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金玲：从小立志做一个"写文章的人"

王金玲新三届 2019-06-17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王金玲，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导师。

原题

做一个"写文章的人"

我儿时有两大理想：一是“做一个写文章的人”，尽管不知写什么文章；二是“如果我当地主，一天吃一个咸鸭蛋。”

当然，出生于1955年且是南下革命干部后代的我，是绝不可能也不可以当地主的。那么，当写文章的人可不可能呢？我喜欢写作，在读小学时我的造句和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本班和别的班上阅读，让我觉得我可以。不过，要成为能写出许多好文章的人，必须上大学。于是，上大学成为我到达理想王国的必经之路。

我的大学梦在小学四年级的1966年，因“文革”的开始而中断，但当写文章的人的理想一直未泯。1974年我高中毕业，因已知不可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我决心向当时在国内颇有名的苏联作家高尔基那样，在“社会大学”学习，做一个写文章的人，而在1975 年被招收为杭州建国一小的教师，并进入上城区少年宫教师创作组后，我有了更好的机会，更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行，在小学语文教学以及儿歌和少儿歌词创作上逐步有所成就。

正当我在小学教学和儿童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时，1977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使我欣喜万分。但当我提出报名时，却遇到了两个阻碍。

一是学校领导以我是学校和区里的重点培养对象而加以反对。我只得软磨硬泡，多次请求加恳求，最后承诺只考这一次，考不上就今后决不再考，终于过了这一关。

二是母亲也不同意。我父亲早些年已去世，60多岁的母亲认为，我在小学教师这个“铁饭碗”职业上已干得很好，前程光明，何必另寻陌路；每月她75元退休工资加上我35元的工资收入，日子过得也不错，如果我去读书没有工资，以她的退休金支撑家用就会有经济压力；并且知道我的一些同学已结婚成家，所以我的头等大事应是结婚而不是上大学。

但我也知道她的心理是矛盾的，也希望我能得到深造，取得更大成就。好在当她了解了我要上大学的决心如铁，加上我承诺大学期间生活节俭，不做或买新衣（当然，大三时，她同意我花15元买了一件新衣）后，也松口同意了，并主动积极地为我四下打探相关消息。

我的复习备考没参加复习班，在工作之余进行。学校只给我三天时间备考，好在我从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就自行复习了。

高考中，数学是必考科目，但却是我的弱项。我找到了在杭州附近临安县工作的表姐夫。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执教于西安交通大学、在“文革”中为夫妻团聚调到临安机床厂。于是专程赶到他家“补课”，在他的指教下，数学能力大有提高。

至于文科科目，我的复习资料除了原有的高中课本外，还得益于我家两大“利器”：一份一直自费订阅的《浙江日报》和一台收音机，这在我高考成功路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记得高考前几天在《浙江日报》一篇社论上看到有“高屋建瓴”一词，因不识“瓴”字，就特地查了《新华字典》，知道了该词的读音和含义。刚巧高考卷中有该词的名词解释，出考场后听到很多考生纷纷打听该词的解释，我乐滋滋地想：虽然只有1分分值，不用说，我肯定是比别人多赚了。

当然，中学教科书也很有用。记得在要去参加政治考试走出家门前十几分钟，我突然想到“临阵磨枪、不快也亮”这句老话，匆匆抓起高中政治课本随意一翻，看到“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就边走边背。进考场拿到卷子，正巧有一题是与此有关的，于是又流畅地落笔为快了。

当年的高考有预考和正考两次，一些细节记忆犹新。比如，正考第一场考语文，这虽是我的强项，但当考卷到手后，仍心慌手抖，过了十几秒钟后才突然心安，手也不抖了，开始运笔自如。当完成“高屋建瓴”名词解释后，自信心大增，手不掇笔，对开始时感到如芒刺在背的那位经常踱到我身后的监考老师，也毫不在意了。

考试后不久开始填报志愿。看着《浙江日报》上刊登的高校和专业名录，我大开眼界且眼花缭乱。既无人指导又不向任何人请教，我凭着要当“写文章的人”的志向和对“写文章”职业的想像，一是觉得当记者既可写文章，又能到处采访，填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二是认为读中文能当作家，填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三是认为图书馆有许多书可看，空下来也可以写文章，填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这样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实在可笑，但在当时，却确实是我对该职业能否实现自己理想为考量基础和依据的，理性而又认真。

等待录取的日子，煎熬而漫长。每当传达室的阿姨送信报来教师办公室，我就眼巴巴望着她，希望能听到一句“这是你的录取信”。虽然这期间我也收到若干歌词发表的通知单，但这些往常为之欣喜的事都被等待大学录取信的焦虑一扫而空。

有一天，不知道我填报什么高校和专业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告诉我，他在区教育局办公室看到了我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当未接到通知书的我打电话到区教育局询问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学校书记的肯定与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否定形成的我对高考录取的疑问，至今仍是我的一个心结。

1978年春节后听说高考招生已经结束后，我处于十分沮丧和郁闷中，却不能把这些不良情绪传染给学生，也不能让母亲担忧，只能强颜欢笑度日。还好没过几天，我接到学校要我开一堂全市小学语文教学公开课和区少年宫要我尽快交出新儿歌以供创作组讨论的任务，我不得不全力以赴，也就少有时间郁闷了。

就在我打算在“社会大学”成才时，一天，我又在收音机里听到，为培养更多人才，经党中央决定，扩大本次高考招生名额。很快，我第二次收到高考学校和专业志愿表，明确是招收走读生。

要填报的内容中有三项印象深刻：一是只能选择省内学校就读，二是上学的交通状况，三是是否服从分配。我毫不犹豫地分别填上：杭州大学中文系，交通十分便利，服从分配；可见我想上大学的心情何等急迫。

志愿表上交后，我期盼被录取的痴情，与准备公开课和创作新儿歌的激情冲撞交织，陷入心绪凌乱之中。好在时间不长，就收到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被杭州大学这所名校录取让我非常高兴，但这历史系却让我心情不爽。想象中，学历史的都是“冬烘先生”，往往与古板、僵化相联；何况我又没填报这个专业。我与少年宫教师创作组的几位同事商量后，在新生注册的前几天，一起去了杭州大学找到历史系办公室。

我对着办公室里几位老师讲了自己希望转读中文系的愿望和理由，他们个个含笑不语；末了，一位老师和蔼地说：“你去中文系问问吧，他们是否接收？”

我们无奈地出来，正在系办公室附近的天桥上商量是否去中文系，又一位一身儒雅的中年男老师从系办公室走到我们身边，他以朋友般的口吻问道:“你们在中文系有熟人吗？”答曰：没有。他听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你们在中文系没有熟人，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转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他看着我说：“你不是填了服从分配吗？何况你的中文考试成绩一般，但历史考试是高分，所以被历史系先于中文系录取了。”又说：“搞创作需要历史知识为基础，学历史对你搞创作是很有用的，可以把创作搞得更好。”他的态度、语气让我如沐春风，他的指点恰似醍醐灌顶。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是杨招棣先生。

就这样，在杨老师的点拨下，1978年4月，我到历史系注册报到。在大学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工作中，我越来越体会到杨老师这番话对自己人生的指导、引领作用，要在“写文章”上有所作为，历史知识和历史思维是必备的基础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