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佟振国：感谢上天给了我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佟振国，号夏岛冬人，1977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1979年以在校生身份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李震坚教授，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人物画教研室主任，浙江省人物画研究会理事等职。1992年应美国UC.伯克利大学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先后在旧金山艺术学院，亚洲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康涅狄格学院，莱姆美术学院, 美国水墨画协会等开办中国画艺术讲座并举办展览，2003年携全家移居夏威夷，现任职于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学校。
原题
我的短期大學
作者：佟振国
夏威夷的夜，真的是非常迷人。
日间挥毫舞墨的激情过后，我都会静静地坐在半山腰的画室里，目送晚霞的余晖慢慢退尽，紧接着整个天空被层层夜色渲染成浓重的靛蓝，远处火山岩浆喷涌时射出的红光，在海天之间闪闪烁烁⋯⋯
这时，我总是闭上眼睛，任思绪随着窗外小溪的吟唱翻滚流淌⋯⋯奇怪的是，每一段首先溢出的陈年旧事，都是从整整离去二十六年的故国开始⋯⋯
河北师大艺术系1977级老同学北京聚会
绝望的一刻
也许是性格比较内向的缘故，我从小喜欢躲在屋子里画画，画来画去，竟画出了我的人生最爱。
像每一位酷爱艺术的小青年一样，我也无时不刻都在偷偷地作着一个炽热的梦，梦想有朝一日能走进美术学院的殿堂，在教授和大师的包围圈里，孜孜不倦地学习深造。
在进入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之前，中央美术学院曾是我的梦中之梦。
文革初始，我中学的一位毕业于天津美院的美术教师鼓励我报考中央美院附中，说是按我的水平，成功的把握很大。于是我郑重其事地报了名，又郑重其事地参加了考试。不久学校教务处转给我一张来自中央美院附中，只有短短几行字的条子，意思是经过综合考察，本考生未被录取。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天外有天，爱画画的少年多的是，不能太好高骛远，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提高。于是我往老师家跑的更勤了，热情慷慨的老师给我看了几乎所有她的作品，记得最让我得益匪浅的是她的大幅人物素描，松松的线条中透出严谨的结构⋯⋯
我始终无法确认到底是什么原因未被录取，直到一天学校的军代表找我个别谈话，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一个自己前所未闻，又令人骨寒毛竖的真相⋯⋯
记得在校办公室外的一个墙角，他对我把真相揭开之后，一脸怜悯地告诫我，一定要和国民党员的父亲划清界线，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一边，才是我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父亲是国民党员，我的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虽然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还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已经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文革不久，图文并茂的革命大批判专栏风靡全国。由于画画的特长，我糊里糊涂地被从河北化工学院校办工厂被临时调到河北化工学院宣传处，成了“以工代干”的美工，主要任务是画大批判专栏和为校刊设计封面及少量插图。我如鱼得水，早就忘记了“划清界线”这回事，只管埋头画画，并且逐渐有机会参加省里市里的画展和创作学习班，当时的工农兵画刊和省市报纸上也见到了我的名字。
一次，我发现院图书馆藏有大量“封资修”美术书籍，终于我的求知欲和诚心打动了一位图书管理员，她后来冒着政治风险，竟然每个星期天都把我一个人锁在图书馆里“饱览群书”。记得经常在地上坐得两腿发麻，有一次站起来稍微有点猛，竟然一阵眩晕，这时才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午饭，又错过了晚饭。
当年参加解放军美术兵也是艺术青年的梦想，我曾跑到和化工学院同一条街的河北军区政治部，表示我愿意参加美术兵。一位看起来像是搞文职工作的干事看了我的画啧啧称赞，并让我填了一张表，说过几天再来听消息吧。几天之后，我路过军区，顺便进去问个究竟，还是那位干事非常礼貌和委婉地对我说，美术兵不是光画得好就可以了，还需要全面衡量，你在化工学院可以天天画画，多好呀，还是在那好好干吧。
一九七三年我不顾“严重家庭历史问题”，再次报考“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文革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别名）工农兵学员。其实让我又一次重新壮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胆量的，还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张仃和郑可先生。那是在他们滹沱河五七干校的大通铺上，郑可先生小心翼翼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大摞刚画的人像素描，让我一张一张翻着看，他们也把我带来的一大包速写看了个遍，最后张仃先生说，你的人物造型和速写相当不错，工艺美院可能不适合你，为什么不去试试中央美院？
年轻时的莽撞和倔强，虽然让我栽了一个又一个跟头，但不切实际的侥幸心理却一直在作祟，这次只是由于张仃先生随便一句鼓励的话，又使我萌生了试试“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美术学院”的念头。由于惧怕“严重家庭历史问题”，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考试的前两天才寄出报名表格和厚厚的一摞作品。
一两天之后的那个早上，记得我刚上班，就接到美院负责招生的赵域先生的紧急电话，说刻不容缓，来不及寄准考证了，让我第二天务必赶到美院直接进行专业测试，其他手续以后再补。
我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就去参加了写生和创作测试。我心中充满了自信，似乎一切都进展得非常完美……
从考场里出来，赵域先生笑眯眯地扶着我的肩膀问我：“你就是佟振国吗？”
我说：“是。”
“你喜欢油画吗？”
“我喜欢油画，但平时练得比较多的是国画。”
“那你愿意改学油画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说：“只要有机会到美院学习，学什么都行！”
那一刻，我真想哭⋯⋯
回到石家庄，我还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之中，设想着改学油画后的前景⋯⋯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每天早晨都盼着美院的信，盼着奇迹的出现。
一天上午，宣传处老处长说要找我谈谈，坐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佟，美院来信了，可能是⋯⋯政审没过关。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好青年，家庭问题不是你的错，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你尽管画，这么年轻就已经是以工代干了，一定要知足啊⋯⋯"，我急忙点头称是，脑袋里却嗡嗡直叫，瞬间一片空白。
我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心灰意冷。
河北师大艺术系1977级师生苍岩山写生合影
大龄的尴尬
漫长的十年浩劫总算结束了，一九七七年中国开始恢复大学考试，并大大放宽了政治审核的条件，使我们这些有家庭历史问题的人终于获得了同等冲刺的机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全中国多少幸运的七七级大学新生和我一样，眼含着激动的热泪，来不及搓掉手上的油污烂泥，带着满身的伤痛，连滚带爬地涌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课堂。
我踏进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一年级的实足年龄是二十七周岁，整整比班里最小的同学大十岁。
因为大龄入学而遭遇的尴尬，在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中不在少数。得到苹果，就不要再嫌酸，能上大学已经是一种“奢侈”，这点尴尬，当时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不过，一夜间从原来单位的“小佟”突然变成了“老佟”，的确让我适应了一段时间。
可能由于年龄的关系，同学们毫不吝啬地奖给我一个学习委员的宝座。就是这一“要职”，增加了我不大不小的压力。
我知道自己除了多画了几年水墨画和速写外，其他的像长期素描、色彩等等均是弱项，眼看着学弟学妹们的素描画得帮帮响，色彩感觉超强，我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千方百计从别人的画里吸收营养。我经常在收了同学们的作业之后，先不上交老师，而是抱到自己的课桌前，仔细端详每一张新鲜的画面，反复对比琢磨，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从同学们的作业里，我不仅领略了智慧和艺术的光芒，而且继续尝到乐学勤思的好处。
不过，当时我心里也有个小九九，那就是我现在二十七、八岁，毕业就三十多了，按中国的常规，“孩子都可以自己去打酱油了”！而且我很容易就可以从同学们的眼里、话里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代沟”，所以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在班里一定要谨言慎行，规规矩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对班里任何女同学有“非分之想”，否则将来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卷入混乱的感情纷争，以致误了我一直藏在心底的考研大事⋯⋯
浙江美术学院1979级国画系研究生班师生云南瑞丽采风写生
考研前后
算起来我在河北师大艺术系仅仅学习生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二年级刚开始，我就考入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
长话短说。进入河北师大不久，大龄的尴尬，未泯的希望，瞑溟的召唤，全部混杂在一起的欲望，让我产生了以在校大学生身份报考研究生的主意和想法。入学不久，我就开始密切注意各大艺术院校招考中国画人物研究生的消息，并制定了一个比较周密的考研计划。
一年半的短暂大学生涯，我好像肩上始终担着两副重担，匆忙来往于宿舍，饭厅和教室之间。一副担子是要应付每天的课程，另外一副就是前路漫漫的考研准备，我时常感觉后一副担子比前一副要重 很多。
报考中国画人物研究生最让我头痛和底气不足的倒不是画画，而是古文和画史画论。对我这个只有中学学历的老三届来说，简直是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
由于学习委员的身份，平时和各科老师接触比较多，于是我自然而然叩响了当时我们中国画史画论的老师白汝博先生的房门。
白老师的宿舍就在艺术系教学楼旁边的小院里，屋内极其简陋，我只记得他有一个书架，一张小课桌和一个单人床。
我没好意思告诉他因为自己有心报考研究生才跑来临时抱抱佛脚。我在十分恭敬地向他请教了中国美术史上几个常识性的问题后，进而再请他帮我理顺一下美术史的脉络，以便“纲举目张”。没想到的是我的小问，却大大激起了他的博论。记得他在课堂上讲课并不十分激昂，可和我单独交谈时却一反常态，滔滔不绝，慷慨陈词。
他兴奋地谈古论今，毫不掩饰自己厚古薄今的论断，最精彩的一说则是，当下的中国绘画正处在一个悲惨的没落期，事实是从明清以降，早就开始大幅滑落，现在更是跌到了低谷。
他的一番话对我来说，不可谓不振聋发聩，因为当时艺术界的共识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迎来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的盛世华年，艺术领域更是一片莺歌燕舞，怎么就成了低谷了呢？
多年后我在浙美有幸和一些中国著名艺术史论专家接触之后，才知道这不只是白老师的独家高论，大多数认真的学者们无不持此观点，只是不敢讲出而已。
我从白老师处受益匪浅，他慷慨地借给我几本基础书，大部分是古文，并告诉我看完就来换新的。于是从那以后，我每次囫囵吞枣地看完几本之后，便急着去换新，相当一段时间，我都是小心翼翼地抱着大小厚薄的一摞书，匆匆地来往于白老师和我的宿舍之间。
最着急的是没有足够的额外时间和地方补习古文和画史论，白天要上课，晚上教室里依然人声鼎沸，同学们要学习到熄灯时间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想在宿舍熬夜，八个人一间，上下床铺，翻个身都要小心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打早晨教室的主意。
教室白天里最安静的时间莫过于早晨，只要你不懒床，足可以享受早饭前一个人呆在教室里两三个钟头的时间。
起初，我没有教室的钥匙，所以每天早晨只能越窗而入。冬季天短夜长，经常要摸黑行动，每当艰难地徒手爬上窗台后稍作喘息时，竟然非常得意，至少此时觉得自己还真的不算太“老”。为了确保第二天早晨可以顺利从窗户进入教室，头天晚上离开教室时，暗暗地留下一个插销不锁⋯⋯直到配了新钥匙，才结束了这种游击队式的非常规“战术”。
就这样，我慢慢觉得自己脑子里不再是一片空白，乱麻般的画史画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我始终相信，机会只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九年浙江美术学院继续招收文革后第二届研究生，并且这一年只招中国画人物、山水、书法和艺术史论专业。
机不可失，我迅速发信询问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报考，回答可以，于是我又迅速寄出申请表和作品，果然，很快就收到了准考证。
初试是在全国统一研究生考试的石家庄分考场进行。先考古文和画史画论，考完后休息片刻，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事先准备好的人物写生考场，这才发现，教室内只有我一个考生，顿时大大缓解了临场的紧张和压力，再加上心里不断默念“铁定考不上，只是凑热闹”，所以心情异常放松，竟然把平时的那点功夫发挥的淋漓尽致。
很快就接到了复试通知。我心怀忐忑地走进校办公室，请他们开一封前往浙江美院参加复试的介绍信。由于一切尚未公开，所以生怕被熟人撞见，接过介绍信，看都没看，转身匆匆溜下了楼梯。
非常幸运，复试安排在暑假，这样我可以不用向系里请假，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赴杭州参加复试了。
一登上开往杭州的绿皮火车，就感觉车厢里出奇的闷热。为了省钱，我没买卧铺，这就意味着深更半夜要在又挤又热的闷罐子里晃荡十几个小时了。
几个月的连续苦战，搞得我筋疲力竭。我挣扎着在座位上翻看口试中可能问到的画史画论问题⋯⋯
就在我起身要上厕所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紧接着发生了什么，我全然不知⋯⋯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人已经歪倚在座位上，邻座的老乡睁大眼睛看着我：“你还行吗？”，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的确是“不行了”。
到了杭州，直奔浙江美院，急匆匆办完手续，然后入住教学楼后面简陋的两层楼小招待所，打开行包，开始准备第二天考试需要的画具。
杭州的夏天实在是热的出奇。一阵忙活之后稍作喘息，坐在蒸笼般小屋的床上，一动不敢动，一动一身汗。早我先到的是书法专业考生陈振濂，上海人，普通话说得很好，我们简单交谈之后，就又各自准备功课了。记得他光着上身，背上搭了一条湿毛巾，在屋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也许正在背诵古文和书史⋯⋯我则闭上眼睛，静静地筹划着明天的重头戏—水墨人物写生。
晚上，塞满四张上下床的客房里挤满了人，别的房间的考生也像走马灯似的来往穿梭⋯⋯
复试的考生大部分来自上海和江南各省，北方来的只有区区几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报考艺术史论专业的在校生范景中，另一位是来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报考人物专业的资深编辑和画家杜滋龄。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临时考场的几间教室挤满了各地考生，从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中，可以一窥大家内心难以掩饰的焦虑和紧张。
记得人物专业分两个考场，宣布考场纪律后，教室里鸦雀无声，只听见画具的声声碰撞。
我前一天已经听说参加人物复试的二十人当中有在连环画坛早已叱咤风云的江南才子刘国辉，有活跃于天津河北一带的国画界宿将杜滋龄，更有几位浙美本院毕业的浙派水墨人物画的精英⋯⋯我暗暗把自己放在天平上一称，瞬间看清了自己的分量，只不过一个普通师范大学艺术系未出茅庐的在校生，能有机会来参加复试，已经受宠若惊，实在不敢有任何进一步的奢望。这么一想，反倒觉得非常轻松。情绪一放松，胆子自然大了起来，心无旁骛，目不斜视，专注画面和模特，完全像在课堂上完成一幅得心应手的练习。
静静的考场上，不时有画具落地的声音，监考老师不断轻声安慰着因为紧张而抓不住毛笔的考生：“不要慌，沉住气⋯⋯。”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越是这样说，越可能火上浇油，我终于听到一堆毛笔和砚台同时重重落地的“巨响”。
笔下若有神助，我居然画出了比平常还满意的水平。
接下来省体育场的篮球写生和命题创作，比水墨写生要轻松许多，考生们也开始在返校的客车上谈笑风生，只有我默默不语地望着窗外。虽然我到南方来过几次，还是感到有点“异国他乡”的味道，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和南方人聊天，再说我也听不懂他们的“吴侬软语”。
最后是口试，在考官们一致指出我的弱项是画史画论时，我连连点头承认。半年多的恶补，每天早晨从窗户爬进爬出，并没有让我有多少明显的进步，这次临阵磨枪式的失败手法，最后成了我终生受益的教训，那就是，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更不能侥幸取胜。
1985年在浙江美院参加赵无极绘画研修班
全部考试结束了，天气还是那么热，但心里却感觉到了一丝舒适的凉意。
记得在告别杭州前，考生们结伴在市区和周边做短暂畅游。在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上，四川考生沈道鸿感慨万千，赞叹杭州的人杰地灵。他是一位富有激情而且刻苦用功的青年画家，但命运却没有给他更多的眷顾……一年后，我们四名人物画研究生随导师赴大西南旅行写生时路过成都，四位学生应邀到他家做客，见他墙上豁然写着“打倒教授”⋯⋯我想，也许这就是他后来发奋图强，争取在人物画坛挣一席位的动力吧。
告别杭州，回到师大，昨天的事，仿佛就是一场稍纵即逝的梦。
说实话，对于考试结果，我基本没抱什么希望，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口试时教授们一致对我画史画论的失望，更有在重视内涵与修养，重视笔墨技巧的浙江美院，我这个北方憨人显然不占上风。
出乎意料的事竟然发生了。
人体素描课上，教室里此起彼伏的刷刷的铅笔声⋯⋯突然老师小声告诉我门口有人找，我悄悄走到门口，是系办公室的秘书，她递给我一封挂号信，我接过信，迅速喵了一眼棕色信封上显眼的“浙江美术学院”六个红色大字⋯⋯信蛮重的，一次次报考的经验告诉我，轻，可能是拒绝，重，就是有戏！
我对系秘书说了声谢谢，并没有马上返回教室，而是径直去了艺术系的大阶梯教室，找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座的椅子，靠着椅背，习惯地看了看教室前面的黑板和讲桌，然后慢慢打开厚厚的信。
“录取通知书”！我的心瞬间跳的激烈起来，又迅速把信重新收起，既然大局已定，我不想一下子看完全部信件，只想享受一下这片刻的欢畅和轻松⋯⋯
看完余下的研究生入学有关事项的通知，我把信塞进中山装下摆的兜里，定一下神，估计心情平静到可以继续回教室画素描了，才站起身，像驾云一样，飘回了素描教室。
下午，系领导找我谈话，他先是称赞和鼓励一番，然后说：“你是从我们系走出去的，毕业后还是要回到系里来呦！”
我当时有些错愕，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好像不是在开玩笑，甚至比较认真。我弄不明白，难道不用通过职业招聘过程，只凭领导的一句话，两年后我就可以自动成为河北师大的一名教师了吗？⋯⋯我傻笑了一下。
我已经忘记后来怎么通知班里的同学们了，大家特意为我搞了个小欢送会，一句句热情洋溢的话语温暖了我的心，最让我感动和愧疚的是，半年来竟然没有一位学弟学妹戳穿我这个掩耳盗铃似的秘密！
事后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那一年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直接报考研究生，以他们的水平，也非常有可能被录取，可是怎么就没有人像我这样冒险一试呢？
研究班开学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这次在火车上一点儿也不热，更没有晕倒，却被一种莫名的思绪缠绕⋯⋯
我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搭上了大学的末班车，又一下子跳到研究生，难道只是我个人的努力？！是谁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在我最需要帮助时，慷慨地付出了他们的爱心，时间和精力。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谷照恩，对我像小弟弟般呵护和提携；忘不了诚恳质朴的工笔画家张素玉，一次次对我的热情鼓励和肯定；忘不了老大哥宁大明，每次到他家请教，他都在那只有一间小屋的家里，面对我的拙作，诚恳耐心地给予指导，同时激励我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忘不了恩师刘业桐，是他的鼓励和帮助，才使我有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永远也忘不了当他悄悄告诉我浙美的方增先教授对我的画颇感兴趣时，露出的满意和神秘的笑容……还有我那些同龄的画友们互相激励的时时刻刻……
浙江美院两年的研究班深造和紧接着的十一年浙美国画系的教学生涯，使我有了和以前梦中的大师朝夕相处的机会。通过进一步研究艺术理论和绘画技法，让自己的创作日臻成熟，摆脱了“说文解字”的狭隘模式。浙美浓厚的学术氛围，不仅敦促你必须策马扬鞭，才能不落人后，同时提醒你如何为人师表，对人生进行严肃认真的思索，才能保持坚忍质直的品格，不致划入庸俗市侩的泥潭。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在浙美那些年知识的积累和身心的锤炼，后来在美国能够始终坚守心灵和事业的底线，并持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忘记年龄，艰持打拼二十多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在UC.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和高居翰及其他访问学者合影
题外的话
今年是来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从满怀激情的中青年，到华发披肩的老者，其实也就是转瞬弹指之间！
记得初到美国，作为UC.伯克利的访问学者，我经常会漫步在生机勃勃的广阔校园里，举目四望，却若有所失，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久已习惯栖息在密封的陶罐里，罐子瞬间被敲破，竟茫然不知所措。
一次我开着自己在美国的第一辆二手老爷车，不由自主地被裹进金门大桥的密集车流，左顾右盼，只见前前后后的车窗里露出的一副副闪光的墨镜后面的冷漠眼神，突然感到期盼已久的异国之旅竟是如此的孤独、疑惑和迷茫。
初访纽约，在云遮雾罩的自由女神像下，抬首仰望女神手中紧握的硕大法典和高举的熊熊火炬，心潮澎湃，虽然体验了那种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但又依然搞不清自由的真正含义……
在UC.伯克利的几年里，我也曾如鱼得水，受邀在东西两岸的几所大学开办讲座。记得在耶鲁大学举办中国艺术讲座时，面对一众艺术系教授和研究生，还有那位特意请来为我翻译的大陆博士留学生，我突然感到怯场和自卑，心里悄悄打着小鼓，我是不是在班门弄斧？！⋯⋯不想最后竟然博得了阵阵掌声。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掌声并非只为讲者，实在是美国同行们也和我一样，怡然陶醉于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之中。
一九九六年初，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配合即将开幕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绘画精品”大型艺术展览，举办了湾区几百位艺术教师参加的中国艺术讲习班，馆方邀请我为讲座嘉宾。当我站在大会堂的讲台上，如数家珍，详细介绍一件件国之瑰宝时，顿觉热血沸腾，再一次坚信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在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办中国艺术专题讲座
同样，我也切身经历了几乎所有“洋插队”们都不忍回顾的艰难与挫折。
我在告别了UC.伯克利并开始办理移民手续后，彻底褪下了虚幻的“访问学者”光环，开始真正为现实生活劳碌奔波。为了养家糊口，我同时给日本、台湾和美国的三家杂志报纸画插图，经常为了赶稿，彻夜无眠；在一时别无选择之下，我无可奈何地品尝了从艺术的象牙塔上一下子跌落为纯粹的肖像画匠，只需要炫耀技巧、一味讨好订户的苦涩滋味；为了能重返艺术讲堂和早日融入社区生活，拼命“恶补”英语，乃至整天昏昏沉沉，疲惫不堪；更有身份的困绕，移民的繁琐，婚姻的变故，职场的坎坷⋯⋯深深体验了那种星期一跌的头破血流，星期二必须迅速爬起，来不及揩净滴血的伤口，就得重新开始新一轮搏斗的异国他乡的踉跄生活。
值得欣慰的是，在来美八周年之际，结识了我的异国伴侣希拉蕊.韩碧，共同的传统中国文化情节把我们凝为一体。我们都崇尚道家哲学，她曾将道学编译成浅显易懂的上下两集英文书籍出版，为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遗余力。
为了寻求“自己做主，换一种活法”的理念，我毅然决然辞去原本十分稳定但枯燥乏味的公司工作，和家人从美国大陆飞到清澈透明的太平洋孤岛夏威夷，试图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重新寻找人生的真谛。
二OO三年正式定居檀香山后，用二十美元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公司，同时加入了两家画廊，随即又重返艺术教学生涯，在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学校教授水墨画、素描和油画，借博物馆之便，继续参加协会、画廊及博物馆内部等艺术展览和活动，甚至也曾金奖嘉身，生活虽然紧张疲惫，但同时感到充实和兴奋……
这一切，似乎总算圆了一个所谓的美国梦，但细想起来，难道人生的意义只在追逐虚无缥缈的梦想，功名利禄的浮云？！
作者在耶鲁大学讲座后和朋友合影
岁月的流逝，坎坷的经历，使我对人生逐渐有了与年轻时截然不同的领悟。
也许是由于生活在被大自然紧紧拥抱的夏威夷，或出于对自身命运的疑惑，有段时间，我们夫妻二人经常埋在公共图书馆里，绕开所谓东西方经典哲学的诱惑，阅读了大量直接有关人类和大自然的书籍，直如金篦刮目，大梦初醒。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古人几千年前就悟透了的真理，今人却忘了个干净。其实，返回伊甸，拥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才是我们人类最合理的生存方式和艺术灵感的最佳来源。
远游和徒步旅行成了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平时我们经常开车或徒步夏威夷的各大岛屿，跋山涉水，识别各种千奇百怪的动植物，体验原住民的原始生活方式。
同样，英格兰的千年古堡，卢浮宫的艺术长廊，奈良的大唐余晖，加德满都的神秘庙宇，曼谷的金殿，吴哥的古窟，南太平洋新西兰和库克群岛的宁静，也一次次撞击着我们的心……
去年我选择退休，和家人搬到火山大岛作为我们最后的栖息地。我们喜欢这里明朗的天空，肥沃的大地，蔚蓝的大海，纯净的空气，高耸入云的雪山和郁郁葱葱的森林，更有岩浆入海时迸溅出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置豪宅精舍，不求锦衣美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半农半艺的生活。我们品尝自己种的蔬菜水果，观赏后院绿荫覆盖的小溪瀑布，目随自由飞翔的小鸟和奔跑的鸡群，夜晚在凉台上仰望满天的星斗。
我们读自己想读的书，画自己想画的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赐予，感受宇宙和生命的神奇……
感谢上天给了我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
作者在夏威夷州政府大厦获颁国际和平日艺术类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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