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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丨张志鸿：怀念一个日渐高大的身影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定居长沙。
原题
一个日渐高大的身影
作者：张志鸿
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从长沙东行100公里，可至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群山怀抱，敏溪河畔，有他的故居，我已数次来到这里。
胡耀邦故居外景
每次来，都有新变化：当年的故居已经扩展为“胡耀邦故园”，园区很大，风景也更好，2012年被评为四A级景区，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了又来，是因为对他有了新的认知和发现。
1981年6月，他开始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时候，我正读大三。我和同窗们一致认为，与第一代开国元勋相比，他太不具备领袖的形象了。不仅个子矮小，而且没气质，没风度。更要命的是，他似乎沉不住气，肢体动作多，兴奋起来手舞足蹈。
看了他在一次纪念大会上讲话的电视直播后，我即兴模仿了他的几个动作，逗得同学哈哈大笑。
1984年左右，我在团市委办事，在那里上班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可能回浏阳。但他终究没回，据说是怕影响不好。
他去世时，我也参与过悼念。现在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对他处境的同情。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写他的书和文章，我希望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资料。2010年10月，我去了江西共青城他的陵园。2015年11月，我在省展览馆看了一个画家的个展，画的全是他。在这些认知过程中，我发现当年对他的了解非常肤浅。
我没有想到，他的骨头那样硬。
文革中他也落入逆境，但他一直不承认反党。1968年12月，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九大做准备）。为了凑齐表决需要的半数，临时把他从关押地送到京西宾馆。当时已经内定参加这次全会的原中央委员全部连任第九届中央委员，但他不肯低头写检查，宁可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
到了1972年，有人找他谈话，说你的检查如果再深刻一点，就可以分配工作。他说：“我的检查就这样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所以我也不能承认这一些。”
不久，又有战友捎话要他重新写个检查，以便尽快出来工作。但他不改初衷。他说：“我先违心地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然后当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我才不稀罕呢”。
我没有想到，他的胆子那么大。
都知道他的两大功绩，一是促成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是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前者解放了思想，后者解放了人。我曾经以为，这两件事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大好事，可以一呼百应，水到渠成。但我没有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那样大的压力，冲破了那样多的阻拦，需要那样多的勇气和智慧。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例。那篇历史性文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他组织修改的，所谓“十改定稿，一炮冲天。” 1978年5月6日，在富强胡同6号他的家中最终定稿。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率先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一石激起千重浪，也彻底激怒了一些人。他受到汪东兴的严厉批评，当时汪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而他只是中组部部长。
纪念馆外景与内景
关键时刻，他又组织起草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并向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求援；经反复修改，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全文发表，形势马上改观。
当然，最有力的支持来自邓小平。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我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现在看来，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没有这场大讨论，就没有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三中全会”。
我没有想到，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救助了那么多人。
有些人以为平反冤假错案只是给少数老干部平反。事实上，影响之广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经他直接推动平反的，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薄一波这样的元勋，有1976年“四五”运动、“福建地下党”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有北京葛佩琦、赣州李九莲、长沙张扬（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这样的基层民众，而每一起平反昭雪都辐射影响了许多人。
以李九莲案为例，不仅涉及被冤杀的两位女青年，还株连了赣州地区同情支持李九莲的许多干部群众，包括被判5-20年有期徒刑的60人，被捕入狱的约100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党纪政纪处分的600多人，参加游行集会的上万人。
平反冤假错案的部分文件和会场
1977年12月，他担任中组部部长。到1978年12月，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分子”就达55万多人（不包含学生、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等不拿工资的“右派”）。有人担心改正得太多了，他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向全国人大报告：“文革”中经过法律手续错判错处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多个、18.4万人已全部得到平反或改正。
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给47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给12万多名党员撤消了原给予的错误处分。
伴随平反冤假错案的，还有政治上的松绑。1979年1月，中央下发《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到1984年底，给全国大约2000万地、富、反、坏摘了帽，惠及其子女、亲属上亿人。
我和身边的许多同学、同事也属于这个“上亿人”。
平反冤假错案，不能归功于他一人。但许多资料证明，他是态度最坚决、发挥作用最大的那一个。
推动他平反冤假错案的动力是什么？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红小鬼”，他在15岁时差点被当作“AB团”杀掉，此后又多次目睹极左思潮的危害，使他对极左思潮深恶痛绝；二是他对受到迫害、冤屈的干部群众深切同情，三是他不顾个人利害追求公平正义的赤子情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一个细节：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平反冤假错案，部内许多同志贴了郭的大字报，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胡耀邦。他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油画里的少年耀邦，周小愚作
我知道他一身正气，没想到他那样嫉恶如仇。
文革之后，有些老干部对子女有亏欠、补偿的心态，疏于管教，致使少数干部子弟违法作恶。1983年，天津的朱国华，上海的陈小蒙、胡晓阳和葛志文先后因严重犯罪被处以极刑。作为总书记，他应该是参与了决策的。
1985年，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犯罪，公安机关请求对其住宅搜查取证。此前无人批示，而他批示：“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公安干警遂进入中南海，在其家中起获了大量赃款。此举自然得罪人，也把一些心虚者吓得够呛。
胡耀邦曾对胡启立说：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一个人为何无畏？或因为无知，或因为无私，所谓无欲则刚，“一身正气”的前提是“两袖清风”。
我知道他两袖清风，没想到他那样严格自律。
他在北京的家一直不许大修，直至他逝世。他担任主席和总书记整整6年，没有给家乡浏阳批过一个条子，没有帮浏阳人打过一次招呼。地方领导帮他的亲侄子在县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工作。他得知后，生生把侄子退回农村，还把哥哥胡耀福叫到北京来做工作，气得胡耀福不肯住在他家。
1985年他去南京会见外宾，晚上悄悄去看望在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担任普通教员的小儿子。看见儿子家简陋寒碜，他黯然神伤，回北京后让夫人把家里的冰箱给了小儿子。
1930年离家，他仅在1961年到湖南调查时回到这座老屋住过一晚
眼前的这座故居也是一个见证。他任总书记时，胡耀福去北京告诉他，这座祖居已破败不堪，再不修缮就垮了。他坚决不答应，说垮了就垮了吧。直到他去世6年之后，为了纪念他的80诞辰，当地政府才修复故居并对外开放。
2009年，他的故居被批准为“湖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我没有想到，他的思想那么开明。
他只有初一学历，却一生酷爱读书。
他参观长沙岳簏书院时，有人建议他题词“千年学府”，他沉吟片刻后，题写了“尊重知识”。
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他是最早穿西装的。
他在多个场合鼓励唱、带头唱流行歌曲。
80年代初，他推动中南海对社会开放（参见拙文《那年参观中南海》）。
经他特批，退役军官姜维成为可以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新中国第一个个体户。他第一个提出民营企业是“光彩”的事业，不遗余力地为民营企业撑腰鼓劲。
他担任总书记后，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考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直接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了解干部选拔机制的都知道，这很难做到，但他言行一致，那6年真做到了。
改革开放前10年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说小平是主帅，而他是一员大将，应该没有异议吧？
我没有想到，他的胸怀那样坦荡。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这个数据源于中央办公厅，没有包括直接交给他的一些信访。
金佑生是湖南溆浦的一名营业员。听说他来考察，就向工作人员递交了一封信，希望帮助找回已经被拐走3年的儿子。没过多久，儿子就被找回来了。
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主犯，文革中迫害过老干部。其子邱承光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受到无辜株连，遂直接上书胡耀邦，经胡三次批示过问，才得到比较公道的安置。
原西北局主要领导在文革前整过他，文革后主动找他道歉，他笑说已经忘记了。
他甚至帮助了文革中诬陷过他的人，他的子女笑他是新版“农夫与蛇”。
故居卧室里的一副对联
他本无野心，也有自知之明。1981年6月，他在多次推辞不成后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就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没有变。“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邓小平听了很高兴，随后讲话也说：“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他当了总书记，依然平等待人。1981年9月，在各省市一把手座谈会上，某省委书记不赞成某项政策，情绪激烈地对他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一时气氛紧张。但他平静以对：各位如果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下，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坚持你的观点，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气氛立马轻松，人人心情舒畅，那位省委书记后来也主动改变了观点。
在另一次会上，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和他争论起来，但他会后对田纪云副总理说：“严衷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他始终坚持“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指人事档案）”。
他身上最令人敬重的，就是他对“人”的尊重，他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
读史多年，我的体会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第一要看功过，第二要看理念。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赞颂他。
他去世那天，央视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在返京的列车上听到噩耗后，悲痛难抑，写下几段诗句，那就是后来由田震唱红了的歌曲《好大一棵树》。
在他安葬后，人称“中国私企第一人”的个体户姜维坚持每年从大连去江西共青城凭吊。
老画家、湘潭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周小愚以一人之力，历时5年，为他专题创作了100多幅油画和素描，在长沙举办了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大型油画展览，然后将50幅油画和40幅素描作品捐赠给他的故园管理部门。
在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墓前
在他的故居、墓园外，我发现游客们来自多个省市，他们的车牌可以证明。
近年来，他的老同事胡启立、田纪云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都认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时间真是奇妙，它能把美丽变得丑陋，把平庸变得珍贵，把异想天开变成现实，把理所当然变成荒诞不经，把高大的形象变得矮小，把矮小的身影变得高大。
胡耀邦夫人李昭题词
《党章》一直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扪心自问，我对他的崇敬并非个人崇拜。
他不是一个完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肯定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从一些回忆看，他敏捷有余，稳重不足；喜欢表态，不善倾听；喜怒于形，却缺少城府；嫉恶如仇，却树敌太多；心口如一，往往授人以柄。“慈不掌兵，义不理财”，他的一些个性在常人是优点，在政治家可能就是缺陷。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1987年1月，在他被迫做检查的最后一次“生活会”之后，他竟然坐在怀仁堂的台阶前伤心大哭。如果此说属实，他在受到委屈时真情流露，作为平民倒也可爱，作为政治家则有些可笑。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他和瞿秋白、彭德怀、习仲勋等人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他留给我们民族的，是一份丰厚的正资产。
我很喜欢田纪云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他离开我们就快30年了，谨以此文纪念。
新落成的胡耀邦塑像
2018年12月31日 初稿
2019年1月31日 二稿
主要参考资料：
《胡耀邦传》（第一卷），张黎群等人著，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思念依然无尽》，满妹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
《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高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我心中的耀邦》，作者胡启立， 载于2010年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凤凰网历史频道2016年4月专访田纪云；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作者马昌博，载于2008年4月《南方周末》；
《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一文，作者邱承光；
《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秩序》，作者王珍，2018年8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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