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蒋泰维：一个司炉工的人生转折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泰维 ，1955年1月23日生，浙江杭州人，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厅长、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和浙江省委党校兼职教授。
原题
难忘1977，
一个司炉工的人生转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40年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40年前，我有幸参加了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并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1979年政治系分为哲学系、经济系，我选择了经济系），成为被世人夸奖和羡慕的77级、78级大学生的一员。那年我已是23周岁，是现在大学本科毕业后的年龄。
从17岁进厂当学徒，我在杭州煤渣水泥瓦厂（又叫小瓦厂）当司炉工，烧了5年多的锅炉。工厂就在杭州现在叫湖墅南路长板巷，用锅炉烧的蒸汽蒸煤渣水泥瓦，早中晚三班倒，除了烧锅炉外，每天还要在冷却到60-70℃的窑洞里，把一辆辆装满瓦胚的铁架车推进去，蒸好的拉出来。
记得夏天在小小的锅炉房，前进2米烈火熊熊，后退2米烈日炎炎，还要到堆煤场铲煤，把沉重的煤车从斜坡上拉进锅炉房。每天下班时，身上帆布工作服都有一层白白的汗盐。五年下来，练就了一双厚厚的老茧手和结实的腿肌。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当工人虽然“脏、苦、累”，但还是挺快乐的。因为工作和人际关系都比较简单，没那么多差异、那么多想法、那么多竞争和压力。业余时间看书、画画、弹琴、下围棋，和要好的同学、朋友、师兄弟一起穷开心。
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厂里38个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我家三兄弟都同年参加高考，就我一个被录取了。其实，当时的文化基础并不好，被十年文革耽误了。复习的时间也短，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又不能请假，只能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把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地理课本，平均两天一本，匆匆地复习了一遍。
记得初试的作文题目是“赴考”，有人看错了，写成赶考。复试的作文题目是“路”。记得当时脑子里马上涌现两句名言，一句是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句是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便以此展开写了作文，还算满意。但数学自己估计只做对了40多分，居然在扩招时我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为走读生。
当时走读生单独编了一个班，叫四班，20多个人，全年级四个班，共140多个人。我们走读班许多同学都是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未被第一批录取。
1976年我曾报名参军，因为按当时的政策，一个家庭多个子女只能留城一个，其他的都要下乡当农民，我的大弟已经下乡插队落户，如我不参军，二弟也要下乡。我几经努力通过体检，好不容易领到了入伍通知书，办妥了离厂手续，但在米市巷招待所新兵报到领军装时，全部人点名领完后没有我的名字。我焦急地到征兵办公室询问，被告知在我9岁时就过世的父亲是现行反革命。
当时我真是五雷轰顶、悲愤欲绝，哭喊着从收走我入伍通知书的征兵办工作人员手中夺回无用的入伍通知书。所幸一年后，我意想不到地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人生的道路。
我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平平而已，由于家庭原因，年幼丧父，又属“黑五类”，经常被歧视、受欺负，性格比较内向、寡言。许多同学都很优秀，都很刻苦努力，但由于没有机会考上大学，虽然不少后来读了电大、夜大，继续在工厂、菜场、商店当工人和店员，早早地就下岗、退休了。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之后一直在省级机关逐步走到中层领导干部的岗位。
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兴冲冲地告诉妈妈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其他的家长那么高兴，而是把我臭骂一顿：“好好的工人不当，一个月37.74元的工资不拿了？读什么大学！”亏得国家政策规定，连续工龄五年的人可以带工资上学，真是太好了。
其实母亲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三兄弟同时考大学，虽然两个弟弟1977年没考上，但第二年1978年都考上了，都要母亲供养，学费和生活费确实负担很重，而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6元。
后来想想，真要感谢母亲省吃俭用，把我们三个儿子培养成人，而且都送进了大学。记得当时家里盖的被子、穿的衣服都是母亲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苦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
77级、78级同学是非常勤奋好学的。当时之所以能够在2000多万考生中“百里挑一”，脱颖而出，都是因为平时喜欢学习，不论是下乡务农、进厂做工，还是参军当兵的，包括年龄最小的应届生，都特别喜欢看书。
记得我自己在中学和当工人期间，就如饥似渴地借各种书看，平时到街上去的最多的就是书店、文具店，杭州延安路、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和平海路拐角处的文具店，还有湖滨的书画店，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
当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看书是最大的兴趣和快乐。大量的书是同学、朋友之间互相借阅，一本书两三天，甚至一个通宵就看完。我最感谢杭州第十四中学（前身是杭女中，我是1968年杭女中改成男女同校的第一届男生）图书馆的老师，特别照顾让我有空到图书馆看书借书。
除了中国古典小说、近现代小说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外，我们很喜欢看各类翻译小说，现在许多书名还记得清清楚楚。比如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集，赫尔岑的《谁之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葛朗台》，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狄更斯的《双城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等等。
此外，我对哲学、政治感兴趣，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还有毛泽东的“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有《苏共党史》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
77级、78级大学生之所以能够一起回忆当年的高考，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78级学生不少参加了1977年高考，半年后又参加1978年高考，而且由于只差了半年，加上当年师资紧缺，许多课两级生都一起上大课。
这两级生的情况很相似，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最多差十几岁。而且都特别得能吃苦，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是苦出身，有的下过乡，有的进过厂，有的当过兵，大家都吃过苦、不怕苦、不怕累，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有些已经成家，有两三个小孩。记得王立鹏同学有三个小孩，每年农忙季节还要请假回乡种承包田。
那时候大多数同学都睡得晚、起得早，我自己也是几乎每天要到午夜1点钟左右睡觉，早上5点钟左右起床。头几个月我走读上学，每天骑自行车边骑车边背英语单词。那时，学校条件差，没有将我们政治系安排进杭大本部西溪校区，而是在文二路原财贸干校（后改成供销学校）办学。
后来学校照顾我们走读生，把十几个同学安排在礼堂角落的厢房住宿。记得在闷热的夏天夜晚，同学们为防蚊虫叮咬，都穿着长衣长裤，甚至是套鞋，一边擦汗一遍看书。我和史晋川同学每年寒假、暑假都不回家，结伴在学校看书，只在年三十回家吃顿年夜饭。
77级、78级同学是充满理想而又非常朴实的一代人。当年年纪最大的30岁出头，最小的16、17岁，正值青春年华和激情燃烧的岁。当时的共同理想是与国家的命运和目标紧密相连的，那就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再就是共产主义、人类解放。说我们是非常务实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好高骛远。我们许多同学的个人理想就是毕业后当老师、做研究，教书育人，探索真理，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几乎没人想着以后成名成家，当大官、挣大钱。
虽然后来同学们都各有成就，有的官至副部，有的财逾亿元，有的成为著名作家、经济学家，但这都是时代的发展和命运的变化所致，当时可能谁都没有想过。
77级、78级同学可能算是传统与现代思想的融合体。我们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照现在来看，都比较传统、比较正统、比较循规蹈矩。但同时，我们思想又比较解放，比较活跃，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有长期受教育形成的责任感、使命感，对新事物、新知识、新理论、新观点也比较乐意接受。
记得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对一些理论观点和现实问题彻夜讨论，争论得面红耳赤。当时学校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男女生之间公开交往不多，见面也就是点个头，打个招呼，胆大的上去跳个舞，但毕业时没想到忽然冒出来不少一对对可爱的情侣。其实，在学校里还是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浪漫故事。
77级、78级同学也是努力工作、有所作为的。自从上了大学以后，就一直“忙忙忙”，没有多少空闲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一晃40年过去了，大多数同学到了已经退休或临近退休的年龄。
夕阳无限好，黄昏也灿烂，杭大永不忘，同学情谊长。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没有辜负国家、母校和父母的培养，我们还要力所能及地发挥余热，过好未来的40年，至少是30年、20年吧。
作者做客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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