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邵学新：跨越十三年的两次高考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之路1965 – 1978
我是1947年生人，1954年进入汉口天津路小学读一年级，按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应该于1960年考入初中，于1966年高中毕业。那么就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当年“高考”取消，以后便成为“老三届生”，然后上山下乡.....
可是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当我上五年级时，武汉市教育局在两所重点小学——天津路小学和武汉实验小学搞了个“五年一贯制”的试点，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便提前一年在1959年考入初中，1965年也就赶上“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考”。
那年“高考”据说是1962年以来“政审”最严苛的一届，每个考生的档案袋封面上都盖有“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 等等不同的印章。而且据说，对“三师”（教师、医师、工程师）的子弟录取比例有所控制。
我们那个班有13个同学没有被录取，除一个体检不合格、一个成绩实在是太差，其余11人（包括笔者）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或社会关系问题而名落孙山。我的高考之路的第一段就这样黯然地降下帷幕。
两个月后，接到武汉市教育局的一张“中学教师陪训班”的通知，经过两年培训后，开始了我的粉笔生涯。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决定恢复高考。此时我已经当了11年初中数学教师，“曾经沧海难为水”，对恢复高考这件事反应较为平淡。一则是因为十年来深陷“读书无用论”的泥淖还没有自醒，二则是我的父母都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知识分子，可是他们（特别是父亲）那些年特别是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使我认为大学不读也罢！
后来“师训班”的同学冯群策兄报了名，并且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榜样的力量撼动了我，再加上母亲和妻子劝之以理，动之以情。我遂决定准备参加下一年的高考。
几个月后，报上刊登了关于1978年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的消息，其中有两条与上一年不同，其一，考卷不再由各省出了，而是全国统一考卷（这个我不怕，反正13年前我经历过一次）；其二，非老三届的考生年龄不得超过30岁（这个规定明显是针对我们65届的，因为65届的学生99%都超过30岁）。怎么办？眼看我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于是我把户口上的出生年份“1947 ”的“7”改成 “8”。然后将户口簿交给学校党总支管人事的L老师，当年报名是由各单位集体到区招办报名。
过了几天，L老师把我叫到党总支办公室，他对我说：“你的户口上的年龄是你自己改了的吧？你也不想想，你的档案上的年龄是1947，你怎么改？” 我无言以对，看着他，等候他发落。
“文革” 初期，我和L有些观点不尽相同，所以后来两人关系一直不太融洽。1975年武汉市公安局截获一封攻击“文革”的信件，于是当局就在各单位查笔迹，我因为平时喜欢弄笔舞墨而成为重点关照对象。为了弄到我的笔迹而又不打草惊蛇，党总支就向全体老师布置，每个老师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交上来。我们老师一天到晚是 “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有功夫去写心得体会？
等了几天，看看没动静，L老师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天下午，他来到我们办公室，冲着我大声说：“邵老师，你的心得体会怎么还不交？”顿时，办公室的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上的工作，看着我和L老师，此时大家的潜台词：我们都没交啊，怎么独点他邵老师？看到L明显冲着我的来意，我也没好脸色说：“这几天太忙了，晚上回去写，明天交给你。” 也许是感觉到自己的言行过于唐突，L老师悻悻而去。后来大概是我的笔迹对不上号，也就没有再找我了，以后L老师每次遇到我，总有点不太自然。
每一个有小孩的家庭都知道小孩的健康是这个家庭第一要务，特别是在那个物质和资源匮乏的年代，看病难，小孩看病更难，到儿童医院给小孩看病更是难上加难。那年我刚好接初一新生，我打开新生的履历表，看看有没有家长是医生，最好是儿童医院的。可惜没有，隔壁梁老师班上正好有一个学生的妈妈在儿童医院做护士长，我就用一个班干部将这个学生交换过来。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的这一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好多同事也跟着沾了光。我们的小孩无论慢性病还是发烧感冒，看病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L老师急匆匆来到教室门口，神情尴尬夹杂着焦急地央求我：“邵老师，帮个忙，我的女儿病了好几天，又吐又泻，去二七卫生院看，没什么好转。请你带我们去儿童医院，找找你的那个家长，好吗？” 我上完课即陪同他爱人（他有事不能前去）抱着小孩去了儿童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没几天小孩病愈了。
也许是我以德报怨的原因，L老师虽然批评我不该改户口，但还是给我报了名。
7月20日~22日三天高考，见到了那么多当年 “折戟” 的同窗好友。真有一种时光倒流又回到1965年那个难忘的夏天的感觉。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总分超过本校应届生最高分的秦同学三十几分，更奇葩的是我的英语成绩居然超过本校一位也是参加高考的英语代课老师16分，虽然我在考前因为教学任务繁忙而没有正规复习一天。不是说我考得多么好，这只能证明所谓 “ 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十分靠谱以及“ 文革 ” 对文化、教育的摧残至极。
这次高考规定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接着就是等待录取通知书。9月1日学校开学了，考虑到我马上就要走人，教导处没排我的课，当了十一年的班主任也拿掉了。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还没轻松几天，扰人的事情接踵而至。首先是总分低我三十几分的秦同学接到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接着听说区教育局正在清查各中学参加今年高考的教师中的65届毕业生，其理由竞是因为他们参加过65年高考，所以没资格参加78年高考。我的武汉二中的同窗唐同学、程同学就被“清理” 出来。临时调到区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满老师回来对我说，招办的同事问过他：“ 听说你们学校有个邵老师是65届的，也参加了今年高考。” 他连忙推脱说，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从而搪塞过去。
一直到了9月下旬，我校参加高考上线的应届生陆陆续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这里仍然没动静。教导处的谭主任来教研组找到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后，要我准备重新接课。是啊，好梦总有睡醒时，生活还要继续。
还是在拿到到高考成绩后，我曾经找到亲戚倪叔，他那年正好是湖北某学院的招生人员。倪叔看到我的成绩后说，这个分数上华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再三托付他。
倪叔一去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我几次去他家，他的家人也没听到消息，只是叫我耐心等待。
这天，我又一次去倪叔家打听情况，还是没消息，回到单位后沮丧地坐在办公桌前，心里想：算了，再不去了，备课，明天上课！
“小邵，快请我吃糖。” 隔壁语文组的熊老师突然兴冲冲从外面撞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信件，“你的录取通知书。” 原来刚刚他到楼下传达室拿报纸，正好邮递员来了。
和妻女在华师教学楼合影
几天后，学校为我和两位即将调离本校的老师开了个欢送会。会上领导讲话后，接着被欢送者讲话。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刚刚准备讲话，突然觉得喉咙哽咽，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那次高考、也想到这次高考前前后后的曲径波折。真是应了一句古话 —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与同班同学熊英杰(戴帽)合影
来到华师数学系报到后才知像我这样的65届生还很有几个。汉川的李长桂、恩施的肖魁、武汉的张希舜、胡礼和与我。华师数学系78级有6个小班，其中7806班全部是大龄生。大部分都已成家，很多同学入学前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参加工作不满5年不能代薪。所以他们来读大学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家里人也作了很大的牺牲。湖南长沙的李如雄同学当年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还铿铿在耳：“我来上大学不能代薪，可能会后悔四年。但是如果我不来，将来我会后悔一辈子！”
与同学冯群策(华师77级，白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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