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俊杰：我把新三届高考题虐了一个遍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张俊杰，安徽歙县人，民盟盟员，195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政协常委。论文曾两次获得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政府奖）。喜爱散文写作，有作品入选《大学生作文选》《全国大学生优秀作文选》，出版散文集《神州走笔》，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作者
原题
人生拐点
——我的三次高考
中断11年的高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7年得以恢复，由此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成为中国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拐点，更是我们这些新三届幸运儿的人生拐点。
1966年夏，我从歙县南乡的一所乡村小学——大阜小学毕业，这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由于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伯父又在美国，右派子弟加海外关系，使我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
于是，一个酷爱读书成绩优秀的少年被迫告别了校园，顺理成章成为歙县北岸公社阜西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员，稚嫩羸弱的肩膀扛起了繁重无比的劳动生活。那一年我12岁。
我是真想读书啊！听说半耕半读的呈村降农中录取政审要低一些，就赶紧约上与我类似的同学潘正惠，顾不上七月的中午骄阳似火，步行五六里赶到学校报名，最终潘正惠幸运地进了农中，而我却依然被拒之门外。
这时我们家六口人（姐姐已出嫁），九岁的大妹妹、两岁的小妹妹，一双小脚的外婆已年近七旬，曾是大阜小学解放后首任校长的父亲，历来不擅农活且疾病缠身，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当教师的妈妈每月43块5的工资艰难维持。
12岁的少年只能算半个劳动力，生产队每天出工，晚上评工分整劳力十分，而我就是从五分开始算，不过我态度非常认真，脏活、累活、苦活总是主动干抢着干，水稻耘田时大家都不愿意撒石灰，而我总是心甘情愿地承揽下来，朴实的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手把手教我做农活，一年又一年，我熟悉了农村的各种活计，挣的工分也不断提高了。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并没有在意，高考与一个小学生有何相干?一天晚上，许多小伙伴到我家里玩，大家聊起高考恢复的事，这个打算考大学那个准备报中专。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妈妈从学校回家了，听大伙儿说得热烈，她伤感地说了一句话：可惜我家俊杰没读过中学，不然也可以与你们一起去试一试。
大家默然了，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年考试可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呀，那一瞬间我萌生了念头：我要报考，哪怕只是了却妈妈的心愿!
到了第二天我又犹豫了，真的让我参加高考吗?会不会让别人笑话？这时老同学潘正惠动员我，他也只读了一年多农中就去学了篾匠编织竹器，这一次想考大学，如果我也考他就有个伴啊。
就这样，我们在公社教育专干程政远的支持下，顺利拿到了准考证，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
第一天考试是12月10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第二天分别考数学和政治。记得语文考试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第一次坐在考场里真是感慨万千。
这一年没有公布成绩，到1978年春节过后的2月15日录取结束，我们大队有三人考上，一个大专两个中专。
我落榜早在自己意料之中，这次能够有资格参加高考，能够看看高考试卷是啥样子，我就十分满足了，我的预定目标也就达到了。
1978年的高考是在7月，公社里3月底组织考生复习，由于当时我在生产队种蘑菇，菇房是一项技术活，人员是固定的，我也就没有参加脱产复习，买了点复习资料，借了几册中学课本，利用晚上看书复习。
三个多月后参加了高考，8月31日接到通知，我以高考文科305.3分被初选，这一年全公社大约七八十人参加高考仅四人进入初选，公社大院用大红榜进行公布。
我的入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当然包括我自已。虽然最后以3.7分之差没能跨入大学校门，但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1979年是我人生的拐点。此前的1978年5月6日，父亲的错划“右派”得以改正，随后恢复公职安排在北岸中学任教，还应邀参加歙县侨务工作代表会议，应邀担任县政协委员。在家人的鼓励下，1979年春节过后，我就到北岸中学文科班进行复习。
这半年的正规学习，我十分刻苦，课堂上认真听讲，回到家做题看书。那时村里的火电只发电到晚上十点，十点以后就只有用煤油灯。每晚我总是盛上一大盆凉水放到房间，实在困了便把头伸进盆里清醒一下，有时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我的复习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父亲用他补发的工资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大妹妹承担起家里家外的所有事情。北岸中学的老师也特别好，许元涛老师、汪风老师的语文、方升杰老师的地理等，都是我最爱上的课。
我数学底子差，曹碧旺老师每天中午给我补习一小时，使我的数学测验由最初的几分十几分，提升到二三十分乃至四五十分。许老师则把我的作文印成复习讲义发给全校高三年级。
方老师在地理测验评分时对我特别严格，督促我答题要精准再精准，果然在高考时，地理卷满分一百分，我居然考了94.5分，是全省历届最高分，也是我复习时在方老师手上从没拿过的高分，这大概就是分类施教严师才能出高徒吧。
1979年的高考我考得很轻松，但有一次特别惊险的意外，记不清是哪一科考试，我开考前半小时到了学校，但发现准考证没带，没带准考证是绝对不能进场的。当时我慌了，赶忙以最快速度骑车赶回家，取了准考证再到考场，仅剩不到一分钟就停止入场了，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得知并让我感动的是，学校领导老师与我一样紧张，他们已准备让负责打铃的老师等我进教室后才打铃开考呢！
1979年高考成绩下来，我以334.5的高分位居全县文科第一名，当年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330分。北岸中学这一年考得特别好，比我分数稍低的应届生朱龙杰和汪雷两位同学，分别进入了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我则被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新三届中的一员。
我考上了大学，在四里八乡引起了轰动，我的家人自然也特别开心。去芜湖安徽师大报到的那天，父母亲与我在歙县照相馆照了张合影，他们心底的喜悦流露在眉梢。
转眼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17年4月，我带队到芜湖考察智慧城市建设，下榻在与安师大一墙之隔的铁山宾馆，晚饭后我散步来到熟悉的校园，在我们当年的教室里，年轻的学子们正在静静地自习，我悄悄走进去在后排坐下，请一位同学为我照了张像。
这些年轻的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走来只要靠自己努力就行，他们或许不知，这种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老一辈新三届的坎坷人生中，是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拐点，受教育权的公平公正，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当年小平同志力排众议而率先恢复高考，其魄力和远见将永载史册。
2017年7月14日
本号获许可推送
昔年：反右60年祭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