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方方：革命时代的少年往事

 作家简历

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少年往事

作者：方方

闹革命

小时候看了许多小孩闹革命的书，比方《红孩子》《鸡毛信》《渔岛怒潮》之类，对革命充满了由衷的向往，总为革命已经被别人给闹完了而焦急万分，仿佛觉得自己一生没有闹成革命实在是一大不幸。在甜水里泡甜水里长过这种甜如蜜的生活又有多大的意思呢？真是好苦闷啦。
　　

不想1966年霹雳一声震天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新的一场革命，令从未有机会闹革命的我辈人欣喜若狂。虽然也就十岁左右，匹夫有责之志一点也不少于职业的革命家。于是蜂拥而上地投入革命之中。
　　

革命的早期阶段十分盲目，所有人都只会尾随于中学生后乱喊乱叫并被他们讨厌。我们的自尊心虽然遭到打击，可又无法改变局面。一想到送鸡毛信的海娃等人当年是何等受成人们的重视，便人人感到委屈不堪，我们天天发牢骚，抱怨世道的不公，愤愤然大人对我等的轻蔑，却也无奈。
　　

不过好机会终于到来了。一天，我们班一个同学在上课前兴冲冲地赶来并报告给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江汉路那边许多小学也开始向政府请愿，要求小学生也得停课闹革命。欢呼声立即在教室里响起。闹革命要能闹到不上学的地步，那真是比实现共产主义更对我们有吸引力。班上一向会闹腾的几个人马上宣布：我们也要去市里请愿，愿意去的人立即在教室门口排队。
　　

这么好玩的事谁不想干？只一会儿，几乎全班都站在了门口。两三分钟后，队伍就开始向市委进军。前来上课的老师在半道上和我们相遇，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直到我们与她擦肩而过，她才“哎哎哎”地叫了几声。我们一起大笑开来，毫不理睬她的“哎”。
　　

市委果然聚集了许多许多的小学生，大家都乱纷纷地呼叫口号，无非是停课闹革命，谁不让我们闹革命就打倒谁之类。但凡穿戴得像政府机关办公人员的人周围，都有一群小孩围绕着乱喊口号。那些人的神情多半都是哭笑不得。革命一直闹到中午，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肚子却都饿得咕咕乱叫。幸亏我们的革命对象还很人道，说是在几楼几号房为同学们准备了免费午餐，且补充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中原本还有人想商量吃还是不吃这一问题，听到后面那个补充便全体一致了：吃！
　　

我们囫囵吞枣地吃了饭，打着饱嗝回到院子里。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再在这儿闹下去。于是一个同学说：市里归省里管，要想革命成功，我们得到省委去！
　　

省委在武昌，在我们的概念中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远得甚至我们连路都不认识。打退堂鼓的人立即多了。马上有人说要想革命怎么能怕困难怕吃苦呢？我本来也犹豫着，一听这话心里立刻骂了自已几句，当场决定要革命到底，到省委去！
　　

掐指一算总共有十来个革命坚决者，但也能排成一支小队伍。这就足够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湖船上开第一次党代会还只有十二个代表哩，革命还不是闹成了？
　　

我们不知道路，没关系，可以问；我们没有钱，没关系，可以混。到了水果湖，被一路电车上一个认真的售票员抓住，说是没有钱，想走可以，但要在每个人的脑袋上打一下。为了及早脱身，我们都同意了，战战兢兢地让她轮个地在头上拍了一巴掌。这是参加革命后吃到的第一个苦头。
　　

到了省委，那里范围太大，我们转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找谁也不知道，革命完全失去了对象，这真是一件让革命者难堪的事。好在省委毕竟很好玩，很容易让我们把革命的事放在脑后。我们在每栋大楼里溜滑楼梯扶手，没人批评，也没人干涉，真是开心之至。一直玩到天黑，人人都疲惫不堪，这才觉得应该回家了。

走出一栋大楼，遇到一个老人，他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来要求停课闹革命的，现在想回家了。他笑了起来，叫我们跟他走。我们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完全不考虑他是不是个走资派之类。他走到一辆大客车前，跟一个司机说：把这些小孩送回家，他们家里的大人该急死了。我们想也没想什么，急急忙忙地在附近上了个厕所，就叫着老爷爷再见，上了那辆车。那是一辆我们从来没坐过的非常漂亮的大客车！
　　

我们在平时上学经常路过的路口下了车，恰碰上到处寻找我们的父母。我已经累得走不动了，我的父亲把我背在背上，说，你去了省委，对那里有什么样的印象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省委的厕所特别好！比我们学校的好多了！
　　

我们的革命活动就到此结束。我们这群“革命者”几乎在早期，就被革命的洪流淘汰掉了。而我的关于省委厕所的话，也成为我家永远的笑料。

第一次出远门

正像一首歌所唱的十七岁出远门那样，我第一次只身出远门也恰是十七岁。那是1972年的暑假，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单独出门旅游一次，于是我向妈妈提出要求。
　　

妈妈想了想说，那你就去南京吧。南京是我的出生地，自1957年我们全家搬来武汉后，其间我只回去过两次，而且因为年纪太小，对南京的印象已经十分淡薄了。玄武湖、夫子庙以及鼓楼时时出现在家里人的嘴边，然而我却一点也描绘不出它们应有的模样。我想我的确应该去南京看一看了。
　　

我自己到码头排队买了一张船票，然后便开始了我的旅行。在此前，我一直都精神振奋，一副胆敢独闯天下的派头，直到妈妈的身影在岸上消失，留下我一个人在一艘陌生的船上时，那种惊慌失措感才蓦然间涌上心头。在船上的两天是怎么度过的，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下船后应该来接我的表姐却没有来。我站在码头像个小傻瓜一样呆头呆脑地东张西望，何去何从全然不知。我的迟到的表姐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她就是来接我的人！
　　

在南京，我见了许多亲戚，人多得我几乎认不过来。我在三五天内风卷残云般地逛了中山陵、雨花台、长江大桥等等可以一玩的地方，然后便每天待在家里同小表弟们一起打牌下棋，以及聊大天，于不知不觉中一晃即过去了一个月。归家的时候到了，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其实并没有好好地看清楚南京。
　　

回去的船票非常难买，几个表兄轮流值班为我通宵站队买票，长夜漫漫，时间难熬，一个也是即将返回武汉的女孩开始为所有排队的人讲起了故事。我的一个表兄认识了她并且很欣赏她，她表示她可以一路照顾我。白天开始卖票时，我没能买到四等舱，这意味着我将坐在甲板上回去，我感到非常着急。那女孩因为讲故事的缘故，博得了大家的喜欢，站在前面的人都让她插队，于是她很轻松地买到了四等舱。她对我的表兄说不用担心，她可以和我挤着睡一张床。她和我约好届时码头见，并说她叫李小燕，她还有个同伴叫程燕。
　　

我离开南京那天，由于动身太晚，到达码头时船几乎要开了。我急匆匆告别送我的表姐，又急匆匆地往船上奔，码头上的乘客已经上空，我根本没有见到李小燕的人影。上了船之后，我站在船舷边，望着江水发呆，不知道在船上的两个夜晚我该怎么度过。

船开了很久，我才在过道上找了一块空地坐下来休息。我把头靠在舱壁上刚刚想闭上眼睛，突然我看到两个女孩朝我走来，其中之一是李小燕。她俩东张西望地在寻找着什么，我断定她俩是在找我，于是大声地喊了起来。果然，她们听到我的声音立即朝我跑来。

李小燕说她们在码头找了我好久，一直没有看见我，以为我已经上了船，就到船上来找，她们把船已经上上下下梳了几个来回，都没有看见我，正在着急哩。我听了心里好感动，一时间说不出什么话来。另一个女孩，我知道她叫程燕，拿起我的行李便走。我跟在她们身后，心想我应该怎么感谢她们呢？
　　

我来到四等舱，李小燕让我和程燕睡一张床。程燕和我同龄，我们俩非常谈得来。我俩站在船舷边谈了一天，无非是谈我的同学我的学校她的同学她的学校，倒反而把李小燕冷落到了一边。不过像李小燕这样的女孩是永远没有寂寞感的，她在船舱里又摆开了故事场，吸引了一大批的听客。他们把她围在中间，仿佛她是花心。

我和程燕都很羡慕钦佩她，她无论走到哪里，总可以成为中心人物。而我们却不行，我们俩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人多之时开口就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李小燕却觉得如果面前只有一两个人她就会觉得没什么好讲的，连精神都提不起来。我对她的理论真觉得不可思议，她却觉得像我这样将来准没出息。
　　

船在江上行了两天两夜，李、程两位对我照顾十分周到，这对第一次出远门的我真是莫大的安慰，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时间难熬，反而觉得这一趟旅行最愉快的最难忘怀的事就是在回家的船上，因为我交了两个我很喜欢的朋友：李小燕和程燕。
　　

那之后，我和程燕保持通信达两年之久，高中毕业前夕，我还专门从汉口到武昌她的家里去了一趟，我在她的家住了一夜，她说她很快就会下乡，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抽出来。我因为哥哥们都在乡下，笃定留城，完全没有她的那种伤感。我问及李小燕，程燕说她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当兵去了还是已经下了乡。那时是1974年的秋天。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听到李小燕和程燕的任何消息。我第一次出远门交的朋友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而去。直到今天我仍然常常想起她们，因为她们让我体会到了一个人在困难之时得到他人帮助的欢喜和激动之心情，和被助之后那种久久不忘的美好感觉。后来每逢我看到别的人需要帮助时，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她们，于是我总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我的双手。

　　倘若有机会能再次见到李小燕和程燕，我会亲口对她们说她们给我的帮助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将永远地感谢她们。

永远的内疚

人有时很奇怪，或许他干过很多的坏事犯过很多的错误他却一点也不记得。而一件很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事却可以让他萦绕于心，永远地感到内疚。
　　

我便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说起来那的确是一件很小的事，而且那时我才十二三岁，可是它却折磨了我许多年，像一块石头压在心里，想起来便觉得沉重。大约是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姓丁的女老师突然调走，换上了一个姓田的男老师。田老师又矮又胖，脸上没有胡子，眼睛又是出奇的小，简直与英俊潇洒无缘。和漂亮苗条的丁老师相比，实在令人看不顺眼，这下子引起女生的愤怒，竟众志成城地对田老师采取了抵抗态度。
　　

然而在丁老师交班之时，曾单独将我作为班主席介绍给了田老师，田老师找我了解了一些班上的情况，大约我谈得很有条理，田老师对我很满意。头一天上课他便夸了我几句，这一下竟使我陷入了一种很难堪的局面：我被敌视田老师的女生们孤立起来了。我很不自在，感到孤独的滋味很难受，于是决定和我的同学们站在一起。我也开始与田老师为敌，和我的同学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很快成为学生领袖之一。

田老师先是莫名其妙，后则失望无比。而我却因重新获得同学拥戴而兴奋不已。我们决定集体罢课，只要是田老师的课就全体到操场去做游戏。时值文革期间，老师已无力管教学生，只能听之任之。田老师的愤怒和焦急溢于言表，而我们却毫不理睬。
　　

有一天我们决定耍一耍田老师，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说，等田老师一露面，我们便涌进教室，他以为我们是进教室上课了，心里一定很高兴，但我们进教室后就马上从窗户翻出去，让他空欢喜一场。我的主意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于是我们照此实施了。那天，当我们所有的女生一阵风地跑进教室又一阵风地翻越窗子时，男生们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只是一旁起哄，如同助威。

田老师远远看见我们进了教室，果然欢喜异常，然而当他走到教室门口时，脸色却骤然大变，他身体晃了一晃，仿佛是晕眩，手上的粉笔盒从备课本上滑下，粉笔哗啦啦撒了一地。那时的我们正在窗外偷看，许多女孩发出嘻嘻的笑声，然后一哄而去。我离开得最晚，我被田老师的表情所震动。大约便是那一天，有一个画面就永远嵌在了我的脑子里。那是一个胖胖的大人呆立着露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
　　

从那时起，一种对田老师的内疚就一直纠缠着我，我对自已自责过很多也对自己安慰过很多，可我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纠缠。我很想找田老师去认错，让他骂我一顿以便我得以解脱，可是有人告诉我，说田老师已经死了。
　　

这件事使我常常想，人不能图一时之快去伤害别人，否则更加深刻地伤害的只能是你自己。

说谎的记忆

我非常佩服那些能将谎言说得像真的一样的人，这样的功夫练就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委实不易。我想这必须得心硬皮厚才能从容不迫地说出谎来。我在这方面的确是弱项，这主要是小时候的一顿痛打留下的后遗症。
　　

其实那时我也就五岁左右。事情非常之小。有一天，我拿了我二哥的作业本。这些纸张对我这个尚未识字的人来说没什么重大意义。于是我把它们撕了，叠了许多的东西，比如飞机小船之类。玩了一会儿，也不高兴再玩，就将它们又扔掉了。晚上我的二哥发现了他的作业本被撕得一塌糊涂，很自然地将这事作为一桩重要的案件报告到妈妈那儿。我的妈妈便在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小哥哥中盘查。我的小哥哥那一天正好都在同学家，有不在现场的证人，于是重点盘查对象就只剩了我一个。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也矢口否认了我的行为。我一口咬定作业本绝不是我撕的。实际上全家人都已经断定这事肯定是我之作为，只是非要我自己承认而已。我在严厉的盘问面前一边哭，一边固执己见。我的这种态度使妈妈非常恼火，她便开始揍我。挨打真是我的生活中十分少有的事。连一向喜欢我的妈妈都打我了，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可恨！我于是悲愤交加，更加不肯承认错误。

我的哥哥们见我哭得可怜，就央求妈妈饶了我。可我听见妈妈说，她要是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以后就没人饶得了她。妈妈说了这番话之后更为严厉起来。她把我抱到院子外的一个粪坑前，将我的脑袋对准粪坑朝下，并说：你承不承认？你要再不认错我今天就把你扔下去！我惊恐万分，只顾得了哭，根本不记得自己该说些什么。

我的小哥哥一直跟在后面，他见我的妈妈如此这般，不觉顿生同情之心，于是开始考虑拯救我的办法。只是隔了好一会儿，我几乎哭哑了嗓子，他才想出了一个最大的理由。他慢慢腾腾却是很坚决地说：妈妈，你不能丢。要不然我就没有妹妹了！

那一刻我终于也意识到了小人是斗不过大人的，便决定投降。我号叫道：我错了！本子是我撕的！我再也不敢了！妈妈马上放过了我。放下我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扭过头批评我的小哥哥说：像你这样慢腾腾地救人怎么行呢？那妹妹早就被我丢下去了！

多少年来，我的小哥哥一直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我总是不予承认。只是自那以后，我一旦有说谎的念头，脑子里立即会浮现出我在五岁时脑袋栽向粪坑的情景，那场面永远令我感到恐怖。于是立刻打消说谎的杂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记得我曾经对一个喜欢说假话的女孩说：你知道你最缺的是什么吗？就是你母亲的一顿痛打！

一个屁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受罪的是大人，我们这些做小孩的却没有那么深厚的苦难感。对于家里发生的所有事，现在想来，只有小孩，因为无知，才有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父母在家时的压抑，几乎每天也都随着他们一清早的出门上班一散而去。白天的时光对于不用上学的孩子们来说，差不多就是天堂了。
　　

那时我住在宿舍的五栋楼上。以往这小楼上下只住四家人。文革后，变成了八家。小楼有着一个宽大的半敞开式的走廊，在那里我们可以跳绳、踢毽子、跳房子，甚至还可以溜冰和骑自行车。这走廊是我们玩耍的最好场地。我们楼上以中学男生为主，他们白天都出去闹革命，要到晚上才回来聚在走廊上述说革命的故事。为此一到白天我们楼上了无生气。当时尚是小学生的我只好每天都溜到隔壁的四栋楼上玩耍。
　　

四栋楼上住着贺、黄、向、沈四户人家。四栋与其他楼栋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双职工家庭。早上天一亮，大人们便都出门了，剩下的全是小孩。所有的事情，都由小孩自己当家做主。正因为如此，四栋便有着比其他楼栋更多的自由和精彩。

贺家有三女二男，女大男小，所以贺家的天下基本上是女孩的。贺家的三个女孩都是中学生，个个能歌善舞。我们每天都要在贺家唱歌。直到今天我还能唱出许多老歌以及几乎所有的语录歌曲，那都是在贺家练出来的。为此，贺家理所当然地被我们称作了“练歌房”。

黄家没有女孩，只有三个男孩子。两个大男孩上了大学和高中，很少在家，便只剩下一个叫小东的老三在家。黄家是上海人，一家人都温文尔雅，家里的书也特别多。唱完歌后，我们就会去黄家翻书看，所以黄家被称作了“书房”。

向家是湖南人，一子二女，儿子是中学生，很少在家。向家的妈妈虽然没有工作，但她是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领导，每天都在外面革命，为此，家里留守的也只有两个女儿。与贺家的一样，向家的两个女儿也都能歌善舞。尤其向家大女儿小平特别会炒菜，她把所有的菜里都放上辣椒，极其地开胃。我家虽然距此只一步之遥，我妈喊一声“吃饭”我立马可听见，但我还是经常赖在这里蹭向家的饭吃。不光是我，楼上其他人也都过来蹭，所以向家被称作了“饭堂”。

最后一个是沈家，沈家父亲是单位年轻的技术员，所以他家搬来得最晚。沈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个叫丹丹，一个叫眉眉，聪明可爱，年齡比我们都要小。沈家也是上海人，与贺、黄、向三家门户敞开政策不同的是，沈家绝不允许外人进入家门。这当然是大人的指示，但这指示让沈家孩子十分难做。他们又想跟大家一起玩，可是一起玩就得出入于其他家庭，而他家又不能让别人进去。所以他们只好稍稍玩玩，又急忙退守回去。无形中，沈家便与我们这一群人多少有些隔膜。
　　

这正是处在充满政治气息的文革期间，就是小孩子们的玩耍也不那么单纯。有中学生的地方就有革命的因子。所以，在贺家二女儿毛毛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学习小组。我们在走廊的墙壁上开办了一个学习园地，时常将我们的学习体会贴在园地中。学习完了之后，方才练歌。毛毛是一个极有魄力的人，非常具有决断能力。她的姐姐和妹妹，一个极会唱歌，一个极会跳舞，而她却是又会唱又会跳。最让我们折服的是，毛毛伶牙俐齿，胆量极大。

那时候，我总觉得跟着毛毛玩最有无畏无惧的感觉。有一回毛毛操作我们楼房的小孩与平房的小孩进行一场追逐的游戏——“打电”比赛。战书是我们下的，结果我们输得一塌糊涂。我的心情沮丧得不得了，但毛毛却仍然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面对具如此英雄气概的人物，不服是不行的。
　　

在毛毛领导下的学习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学习一下，但学了些什么以及学习园地办过几期，我都不记得了。如果没有“一个屁”的事件发生，我或许连这个学习小组都会彻底忘掉。可是这个屁的事件太有意思，它便成了我记忆链中明亮的一扣，这份明亮将它四周的故事和人也都映照了出来。
　　

有一天，照例开始学习。好像是读了一份报纸，然后大家谈感想。在谈感想时，毛毛的弟弟贝贝打了一个屁。贝贝旁边坐着丹丹。丹丹立即一捂鼻子，大声说好臭呀！立即有一个人指责丹丹：一个屁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娇气？丹丹当然不会服气，丹丹说，本来就是臭嘛。贝贝说，学习时间就不能怕臭。丹丹说，那你上学路过大毛屎坑还捂着鼻子绕路走哩。然后又有人说丹丹这么怕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一群人开始围绕着这个屁吵了起来。毛毛控制不住局面，便说，好，今天的学习内容就是讨论这个屁！
　　

讨论真的是激烈而认真。思想的冲撞由一个臭屁上升到个人的骄娇二气作风，上升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根本不同，上升到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是爱还是恨，上升到我们新一代人如果连臭都怕，将来怎么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然后又由丹丹怕臭而联系到他一贯的表现，丹丹小气，自己家里的书从来都不拿出来给别人看；丹丹只想吃人家的东西，而自己有再多的吃的，也不贡献出来；丹丹只专不红，经常在家写作业而不学毛著，如此如此。层层分析，步步深入，几乎直逼丹丹的灵魂。丹丹一直负隅顽抗，虽然是单枪匹马，却也一直涨红着脸与大家争论。但到了后来，丹丹的形象在众人的描述中，已经变得十分不堪，连他自己也被这形象吓着，以致放弃学习，逃了回去。
　　

历来的学习都没有这场关于屁的讨论激烈和有趣，所有的学习小组成员都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毛毛当即吩咐我们回家写稿，这一次的学习园地全部都贴有关屁的讨论。大约是兴奋的缘故，又或是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当天下午稿子就交齐了。新一期的“学习心得”立马就贴上了墙。大家的积极性从来都没有如此高涨过。丹丹也写了，但他写的却是一份检讨。
　　

这是文革中我过得特别快乐的一天。晚上在家吃饭时，喋喋不休地跟家里人讲述这个屁的故事。我父亲奇怪地说，革命就让你们变成了一个屁？听这话时，我有些目瞪口呆，没搞懂父亲为什么这么说。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四栋，却发现整个学习园地都被撕毁，墙上只剩下些零碎的没有洗下来的纸片。据说，晚上回来的大人们，都看了这个“学习园地”，他们个个都很生气。尤其是丹丹的爸爸，用震怒形容也不为过。几家大人一商量，当晚便让所有的孩子撕掉园地，清洗墙面。
　　

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这些胜利者都十分沮丧。毛毛说，没办法，小孩斗不过大人。小孩要靠大人养，不听他们的话就没有饭吃。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这真是一番大实话。这一天的四栋颇有点风雨萧条的味道，大家都打不起精神。练歌房、书房和饭堂几乎也都在这一天全部停业。也就是从这天起，丹丹和眉眉开始每天跟着他们的父亲一起上下班。沈家明言规定：从此不准他们和我们来往。而学习小组也在毛毛的爸妈臭骂中宣告解散。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何等荒唐又何等有趣的事。其实一个屁臭与不臭，本来也不必一争。只是因为大家一向对丹丹不满，刚好有一个机会，便趁机发泄。由初始的好玩心理而辩论，而认真，而赌气，而较真，而一决胜负，而你死我活。这种心态正跟诸多大人造反差不了。造反的目的原本只是出口气，却并非真的就是为了什么路线斗争正确与否。造到后面，如同赌气，认了真，便跟真的一样了。大人的事残酷无比，但细想想，心态也就跟小孩子的差不多少。
　　

以后我就很少看到丹丹。我上大学后，听说他也考上了大学，学的是石油。其他玩伴却大多都没能继续读书。远远地传来消息，他们或退了休，或下了岗。有一天毛毛给我打来电话，热情爽朗一如当年。她说她现在每天都在社区里跳舞唱歌，像以前一样。
　　

听着毛毛银铃一样的笑声，那个屁的往事浮出心头。我想起了丹丹，不知道这个屁对他的一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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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方方自选集》天地出版社，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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