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余琼琼，1951年生，重庆市人、1983年考入原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现西南财大）。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财务工作多年，退休后笔耕。
作者：余琼琼
2013年5月初，重庆寸滩中学初66级1班同学举办“进校五十周年同学会”，阔别四十四年后，我又见到了我大部分同学。因为各种原因，五十人的班级来了三十好几，挤挤满满坐了三大桌。大家都感叹，不错了，其他班还不到三十呢。主持人说，是因为听说原原要来，这次来得最多。是的，我是本校老师的子女，在校时就比较突出，文革中妈妈又在学校被“迫害致死”。（平反通知书原话）我更是一直远离那个伤心地，几十年来没有和大家联系。直到2011年，我才放下心结回到学校，辗转找到了我的同学们。因为他们经常聚会，相互一直有往来，这次的主角自然就是我了，晚饭后开会，第一个议程就是我发言。我简单的介绍了我这几十年的经历，又告诉大家，目前我过得很好：父亲九十多岁了，退休后一直跟我过。哥哥一不小心接了妈妈的班，现在在成都是个著名的手风琴、电子琴老师。姐姐已经退休也在成都和我们在一起，我的家庭很幸福。我刚一讲完，沈三（女同学—记得以前关系并不是特别好的）突然冲到台上：“是XX对不起原原全家，现在他们幸福我们欣慰！”全体鼓掌。一下子我热泪盈眶，原来同学们一直都在牵挂着我们一家。我真的后悔：我来晚了！ 几十年的自卑与自傲，在知根知底的老同学们面前，原来真的什么都不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过了几十年，爱闹的那几副颜色依然是又说又笑；爱静的，也依然在周边安静地看着，几乎没有改变。封子是个活跃分子又曾是我的死党，于是我们身边围满了人。好不容易她带着一拨人唱《沙家浜》去了，我身边的位子空了出来。一个男同学怯生生地坐了下来：“原原，我要给你道个歉。”“为什么？”看着这位同学我脑子迅速转动，搜索引擎全面启动，实在搜不出有过什么交集，更可气的是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是还绝对不能问：“你是哪个？”我只有装着平静地听他叙述。先介绍三个背景资料：1：寸滩是个水码头，在重庆市区朝天门的下游，1960年代没有公路，出入全靠坐轮船。到朝天门码头上水0.23元、下水0.16元。我们家住在南岸玄坛庙，到了朝天门还要坐横渡，0.04元。请原谅我的啰嗦，看下去，作对比用。2：寸滩街上下到轮渡趸船有一段距离，枯水天就完全在沙滩上行走，一到涨水天，就会形成一条洪水沟，人走不过去，就有当地农民用自己家的小木船摆个横渡，收费比较随意，一般就收，0.02~0.03元。3：我妈妈是1957年下放到这个乡村中学的“内划右派”。因为是“内划”就没有降工资，所以她的工资一直都是全校教职员工中最高的。（比校长、书记都高）文革中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大字报出来后，就演变成了“高薪资产阶级”，甚至有“造反派”学生到我们家公开“偷肉”。他要道歉的故事应该发生在1968年的7、8月，一个周末我陪妈妈回家。那天摆渡的是他和他的表哥，船是表哥家的，表哥是我们学校另一个班的学生。那天，一见我们上船，他表哥就跟他说：“他们家有钱，收她一元！”当时他也就是一个打工仔吧，就收了我们一元钱。故事是不是太短、太简单了？讲完，他接着说：“我当时没有多想，后来我另外挣了钱，想来还你，就找不到你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给你道歉了，谢谢你今天来了。”我一时语塞，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就默默地起身走了，去到离我很远的角落。不过我看见他松了一大口气。这一元钱和我在文革中受到的其他伤害相比，简直叫“微不足道”，我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而对于他却如一块巨石压了他四十五年。今天他终于放下了。俗话说，人之初性本善，然而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由自主地伤害过他人的人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如我这位农村同学这般真诚地懊悔、真诚地道歉。这位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想起名字来的同学，无论你五十年前还是现在在人群中是多么的不起眼，但是你带给我的感动和我对你的崇敬并不亚于巴金先生(注)，因为，或许你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然而，你的人格却是哪么的高贵！ 注：巴金先生是唯一一个公开著文向他曾经伤害过的人们（胡风等人）真诚忏悔、真诚道歉的伟人。我无比崇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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