建尊重、容纳多样事实和多彩生活的新理论。
作为大学历史教师，我在37年职业生涯中出版了三本学术专著
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第一年，甚至在经济上也不甚吃亏。首先，下乡伊始，每个知青有一笔家具（据同年下乡插队的我高中同学回忆：家具是一张床，一个菜橱，一张小方桌，一张三屉桌，一条小方凳，都是简易型的）、农具等购置费。其次，下乡插队的第一年，每一个月有10元现金和45斤粮票补贴，超过一年时间后不再享受补贴。第三，我参加工作后，下乡插队时间算工龄，大学学习期间也算连续工龄。我下乡期间，每个月可以到公社开两天会，美其名曰“知青学习会”，视作参加劳动，生产队给记工分（显然，这是对其他队员劳动成果的剥削）。中午，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到江湾街上的一家面馆吃饭。我一般花一毛一分钱吃一碗“阳春面”（又称“光面”），是清水汤煮面条，没有蔬菜，更没有荤菜，汤中加有一点猪油和酱油。我也觉得异常鲜美，喝得一滴汤也不剩。但是，我决不感谢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经过这些年的历史研习后，我坚定地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当时“阶级斗争为纲”治国理念和经济社会治理政策遭遇重大失败的产物。我小时候的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为了“革命”（读书、工作、生活等等都是“为革命”，甚至锻炼身体也是为了“革命”，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让不太懂事的我犯困惑：“革命是为了什么？”），鄙视市场，仇视商品经济（基本上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文革发动者只是出于无奈才被迫接受、忍受有限的市场经济和自留地）；我小时候的社会，盛行反智主义，鄙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仇视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小时候的社会，常常鄙视传统，往往否认人性（“地富反坏右”几乎就不是人），每每违背常识，似乎走火入魔。我小时候的社会，天天要求“抓革命”，时时高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城市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需要把大量的年轻人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赶到乡下，存在着逆工业化、逆城市化的演变趋势（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陆续进城务工，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稳步提高）。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官塘下村几个农民在村里边晒太阳边聊天。他们聊到，现在生产队里人均口粮越来越少。其中一个年龄长我一辈的农民说，知识青年到生产队插队也导致人均口粮减少。这种说法，让高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我，极受打击，极伤自尊。农民极为现实，农民的观点极为犀利，农民的说法直击要害。我从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沦落为一个与农民“抢饭”的知青。我下乡插队期间，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集体土地上劳动时，有些队员出工不出力。我曾亲眼目睹生产队的个别年轻队员是如何出工不出力，硬生生地蹲在地里不干活，硬蹲到收工为止。生产队收工后，农民们急急忙忙地奔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生龙活虎地开展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