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贺越明：“新三届”与高考的存废
一
“新三届”
“新三届”这名词，现今大概尚未收入甚么词典，或许有一天会进入现代语词库，无论怎样都将传诸后世。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然，以后的人们，即使是“新三届”的后代，对这名词的理解也会有一定难度。因为，这又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新三届”之新，是与所谓“老三届”相对而言的，而后者所指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群体，即文革前期先后毕业于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学生。
那么“新三届”呢？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何处，我没有考证，好像迄今尚无明确或权威的记载。记得1983年初，我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新校长谢希德女士有次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称赞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79级学生懂得珍惜时光，用功学习，希望新生像他们那样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她有没有用“新三届”这个词，我无法确定，只是觉得对这个群体的整体评价很到位。
“新三届”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超过了正常的大学生年龄，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大学停止招生。到1970年代初，部分大学恢复招生，由基层单位推荐，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出身好、表现好的上学，无需接受严格的统一考试，有些地方至多搞些文化测试作为参考，习称“工农兵学员”。
这样的招生方式持续了五六年，其最大的弊病是重政治表现而轻文化基础，不用考试又给利用权力“走后门”留下操作空间。在这同时，千千万万作梦都想上大学的有志青年，却不得其门而入。
故此，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让这些沉淀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走进了考场。因为积压11年，考生实在太多，而当时院校尚少，第一批即77级的录取率仅百分之二！
考生大都是历年毕业的初高中生，故而招生年龄放宽至三十岁或以上，婚否不论，以致同一个班的学生，相差十三四岁也很常见。以我所在的班为例，入学报到时，好些同学已过而立之年，有的自己开始念大学，儿子快上初中了。
记得班主任开学时讲起，高考后入学的全国有两个班级的平均年龄最高，一个是北大中文系，另一个就是复旦新闻系，全班平均年龄是二十九岁半。年龄的参差，上体育课时一列队便很明显，有点大的大、小的小的样子。
个别已婚的本地同学，经常下了课直接回家，寝室的床位形同虚设；有的大龄同学以记忆力和灵巧为由，申请免修英语课和体育课获准。总体上，大家学习劲头很足，竞争意味也很强。
首批称77级，是按1977年12月的考试年份定的，实际入学是翌年3月。据说是那时分管教育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听取几位大学教师的建议后，当场拍板决定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抢出来的时间。
第二次高考，是在1978年7月下旬，录取的学生当年9月入学，算作78级。这两届学生同年进校，相差仅约半年，很容易混淆。
比如，上月有篇写77级的文章，作者提到著名电视主持人曹景行，“今年电视上见他头发花白多了，原来他就是七七届的精英”，所言级次有误。曹景行不久前在复旦校友网分享了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的往事，他是历史系78级学生。通常毕业年份为届，77级即82届，而78级同年毕业，却在下半年，也称82届不妥，但称83届又不确，或应加注为82届（下）。
直到79级，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历届生。当然，适龄的应届生也多了起来，平均年龄有所降低。实际上，“新三届”的特殊性，就在于其中有很多“老三届”啊！
原载《澳门日报》2017年7月23日
二
高考的存废
今年，适逢内地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年初以来，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到各种自媒体，刊布了大量当年高考参加者的回忆文章，有些还搞了征文或专题。我留意了一下，这类文字，主题可概括为两个字：改变。
参加高考得以入读大学，改变了个人命运，改变了家庭生活；视野更广阔一些，还提到恢复高考改变了社会风气，青少年普遍树立了追求文化科学知识的志向。可是，其中几乎没有一位过来人反思和追问：为何高考是恢复？之前怎么会废除的？
10年前，亦即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我曾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一个记述：1977年8月下旬，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新闻发布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正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工人。看了张贴在墙上的报考条件，他也去报名，但被厂人事部门以超龄为由拒绝。可他那时才26岁，明显低于年龄限制。
他想到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家庭出身问题，父亲刘少奇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文革中被打倒、庾死，母亲王光美仍被监禁。他心有不甘地给中央分管教育科技的“小平叔叔”写信，表示因父母的问题而不让考大学他不服气，若是他考了而没考上就谁也不怨。这封信起了作用，十多天后刘源得以报名，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考生之一，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
当年考生们身处的地方、单位和岗位不同，加上其它因素，每个人的高考经历各异，细节五花八门，是小说家也难以想象和创作的。但在我看来，所有那些回忆都不会比前国家主席之子的经历更令人唏嘘。当然，这样为争取参加高考，上书惊动党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只会发生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后代身上。
接受媒体访问时，已是军队高级将领的刘源除回忆其不寻常的高考经历外，还讲述了与高考有关的另一件事：1966年6月初，他是北京四中的初二学生，曾把两位高三学长托交的一封信，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同月18日，这封经过国家主席批阅的信在《人民日报》刊出，宣布：“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与该信同时刊载的，还有北京女一中抨击高考制度的信件，《人民日报》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正是从那时起，高考制度废除。用刘源对采访他的记者说：“1966年我递的信要求取消高考，11年以后，又是我写信要求参加高考。”在高考这件事上，仿佛历史对他开了个玩笑！
然而，这与其说历史对人开玩笑，倒不如说是人对历史开玩笑。姑且不论科举取士古已有之，为历朝历代选拔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从19世纪60年代外国的教会大学来华，本土的大学堂、公学直到现代意义的大学开办，无不实行考试入学的招生方式。高考，作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已成为常识。
可是到1960年代初，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流传开来，披露他对教育制度、教学方式及教师队伍极度不满。几年后文革兴起，高干子女云集的两所中学出头呼吁废除高考，成了得风气之先响应领袖号召的革命行动。于是，大学在停办几年后，招生改从工农兵中推荐录取，只看政治表现，无需文化考试，如今成了高等教育史上人为折腾的一个笑话。
当年倡议废除高考的北京那两所中学，十年后不会只有刘源一人参加高考，想来其他人也会感慨万千乃至啼笑皆非。从高考的存废中至少可引出一个教训：不论面临“革命”风暴还是“改革”浪潮，尊重常识，守护文明，是维持社会进步的底线。
原载澳门日报2017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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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