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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丨陈侃章：77级、78级大学生的历史履痕
作者简介
大学时期的作者
陈侃章，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吴江年谱》《古往今来说西施》等著作。
原题
77级、78级
大学生的历史履痕
作者 | 陈侃章
时光虽然任性，但还是没有把77、78级大学生轻抛。不管是其中“红的樱桃”，还是“绿的芭蕉”，都镌刻在厚重的年轮里。特别是近几年，电影电视，书刊网媒，反映这两届学生的作品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时光又是如此无情，不经意间，就把这两届年龄悬殊的考生照进了人生斜阳——有些已含饴弄孙，有些将届退休，年龄最小的亦从知天命向耳顺迈进，挥斥方遒的岁月与这两级学生渐行渐远。
由于77、78级考生是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是不可复制的一代，所以相当多的作品聚焦于这两届学生种种的不易与成功，可谓喝彩声一片。然谈及他们的不足及两级学生同与不同的文字，似未见到。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遭际，为记录中国现代史者提供若干细节，并求教于识者。
一、两级学生的相同
77、78级考生绝大多数被“文革”十年所耽误，来源庞杂，经历丰富，志趣广泛。既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也有面朝黄土的农村青年，还有被改造或待改造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工农兵学商，各种成分都有。他们在社会上摸打滚爬多年，栉风沐雨，受冻挨饿，经历过世态炎凉。是时代的风云际会，把这批阅历不同、年龄参差的青年聚拢到一个群体中。
这两届学生是从二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是通过“独木桥”的幸运者；骤然之间，他们从社会的底层变成了令人称羡的“时代骄子”。因为饱尝过失学的痛苦，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服膺“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晨曦诵读，挑灯夜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有个同级室友，总是早晨六时左右出门，晚上十一时左右归舍，四年下来，几乎如此。这样的执着，既有自我期许，又因负有家庭和社会的重托。倘有心人能将这两届学生的刻苦攻读景象汇集，应当是中国“科举”史上一部“春天的故事”。
还别有一景的是，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至1978年的13届高中生，都有代表会聚于此，大的三十多岁，小的十五六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师生、夫妻、妯娌同年考入，入校读书的序列完全被打乱。
而这一序列的“打乱”，完全得益于邓小平的坚持。1977年9月6日，邓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说今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并附上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邓小平年谱》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手迹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批转刘西尧报告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手迹
1977年10月3日邓小平批转刘西尧报送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给华国锋的信手迹
于是各个年龄段的大学生聚集一堂，有饱经风霜的，也有风华正茂的，还有稚气未脱的，各色脸庞济济于同堂，成为十分罕见的历史画面。
笔者所在班级发生了这样的真实故事：1978年10月，78级新生报到，77级一位17岁的同学，与其他几位一起，举着“新生报到处”的牌子到杭州火车站迎新。未几，一个熟悉的身影迎牌走来，两人大眼瞪小眼，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原来，他接到的新生竟是他中学老师，一位出生于40年代末期的“老三届”（指66、67、68届中学毕业生）！
河北师范大学则别出心裁，把录取在1977级数学系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单独编成一班，戏称“老头、老婆混合班”。呵呵，这种别开生面的喜剧，只能由那个时代制造。
无疑，恢复高考以后的这两级考生的成才率很高。77级于1978年2月至3月入学，1982年1月至2月毕业，78级于同年9至10月入学，1982年7月毕业，相差仅七八个月。毕业那年，国家百废待举，各个岗位都缺人，社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因而成了“抢手货”。加之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适逢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因而大多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乃至栋梁。如果排列其成功者的姓名，不啻是一个亮丽华彩的方阵，世称“77、78级现象”。
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篮球爱好者合影（前排左起：王茂法、左兵、方新德、赵如祥、龚国庆、吴高泮；后排左起：陈侃章、许广跃、张汝潮、周庆治、洪建明、陈乐洋）
二、两级学生的稍异
虽然两届学生入校、毕业都是同一年，大多数情况都相同，但还有稍异之处。
77级考试方式特殊，所有考生都须参加初试和复试，这种两次考试的方式至少空前，也可能绝后。录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见。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同时配发《搞好大学招生工作是人民的希望》的社论，社会顿时沸腾。但难题马上出现，报考人数远远超出预期：有1966至1977年的高中生，有历届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报考，还有允许在读的19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总数多达2000余万人。由于管理部门的准备时间短，加上高考废止了十多年，工作失去了连续性，物质和心理准备都难以适应这场规模空前的高考，因而许多省市只得采取先行初试一次的方法，淘汰一批人，初试合格者才允许参加正式高考。
浙江省的初试以县市为单位出考卷，各地区初试时间不作硬性统一，如余杭县是11月25日，吴兴县是在11月26日，宁波地区是11月20日（但初试时间集中在11月中下旬）。初试分数上线的参加12月15至16日省里命题的正式高考。全国该年高考时间没有统一，从1977年11月28日正式开始，至1977年12月25日结束，历时约1个月。浙江省高科考的科目，文科为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400分，不考外语。作文题目是《路》——相信当年的参考者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作文题。
即使以这样的方式“拦截”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全国参加高考者仍有570多万人。第一批本科生共录取17.7万人，录取率约为3%。拒之门外的优秀生实在太多，不少考生到教育部质询，为什么不录取他们。教育部将此情况紧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又是邓小平发话：那就扩招吧（《邓小平年谱》252页）。于是扩招工作在第一批学生入学后进行，录取工作延长至五月份才告段落。浙江省扩招录取是在四月五日结束。加上第一批学生，全国共录取本科生21万，专科生6.3万，共计27.3万人，录取率也只有4.8%；如算上初试参考生，录取率自然更低，淘汰之多，简直“惨不忍睹”。
《羊城晚报》首席记者，1977级学生樊克宁曾撰文谈及，他们农场600多名知青参加高考，正式录取的只有两个人。杭大历史系77级项一中有回忆文章：缙云县77年参加高考初试为2652人，其中理科生1941人，文科生711人。初试合格后参加复试的理科生606人，文科生135人。最终录取文科只有三个大学本科生，也即参加初试的平均是237人中取一个，参加复试的从45人录取一个。
这年高考，由于参考人员众多，当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无法供应，以致不得不动用待印《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应急。纸张问题解决以后，有些地方又出现了试卷运输，保密物资不够，象云南省最后动用战备物资，征调了2000多条麻袋，才解决了试卷分装和铅封问题。
也许有关部门觉得分两次考试有违公平，所以从1978级开始只举行一次考试；高考试卷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时间统一在7月20至22日。这一年参考者有610万人，录取本、专科学生40.2万人，录取率为6.6%，也非常低。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我们几位考生，包括当时一些“内行”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大学与中专是两个不同的招生系统。自以为是：报考大学分数不够，就降级到“中专”好了。“内行”人士还如此这般悉心指导，纷纷在“志愿表”的备注栏写上：“如大学不能录取，愿到任何中专学校就读”。
当时农村师生和家长的普遍心态，只要有书读，不管什么学校都可以。这种现在看来很幼稚的想法，就是当时当地的真实水平。当然也反映出不少人对“高考”已是多么的生疏。这年考生的“政审”依然严格。在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查考生的政治表现，家庭出身，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写成专题“政审材料”。
笔者记得非常清楚，“政审小组”在诸暨县（尚未改市）档案馆查到我那已去世的父亲，在“集体加入国民党”栏中有他的名字。闻知这一消息，我很是紧张。幸亏所在公社（现今为镇）革委会主任挑担子，召集会议，统一口径，让政审调查小组写上“该考生表现优秀，其父亲已去世，对考生无影响”的结论，再盖上大红印章。那时阶级、成分的意识尚到处弥漫，左风依然强劲，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担当。至今想起，我仍感念、感佩不已！
77级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成绩、体检、政审都合格的本科生，在1978年二月底三月初入学；第二部分是扩大招收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在四五月份入学；第三部分数量非常少，但与第一部分学生入校时间相同，他们是从历届优秀中学生中选拔，不用参加高考，采用与“工农兵推荐生”相同的入学路径（我所在公社就有一位）。据说，之所以还要以这种方式招一部分学生，目的是为了对比到底哪种方式录取的高考生更为优秀。
77级的扩招之举，还直接推动了一批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由于扩大招生的人数较多（占第一批录取生的35%左右），原有院校的校舍和师资都成了问题。于是将录取在大城市本科院校的扩招生，以“走读生”的名义入学；在地区级城市入学的，则将一些老牌中专升格成大专。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4月以前称绍兴师范学校，后改为绍兴文理学院）为例，77级学生是以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的名义招收，国务院批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之名是在1980年8月，其时该校77级学生已进入毕业之季。
称77级也好，81届也罢，实际上是同一批学生，然而其数序“名实不符”。恢复高考后，要给入学生确定序列，“级”、“届”不能随意称呼。教育行政部门最后统一规定，入学之年称“级”，毕业之年称“届”。如照此处理，77、78级的学生都是78年入学，82年毕业的，同一年不是有两批毕业生了吗？于是管理部门对77级来个“溯源去尾”，78年春季入学是实，但考试在77年冬举行，那么就定为“77级”；82年1月底毕业也是实，这“一个月时间”可忽略不计，就称“81”届。浙江大学有方姓资深教授戏称：“名为七七级，却是七八年入学；算作八一届，实是八二年毕业”。
这一名实不符的届次，终给后人带来某些困惑乃至混乱。《南方人物周刊》是一本有追求的刊物，其人物专栏往往产生重磅效应。然而其所刊发的《青年李克强》一文，其中两个具体日期都错误。该刊2013年第14期第42页如此叙述：“1977年7月23日……见李皋兰进院，李克强迎上前去，跟他说，‘我今天刚从农村参加高考回合肥’。”第43页直引李克强的信函云：“老纪……，我于上月二十七日到校报到……，克强，78.8.13。”李克强是77级北大法律系新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底到北大报到。显然《青年李克强》所引的两个日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李克强的口述和信件中。文中两个日期为什么有误？猜测度之，撰稿人大概不了解当年特殊情况，来个“以今推昔”，根据后来的高考日期作了善意的改动。然而这样一改，却有违当年历史实情。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日期都是此文作者的笔误。
浙江大学的民间校友会办得风生水起，点子迭出，还不时推出“校友名片”，影响越来越大。但一不小心，也闹乌龙，其校友介绍中多次将“77级”误成“78级”，依据的大概是77级学生亦是78年进校。“校友会”是介绍校友的权威平台，这种“误会”，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后续“误会”。
此类例子不一而足，俯拾皆是，这种差错甚至国家级的信息平台也时常发生。
从1978级开始，大学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再无推荐入学生；考生能知道自己的分数，政治审查也大大放松，“级”“届”序列开始名实相符。这年考生还有一个“特殊”待遇，考生在考前先填志愿，考后如分数达到“体检”线，则允许对原填院校和志愿作修改调整。以上这些细节的变化，客观上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演进。
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赵雄、王旭烽演出话剧剧照
三、两级学生的特质与不足
77、78级毕业生大多有几分理想色彩，较能独立思考，不大肯随声附和，内心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这样的特质，遇到开明的领导，会因势利导，用其所长；而碰到嫉贤妒能的，穿你小鞋也不难。这两级学生包括稍后79级等届次的毕业生，较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他们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竞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有血气方刚、互相不服气的争吵。
笔者当时所在机关，有两个77级本科生，四个78级本科生，还有相当数量恢复高考后及以前毕业的大中专生。工作之余，常到单位食堂买几个菜，沽酒聚餐，高谈阔论，其中有一个老三届的78级生也时常参加。他为人处事，机敏练达，颇受领导赏识，不知不觉间成了众同学的顶头上司。
有次聚会，不光有十多位大学生，还有几位领导参加。因是周末，大家酒喝得不少，话题天南地北。哪知在酒酣耳热之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插曲：一位77级的同学突然向78级的上司喊话：“来，师弟，给师兄敬上一杯酒。”
78级那位也许没有听到，也许懒得理会，依然与其他人高谈阔论。77级那位以为是故意不理他，面子上挂不住，追问道：“叫你给师兄敬酒，没听到吗？”
那位78级的顿时反诘：“什么师兄师弟，我与你同一年，我还是全国出卷的重点大学生。”
77级的声调立马升高：“我是首届的，有我在，有你这种重点大学生吗？”
“我第一年是所谓‘政审’，没进校，要不，我也是首届的。你牛什么？”
“既如此，我们两人再考一次，你敢不敢？”
……
众人一时惊愕，因为按照这两位平时的处事风格，是不会这样激烈交锋的。然而酒精发酵时那番控制不了情绪的对话，还是颇值得玩味。
不过事后还好，这两位同学都未记隙，工作依然合拍。再以后的人生经历证明，这两位确实不同凡响。
77级那位，在九十年代下海创业，筚路蓝缕，企业办得有声有色，手下有多个上市公司，多次跻身“福布斯”百强之列。
78级那位，凭着出色的才干和综合协调能力，在政界崭露头角，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变成省部级主官，实在不易。
当然，这也许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但这两人的奋斗历程，实是77、78级学生的缩影。
不过，这两级学生大多也清楚，自己无非是同辈中的幸运儿；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时代的机遇更为重要。就像“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国共合作时期的第一至第四期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之所以纵横当时，无非是历史摆放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坦率说，77、78级学生有许多先天缺陷。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工科生，大多欠缺学问的“童子功”，外语基础普遍较差。许多学生，包括笔者在内，英语是从ABC开始学起的；加之地域的局限，视野也不那么开阔。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77、78级学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方面的缺陷，露怯得更加明显。尽管他们力图融入，但毕竟是“外来移民”，与往后几届，特别是当今大学生的“自然居民”身份无法相比。在这一领域，作为学长的他们，似乎难以与后辈同场竞技。这也是后浪推前浪的历史使然。
是的，对于77、78级大学生，历史有过误会，但历史还是公平的，最终对他们还是青睐有加。青睐有加的结果是对社会感恩式的回馈。发光于未来，还要从脚下的路开始。
以杭大历史系77级为例，该级毕业生在大学科研单位的，有的已成为各专业学科的领军人物，蜚声国内外。不少人成为一线企业家，有多人次多年入列“福布斯”。10多年来每年捐赠数量可观的资金，分别投向教育、文化、贫困山区等。目前有三家有影响的公益慈善基金，七八个资助项目在正常运营。搞写作的，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还有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硕果累累，其中有在美国和中国著名大学同时讲授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的，这样的教授世界上屈指可数。他们懂得一切都会过去，但文化传承对历史推进将是永恒。目前正在做和计划的有：整理影印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参与组织全国一流专家编纂中国现代史，与海峡两岸学者共同书写抗战历史。将茶文化与欧美多方位互动，共享共荣，共促共进。探索城市反哺农村途径，打造乡村小镇，策动新一轮农村建设。“安得广厦千万间”——引领同行为老年社会提供安享晚年之所。在山东曲阜打造建筑规模还是收藏内容均将首屈一指的孔子纪念馆，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如此等等。
收笔之时，我想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一段话，就以这篇文白相间的序言作结。文曰：
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一九七七级同学以毕业离校三十旬岁，乃摭拾旧影，掇集成册。众同学肄业于史学，虽多未以习史为业，然久聆师训，岂不知世事之远袤。以不百之群好，倏尔之记忆，本无足称。乃汲汲者，盖有说焉。想我七十同学来自南国，于浩劫之后，长者或有家室之牵，少者甫及弱冠之年。共读成均，携手西子湖畔。“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同窗相亲之谊，历时弥坚。读史知世，豁达人生。学教政商，挥斥纵横。更以知非耳顺，曾无金瓯之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众同学咸曰：物变无穷，人灵有常。同窗契心，厚地高天。掠取旧踪，以志此盛。
周庆治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浙江南都集团创始人）
宋卫平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浙江绿城集团创始人）
王旭烽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作家，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包伟民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沈坚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浙江大学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洪再新学生照（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作者为杭州大学1977、1978级120位学生）
（本文首发于2015年3月30日《文汇读书周报》，署名高逸。后收录于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的《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一书，收录时，作者对题目和文中个别地方作了补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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