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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饶浩明：那年，我们长征在赣湘大地
饶浩明，1949年生人。江西南昌人，1968年南昌二中高中毕业，老三届，同年11月下放江西进贤县衙前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进贤县柴油机厂，后在江西造纸厂退休。
1966年10月份以后，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不再单单是北上南下地坐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了，有一个号召让人热血沸腾：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实行步行大串联！是啊，用脚重温红军当年走过的路，那是一种多么豪迈又令人神往的事情。红军不就是从江西出发长征的吗？我们身处江西，这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何不好好利用，好好实践？
不久，我们南昌二中七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很自然地约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长征队，人员分别是我们高一（4）班的舒剑风、邓欣欣，高一（5）班的曾昭宏、万良新、冯立、李小昆，曾昭宏提议给我们的长征队取名“只争朝夕”，大家欣然同意。
当时有关各方对学生步行串联是鼓励的，所以，行前我们在学校开了介绍信，学校方也根据步行路程长短发给每人每天3角钱的补贴，我们每人领了三个月的生活费，换了三个月的全国粮票，感觉底气蛮足的。
1966年12月21日，我们一行七人一大早就来到学校集合，每个人都装束得象画中的红军战士：左肩斜挎军用书包，右肩斜挎军用水壶，腰扎皮带，打着绑腿，背上是插着一双解放鞋的背包；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口袋里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由万良新打着“只争朝夕”的红旗，一脸庄重地来八一广场“万岁馆”前宣誓。我们到那里时，万岁馆前已经十分热闹，许多步行串联的队伍都选择从这里出发。我们庄严宣誓后，开始了七个人的步行串联。
我们是沿省内抚州-宁都-瑞金-赣州-遂川-井冈山-莲花-萍乡而行，行程二千二百里，除去参观等原因耽搁的天数，每天行程一百里以上，四十七天后结束了我们“只争朝夕”队的步行串联。除我之外，其余人从萍乡乘火车回家。为什么除我之外呢？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步行串联的沿途风景令人难忘，路上都是步行串联的队伍，多打着小红旗，匆匆赶路，情绪激昂，有的还唱着语录歌；有时走着走着，天下起了雨，路上有队伍出现慌乱之时，会有人大声吼叫：战友们，党和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于是所有的队伍又都抖擞精神，继续在雨中前进；有时在路上走着，会有路过的卡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来，司机从驾驶室探出身子招呼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快上车！但所有人都会谢绝师傅的好意。用脚走出长征路，这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场面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步行开始的一两天还是很累的，有人是拖着脚走的，三五天后就开始正常了，能每天步行一百多里。我们每到一处的接待站，晚上睡前都学着当年红军那样，用热水泡脚，用针挑破脚上的水泡，上一点药。也有实在体质不行而掉队的，比如李小昆，到了赣州就用上拐杖，所以他和冯立两人没有上井冈山。
沿途只有公社、县才有接待站，少有大队也设接待站的。接待站可以吃饭、住宿。吃饭时每餐收粮票四两，一角钱，饭管饱，但菜就很差了，基本都是没有油水的青菜或水煮黄豆，不过想想红军当年连饭都吃不上，所以我们都能挺过去；住宿多睡地铺，小地方接待能力差，如大队一级的接待站，有的只能睡清理出来的牛栏，最壮观的是井冈山的接待站，那竹子茅草搭成的茅屋最长的有百米多长，一眼望去很是壮观。
我们是由宁都过大柏地进入瑞金的。大柏地是瑞金的西北门户，在这里红军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场殊死战斗——大柏地战斗，红军用诱敌深入的方法取得了“红军自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陈毅语），毛主席曾为此写下著名的诗词《菩萨蛮·大柏地》，其中“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的诗句最给人以想象，让我们走在路上都能感受到当年红军大胜的气场。所以，当晚我们在大柏地住了一晚，希望能“铁马冰河入梦来”。
瑞金，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的步行串联学生，我们被分在一个叫叶坪的村子里，这里是当年的红军广场所在地，房主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空出了一间木板房给我们住。房间不大，我们打地铺还是可以对付的。
我们是12月30日到瑞金的，在瑞金呆了4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体验着当年红军的生活场景，我们参观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毛主席故居，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纪念碑，还有红井是必去的。
我们小学课本就学过这么一课，知道红井的来历：当年毛主席为解决当地群众吃水困难，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井，当地群众为表感谢，就把这口井称为红井，并在井边立了一块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几个字。
记得来到红井，井边已是人满为患，大家争着打井里的水喝上一口，我们好不容易打到了一点有泥浆的水，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喝上一口，我还把随身的水壶灌满，当作圣水带回了南昌，给我的亲朋好友喝。
第三天正好是元旦，我们被告知每人有半斤肉的福利，很久没有见到肉了，这个消息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肉是由我们所住的房主领来家里弄给我们吃的，我们7人应该有3斤半肉吧，不过待到开饭时，主人端出来的仅有一小盘，估计绝不会超过两斤肉，那么多的肉去哪儿了呢？一定是他们自己留下了。我们尽管有些失望，但还是心照不宣地吃着。自住下以来，我们亲眼目睹这家人生活困苦，说食不果腹恐怕也不过分，他们一家包括孩子们一定比我们更久没有见过肉了吧！
按说我们住下来吃饭是交粮票和钱的，菜不好饭还应该是有得吃的，但主人一家老小都是吃的红薯，我们吃过两天两干一稀的米饭后，主人便面有难色、满是希冀地问我们：你们能吃点红薯吗？我们当即同意，表示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所以后来我们每餐都是两个红薯，临走我们还把估计有剩余的粮票都给了这家人，希望能给他们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革命老区人民生活还这么苦，让我们有些失落。
我们从瑞金出发，过于都，下赣州，经遂川、黄坳，1967年1月12日来到了我们最向往的地方——井冈山。
井冈山山区本身周边550里，以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沙冲、双马石等五大哨口为防御要冲，以茨坪为中心。它是工农红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这里，与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能在这个革命摇篮中感受一下婴儿期的新中国，是我们的期待。
不过，不巧的是时值冬令，井冈山一带因流行脑膜炎，已经封山了。实际上我们一路走来，脑膜炎流行的消息已是沸沸扬扬尽人皆知，每个接待站都开始在消毒杀菌预防脑膜炎病毒蔓延。此时我们原来七人中的李小昆和冯立因在遂川就掉队了，所以只剩五人，不过我们既然来了，哪有回头之理？五人一番商讨，决定另辟蹊径。
我们躲过进山岗哨，绕小路上山，有一段崎岖难行的山路竟有十五六里长，大家走得全身湿透，只好打赤膊爬山赶路。就这样，攀悬崖，蹚泥水，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最后在黄坳借宿一宿，第二天早上继续沿小路上了五大哨口之一的朱砂冲，进入井冈山。站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朱砂冲亭子中，眺望群山巍峨，竟有一种红军精神附体的感觉，真是奇妙！
我们在井冈山住中心区的茨坪，一共停留了七天，七天里，我们在所有有红军战斗故事的地方留连：我们四处追寻朱德当年挑粮休息时靠它遮阴的大树；我们在井冈山纪念馆里徜徉；在毛主席故居前伫立；在小井红军医院向当年被白匪杀害的红军伤病员致哀；还到了除朱砂冲以外的双马石、桐木岭、八面山和黄洋界。在黄洋界，我手蘸脚下黄泥，如同在瑞金红井那样，在随身的《毛主席语录》上按下手印，写下誓言……
井冈山七日，生活还是艰苦的。饭倒是有得吃，不过人太多，接待站几口大锅不停地煮，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分得一碗饭；菜就没有，堆在饭锅边上倒是有些生萝卜，但冻得像冰棍，你愿意吃或吃得动可以拿去吃。我曾试图吃它一根，刚咬一口就差点把牙硌掉了。接待站连热水开水都没有，想喝水只有抓一把雪嚼着吃，或者小心地啃冻萝卜。没有水的滋味真不好受，所以当直升机运来各地支援的饼干等干性食品时，竟因没有水，难以下咽而无人领取。睡觉是在近一百米长的茅棚里。茅棚中间是过道，两边是竹铺，竹铺上的茅草已被先到者拢去当铺垫，加上茅棚不挡风，寒风刺骨，一床薄被根本不能御寒。
后来我常会问自己：吃不好，睡不好，为什么还不赶快离开，硬是在此逗留了那么多天呢？那是因为我们当时想的是：比起红军为革命抛头颅，撒鲜血，这点苦算得了什么？我们是来锻练的，是来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的，不是来享福的！
时间已是1967年元月19日，我们从茅坪出发，过三湾，在“三湾改编”的标志性大树下休息，畅谈三湾改编的意义，下午往莲花方向走，晚上一度迷路，在山上转了两三个小时找不到出路。我们在山上大声喊叫才被当地老乡相救，留宿老乡家。那晚我是同邓欣欣合睡一处的，我倆的被子，一床垫，一床盖。不知怎的我整晚都觉得很热，早上更是热醒了，无意中摸了一下邓欣欣，发现原来是他在发着高烧！
这时他正迷糊着，样子很吓人，不停地叫头痛，我们几个顿时紧张起来，脑中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是不是脑膜炎啊？我们赶快打起背包，饭也不吃，背着他直奔大队。闻讯赶来的一个赤脚医生检查后，神色紧张，马上给县里打电话，并让我们立即去公路旁等候县里来的车，送邓欣欣去县医院治疗！
我们四人急了，轮流背着邓欣欣，上下山四里多路，个个汗流浃背，来到公路等候县里来车，路过的串联者见到我们焦急的样子都很关心，不断有人前来询问。有两个北京清华的女生对我说：“你看他肚子上、耳背后是否有红点。”我照她们说的一看，果真如此，她们说：那就是脑膜炎了，赶快去医院！她们同我们一同等县里来车，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登上县里来的这部后开门的吉普车，她们才离开。
我们四人随邓欣欣一同上车后，车就往莲花县医院开去。四十多里的公路坑坑洼洼，邓欣欣本来头就痛，这下更难受了。我们四人轮流托住他的头，试图减轻他的痛苦。脑膜炎是传染性极强的病，但这时我们什么也不顾了。
到了莲花县医院，医院立即把邓欣欣作为危重病人救治，医生同时也发给我们几人预防脑膜炎的药。医院对生病学生的治疗和饮食上的关照还是细致周到的，比如伙食，病号饭有鸡、肉，而且随意点，这让我们都有点羡慕他了。
这下可苦了我们，整整九天在莲花县城接待站等候邓欣欣病愈的日子真不好受，没有油的青菜或水煮黄豆下饭，快把我们的脸都吃绿了，更糟糕的是整个县城连一个能让我们解馋的肉罐头都买不到！
三天后，邓欣欣病情就有好转，20号进院，30号就出院了，由于治疗即时，邓欣欣算是彻底好转，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下放、考取大学，分配在省级厅局工作。
谢天谢地，我们又可以出发了！
我们一行五人于1月30日从莲花出发，前往萍乡，由于邓欣欣刚刚康复，所以路上走得有些慢，于31日到达萍矿。
我们先造访的当然是萍矿的安源山。史料记载，1922年毛主席、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先后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后来由刘少奇在这里组织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当时刘少奇仍是国家主席，还没被打倒）。我们先是参观了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工人俱乐部，2月1日，我们决定从安源总平巷下井，一是同煤矿工人一同劳动，二是找寻当年革命领袖们的足迹。
我们换上矿工作服，带上矿帽，在巷口拍照留念。下井了，罐笼把我们送到一百多米深的地方，又从主巷道乘轨道车到了小巷，再从很窄很窄的地道钻出来，七转八转才来到作业面，行话叫“掌子面”。掌子面的顶部木板由下面的木柱支撑，但还是不停地有煤渣往下掉，让人有“危墙之下”的感觉。工人的风镐声和鼓风机巨大的声响，又让人感受到采掘的不易。
掌子面的边上是一条似乎永不停息的传送带，我们的活就是将工人们风镐打出来的煤用铁锨铲到传送带上，八个小时的劳动，累是累，但我们能挺住，也觉得很新鲜，特别是送到井下的中饭，每人四个又大又白的馒头，让我第一次发觉馒头原来还有这么好吃。
我们在井下一干就是三天，倒不是找寻革命领袖的足迹这么费时，而是每天一张能凭它就能在矿食堂里吃到肉或鱼的餐劵让人欲罢不能，谁叫我们一路走来几乎忘了肉味，把肚子里十几年的油水都耗尽了呢？
2月5日上午，是“只争朝夕”长征队解散的日子，这天离1967年的除夕只有三天了，我在萍乡火车站与四位朝夕相处了四十七天的队友挥手告别，渐渐远去的火车将载着他们回到南昌与家人团聚，而我却意犹未尽，决意继续西行。
一个人的步行串联开始了，我的路线图是湖南醴陵-株洲-韶山-长沙。一个人步行的好处是没有牵绊，所以走得很快，每小时可以走十二三里路；坏处是没人说话，孤独。5号当天就到了醴陵，6号到了株洲，7号便赶到了韶山。
快过年了，想不到韶山接待站还是人满为患，只好在离韶山三里远的临时接待站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来到韶山。在这里，我参观了毛主席故居，我在这门口有一口水塘的看似普通的农家院子中留连徘徊，想象领袖童年、少年时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不由思绪万千，激情满怀。
赶到长沙时正是大年三十，这天我是早上9点从韶山出发，当天晚上8点半就赶到长沙的，历时十二小时不到，行程一百四十里。要在市区找一个能吃到饭的接待站不容易，大过年的，接待人员都回去过除夕，饭也没人弄。还好在一个接待站遇到一个接待人员，他把我带到他家里，把他家剩余的年夜饭拿给我吃。第二天，我参观了清水塘、毛主席故居等地。
长沙的年味很足，湖南江西互称老表，那不绝于耳的拜年声让我油然生出思乡之情，何况出来这么久，连一封信都没有给家里写过，家里一定急坏了，是结束我的长征的时候了！初三晚上，我乘上返回南昌的列车，初四，当风尘仆仆的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她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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