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一个69届初中生的大学梦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瑜伽，实名贾建初，祖籍河南镇平，1953年生于武汉，在北京长大。1969年初离开北京去江西分宜第二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当知青。1977级考入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机械工程系。1985获得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留校任讲师。1992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制浆造纸工程硕士学位。从1990年代起在美国多家公司担任注册工程师和职业项目经理。现居住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原题
一个69届初中生的大学梦
我是66届小学毕业，69届初中肄业，在上大学前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只有小学那6年。我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成为特殊的77级大学生的一员，是十分幸运的。
风雨来袭
1966年夏天，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北京阜外一小六年级的学生，刚刚从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回来，忽然听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考中学了。本来踌躇满志要报考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我，被一种无法言表的失落感占据了心头。但很快，这种失落感就被随即而来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冲淡了。
在小学闹了一年多的革命，1968年2月份，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被分到附近一所新建的中学——112中去复课闹革命了。在中学里混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整天搞大批判，正经的文化课没上过几天。和全国很多家庭一样，我们除了无学可上，生活也在一夜间变了样。文革前一直料理我们家务的堂姐在1966年8月因为地主出身被红卫兵赶回河南老家。她被迫匆忙离开北京时我的父母亲都在外地出差，扔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一夜之间失去大人的呵护，完全不知晓如何买菜、生火、做饭、洗衣和安排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家里生活一片混乱，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穿破了也不知如何缝补。
1967年的元旦，天津地毯四厂的造反派来北京揪斗第二轻工业部驻该厂的四清工作组的头头，其中就有我妈妈许庄。为了减少干扰，避免和工人造反派直接冲突，我妈妈和原四清工作组其他领导被部里上级安排暂住在北京新侨饭店写检查。爸爸当时在西南三线出差也不在家。可能为了把我妈妈堵在家里，地毯厂的造反派在元旦大清早就来到我家砸门要揪斗妈妈，事先得到消息的我们兄妹三人躲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生怕工人们破门而入，把我们抓走。
工人们在我家门口叮叮当当砸了一阵门，没有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气急败环之下又去砸隔壁邻居赵庆丰阿姨家的门，质问我母亲许庄是不是在家。赵阿姨答说不知道。从天津赶来的工人造反派们闹腾了好几个小时也没等到妈妈回来，就悻悻地离开了。这时天已接近傍晚，赵阿姨来敲门，说“孩子们，开门吧，造反派走了，我是你们赵阿姨。”门打开后，赵阿姨把我们三个饿了一整天，又吓得惊弓之鸟似的孩子拉到她家，让我们和他们家的孩子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但热乎乎的年饭。
赵阿姨说，“大人有错误，孩子又没罪，这么折腾，让孩子们大过年的家门也不敢出，年饭也吃不上，造孽呀。”赵阿姨这样的暖心话，我至今记忆犹新。1968年初我父亲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关进二轻部的牛棚，工资停发。母亲也因为在抗战初期参加过宋美龄在重庆办的新生活学习班等问题在单位整日挨批斗、做检讨。
那几年哥哥和我正值青春反叛期，从红五类一下子沦为黑五类的遭遇让我们年幼脆弱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哥哥开始随着大院里的孩子们打群架，还曾为此蹲过拘留所。我也因为爸爸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关进牛棚受到刺激，半夜哭着离家出走躲到同学家，害得妈妈几天都找不着我，心急如焚。想想那时的妈妈，丈夫的工资停发又被关押，家里依靠了十几年的管家人突然被遣返回乡，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日常生活无人照料，进入青春反叛期的孩子们又不易管教，而她自己又在部里终日挨批挨斗写检查，日子真的是很难熬。
1969年初第二轻工业部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到江西分宜去办五七干校，同时接收部里干部子弟组成青年突击连和先遣队的干部们一同下去。当时我哥哥是北京四中68届初中生，17岁，那时已经无学可上；我和弟弟分别是15岁和14岁，都在112中上初中。妈妈在简单地和我们沟通后就做主为我们兄妹三人在部里报了名，参加去江西分宜五七干校的青年突击连。
当时很多家长都在为子女留在北京绞尽脑汁，妈妈却毅然决然地把我们兄妹一起送到了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在二轻部里，父母本人尚未下放就把三子女一同送去干校青年突击连的，我家是唯一的一家。已经为人母的我在几十年后回想起当年妈妈的决定，可以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一方面应付二轻部机关的运动有些焦头烂额，无精力照看好孩子，而送到干校青年突击连至少有领导管着，不至于在社会上学坏。
另一方面，她也预感到她和父亲也不会在北京部里呆很久了，两个正在读初中的孩子——我和弟弟——下乡也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与其让孩子们将来各自随学校奔向未知的地方，还不如一起送去五七干校，一家人至少还可以落在一个地方。
1969年2月，北京112中316班女生合影，前排左四作者
我当时在112中学306班仅上了几个月的学，处在青春朦胧期的我们还分着所谓的“男女界限”。我和班上的大多数男同学没有讲过话。由于我是班里第一个主动离开中学去上山下乡的，班里的女生们特意为我开了欢送会。那一年秋天，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随学校安排去了东北，内蒙古和云南建设兵团。我们那一届，没有一个留在北京的名额。
从猪倌到工人
1969年3月8日，随着北京站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响，我们兄妹三人离开了北京的父母亲、同学和朋友们，随部里先遣队的干部和几十位青年伙伴远赴江西，开始正式踏上社会。当时我的父亲还被关在牛棚，没能到车站来给他的三个出远门的孩子送行。半年以后，我们的父母也随二轻部的大队人马一起来到江西分宜的五七干校。
江西分宜县，据县志记载“分得宜春地”，故称“分宜”。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袁河中游，当时属于宜春地区，现归属新余市。分宜县紧靠浙赣铁路线，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据说二轻部有领导干部和时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的程世清熟悉，从而促成了二轻部把五七干校设在分宜县的介桥垦殖场。到1969年的下半年，二轻部的干部家属上千人马也陆续落户在垦殖场的各分队。
初来分宜五七干校，我被分到养猪队，哥哥被分到烧砖队，而弟弟被分到打渔队。爸爸和妈妈来分宜干校后被分配住在原来养猪场的一间荒废了的猪舍里，那里成为了我们周末和节假日全家团聚时的家。就这样，我们全家虽然同在一个县里，但五口人分别住在相距不近的四个不同的队里。
刚到干校的头一两年里，我们这一群离开了父母老师管教的孩子们，突然有了一种获得了自由的快乐。从北京那样的弥漫着火热的阶级斗争气氛的大城市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农村，精神上也有了些许的放松。我们积极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承受的繁重体力劳动远远超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所能承受的强度，但是比起一些在北方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我们至少饭还是可以吃饱的，而且每月还发12元的生活费。所以我也不对前途多想什么，颇有点少年壮志不言愁的味道。
1969年3月初到分宜干校
在养猪队工作时， 我一个17岁的姑娘负责养100多头猪。其中大部分是肉猪， 只有几头母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养的。我每天要为这100多头猪切菜，做糖化饲料，还要到离猪圈几百米远的井里挑几十担水，喂猪，冲洗猪圈。一担水有百八十斤重，下雨天带着斗笠，挑着沉重的水桶走在泥泞的红土小路上时常滑倒，两桶水全部泼洒在地，人也搞得一身泥浆。我的后肩膀至今还有担水形成的厚厚的肌肉疙瘩，是当猪倌时留下的永久性的纪念。
我还经常要值夜班接生小猪娃，在空空洞洞，四面透风的猪圈里守在母猪旁边，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个人呆一夜，等待着小猪娃的出世。小猪出生后，我首先要用手把猪娃从胞衣中一个一个的抱出来，再把它们嘴里的粘液抠出来，让猪娃叫出声来，然后用稻草拭去猪娃身上的混着血的粘液，最后把它们安放到母猪的乳房边，教它们吃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胞衣及时拿走，千万不能让母猪吃了。据说母猪吃了胞衣就不下奶了。一开始干接生工作之后，恶心的我几天吃不下饭。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克服恐惧。最初我一个人在漫长的黑夜中等待小猪出世，又冷又怕，为壮胆子，就大声唱歌。我的歌声和着大小猪友们的哼哼唧唧声，形成了一首奇妙的合唱曲，回荡在猪舍里，驱走了恐惧和寒冷。
1970年在干校猪场养猪
在风景区建造纸厂
经过一年多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劳动的锻炼，我于1970年夏天被分配到干校办的分宜造纸厂当工人。造纸厂和五七干校七连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员由二轻部原工艺美术局和科研司的下放干部，以及从各连调来的十四岁到二十几岁的知识青年组成。这个设计产量只有日产5吨的造纸厂是由二轻部直接投资、设计并建造的，利用当地的竹子做原料生产薄页书写纸。
二轻部建造造纸厂的初衷其一是发展分宜的地方工业，其二是解决干校知青子弟的就业问题。但问题是，工厂建在一座称为仙女湖的美丽的水库边，厂里的生产生活用水都取之于它。在造纸厂的系统设计中没有包括污水处理设施，未经处理的制浆黑液直接排放到水库里。工厂开工没多久，湖水就变成褐色了，湖面上经常漂浮着腐烂的纤维。
多年后当我成了制浆造纸专家，才意识到二轻部当年在美丽的风景区旁建立这样一个高度污染水源的造纸厂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决定。这个纸厂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些小青年当工人后的第一个训练是用我们的双手双肩，从无到有建设起一个带有制浆、造纸，锅炉房和机修车间的造纸厂。我们是建厂的主要非技术性劳动力（相当于现在建筑业的民工），每月工资17元。我们用镐头铁锹挖土，用扁担挑土，硬是把一座小山铲平，成为纸浆车间厂房的平面地基。我们又打水泥地基，盖厂房，并在上海师傅指导下安装机器设备。当时安装设备的唯一吊装设备是手动葫芦。水泵和洗浆的浓缩机等设备全部都是被肩挑人抬安上生产线上的。
工厂经过短短的几个月就被基本建成了。1970年底，我们二十多个不满20岁的操作工学徒被送到赣州造纸厂进行简单的培训。当时带领我们去培训的队长，是二轻部前部长徐运北。那时他57岁，刚刚摘下“走资派”的帽子。从革命对象到革命干部身份转变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一帮青年学徒工去赣州纸厂培训。
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让一个正部级的干部去完成似乎太微不足道，但做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他既要保证这些青年一路上的安全，又要在到了目的地以后亲自和工厂的有关人员打交道，安排这些小青年的食宿、培训等琐事。对于这个平时出差旅程都有秘书安排的大部长，确实是一种挑战。
记得我们在去赣州的路上长途汽车要在吉安停车稍事休息。老徐队长再三叮嘱大家不要跑远，按时回来继续赶路，但还是有几个胆大调皮的青年跑到附近的农民集市上去逛，忘记了集合的钟点。这把老徐急得火冒三丈，怕耽误了时间天黑之前赶不到赣州，天黑后在山里赶路太危险。几十分钟以后，那几个小青年拿着刚买的南丰蜜橘唱着小曲回来了，老徐才松了一口气，让司机继续赶路。他虽然满肚子的气，但是刚刚摘下“走资派”和“徐老爷”的帽子，又不好对这些违纪的小青年发作。
我的父亲，徐运北和我的母亲1971年在尚未建好的分宜造纸厂
我被分配作制浆工人。在赣州纸厂的制浆工段培训期间，我了解到该厂纸浆的原料是木浆和回收废纸的混合料。我上班时无意中观察到，每天被成捆地推进浆池化为纤维的废纸中，竟然有好多好看的书。那年代新华书店里只有毛选和其他少量书籍，这一偶然发现令我激动得心砰砰地跳。我急忙问刘师傅这些废纸是从何而来，存放在何处。刘师傅告诉我这些废纸都是从废品回收站收集到的，在厂里的N号料库存放。
我知道上班时公开地把这些造纸原料带回宿舍去肯定是不行的，就约了几个学徒小伙伴，在一天晚上11点钟下中班以后，打着手电，偷偷地从窗户爬进了N号料库。我们每个人慌慌张张但是美美地装了一书包的书。因为心虚害怕被人发现，我们也来不及细挑。我记得我装的大部分是高中的语文课本。两个月学徒期过去了，我带着这些偷来的书像缴获来的战利品一样回到了分宜造纸厂。
我们五七干校七连造纸厂和普通的工厂不一样，是以工为主，兼管农业的。在农忙时（比如春播和双抢时），工厂就集体停工去支援干校其他农业连队的生产。在干校集体参加井冈山铁路的会战时，我们也停工去铁路会战工地上突击干上几天。
1971年夏天在干校四连支援双抢
在工厂学徒两年之后，1972年夏天我出了师，定为一级操作工，成为新进厂的青工的师傅及生产线的大班长。那一年我19岁，在正常年代里应该是高中毕业上大学一年级的年龄。
1971年年中，随着青工培训的完成和机器设备的安装结束，造纸厂进入了试车投产的阶段。干校除了从上海、广东、宁波请来工程师和熟练技工帮助我们试车投产，还陆续从别的连队抽调一些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来充实造纸厂的力量。技术干部一般是原来部里有大学文凭的年轻工程师，而管理干部则大部分是有过企业管理经验的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们。我母亲因为当过几个纺织厂的厂长，也被调到七连（造纸厂）来当指导员，分管七连干部和小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我父亲当时还没有被“解放”，他是作为家属，随母亲一起从八连调到造纸厂。当时连里分配给我父亲的工作是和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局级老干部黄奕其一起看守造纸原料场。
漫漫的自学之路
1971年秋，在造纸厂的干部和小青年们全力以赴，风风火火地试车投产期间，林彪坠机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二轻部分宜五七干校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干校军代表在校部加大力度地搞政治运动，批林批孔，整顿干部队伍。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审查不出多少问题的老干部解放了，让他们从繁重的大田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陆续委任到各个连队担任连长，指导员一类的领导工作。抗战时参加革命的七连连长兼造纸厂厂长王振荣和担任七连指导员的我的母亲，开始有了一个干点事情的平台。
他们觉得造纸厂这些小青年们由于文革中被迫失学，小小年纪就开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普遍文化程度低。我们厂里大部分青年工人是文革前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文化水平，做一个熟练的工人勉强应付，但要进一步发展提高，就必须要学习文化。他们爱护心疼这些孩子们，责任心驱使他们要为这些年轻人搭建一个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的平台。
尽管干校的军代表没有给他们任何口头上和实际上的支持，尽管那时整个社会上读书无用的风气还很盛行，他们两位顶住压力，在造纸厂办起了数学学习班，英语学习班，请干校有专长的干部们给这些小青年上课。当时上文化课在造纸厂的小环境里是被公开鼓励的，但又是完全自愿的。它不像从上到下人人必须参加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在王厂长和母亲的组织和鼓励下，造纸厂的青年工人中一时间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学习小高潮。
在这些活动中，王厂长建议我们以团支部的名义，从其刚刚卸任的分宜塑料厂请来一位女青工刘欣茹，给我们讲她自学英语和数学的体会，算是对造纸厂的青年们的一种励志教育吧。刘欣茹是北京101中学67届初中生，父亲是1950年代去世的抗战干部。她初中毕业后到山西农村插队若干年，后来为了和在分宜干校下放的母亲团聚，来到江西，被安排在塑料厂当操作工。她在山西下放期间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和数学。在山西和分宜期间，她在煤油灯下，参与了美国进步人士韩丁《翻身——中国的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翻译工作。
在分宜塑料厂，由于出色的英文水平被领导发现，她被借调到技术科翻译《聚碳酸脂工程项目》的英文资料。刘欣茹给我们造纸厂团支部办的讲座，对我的震动很大。欣茹只比我大两岁，但思想比我成熟，知识面要宽得多。她在山西农村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并学出了成绩。她的经历使我突然明白了，上不了大学，靠自学，一样可以增进知识，一样可以用学来的知识报效社会。
通过这次讲座，刘欣茹成了我心中的学习榜样。加之我母亲和她母亲的同乡友谊，我们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以后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困惑，也经常向她请教。刘欣茹1980年代初在北京社科院工作期间，以一个67届初中生的学历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直接录取为博士生。她在1985年获取宾大历史系的博士学位，从199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她目前在新泽西一所大学任教，是研究印度史和丝绸之路的专家，著述颇丰。
1972年，我们和刘欣茹（左3）在分宜造纸厂
1971年到1972年干校造纸厂发生的这些事情直接促使我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我的英语ABC就是在当时的英语班学的。我们的英语老师叫王元皋，他是解放前北京某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我的室友加闺密LY英语学得特别投入，她于1978年考上了北方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
我们在解数学题遇到困难时，就找时任金工车间主任（当时的正式职称是班长）的张维基去请教。他是1960年代从西北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老大学生。他对我们的问题总是有求必应，即使当时答不出来，事后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还跟着蒋正鸿、朱曜奎老师学美术，学摄影，结果被人报告到军代表那里，又在全干校大会上受到干校革委会主任军代表的批评。但是我们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还是乐此不彼地跟着他们学。记得朱曜奎老师在临离开干校去北京刚刚组建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任职前，我和LY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临行前告别，朱老师特意把我们带到附近的农村去采风。朱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我这一走不能经常辅导你们了，但是听说中央工艺美院很快就要恢复招生。我到北京后，争取去工艺美院任教，以后我若有机会参加招生，会设法将你们招上来的。
果然，几年后，朱老师和蒋老师一起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美术教授去了。我和LY则在1977、1978年都考上了大学。虽然我们没有学美术，但是朱老师，蒋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帮助我们提高了爱美、审美的艺术情趣，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分宜干校期间拍摄并保留了近百张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干校生活。那些照片都是用朱老师长期借给我们无偿使用的德国产127双镜头反光相机照的，其中很多胶卷都是朱老师手把手教给我们冲洗放印的。
197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一轻部和二轻部合并为轻工业部。随即二轻部分宜五七干校撤销，父母亲随二轻部干校的干部一起迁回北京，留下我们兄妹三人在分宜。同时，二轻部五七干校造纸厂移交分宜县地方政府管理。干校一撤，鼓励及指导我们学习的领导和老师们也都走了，那些学习班自然也就无法办下去。没有了来自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很多参加过学习班的朋友们的学习热情逐渐冷了下来，把兴趣转移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少数的青年用各自的方式坚持自学，我和LY就在其中。
在造纸厂的宿舍学习使用计算尺
那时，大学已经开始复课并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我那儿时起就扎根在心里，后来被文革的浪潮打翻了冲跑了的大学梦又开始苏醒了。父母亲虽然随干校迁回北京，但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父母亲都没有安排工作。留在分宜县的北京青年中，家里有路子的就开始纷纷想办法让所在单位推荐他们上大学。我心里明白靠推荐上大学肯定轮不到我，所以上大学的愿望还只能在内心深处躁动。
尽管如此，读书学习已经渐渐成为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作了个计划，在4~5年期间学完高中的课程。我在天津当医生的姨妈也信心十足地对妈妈说，只要建初坚持学习，她可以指导我，把我培养成有中专水平的医务工作者。我在工余一直坚持自学初中、高中的数学、物理、语文和历史等。历史和哲学的学习主要是结合时事学习毛选和马列原著。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当年学习的初始动力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让我能够多年来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力来源于学习给我带来的极大的挑战，和战胜挑战后内心的快乐。我在解数学题的过程中经常体验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而躲在蚊帐中打着手电阅读那些从赣州纸厂偷来的高中语文书也令我常常忘记了时间，沉浸在读书的幸福之中。
母亲出身书香人家，早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又曾经做过大学校长，深谙知识的重要性。虽然她自己尚未安排工作，也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子女得到单位的推荐去上大学，但她一直鼓励我们兄妹以及我们身边热爱学习的朋友继续坚持学习。母亲不时从北京寄来一些学习材料，告诫我们千万不要浪费青春大好时光。她还常常将一些青年好学向上的实例转告给我们。她用各种方法想让我们明白，即使没有机会上大学，也不要气馁，坚持自学也可以将自身的文化水准提高到相当的程度，并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记得那时我们造纸厂的生产由于无法得到正常的供电，生产线经常是开开停停，有时一停就是2-3个小时。停电时，车间里一片漆黑，但当班的工人不能离开车间半步，必须随时准备来电开机。每每在这种时候，我们制浆班的青工小伙伴们就聚在温暖的蒸煮车间的蒸球操作平台上一起侃大山，天南海北地聊。而我则常常利用停电时光，打着手电筒演算数学题，很少参与他们的神聊。
在某些人眼里我显得不太合群，有些另类。但我也受到了厂里一些朋友的鼓励。比如78级考上赣南冶金学院的上海交大附中高中68届、我的同班工友吕军玲，就常常在私下鼓励我好好学习，还不厌其烦地在数学、物理等科目中为我答疑解惑。我利用造纸车间的废纸订本子做数学题，不知用了多少纸，也算是沾了造纸工人近水楼台的光。在宿舍学习时，为了省下电池，我和LY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几个小时下来鼻孔都被熏得黑黑的。我们两人经常互相看着对方的大花脸哈哈大笑。
1974年分宜造纸厂理论小组工友们一起学哲学
1974年，我们县里开始公开在农村青年和各厂矿招收工农兵学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明知凭自己当时的家庭条件，我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性很小，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欲望要试一试。我兴冲冲地跑到厂长办公室，对李厂长谈了我要上大学的愿望，请求工厂推荐我去报考工农兵学员。李厂长是位湖北籍的南下干部，平时对待青年工人就很不客气，觉得这些北京、上海青工不安心在分宜造纸厂工作，整天挖空心思要离开这里。他听了我的请求后，冷笑了一下，说：“小贾呀，不要整天胡思乱想了，好好安心搞生产吧。你们一个个都跑去上大学，这机器谁开，这纸谁造？再说了，咱们厂也没有名额……”
转机来临
1977年春天，祖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哥哥那时已经调到大港油田工作。他来信告诉我，他从在天津医学院任教的姨父那里得知，高校快要恢复考试招生了，让我抓紧复习备考，并随后立即邮寄给我不知从哪里搞来的高考模拟试题。哥哥来信鼓励我说，咱们心里一直盼望的机会就要来了，千万要抓住，好好复习，搏击一下。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曾有耳闻，盼望已久的消息，我内心激动无比。上大学再也不用走后门，找关系，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去拼搏了。我马上找到分宜造纸厂的领导去报名。
由于我提前离开初中，连初中毕业的文凭都没有拿到，手中只有一张小学毕业证。在填写学历一栏，我没有填写小学学历，而是硬着头皮填上“同等高中学历”。
分宜造纸厂共有7~8个青年工人报名去考试，其中有一位孔子的后代孔小维。他因为平日不知何故得罪了领导，被造纸厂领导在报名表上暗地里写上“单位不同意报名”，使他失去了1977年参加考试的机会。幸运的是，这次造纸厂的领导没有刁难阻挡我去报名，我顺利地拿到了准考证。
我的77年考大学的准考证
在报考学科上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理工科。尽管我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走遍天下去报道我看到的人和事，但我还是决定报考理工科。一是因为我对文革中有些文人的作为心生厌恶，觉得文科学问很虚，二是当时对于自己自学数理的成果也有一些信心，觉得学了理工科后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四十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1977年报考理工科，以及我们兄妹三人都学了工程，一辈子从事和工程有关的职业，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我们在潜意识中受到了我们从未谋面的，在日本学采矿专业，辛亥革命后一直推崇实业救国的外公余焕东的影响。
考试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在工余复习备考。我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但文革中写大字报大批判稿的历练和对马列著作毛选的学习让我对语文，政治科目并不发怵。我在过去数年间一直在循序渐进地学习数学，物理这些比较容易自学的科目，虽谈不上多大把握，但还是学过的。
只有化学，它是一门实验的科学，没有条件做实验，光靠读课本去理解一些基本概念非常不易，故我以前基本没有系统学过化学，这是我的短板。但报考理工科化学是必考科目。为了准备高考我必须恶补化学。我从背元素周期表开始，又生吞活剥地学了分子量、原子量、酸碱盐等这些最基本的化学概念。
江西省当年高考时间是1977年12月3日和4日。分宜县的考场设在分宜县中学。造纸厂离分宜中学有6~7里路，最近的一条路是沿着井冈山铁路的铁轨从造纸厂走到介桥公社，然后从介桥公社走小路去分宜中学。虽然造纸厂领导为这些青工办理了准考证，但内心并不支持这些青工考大学。所以他们没采取任何行动为这些报名高考的青工们复习和赶考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在备考期间，一天假也不能请，只能在工余时间复习。考试的这两天，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单程步行40~50分钟赶到考场，中午就着凉水啃自带的干粮解决中饭，天黑了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步行回到造纸厂的宿舍。第一天考完试虽然很乏累，但考试后的兴奋及担心第二天贪睡误了考试，我几乎彻夜未眠。
理工科的考试有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和化学。第一天考语文、政治，第二天考数学和物理/化学。江西省1977年高考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那时对于自己的文化程度没有一个靠谱的估计，又没有得到任何内行人的指导，对于全国各大学的情况也缺乏基本的了解，填报志愿时非常盲目。记得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化学系，第二第三志愿都不记得了，但肯定都是我耳熟的赫赫有名的大学。
第二天的考试结束后，我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心情沮丧地随着人流走出考场，耳边听到不少考生们兴奋地大声议论自己做对了多少题，我更加觉得自己考得很糟糕，这大学梦肯定实现不了啦。
接下来的日子我是在沮丧和不安中度过的。其间我意外地收到了爸爸从北京给我写的亲笔信，信中说这次考试是中国中断十一年后第一次高考，你考得不好，别人也不一定考得多好，学校最终还是要从矮子里拔将军的。他还说，即使这次没考上，还有下次嘛。我家平时写信都是妈妈的事情，爸爸很少给子女们写信，即使和我们面对面在一起时也很寡言。爸爸的这封信像是寒冬中的一股暖风吹进我那郁闷的心中。
考试后的一个多月，我居然接到了体检的通知书，这说明我上了第一批的录取线了。但是江西省77级既没有张榜公布也没有个别告知每个考生的考分。这让我既为大学梦的逼近感到高兴，又为不知道有可能上哪个学校感到些许忐忑。
不久，我接到景德镇陶瓷学院机械系的录取通知书。我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景德镇陶瓷学院，更不要说报考这所学院，我琢磨自己肯定是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去的。当时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去？还是不去，等下次争取再考一个更为理想的学校？征求了父母和各位朋友的意见，1978年春节后，我怀着有点不情愿的心情去景德镇陶瓷学院报到，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生活。
来到大学后，我出乎意料地发现，陶瓷学院机械系77级的生源其实是相当不错的，班上总共50名同学，其中老三届的高中生就有近20人。这些老高中的大哥、大姐们高考的成绩普遍很好（有一位同学高考数学因为做了附加题，得了106分），还有一位同学景德镇数学考第一，理化考第二。但就是因为他们年纪偏大，没有去成他们所报的院校，被分配到了陶瓷学院。他们功底深厚，又乐于助人，在后来的四年大学学习和生活中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我们班上50名同学中只有两名69届初中生，一名66届初中生，其他都是老高中和新高中生。班上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15岁，我那年24岁，年龄在班里居中。
在我们分宜造纸厂200多名青年工人中，1977年高考有两个人被录取，除我之外另一位是上海育才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董景炎。我们都称呼他老夫子。我估计他考得不错，但同样由于年龄的原因，他被分配去了宜春师范专科学校的物理系就读。这样我成了厂里唯一的在1977年考上本科的工人。
大学期间的共青团活动
1978年夏天，又有5位造纸厂的青工考上了本科和大专，除去两位上海的老高中生，其他都是以小学初中学历考上的。他们大都是在1971~1973年参加过干校造纸厂文化学习班的青年朋友们。在一个只有200多名青年工人的县级小厂，能有7位青年工人靠自己努力考上77、78级的大学，也算是一个比较少有的现象。
多年后我们小学同学聚会。我了解到我们小学同班的50名同学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77、78级的大学本科。除我之外，还有我多年的发小、亲密的朋友汪丁丁、张亚来。自从1973年父母回京后，我每次回京都要和他们两人见面，备考期间也一直通过信件互相鼓励，互通情报。
汪丁丁1977年考上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张亚来则在1978年考上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我们三人后来又前后来到美国不同的大学读研究生。汪丁丁1990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曾经是国务院特邀专家，目前尚在国内几所大学任教。
我们112中306班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77级。我为没能考进大学的69届中小学同学感到惋惜，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同学有能力考上大学。
2009年秋小学同学分别40年聚会，左起张亚来、我、汪丁丁
至于我家，我和我的哥哥、弟弟1977年高考都过了录取分数线。哥哥去了河北工学院，弟弟考的是英语，因体检血压高没被录取。他看哥哥、姐姐都考上了理工科，就加紧复习数理化，78级考上了天津大学的精仪系。我们兄妹三人几年后又相继来到美国攻读学位，他们俩都成为机械工程博士。
我的父母亲也于1977年在轻工部恢复了工作。母亲被委任为轻工部教育司的负责人。我家三兄妹分别以小学、初中学历考上并带薪上了大学，无需父母负担我们大学期间的生活费用。这在轻工部一时成了头号新闻，很多部里的干部来到我父母家祝贺并取经，问他们是怎样教育孩子的。一贯节俭的爸爸妈妈为此还和老战友们一起去饭馆撮了一顿分享快乐。
1978年的春节，我们兄妹三人分别从武汉，河北大港油田和江西分宜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和父母亲一起过了一个十几年来没有过的快乐祥和的春节。
我弟弟，我，我哥哥1971年在分宜五七干校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三兄妹不仅在各自的校园里学到了知识，也收获了爱情。1982年我们毕业时，三兄妹演变成了三对情侣。有趣的是，这三对情侣（后来的三对夫妻）6个人都是77级78级的大学生。所以，在新三届中，我们家有6名成员。为了庆祝6位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收获爱情，我们全家从各地聚齐在北京，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准全家福。
学海无涯
经过四年寒窗苦读，终于拿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文凭和工学学士学位，那时我已经28岁了。似乎感到缺失11年的课堂教育还没完全补过来，我又一鼓作气考上北京轻工业学院机械系可靠性工程硕士研究生。我的哥哥和弟弟也在同一年分别考上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在198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我1985年初拿到硕士学位留校任讲师。在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已经怀孕数月，忍受着巨大的妊娠反应完成的论文写作和答辩。当年夏天，我们唯一的女儿出世。女儿三岁时我们送她去了一个全托幼儿园，我就开始准备TOFEL和GRE考试，打算到美国来读工业工程的博士学位。
1981年在大学准备毕业论文
由于没得到读博士学位的资助，我最后选择了为我提供奖学金的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读制浆造纸工程硕士学位。后来了解到是造纸系的研究生导师阿兰·斯普林克看重我年轻时在分宜造纸厂做过工的那段经历，故决定录取我并给予了全额奖学金。在拿到硕士学位后，我在美国的若干家公司从事了多年的职业工程师和职业项目经理的工作。
回想起来，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我的一生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没有文革动乱，生活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我相信我家三兄妹肯定都可以考上大学并在25岁之前毕业。但文革打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我和我们的同龄人失去了中学的学习机会，在人生求知欲最强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被迫远离书本和课堂，从事着和我们年龄不相称的体力劳动。我的绝大多数中小学的同学因此失掉了走进高等学府学习的机会，我为他们感到痛惜。
而我和我的兄弟能够赶上这末班车，挤过那拥挤不堪的高考独木桥，在本应该大学毕业的年龄，有幸迈入大学的课堂。我从内心感谢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斗胆进言和邓小平的果敢决策，开放了1977年底的高考，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老话说“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和影响，特别母亲在1969年初果断地把我们兄妹一起送到了江西分宜五七干校，让我们年龄相仿的三兄妹在那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的亲人和伙伴。感谢王振荣厂长及母亲许庄在分宜造纸厂为我们搭建的学习平台，给我后来多年的系统自学打下了基础。感谢一起在困境中坚持自学，互相交流鼓励的哥哥弟弟。感谢我的小学同学汪丁丁、张亚来1970年代在北京每年一次的三人聚会和平时的通信交流。
我还要感谢我的青年偶像刘欣茹，以及我朝夕相处八年的室友，一起肩并肩手拉手学习成长的闺密LY，和在一片知识无用的噪声中用知识启发丰富了我们的心灵，又一直鼓励帮助我们坚持学习的那些五七干校七连的大朋友们——朱曜奎、蒋正鸿、王元皋等老师。所有这些，让我在蹉跎岁月中没有随波逐流，放弃对知识的渴求，在机会突然来临的时候抓住了它，成为了77级的一员。
1982年夏北京，全家福（二排左1作者）
后注：此文原稿首次发表在美国《亚美导报》于2018年3月出版的《77&78，我们的故事——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一书中。该书可以在亚马逊网站购买。此次笔者提交新三届公众号前，对原稿略做修改。
2018年6月21日
于美国亚特兰大市柳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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