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定居长沙。
原题
“方方日记”说明了什么？
抗疫公益歌曲《等风雨经过》
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
这段日子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方方日记。为什么不看就转？因为信任她，信任她传递的信息，也信任她的判断和表达。
1982年的方方
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两篇中篇小说对我影响很大，其中一篇就是方方的《风景》。1987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坐在省图书馆（离我当时的单位不远）的期刊阅览室里，一口气读完《风景》，有一种如遭电击的感觉。我盯着结尾几行字，半天不能动弹：而我和七哥不一样。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后来，读过她的《桃花灿烂》《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小说，感觉她的思想比一般小说家深刻得多。再后来，我很少看小说，但关注了她和两位“诗人”的笔墨官司。我佩服她坚守良知、嫉恶如仇，更佩服她不畏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在这种气概面前，大多数男人（包括我）都会自愧不如。三年前，她的一部小说新作又引起了激烈争议。有一段时间，攻击她的火力很猛，当时真为她捏了把汗。还好，她挺过来了，虽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没想到，连续一个多月的《方方武汉日记》，让无数对小说、对文学圈子不感兴趣的人认识了方方，喜欢了方方。
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武汉形势的严峻，就源于阅读方方日记。方方通过对一个个有根有据的求助者、病逝者的记录，让外地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异常紧张、艰难的现场氛围。1月27日，方方根据自己的经历做出判断：“口罩并不缺货，缺的是怎样才能到市民手里。”几天后，武汉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受到问责，证实了她的判断。
方方不仅是忠实的记录者，也有态度，有温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名叫肖贤友的病人去世了，某报纸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奔》，引用的七个字是：“我的遗体捐国家。”方方告诉我们：事实上，遗书还有四个字：“我老婆呢？”方方写道：更多的百姓为这后四字而泪奔。临终前提出捐献遗体很感人，可是临终前剩下最后几口气，仍然惦记着老婆，同样感人呀。报纸标题为什么不能写《歪歪扭扭十一字遗书让人泪奔》，而特意去掉后面四个字呢？会不会编辑认为爱国家才是大爱，爱老婆只能算小爱？
这种以人为本的境界，不知道高出编辑多少；这种平民角度的哀痛，说出了芸芸大众的心声。方方日记中有不少句子已经成为“金句”广为流传，试举几例：“高科技做起恶来，一点也不比瘟疫弱。”（1月25日）“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判的气力从来不老。”（1月31日）“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2月2日）“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群体的态度。”（2月24日）
有个名叫“王开东”的作者对方方日记的评论很精彩，摘录如下：方方日记，秉承史家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不煽情，不偏激，不迎合，不苟且，不盲从，不畏惧，句句都从肺腑出，但又充满着包容、理解和等待。最难得的是，文章始终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或是自己的建议，或是来自民间的提醒。
有人说，人如其名，方方内外都“方”。可我觉得，她是方圆相辅，刚柔相济。虽然她的文章内容够“硬核”，但字里行间流淌的，是同理心、共情心，是对那座江城和父老乡亲的深情。在武汉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当900万武汉市民被“封”在城内、亿万国人被“宅”在家里，民众最关心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武汉市民诊断难、住院难等等困难能否得到及时解决，而不是一味抒写“加油”和“感动”。民众反感的，是假大空的文章，特别是对吹牛拍马、作秀邀功、甩锅推责之类文章深恶痛绝。偏偏当地媒体不争气，如某某日报的几篇文章让人大倒胃口，又如“某某发布”不合时宜地倡导“学会放下”。说真的，武汉乃至中国这场旷古未遇的灾祸，好像没有电视报纸的什么事儿，人们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电视报纸，大家只顾去搜“方方日记”，既没人去打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乎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至于信不信这些媒体说的哪些啥，那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也许戴教授言辞有些愤激，也许很多记者、编辑也感到委屈，但公共媒体确实应当反思，至少在“接地气”方面亟需改进。
我认为，她的底气来自她日记的质量、她个人的素质，也来自民众的广泛支持。一是众多的信息提供者。从方方日记中可以看出，她的信息提供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做医生的朋友、做警察的朋友、当农民的朋友，有作协同事、大学同学，也有邻居、亲戚，不一而足。他们主动提供信息，愿意回答咨询，是因为信任她的判断能力，同时她能代表他们发声。二是数量越来越多的读者。方方日记的阅读量，篇篇都是“10万+”。从日记后面的留言，可以看到读者对方方的喜爱程度；有些读者，晚上要等到看了新日记才肯入睡。据我观察：喜欢方方日记的，各个阶层都有，从普通市民到体制内的干部，从素不关心时政的青年到退休多年的老人。似乎最喜欢方方日记的群体，有中产阶层，也有知识分子（两者存在重叠）。能够同时得到这两个群体的认可，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方方日记能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总体来看，监管部门对方方日记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有人说这是因为方方有后台，有背景，方方本人退休前就是正厅级官员。但我觉得，这种理解不符合事实，也低估了监管部门的认知、判断能力。因为，方方的文风理性平和，对言论的“度”把握得较好。她不讲过头话，不触碰法纪底线，不是一味挑刺，更不和政府唱对台戏。相反，她多次呼吁武汉市民信任政府、服从指挥、理性等待，给予政府理解与配合，多次肯定政府举措的成效，多次赞美医护人员、公职人员、普通市民的贡献，多次提出或转达有价值的建议。没有把握的信息，她不会披露，或者留有余地。万一讲错了，她也会迅速纠正。例如2月18日的日记里，她为把病逝的护士“柳帆”误写为“柳凡”而道歉。不能说方方的日记完美无缺，毕竟信息渠道有限，写得也匆忙。方方对日记的定位也不高，既不以什么自居，也不迎合他人，只是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忠实地记录下来。但凭借一己之力，方方让日记拓展出全新的价值：对普通读者来说，她的日记能及时提供客观的、重要的信息，能及时反映武汉民众的困难、需求和意愿；对权力机关来说，方方日记已成为公共媒体的重要补充，有利于沟通信息、安抚人心，也不失为了解民意的重要窗口。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的）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
在2月28日的日记里，方方记录了她和校友易中天的聊天：她认为极左和极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易中天完全同意，并进一步阐述：“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另一种人是“脑残”。方方把那种没有是非辨别能力、满脑子偏见和仇恨的人称为“脑残”。在2月15日的日记里，针对一个新浪微博大V的造谣构陷，方方奋起反击，点名道姓，逐条驳斥，毫不留情。最后，方方改写了海子的诗句：“武汉，今夜我不关心脑残，我只关心你。”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我的理解是：历史的前行，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力量中，有作用力，有反作用力；有向左的力，也有向右的力；有向上的力，也有向下的力；有向前的力，也有向后的力；形形色色，错综复杂。很多“力”互相抵消，遁于无形，但事实上每一分“力”都在发挥作用。就像拔河一样，你稍稍放松，长绳就可能偏向对方一寸。所以，无论你力大还是力小，有为还是无为，务实还是务虚，发声还是沉默，其实，你都以你的方式参与了历史。历史向前还是向后，偏左还是偏右，都有你的一份“力”。我相信大多数同胞都深爱我们的国家，都期盼14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保障和尊严。那么，选择等待观望是一种态度，选择怨天尤人是一种态度，选择实实在在做点事也是一种态度。举例来说：如果你是教师，就请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尽可能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如果你是记者，就请遵循职业道德，守卫公平正义，尽可能不说假话、大话、空话、违心话；如果你是公职人员，就请真正把纳税人当作衣食父母，尽心尽力服务民众，至少不要欺负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创造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从来就没有超然物外的看客。
孩子的眼睛
一是胡舒立，她主编的《财经》杂志曾经傲立潮头，如今麾下的《财新》又在本次疫情报道中大放异彩，功不可没。一是江艺平，她曾把一份地方报纸《南方周末》带上了一个巅峰，由她修改编发的1999年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经典。
她们年龄相近：胡舒立生于1953年，方方生于1955年，江艺平生于1956年。她们都在1978年考入大学。胡舒立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方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江艺平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她们做人做事的风格都是理性平和，在自己的领域内都很专业，在事业上都坚韧不拔。 作为78级的一员，我还想说一句：她们都是我们78级的骄傲。 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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