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德强:高考结束次日,妻子生下一个胖小子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大学时留影
张德强,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现已退休。
原题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
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前不久,在整理书柜抽屉时,从一本陈旧的笔记簿中掉下一张小小的纸片,我捡起一看,竟是一张准考证:薄薄的64开粉红色书写纸,正面印着“准考证”和“浙江省1977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字样,背面是“考生须知”;翻开来,写有科别、姓名、性别、报名单位和准考证号,盖在照片角上的图章是“绍兴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想不到这张准考证还夹在本子里。睹物忆旧,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准考证
我属于“老三届”。1966年6月,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高考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中央决定暂停高校招生工作,让大家全力以赴投身“文化大革命”。当时,好多同学都欢呼雀跃——不用埋头准备参加考试,可以轻松地玩了。而我却很有些失落感。
我是绍兴第二中学(今稽山中学)高三(1)班的优等生,各科成绩都很突出,考上大学不成问题。我尤其对数学物理颇感兴趣,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理工科系,另外,绘画也不错,想提前考美院试一试。
这一来可就耽搁了。但转而一想,反正是暂停,过些日子总会有机会的,慢慢地也就释然了。可谁知这一“暂停”,竟停了十年。
绍兴二中毕业证书
随后,我便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绍兴郊区农村插队,一去就是八年。掘田插秧、挑粪割稻,盛夏抢收抢种、冬天围垦海涂,样样农活都干过,凭我瘦弱的体质,实在难以胜任,每天挣的工分比妇女还低。
后来,公社领导见我文化水平高,能写又能画,就让我发挥特长,当代课教师,组织文艺宣传队,后来又派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其间一度借调至县文化馆搞过创作。
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县级报刊、《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不少短诗,1972年7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水田》影响较大,可以算是我的处女作,引起省内诗界的关注。
下乡期间在公社广播站做编播工作,1974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陆续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尽管我在农村表现不错,却总是轮不到我。有一次都已填了表,乡亲们纷纷传说我被推荐上大学了,结果却没去成——因为“政审”不过关(我大伯是右派),被某个公社干部趁机调包换了人。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的大学梦才重新点燃了希望。
记得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赶紧找出原先的中学课本重温起来(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高考复习资料)。熬夜苦读了一两个月,先是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初试选拔,通过后才发给我这份正式的准考证。
1977年12月15、16日两天,我赶到城里的绍兴一中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比我小七岁、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的大弟,和我一起参加了那次高考,他的数学基础差,我帮他恶补了几天,勉强应付。
至今我还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成语“高屋建瓴”,要求解释加点的“建”字,我答不上来,考完后立即查词典,才知是“倾倒”之意。作文题为《路》,我就结合自己艰苦求学、上山下乡的坎坷经历,并引用鲁迅、马克思有关人生之路的名言,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抒情散文,获得高分。
这张准考证上之所以填的是文科,是因为毕竟我下乡八年,学业早已荒废,只有写作不辍,又喜爱文学,因此报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已虚岁三十,与同为知识青年的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按有关规定年龄偏大者报考须证明有所特长,于是我还特地致信浙江省作家协会,请他们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我创作成就的公函,附于报名表中。
高考结束后,我从城里返回乡下。当天晚上,妻子即临产,次日凌晨在乡村卫生院为我生了个儿子,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果然,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3月8日一大早,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和母亲,吻了一下襁褓中的婴孩,记得临出门还放了几个炮仗以示庆祝。我用扁担挑着箱子和被包,匆匆赶往火车站,谁知半途扁担折断,幸亏正巧有一辆三轮车路过,赶紧请其帮忙才顺利到站。
绿皮火车徐徐起动,我不禁思绪澎湃,热泪盈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根本没想到,时隔12年,居然又回到学生时代。12年前,我曾憧憬过大学生活,想象过大学校园,今天终于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到了杭州一下火车,便见到了前来迎接新生的杭州大学校车,我便很快到达中文系,办完报到手续,由老同学带我来到宿舍。6人一间高低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对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杭大中文系扬帆诗社部分诗友,1980年
这一年,喜事连连,我大弟被绍兴师专录取;半年后,小弟也考上了绍兴师专。于是,在同一年里(1978年),我们兄弟三个都高高兴兴地离开家门上大学去了,憔悴的母亲倚在门框上满脸堆笑,却忍不住泪眼婆娑:“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
大弟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也来到杭州,现在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小弟毕业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一家民营企业的经理。
荣获杭大奖学金
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一张小小的准考证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成了我珍藏的历史文物。
杭大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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