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顾则徐，专栏作者 、时事评论员 、法律工作者 。1962年生，祖籍江苏武进，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著有《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香港版)，同书异名台湾版《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服装是性的》(台湾版)等。
原题
"新三届"学者的生命悲剧
作者：顾则徐
原载：爱思想网
“从2009年到2013年，我们损失了很多大师，这些大师在各自领域用坚韧的毅力做出了非凡的学问，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章。”这是共识网最近制作的“陨落的群星——追忆近5年逝世学者”专栏导语。
共识网该专栏选择了蔡定剑、陆学艺、任东来、木心、夏志清、朱厚泽、高华、唐德刚、邓正来、朱维铮10人作为近5年逝世学者代表。这可以说是一种“偏好”选择，从“学者”而言，这些逝者所代表领域是比较狭窄的，即使不考虑理工医科技界，也并没有完整包括社科人文的基本领域，比如2013年10月22日刚去世的侯仁之先生从学科成就而言，就绝非以上10人中多数人可比。
不过，共识网10人名单基本是比较有公众影响性的人物，所以也具有一定代表性。10人中夏志清、唐德刚属于海外人士，如果把1982年定居纽约的木心也视作海外人士的话，其他7人都是大陆人士。这样一看，就凸显出了一个印象：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大师”级学者真多！
蔡定剑，中国著名宪政专家，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1983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兼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2010年11月22日不幸病逝，享年54岁
进一步看7名大陆学者去世时年龄，蔡定剑阳寿54岁，陆学艺80岁，任东来52岁，朱厚泽79岁，高华57岁，邓正来57岁，朱维铮76岁，从60岁左右至75岁左右之间的寿命是空白。
严格来说，朱厚泽并非学者，而是有过著述、比较有点学问的官员。在去掉朱厚泽之后，陆学艺、朱维铮都是“文革”前完成学业并开始从事研究，他们的去世可以认为属于“自然”。 其他阳寿不到60岁就去世的有4人，是75岁以上去世者的两倍。这样一看，就更突出了一种悲剧印象：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年轻“大师”级学者好多！
再进一步看，任东来、高华、邓正来1982年本科毕业，蔡定剑1983年本科毕业，尽管高华出生于1954年，任东来出生于1961年，有着不小年龄跨度，但四人都是“文革”结束后的“新三届”大学生，当年都同时在校园做着学子。如此“巧合”反映出的是一种历史：“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文革”期间历届中学生与“文革”结束后应届中学生一起参加竞争，校园里的“同学”年龄跨度甚至长达将近10年。从中国有了高考而言，这是一种幸运，但也应该认识到，这是悲剧。
我是“新三届”最后一届大学生，是应届中学生出身，即使在我所在的上海，包括三年制中专在内的升学率也仅有4%。由于应届中学生在我这一届人数最多（系小学阶段两届合并为一届升入中学），又是“文革”期间历届中学生参加高考最后一次机会，竞争空前激烈，复习阶段就把身体搞坏的人很多，高考时在考场身体出毛病当场晕倒抢救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专家。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新三届”还在大学阶段时，由于读上大学实在来自不易，一方面知识基础十分薄弱，一方面又有强烈的“骄子”尊严和自信，努力读书风气便极其浓烈。从上海而言，我所见的本科大学，无不有读书读得神经兮兮的学生深夜在校园以怪异的神态、行为幽灵般游荡，学生中患失眠症是十分常见现象。那时候，大学生口头常用语一是“拼”，二是“啃”。“拼”就是拼命，“啃”就是读大部头经典著作。这样所要付出的身体损耗代价，自然就很大。
“新三届”大学毕业后，如果从事不需要继续读书的工作，以我的印象，大概曾经付出过太多精神，大多就走了不愿意读书的极端，经过数年很快知识陈旧化，喜欢跟更年青的人唠叨“我们当初如何如何努力”，成为“遗少”，日渐落伍于时代。
由于历史断代造成的机遇，即使非常愚蠢的人有个文凭了，经过若干年混日子也可以在所在单位占有一席之地，在体制内几乎无不可以捞个官员职位，官腔风气浓烈，反成为科班出身人中最不喜欢读书的一群。
如果继续升学读研究生或者从事需要继续读书的工作，则普遍保持了对于学习十分“敬业”的风格，特别是从事研究、文字创作的人，仍然不懈怠地“拼”着、“啃”着。学者当然属于继续“拼”着、“啃”着的一类，也当然继续付出较大身体损耗代价。这样的生命，当到了50岁左右，也就靠拢死神了。这就是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年轻“大师”级学者好多的根由。
2013年8月在北京跟余世存先生聊天，他是1969年出生，比我年轻7岁，他很关心我身体。我跟他说：“再给我10年，让我把想写的几本书完成，就死而瞑目了。如果给我20年，让我活到70岁，就是意外之喜。”余世存先生说：“你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活80岁都属于正常了。”我说：“现在环境、食物污染，我的体质对污染特别敏感，加上长期平均每天至少10小时坐着的消耗，过了50岁，就要随时准备死亡了。”
上世纪中叶以后，阿司匹林、合成磺胺、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医药技术已经发明并普及，人类寿命得到大幅增长。一般来说，只要具备基本物质生活、营养和医药条件，在正常外部自然环境下，按照中国古代活70岁属于长寿来说，人要长寿已经不是问题。
恰恰这时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短命者特别多，不过，那基本属于非自然死亡。目前而言，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很大改变，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知识本身，发生有一个断代问题，“文革”后知识分子承受着特别的重负。既有着知识的重负、专业的重负，也有着物质生活、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重负，更有着精神虚脱的内在折磨。
正是由于此，“文革”后中国知识界始终有一个严重的中年知识分子早亡问题，甚至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早亡现象。从大时代角度说，“新三届”乃至80后、90后，甚至转瞬就会登上舞台的00后，命运大同小异。“新三届”学者的早逝，不过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已经现实出现的特殊现象。
任东来，江苏宜兴人，1961年生于吉林长春， 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988年7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起担任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2013年5月2日因病逝世，年仅52岁
参加追悼会，写悼念文，对于我这样过了50岁的书生来说，将越来越是件经常的事情了。悲夫！
然而，按捺不住地还是要拼、要啃。
20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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