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吕飞飞：我的高考，画画儿终于成了美梦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1979年
吕飞飞，1954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973年高中毕业后到太原郊区马庄插队，1976年回城在省物资局仓库当搬运工人。1978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入太原师专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在中专教书27年，曾先后在《中华散文》《山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999年出版个人散文集《我像一只被咬的苹果》（中国文联出版社）。
原题
我的高考
画画儿终于成了美梦
作者：吕飞飞
我是1973年夏天从山西大学附中高中毕业的。有天上课听老师说：据小道消息称，中央政策可能有变动，要从高中毕业生里选一批直接上大学，你们要努力，要有所准备。但后来再无任何消息，老师所说的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回想起来，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痴心与妄想。
六月，学校给我们传达中央文件，说福建有个李庆霖，他给毛主席写信，这封信的直接结果是从此全国的中学生，毕业后几乎全部是上山下乡。于是我们毕业后有64个同学，到太原市郊区插队当了农民。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终于抽调回太原，当了一名搬运工人。
回城后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完了，因为国家的非正常状态一直在延续，已经折腾了十多年，眼看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就要消失殆尽。但就在1977年10月中旬传来爆炸性新闻：全国恢复高考！
刚听到这个消息，心立刻提到嗓子眼儿，挣扎了半天都不敢相信，脑袋里闪出大问号：是真是假？但从报纸和广播不断传出的消息一直在印证是真的。立刻，我左右的同学朋友都进入兵慌马乱状态，整日价满世界乱蹿，惶惶不可终日。所有能考上或不可能考上的同学，共同做着大学梦。但怎么实现梦想，怎么复习都不知道，狗咬剌猬无处下口是我们的共同感受。我的母校附中办了复习班，但人挤得连门都进不去，文革十多年从不提起的学习，突然被人提起，让我们几乎听见这俩字儿就觉得奢侈。
高考定在1977年12月初，临到考前我也没有复习资料，十几年扔掉的功课早已撂荒，头脑里是撒哈拉大沙漠寸草不生。理科生还好有题可做，文科生真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看什么和背什么。而我即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我的目标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原因简单，我一直爱画画儿，也一直在画画儿。
作者的素描临摹
小时候我画得一般，记得那个整日香气扑鼻的图画老师从未正眼瞧过我的画儿，在她眼里，我是那种画葫芦也不成瓢的主儿，拿现在的话就是没有绘画细胞。可我不知道，我只是兴奋地拿着我的画儿不知趣地追着让她看。这时老师就生气，扭过脸来对我香喷喷地说：“去！不许下座位！”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等着她慢慢给别的同学改画，最后才慢吞吞到我跟前。看过我的画儿后她会翻着眼皮说：“这里不好，那儿也不对”。一边就拿起笔给我改，但我看看她给我改的，还不如我原来的好。她刚转身，我就又改了回去。如是几回，她不再看我的作业。
那时学校有一个美术组，每星期都活动，可我连想都没想过能参加。图画老师常在课外活动时间香气四溢地带着美术组的同学活动，他们坐在后操场上画那雄伟的跳伞塔。有时我路过就会站一边看，看他们在洁白的画纸上随心所欲铺陈线条，一边眯起眼睛竖起铅笔做着比例，这时我就会升起一股极羡慕的感情。我并没有对绘画本身产生兴趣，而是他们在作画时的那种高贵神气，那种目无旁人的王者姿态，以及世界上属他们第一伟大的表情。
几天之后，在合适的时间里，那些写生作品就会展览在学校非常显眼的地方：大饭厅门口。我们吃了饭就围着看。我看着画就幻想，幻想那些作品上的署名会变成自己的名字，但一想到自己那被老师斥责的拙劣的画儿，也就不再有想法儿了，觉得画画儿毕竟不是我这笨丫头的事儿。
作者的白求恩石膏像素描
后来就“文革”了。不上学每天只能和两个弟弟打架吵嘴。出去玩吧，母亲不准，说外边太乱。只好找些破纸随手画画，谁知一画就着迷，着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把家里所有的空白纸都画光。没办法便去捡传单，翻过来在背面画。好在文革是纸张最浪费的年代，传单随处都找得到，便便宜了我。那一阶段的画该叫做“传单画”。
我是从画小姐开始的。虽说那会儿不让画才子佳人，但画人就是往美里画，人画得不美就像字写得不规矩一样；但一往美里画，就会画到才子佳人那里去，这也许是美术这种事物的必然。当然也可以画得丑，那是一定是绘画者笨，掌握不了美的黄金分割法。
我画美人，常常为她们的服饰而伤脑筋。那时人们的穿戴是那么简朴，而封闭简朴的生活又约束了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拼命从旧书或外国书的插图里寻找新奇与美丽。
我画画儿父亲从来不看不问，但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便大吃一惊，他对着我那堆古今中外的美女先是发愣，然后就冲着我问：你怎么画的都是资产阶级？都是牛鬼蛇神吊死鬼？马马停止马上停止！别给家里再找麻烦！
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美好的东西都是“牛鬼蛇神”和“吊死鬼”，都属于资产阶级。既然父亲给她们定了性，怕别人说反动，我就下功夫给她们包装。尽管也给她们穿了红卫兵的衣服，但骨子里就不像，红卫兵没有也不该这么妖娆。经常画红卫兵抄家，但画来画去全是女红卫兵，而她们既然是女人，就该眉清目秀，就该细腰就该胸高，就该如杨柳儿一般柔软。结果便很可怕，把红卫兵画得比小姐还要小姐，弯眉大眼高鼻子小嘴，眼睫毛还翘着。只是穿着红卫兵的衣服，袖子上箍着红袖章，仅能从她叉着腰指着什么人在骂的姿态上看出是本时代的风云人物。
作者的静物素描
后来便画样板戏，画的最多的仍旧是女人，因为画女人总可以往美里发挥。比如画李铁梅，她既然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儿，身材当然窕窈，眉目当然妩媚，虽然她一天到晚在斗争，脸上很少笑容，但在我看来她也是朵怒放的花儿。还有白毛女，她本来就是美的化身，一身素白的少女，遭遇又是那样不幸和可怜，足可以让人生出对她的无限的怜悯，所以我画她的笔调也因此柔弱美丽委婉。更重要的是她跳的是芭蕾舞，那是一种美极了的舞蹈，是舞蹈的顶峰，所以她的各种姿态都该最美。每次画白毛女，我都会对所有的线条有所创意，怎样流畅怎样夸张怎样动人心魄，怎样就可以使这个女人的四肢用一种最美的姿式呈现，我就怎样画。
还有另一个美人儿吴清华，宽大的裤腿舞起来会出现许多衣褶，这些衣褶又全部跟着人体优美的走向，当我采用细线条把它勾描得清清楚楚，当她非常健美挺拔地站在我洁白的纸上，我的心就会跟着她扶摇直上九天，心儿得到最大的美的享受。以后，我又把吴清华涂上她该穿的玫瑰红衣服，那明丽的玫瑰红色使我全身都处于欢快愉悦兴奋而又光明的境界。至今都认为画画儿是自我完善自我完美的工程。
我在画完这些美人儿之后便把她们贴在我家墙上，搬椅子摞凳子站上去，从最高处天花板与墙的接壤处贴起，一直贴至墙根。然后我站着观看沉浸再沉浸，我会觉得我是站在大海的边上观赏着落日晚霞，观赏着被彩霞渲染了的瑰丽的海景，世界很好我也很好。
我的画儿后来便画出些眉目。上中学后，山大附中的美术老师荣明礼很欣赏我的画儿，学校成立美术组他要我参加。在他的指导下我参加了全市中学生美术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发奖又是在课间操，一时间，我的知名度在学校便直线上升，为此我有些飘扬。
但高中时我的班主任不喜欢我的画儿，其实她是不喜欢我这个人，她旁敲侧击了我几回，我竟然没往心里去。后来她终于找了个茬儿。
那是我们在榆次农村劳动，有一天刚从地里回来她把我叫过去很严肃地说，听说你昨天在地里劳动时画画儿了？为什么要在地里画画儿？你不知道你已造成多不好的影响。你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了么？我申辩说我是利用休息时间画的，劳动时我没画画儿。她说我听说你画的内容很不好，你竟然能把贫下中农画到坟地里去了？
我想起来昨天在地里画画儿时，队里的女人们把一个女孩子推到我跟前让我画，我看看那女孩子长得不难看，就画了她拄着一根铁锨的站像。才画完就有一个妇女捅我：把她后边的那个墓圪堆也画上。我不肯，但架不住那几个不怀好意的妇女的窜掇，只好意思了一下。
作者的静物素描
显然有人报告了班主任，所以班主任终于逮住机会好好训我，表情很愤怒，声音是痛斥，内容绝对革命：早就说过，不要画那些才子佳人，要画工农兵的高大形象，可你就是不听！看来还是思想意识里有问题。这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你始终没有坐到工农兵大众这方面来。你在画画儿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我是在为谁服务？我的阶级立场是什么？你看那张《毛主席去安源》有多好，作者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完全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这画革命人民看了就是舒坦，阶级敌人看了就是丧气。可对照一下自己，不要说为工农兵服务，竟然把贫下中农画到坟地里去！
我害怕了，小小一件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严重，听她的话我觉得我简直是现行反革命。于是我拼命反抗、反驳，我不能当现行。但我的反抗被看成是对老师威信的挑衅，班主任的表情越发激昂，措辞绝对凶猛，训侃越发洪亮，同学的表情也越发幸灾乐祸。
可是我这个剌儿头看不懂形势，天生的倔脾气让我成了一个铁钉，即使泪流满面也绝不说一句软话。这是我画画儿以来受到的一次重挫，我明白我画画儿终于画出了政治问题。但我从未在心里承认班主任所说，那时我还不知道美是没有界限的，资产阶级看到的美无产阶级也能看到，是没有什么阶级差别，是人类共有的东西。
以后下乡插队，抽调回城时却是因了我的美术特长而被开恩当了搬运工人。单位的宣传工作由我来做，大批判专栏的报头和全部内容都是我的事儿，我从没有把专栏画得像别人那样革命和生硬，我相信只要画得美就有人欣赏。果然，仓库的工人们从没有人发现我的画里有阶级问题。每次一换专栏，总有人驻足，并夸我画得好画得美。
后来我又有了一个任务：给工人家里的立柜、平柜、大衣柜上画山水、熊猫之类；还有的人家需要老人的遗像，我用九宫格放大，照相馆放大相片很贵，我这里免费。
也就是在画大批判栏的彩色报头中，我对色彩的理解又加深不少。没事翻一些绘画理论书，熟悉了西方的画派和许多名画儿。那时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天降大任于斯人，这大任就是把我的时代用我的画笔如实描绘下来。我发誓，将来若掌握了油画技法，我将会有很多大作问世，这些伟大的作品将与我的名字同生死。为此，我的大脑里整日地浮现出许多伟大的作品题材，画面的构图、人物甚至颜色的基调我都想好了。
我喜欢油画儿，我认为西方的写实技法非常科学有道理且表现力极强，但画油画需按步就班从画石膏像起，若没有老师教，要走好多弯路，在我插队回来，年龄已是22岁，时不我待。
上高中时有个同学叫吴小平，她的父母都是山西大学的老师，知道我爱画画儿，便为我介绍了一位老师，让我跟着学。可惜那老师的妻子正与他闹离婚，他带着俩孩子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教了半年后便无心再教。不久，这夫妻二人的事在山大闹得沸沸扬扬，老师更是无暇顾及其他。半年后，我和另一个同来学习的学生知趣地不再添乱。
作者制作的报纸衣服
高考恢复后让我可是高兴了好一阵儿，盼星星盼月亮，插队、当搬运工期间不是一直为自己鸣冤叫屈吗？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可是想想自己的学习就气馁了，上中学时，因为极度不喜欢数理化而将学习全部放弃，现在报应来了。
研究了半天高考科目，想想自己的窘况，也只能考艺术系。一直做着的画油画的春秋大梦，不经过艺术系的科班教育，无法完成。
1977年12月初，美术考场设在山大物理系的阶梯教室，那年艺术系分配给太原的名额只有四个，两男两女，但参加考试的人竟有百人以上，画得一般的多，好的少。因为文革中学艺术多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寻找出路，当兵或招工都喜欢招艺术特长的人，所以艺术人才较多。
那天的试题是命题画，可以画自己熟悉的东西。我画的是一个女知识青年修大寨田，她一只脚踩在刚凿好的石头，一只手松松地叉在腰上，背后是层层的梯田。我在她的面孔上下了好大的功夫，我调动了所掌握的素描技能，力求把她的青春美健康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好在从小我就善于画女人，我把她画得传神仪态万千风姿绰约。我的画招来一些人看，因为美术考试考生可以随意走动。我也去看了几眼画得比我好的考生，他们的素描技法已经非常成熟，这让我的心凉了不少，也更加没底儿。
后来我偶而回首，只见我认识的两个女同学也来考试。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俩个人根本不会画，前几天她们曾到我家看我画画儿，我还奇怪，问她俩缘故，死活不说，后来问急了才结结巴巴不好意思地说她俩想考山大艺术系。当时我差点儿没笑出来，以为她俩是在说笑话，谁知今天竟然真的来了。
看到她俩来看我的画儿我就说，“光你们看我的，让我也看看你们画的”。两人一听大惊失色，一边就跑回座位把自己画好的画卷起来，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俩终于忐忑不安地展开自己的画儿。看到她们的画我差点没笑出来，忍了好久、花了好大的气力才把笑憋了回去。心里却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儿童画，竟然也敢来混山大艺术系？
至今我能再现她俩的那两幅画：一幅是“学雷锋做好事”，单线条的铅笔画，画上一个工人正拉平车，后边两个小孩帮着推，糟糕的是那辆平车没有透视感，车子的那一边向这面翻过来；前边那个工人粗手笨脚，后边两个儿童呲牙咧嘴。这幅画的水平，只能放在小学三年级。
另一幅更差，画面上一个解放军战士歪鼻子斜眼，五官都长在不该在的地方，耳朵最可怜，竟然被安排在腮帮子上。这幅画让我笑了出来，但我是背着头假装咳嗽，才把心里的那口笑送出来。看完后我就有些感慨：人真应该有自知之明，这年头怎么到处都是胆大妄为的人？
但后来的结果让我至今都感到寒心，全太原市那么多画得好的，却偏偏是这俩人上了艺术系！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只是到那里陪她俩画了一次儿童画儿！她俩之所以敢于凭着拙劣的画技参加艺术系的考试，是因为她们有硬后门，而艺术系的考试谁又能说出个道道来？社会的黑暗不是我们年轻人能想得到的。那两个女孩子其他功课都不行，考文理大学无望，只能来混艺术系。而在后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也没发现过这俩人有过任何作品问世。
记得那天还有我们附中老师的一个孩子参考，他叫计晓刚，那是一个绘画天才，他从小就显示出对形体色彩掌控的超常能力，他的画儿常让我感到绝望，因为他画得真的是太好了！可是他也在那天陪着那几个有后门儿的人玩儿了一场。第二年，听说他果断改考，上了山西大学物理系。
为之努力十多年的美术从此不得不告别，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从少年到青年的大好岁月里，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对那个借来的白求恩石膏像，铅笔不知用过多少支，橡皮不知用了多少块；我把自己的眼睛训练得象尺子和刀子，它们能把所有的事物只扫一眼就搞出比例明暗。在应该像别人那样花前月下搞对象时，我还整天提着画夹外出写生。我还无师自通地搞过一段时间雕塑，我对立体的掌握更快于平面，才发现我的大脑里竟然潜伏着对于立体造形的技能。只是这些都没有后门顶用，一个人的才能有时真的一钱不值，而艺术系的作弊，真的是拿不到把柄，即使到现在也是一样。
但为了改变自己搬运工人的身份，除了高考别无他路。 1978年7月很快到来，我不死心，除了美术，我还准备了文科。我知道自己不行，第一、数学一塌糊涂，我连平方和、平方差都弄不了。第二、其他几门功课也没有很出色的。最要命的是我有了负担，今年若再考不上咋办？
父亲这时听说山西大学在附小办了补习班，他买了一个听讲证让我去听课。他说你一个人在家瞎复习、没目的、不系统，远不如听老师讲课，听说还是大学老师讲课呢。 大人们的想法常常是对的，可我这个兔子头脑袋坚决抵制。我说如果我去上课被我们班同学看到怎么办？父亲听了摸不着头脑，说看到就看到呗！我说，不行，他们看到就知道我在考大学，今年若再考不上，他们会笑话我考了两次都没考上，那我不就成了笨蛋的代名词？
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拒绝听课，也就失去了更好的可能。无论父母怎么劝，我就是不去。在课程即将结束，才在小弟的陪伴下去了，但所有课均是尾声，历史已讲到“戊戌变法”，语文只剩“作文”，而所有老师都是山西大学各系的老师，他们的课讲得那么地好。这件事让我懊恼很久很久，如果跟着山大老师复习，我会考得更好。
作者制作的报纸衣服
1978年的7月中旬我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一心一意喜欢的艺术再次无缘，但无心插柳的文科却冲我咧着嘴笑，太原师专汉语言文学专业接纳了我，我最头疼的数学得了20分。我不敢放弃，那年我已经24岁，我怕失去最后的机会，我实在不想再当搬运工，不想在郊外那个空旷的仓库里搬沉重的钢材！
终于，我踏进太原师专的大门，我在这所20世纪初李提摩太主张用庚子赔款所建的、曾是山西大堂的古老建筑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师专生活。也正是师专，全面梳理了我在“文革”中所得的杂乱知识，夯实了我的专业基础，树立了我做教师的明确目标，同时也架构了我一生与文字为伍的人生理想。
但是，所有的功夫都不会白费。虽说我丢掉了画笔，但我的写作却得心应手，老师同学都觉得我是块写作的料子。无论描述，无论描写，无论叙事，都比别人更形象生动。这应该得益于我拥有的绘画基础，得益于美术对我的的训练，它让我具备了极挑剔、极苛刻的眼睛，培养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习惯，让我比别人更易找到事物的特点，它给我敏锐的艺术感觉，让我极易抓住世界万物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也应了那句话：功夫在诗外。我明白，我的美术它悄悄地融入我的文字里。记得出版自己的散文集时，我请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先生为我作序，他开篇即说我有很好的艺术感觉云云。
所以，虽是用文字作画，也显现出艺术之美，我想二二者只是换了一种表现手法。更何况文字还有线条与色彩表达不了的东西，比如：思想、逻辑、感觉、感悟、思绪、情绪等复杂而细腻的东西。
我后来做了中专语文教师，但我的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此，少年时学的美术在帮助着我的工作，学校每年举办的各种各样活动一样都少不了我的参与：五月节艺术活动、元旦文艺节目的评选、书画比赛、各种活动的现场舞美设计等等。在我退休时，我花了三个月业余时间，做了37套衣服，学校的稍年轻的男女老师被我赶上舞台，表演了我做的七个系列的衣服，引起全校师生的轰动，台上台下的学生把喉咙都快喊破了。
而我最引以自豪、最拿手的是用报纸做的衣服，我曾为邮政局做过好多次报纸衣服，1999年10月9日世界邮政日那天，在太原南宫文化广场十个模特展示了我的报纸衣服，后来我的报纸衣服甚至还上了山西“黄河”电视台。而这些都来自于年少时对美术热爱，美术让我动手能力很强，也让我能把梦想变作现实。
虽然上艺术系作美术大梦终归成了梦，是梦就该留存，因为这梦连着我的青春，连着那段岁月，连着我后来的生活与文字，连着我画不出却能写得出的人生凄美曲折的过程。
如今老了我却又在做梦：梦想自己应该有间工作室，有画箱、画纸、颜料、胶泥，甚至木材、电锯、电刨、电钻等。我梦想着把年少时学的美术捡起来，搞一些实用美术。比如木雕、浮雕和泥塑；比如漆画儿、脸谱画、装饰画、玻璃雕刻画儿；还有怪怪的自己设计制作的家用木器，甚至还可以做一些极其艺术的衣服，漂亮得简直都不能穿；还想做点儿古朴典雅的陶制品，上边画一些仿古希腊或古埃及的图案。还有，若是请朋友同学来坐在我的工作室，我给他们塑泥像，他们只需坐着喝茶。总之，全部是有关美术的可爱与可行。
艺术是美丽的，为艺术的梦想更美丽。年轻时梦没做完，老了可以再续。
1999年10月世界邮政日为太原市邮政局做报纸衣服，矮于模特者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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