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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李振中:我跳过了龙门,命运彻底被改变

李振中 新三届 2019-06-17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全家福,小孩是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




原题

我那难忘的1978



作者:李振中



40年过去了,1978年高考前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些事被深深刻在脑海里,如今还历历在目,在夜深人静时,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呈现在眼前,有些事则已淡忘了,很早以前就想将刻在脑海里的画面记录下来,现正好是40周年,我把这些记忆的碎片串联起来,记录下来。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属县级市,是于1996年撤县建市的,其位置在北京东部,距北京市200公里。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行榜上,迁安市名列第18名,目前是河北省最发达、最富有的县级城市。


迁安地处燕山余脉,属半山区,北部是燕山山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有50多公里从迁安境内通过;发源于内蒙的滦河缓缓在县城西侧由北向南流过,由城南转向东又向南与青龙河汇合;迁安东部有奔腾的青龙河,一路由北向南进入渤海湾;南边有京沈高速和京秦铁路由西向东从境内通过,由京沈高速还修了迁安支线直达迁安市区。


迁安地名始于金,辽时迁安原名“安喜”,公元921年,辽把从定州安喜县俘获来的人口安置在今迁安迁西之地,并置新县取名安喜县,金灭辽后,于公元1167年,将安喜更名为迁安,取迁自安喜之意。老马识途的典故,就发生在迁安。


位于迁安市区西侧的黄台山公园,此位置是原迁安党校的旧址,1975年初,我就是在迁安党校参加的电影放映员培训班,如今这里已面貌全非,建成为迁安人民锻炼休闲的大型公园


我于1955年出生在县城东北方向18公里处的杨各庄公社尚武旗村,至于为啥叫尚武旗,已无从考证。我出生那年,我的前边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那时正赶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期。到五岁时,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儿时的记忆,就是吃不饱,主食是玉米,高粱和红薯,必须配以糠菜才能维持全年的生存。


记得那时经常有安徽和河南过来的人到村里来讨饭。全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肉,记得有一次用扑老鼠的夹子夹住了一只大老鼠,妈妈把老鼠肉煮给我们吃,从习俗上讲,北方人是不吃老鼠的,那是逼得实在没办法呀。那时谁家死了鸡,死了猪,也不知是得什么病死的,都舍不得扔掉,都拿来吃掉,还算我的命大,这些东西没少吃,还能活下来 。很奇怪的是,我老爸就是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位于迁安城区西侧的黄台湖,是将滦河用橡胶坝拦住形成的大型人工湖,现在是市民休闲、游玩和垂钓的场所


那时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全是用土布手工做的,首先用棉花纺成线,再把线手工织成布,再把布手工一针一线地缝成衣服,我们家六个孩子两个大人一共八口人的衣服,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她还要一天三顿给大家烧饭,儿时的记忆就是感觉妈妈从来都是忙碌的。那时冬天穿棉袄棉裤,里边和外边不套任何东西,每年冬天手和脚都有冻疮伴随整个冬天。在我20岁出去当放映员之前,不知秋衣秋裤为何物。



上图是我家在我出生那年建的房子,从出生到23岁出去上大学之前,我门一家八口人一直居住和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就是在父亲2016年去世前多年里,我也经常回家陪父母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这个院子和房子还在。


我家距长城脚下的徐流口村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从家门口可以望到长城,记得小学时期,学校组织过几次去长城脚下挖药材。我家北面有一座小山,我们称它为北山,属燕山余脉的终点,山不高,但站在山顶上,向南望去,可以隐约望到40公里之外的滦河和岸边的龙山,小时去北山挖野菜经常站在山顶上久久地向遥远的南方眺望,憧憬着神秘的远方。    


从家门口的北山上拍照的燕山和长城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巍峨的燕山山脉和雄伟的长城就在眼前的不远处


我的小学一至四年级从本村读的,8岁开始上学,上学前连基本的加减法都不会。我们村开始只有一个教室一个老师,后来增加到两个教室两个教师,两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年级面朝东,另一个年级面朝西,当老师给其中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记得在小学我和另一个叫景绍武同学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经常向老师提一些课本上没有的更深入的问题,老师经常向别人提起我们俩,说这两个学生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的高小五、六年级和初中是在距我家一公里多路程的周各庄就读的,我们区片的高中学校也设在周各庄,所以之后的高中也是在周各庄就读的,那时三个公社合成一个区片,杨各庄、徐流营和青山院三个公社为一个区片,一个区片一个高中。


高中毕业后,我就回到我们村参加劳动,那时农村青年只能在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基本没有别的出路,当时我们村还有8个来自唐山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那个年月我们村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都不够一年吃,一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8元,所以我的身体较瘦弱,在生产队拿不到大劳力的工分,大劳力是每天10个工分,而我只能每天拿7个工分,我记得10个工分是4毛钱,我干一天农活只能拿到2毛8分钱。


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几乎农田里的农活什么都干过,担水种地、冒着大雪往田里担肥、给庄稼锄草、秋天收割,后来生产队长看我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就让我看守生产队的石磨磨小麦面粉,石磨是电动机带动的,那时农村的电不够用,只能晚上磨面粉,白天休息,我适应不了晚上上班白天休息的作息,鼻子总是流鼻血,没办法生产队长只好又让我去卖面,那时卖面就是推着手推车,车上放着几十斤面粉和挂面到各村去叫卖,我这个人又腼腆,不好意思高声叫卖,出去一天,只卖了二斤挂面。


生产队长看我实在干不了什么,后来干脆让我去放马,一匹大母马和一匹小马,这个倒是比较轻松,干了有几个月,这几个月是我快乐的时光,高兴了就骑上马跑一阵儿。我经常牵着马去距我们村不远的小河边的树林里去放牧,那里有邻村的几个同是放牧的小伙伴,我们将牵马绳绑连在马的一只前腿上,这样它就跑不快,让它自己在那里吃草,我们几个小伙伴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我给他们讲西游记的故事,前一天晚上在家里看的小说,第二天给他们讲,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每天都约好第二天还来接着讲。


受老爸影响,我的爱好是画画和刻窗花,老爸年轻时刻皮影,刻窗花很像样,我们家的窗花从来不用花钱买,都是自己刻。农闲时或晚上我就练习画画和刻窗花,也没有老师,自己买了一本指导画画的书来学习,后来我们家的窗花都是我刻的,墙上贴的画也是我画的。后来公社同意我当放映员,其中重要的一条,也是看上了我的这个特长。


那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不知方向在哪里,记得有一次听说中学缺一位教师,我赶紧让老爸去找校长,但名额最后还是被别人抢去了,当时因为发了几句牢骚话,惹到了当时的大队书记,他放出话来说,只要我当大队书记,他李振中甭想出这个村,一句话,把我封杀在村里了。他还说,李振中这个人,表面看着挺聪明,其实干啥啥不中。在我五年之后考上了大学之后他又说,李振中这个人,从小我就看他有出息。


1975年初,我的运气来了,我有一个在县电影管理站工作的的堂叔,告诉我说公社缺一名电影放映员,我赶紧让我老爸去找公社书记,当时我老爸是大队会计,在文革前当过多年大队书记,所以认识一些公社领导,老爸就去找了公社书记邓春,当时这事很急,因为县里电影训练班已经开始一个星期了,公社领导去我毕业的高中了解了一下我这个人怎么样,学校对我评价不错,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公社让我赶紧先去县电影管理站报到参加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村里的事由他们去做工作,真是鬼使神差,这事竟然绕过了村里,我打起背包,在人们惊讶的眼神中,登上了去县城的公交车。


要知道那时村里的权利是很大的,村里有两级干部,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一般情况下,没有他们点头,任何人是走不出这个村子的,何况我还惹恼过大队书记呢,但是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没有他们的点头,我竟然未经他们同意走出了这个村子,这使他们很恼火,所以公社领导找他们沟通时,他们当然持否定态度了。


这个工作的待遇是工分加补贴,就是每天10个工分和4毛钱补助,也就是对生产队没直接贡献却要在生产队拿工分,当时我老爸在大队当会计也属于对所在生产队没直接贡献而拿工分的,他们就以我们一家有两个拿大队工分的人不合理为理由,不同意我出去,公社书记反复做大队书记的工作也不行,公社领导想,放映员这个工作这么抢手,既然大队不同意那就换人呗,但这时我已经去了电影放映员培训班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记得那次我有事正在电影管理站办公室,听到管理站书记正在接来自于我们公社领导的电话,说要换人,管理站的书记一听就火了,他大声说,你们公社是怎么回事,这个电影还想不想要,不想要就给你们撤了算了,训练班都开始半个月了,还想换人?!管理站书记这霸气的一喊,电话那头就无声了,就这样我这个放映员位置才保住了。


经过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拿到了放映员资格证,学员们都各自回自己的公社。回去时,顺便带一部电影片子,我看见库房里有一部新片子,是《渡江侦察记》,我和调度员讲我想拿这部片子,调度员不给,说你是刚毕业的新学员,这个片子是刚放映过三次的新拷贝,不能给你,新学员只能放旧片子,我赶紧去找我堂叔,他当时是管理站的班子成员,说话还是管用的,这样我就拿到了这部片子,但是只给一个晚上。


我拿到这部新片子回公社,感觉好风光啊,就像凯旋而归的战士,因为我们公社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新片子了,各大队书记听说有新片子来了,都来抢,我们公社有19个村子,可这部片子只给一个晚上,根本应付不过来,我们就给安排最先要求的三个村子放映,但必须搭配一部老片子《列宁在1918》,他们就像中彩票一样高兴,可是我们就辛苦了,一个晚上要跑三个村,一个村放两个片子,单两个片子放映就需三个小时,每场放映之前还要重复支银幕,架放映机,接电源,放映完毕还要收银幕,收放映机,收电缆的工作,还要装车步行赶路到另一个村子,那时哪里有汽车呀,就是排子车。我们马不停蹄,连续战斗,待第三个村子放映完,天已大亮了,社员们看完电影,就直接下田劳动了,我又赶紧收拾,骑自行车将片子送回县电影管理站。


我们这个部门虽然叫电影队,其实只有两个人,编制属于公社八大员之一,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天10个工分和4毛钱补助,那时10个工分也就值4毛钱,按此算我也是双工资了,以前在生产队一天只挣7个工分,现在挣的是以前的三倍了,电影放映工作在农村是人人羡慕的工作。


我深知这个工作来之不易,随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决心以优异成绩不让公社领导失望。我们只有两个人,团结起来不是问题,我首先将幻灯抓起来,利用放映前的时间,放一段幻灯,宣传公社内的好人好事,劳动模范和志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等。搞幻灯宣传,首先要写稿子,有时还要采访相关人物,写好稿子后要按内容配画面,计划好用多少个画面,将紧扣文字内容的画面用毛笔画在60x90毫米的胶片上,画好后还要涂颜色,这些都需要有基本功的。


这是我在做电影放映员期间手工绘制的幻灯片




还好我以前很喜欢画画,有点功底,我找来一些小人书和宣传画,照着画,县电影管理站的领导看我有这个特长,重点培养我,派刘玉辉老师,手把手教我,一段时间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电影队工作的近四年时间,将幻灯工作做得可以说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曾代表我们县电影系统参加过唐山地区电影系统幻灯汇演,几年时间,将我们电影队打造成了先进电影队,这样不仅可以经常拿到新片子,还受到了县电影管理站和公社领导的好评。


我与同事杨俊柱用排子车推着电影放映设备下乡放映


如上图,电影队的全部家当都在车上了,箱子里是放映机,箱子上边的布袋子里边是银幕,车上左边绑着的是支银幕的木杆。


这是外表土里土气的我在操作16毫米电影放映机


我还清楚记得,拷贝在镜头前行走速度是每秒24个画幅,抓片机构每次拉过一个画幅,用时二十四分之一秒;每个画幅抓片机构要做四个动作,即伸进齿孔、下拉画幅、退出齿孔、上行;再重复。每个动作用时九十六分之一秒。这时是1976年夏季,我21岁。


公社8大员与全体公社领导合影。中间这位是公社副书记王佐民,右边这位是公社团委书记李春满


与高中同学合影


上图中间这位当时是公社文教助理员,后来在秦皇岛煤校毕业,毕业后成为了县委班子成员。右边这位是我从高小到高中的最要好的同学刘文欣,当时是县工业局办公室秘书,后来又是我大学的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唐山市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他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拼搏 ,官至唐山市商检局局长,目前已退休,平安着陆。



在电影队工作,晚上要下乡放电影,白天要骑自行车跑20公里外的县城换电影片,换片子的工作,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耽搁,还要抓时挤时画幻灯,写宣传材料,有时还要下乡采访要宣传的人物,农忙时还要随公社领导下乡支农,我这个小人物,像干大事业一样,整日忙忙碌碌,但自己感觉日子过得既充实又有意义。


自己还把座右铭和豪言壮语写在日记本的前面,时刻激励自己,不忘初心,努力奋斗。




日子就这样充实地按部就班过着,在这期间,结识了一位心爱的姑娘,她长相漂亮,温柔可爱,心地善良,在1976年底,她踏上了求学之路,是一所中专,两人依依不舍分开了,免不掉鸿雁往来,相互鼓励,感觉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到了1977年下半年,一则消息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它也像一声春雷,在神州大地炸响,这个消息就是中央通知要恢复高考,并且没有年龄限制,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此消息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欲望,但这时我已高中毕业过去了四年的时间,手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当时高中教材也与我们过去的不一样,感觉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但高考时还是去了考场,还是要体会一下高考的感觉,在考场打开卷子,感觉题目都很简单,就是不会做,肯定今年大学与我无缘了,但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心里好像窝着一团火。


恰在这时,在校的女朋友来信提出分手,主要还是因为两人的地位不匹配的问题,并且我的前途将来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在双重打击下,那些日子整个人精神有些萎靡不振,三角庄的大队书记看我精神如此消沉,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振中啊,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世界这么大,好女人多了去了,你努力了,将来有出息了,不用你去追别人,好姑娘自然会来找你。正应了花香自有彩蝶来这句名言,而且自古以来都是美女爱英雄。


我从小就有不服输的性格,决心振作起来,集中精力为下一年高考做准备。其实,高考失利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做这个准备了。


正所谓: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下一年高考定在夏季,也就是说,当时离下一年高考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我赶紧将当时高中毕业学生的课本借来,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政治五门,每门四本课本,分别用铁丝串起来,从第一页看起。因为时间太紧,不可能将全部内容复习好,我将复习大纲中要求熟练掌握的部分全部用红笔勾起来,我要求自己必须将要求熟练掌握的部分学好,因为熟练部分掌握了,就能拿60分,而那时每门能考60分,就能被录取上大学,后来实践证明,我的这个方法是太正确了。


那时没有辅导老师,没有复习资料,只能啃课本,如能看到一本老的复习书,就像饥饿的人看到了面包一样。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想参加高考的同学,联合起来,有难题就聚在一起几个人共同商量,实在解决不了的就去学校找老师,不解决不罢休。有时放电影到半夜,回到家里还要看两个小时的书,虽然没达到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也达到废寝忘食了。半年时间下来,体重减了10多斤,本来就不胖的我,这时更瘦了,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


有些同事看我累成这样,劝我考个中专算了,说大学太难考了,何况你已经高中毕业五年了,费那么大劲还不见得能考上。那时我们国家已废弃高考10多年的时间,将太多的有志青年挡在了大学门外,虽然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招收一批,但是那时好多人像我一样还没反应过来,形成的高考堰塞湖远远没有被疏通,有大量的有志社会青年摩拳擦掌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还有当年的应届毕业生也要参与高考,更增加了我们这些社会青年考大学的难度,当时考大学录取率仅有6%左右,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也认识到,当你站在平地上时,只能看到眼前的风景,而且看任何一个小山头都要仰视,而如果你站在高山之巅时,你就可以一览众山小了。我也理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深刻含义。我还是决心破釜沉舟,拼命一博考大学。


高考时间定在1978年7月20~22日三天,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备战,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就住到了最要好的同学刘文欣家里,那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一起复习,他家离考场很近,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畅谈理想和人生,睡的很晚,第二天早晨醒来觉得头痛,正好他的爸爸是赤脚医生,我就跟他爸爸说,想吃一片止痛片,他爸爸说给你打一针安痛定可能效果更好,他就给我打了一针安痛定,之后我们就赶紧赶往考场了。到了考场,头还在疼,考的第一门是政治,开始答题后,药力发生了作用,脑袋逐渐清醒起来,几分钟后,谢天谢地,脑袋彻底好了。三天高考,每天考两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度日如年的等待,9月10号,分数和录取线终于下来了,英语不计入总分,五门功课满分是500分,我高考的总分数是312.5分,平均每门62.5分,当年预选线285分,录取线300分,如此看来,必然能被录取无疑了。



上图是我当时的日记,其中一般院校志愿的第三志愿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说实在的,当时也不懂,看着报纸随意报的几个志愿,当时就是随便哪个,能上大学就行。


最后我被景德镇陶瓷学院录取了,后来听说因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是轻工部直属院校,所以在重点学校录取完毕后,景德镇陶瓷学院在一般院校中优先录取,不管你报的第几志愿,只要你报了陶瓷学院,招生的人就把你的档案提走。


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心血的结晶,这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坚持了,就能到达胜利的彼岸,有人说,运气来了,白铁也会发光,而我要说,是金子,早晚要发光。


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要求10月18日到校报到,我没出过远门,我就到县里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全国地图,背着一个70多斤的大背包一个人就上路了,先乘火车由滦县到郑州,由郑州又转火车到武昌,从武昌转火车到黄石,由黄石乘船到九江,由九江乘长途汽车达景德镇。这个行程今天看起来都会发笑,应该从武汉汉口码头乘船到九江,这里都是大船,又快又安全,而我由武昌乘火车跑到黄石去乘船,就是为了多坐一段火车,因为火车学生票是半价,就是为了省几个钱,但是黄石去九江的船都是小船,既慢又不安全。


那时的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半路上也不知道行李托运,上下车都背在身上,正经是一个土包子进城的感觉,一路累得大汗淋漓,下火车时,行李超重还要被罚款,火车站的小件寄存处又不肯给我存行李,说我的行李是大件,连去厕所都成了问题。由黄石到九江的船又在长江上遭遇了搁浅,只好将我们用小船倒到另一个大船上,折腾到后半夜三点多才到九江码头,由码头背着行李又步行两公里多到了九江长途汽车站,在售票窗口挨到天亮,早晨8点开始售票,我排在第一个,却被告之当天的车已满员,只好买第二天的车票。一路风尘仆仆,没出过远门的我,终于在五天之后,赶到了学校。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跃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它怎么这么多。去你个山更险来水更恶,难也遇过,苦也吃过,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读者们可能很熟悉这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片头曲,我看很符合我当时的意境。


从此之后的四年,我跳过了龙门,走出了农村,过上了崭新的大学校园的生活,命运彻底被改变。



与 班上同学在学校门口合影


与同学黄建起和刘利民合影


暑假回家时路过北京,与同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同学刘文欣在天安门前合影


大学全班同学和老师合影


  

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在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当时唐山轻工业机械厂是轻工部直属厂,与唐山市平级。上图是同时分配在该厂的82届大学生合影,还有两位没到,一共是九人。


这是分配在唐山轻工业机械厂的八一、八二两届大学生合影,还有三位没到,一共是十五人


后来在唐山轻机厂工作期间,1993年被中国轻工总会评定为高级工程师,1997年辞职下海,2000年开始就职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任科达机电热工事业部副总经理,主抓技术工作,主攻陶瓷墙地砖辊道窑,2016年由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退休。


在科达工作时与同事合影,右二是我


在意大利里米尼参加陶瓷设备展览会


2014年,主导编写了中国建材行业标准《建筑陶瓷辊道窑》


2012年,主导设计的宽体节能辊道窑,获得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一等奖


参与设计的大规格瓷质板材生产线成套工程技术与设备开发和产业化项目被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硅酸盐学会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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