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俞孟生，1948年10月出生，1967年安徽省南陵中学高中毕业，1968年10月下放，回老家东塘公社插队。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兽医，1987年成为农村中学公办教师。现已退休，仍住在农村。
原题
我的大串联
作者：俞孟生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直接触发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北京，又向全国扩散。
在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为了紧跟形势，安徽南陵县委工作组也在我们南陵中学和南陵师范成立了“1226红卫兵”和“818红卫兵”（只有“红五类”子弟可参加）。在红卫兵成立誓师大会上，县委书记也穿着军装检阅了红卫兵。
根据中央要求，各地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中央10月20日通知）。于是工作组在红卫兵组织中挑选了几十个代表，由教师带队，打着背包出发了。而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学生，眼巴巴看着他们坐着客车奔向芜湖火车站，只有羡慕的份，根本没指望自己有机会前往万众向往的首都。
就在他们出发不久，由于去北京的红卫兵太多，交通干线难以承受，中央又提倡步行串联，《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11月16日中央通知）过了没几天，就有一队外地红卫兵，打着“长征串联队”的旗帜经过南陵县城。
我们好奇地围上去，他们一面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一面给我们围观学生发革命传单，我们则问着问那。原来串联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不需要谁批准，可以去祖国的任何地方，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958年吃饭不要钱，革命大串联坐车不要钱。”
那一刻，我们一颗跳动的心飞翔起来。立刻行动！我们同年级的7个男生和3个女生共10人组成一个串联队，取名“181855长征串联队”（1818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我们做了一面队旗、十个红袖章和十顶军帽。刻印了很多传单和毛主席语录卡片。长征串联目的地：井冈山。
出发那天，我们头戴军帽，臂戴红袖章，身背被包，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有模有样地走在街道上，引来无数路人惊奇和羡慕的眼光。我们沿着公路走，每天行军三四十公里，就在沿途的接待站住一夜，经过泾县城、泾县廊桥镇、旌德县城、旌德雄路镇、绩溪县城、歙县，第七天到达屯溪市。
一路上，在一些人数较多的地方，如村庄、集市、生产队劳动的田间，我们都要停下来，宣读文革文件，高唱革命歌曲，分发传单，赠送毛主席语录卡片。开始我们劲头十足，可是坚持了两天，就失去了兴致。特别到了下午，筋疲力尽，走起路来好像两只耳朵都是多余的。传单和语录卡也发完了，以后几天，半路上再不搞什么活动，只顾赶路。
接待站食宿很方便，按照我们学校伙食标准每月7.5元，在这里中、晚餐只需交0.10元4两粮票，就享受到3菜一汤，饭管饱（早餐0.05元，2两粮票）。接待人员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找麻烦，他们不知我们这种革命小将是何等神圣。
到达屯溪市以后，我们住进了条件较好的旅社。在这里住了5天。除了游览这个徽州古城，还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批斗对象徽州地委书记万某某（名字已经忘了），批斗会在大剧场进行，主持大会的是皖南大学（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造反派。
虽然我们从报纸上看过批判走资派的新闻，但目击批斗现场，还是被震撼了。“打倒走资派万某某！”，“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那么大的官，过去多么神秘！眼下只见他头上戴着高帽子，颈脖上挂着大牌子，弯腰低头站在台前一边，也举起拳头跟着呼口号，样子滑稽极了，这一瞬间，高级领导干部的崇高形象在我们心中轰然倒塌。
1966年12月1日，中央颁发了《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要求串联师生12月20日前，返回学校。同时，接待站只发回程车票，不给外出车票。是否继续走下去，回不回去？我们10人产生了分歧。
屯溪聚集了许多各地的串联学生，有机会相互交流。有人已经跑遍了半个中国，见多识广。他们拿出多种各地制造的毛主席像章炫耀，还有井冈山、韶山、遵义会议纪念章。我们碰到一个刚从江西回来的校友，他说，景德镇那边，可以借到生活费，凭学生证或串联介绍信，每人10元。当然，需要编造理由。
有人透露一个消息，12月26日，有位中央领导要到井冈山接见革命群众。也有人从井冈山回来，告诉我们，井冈山已经人山人海，吃住都成问题。井冈山下的茨坪生产大队现在已有八千多学生在那儿，没地方住，稍微宽点的田头，都搭起了帐篷。全大队社员，家家都煮饭供应串联学生，一天到晚，从不间断。他们把饭煮好，倒进几个大木桶，没有菜，也没有碗筷，学生用手捧，用帽子装。
饭桶边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只要饭一倒进饭桶，大家就一涌而上。有人一天也抢不到饭吃。有一个小个子学生，被挤得倒栽葱掉进饭桶，拉出来粘了一头一脸的饭粒，烫得满脸通红。为了解决学生吃饭问题，中央派直升飞机空运馒头、饼干等食品到茨坪。还发生一起不幸事件，有个学生，还没等直升机螺旋桨停下来，就冲上去。这个学生个子特别高，结果，头顶盖被螺旋桨削去。
我们在屯溪住了五天，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回南陵。我们已经有了见识，回家不再步行，坐上汽车就回到了南陵。我的第一次串联结束了。
去北京的红卫兵代表早已回来，听他们说起赴京经历，让我们大感意外。出发时，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回来时，却像溃兵散勇。他们前往北京期间，正是大串联高潮，在京已有几百万学生，接待能力接近极限。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还源源不断向北京涌去。交通秩序更是无法控制。
铁路沿线站点等车的学生成千上万，火车一到，则蜂拥而上，挤车门，爬车窗，任何人都制止不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座椅上，过道里，厕所里，甚至行李架上、座椅背上都是人，密密麻麻。一节车厢就是一个沙丁鱼罐头。
人们挤在一起，移动特别困难，男生小便可以就近拉开窗户向外尿，女生则需要挤到厕所。但厕所里也站了人，避让很困难。后来有人想出办法，女生挤到一起，解小便的蹲在中间，喊一、二、三，男生全都转过脸去。
车厢里汗腥味，尿骚味，脚臭味，不一而足。简直成了运猪货车。他们回来时，队伍被冲散了。坐的是闷罐车。沿途人太多，不敢停车，车厢里更是屎尿横流。我们班有个女生，她带去的被包浸透了粪尿水，拎不动，就地扔了。
回校后，我们第一件事，成立了“不怕死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个响亮的名字，不过是为自己壮胆）。号称“司令部”，实际还不到20人。一时间，学校里三四个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工作组已经悄悄撤走好多天），批判县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直至批斗南陵最大的走资派县委书记范正国。大字报从学校贴到县委大院。社会各界也都闻风而动，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文革烈火越烧越旺，县委、县政府及各级党组织茫然失措，瞬间瘫痪。这里不能尽述。
我们都是刚成年的中学生，哪里知道社会上那些政治斗争的陈年旧账，搞大批判不过就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照两报一刊社论，进行一番鹦鹉学舌。不像政治中心，有中央文革小组不断提供的猛料，造反派越搞越起劲。闹了一阵以后，我们再无可让人亢奋的新材料可批判，激情逐渐消退。
而中央关于停止大串联的文件并未能让学生消停，此时仍有许多学生以各种理由滞留在外，继续串联。家住芜湖的同学宣一城告诉我，他有一张三个人的合肥三中串联介绍信，可以冒充合肥学生，免费领到回程汽车票。我们一拍即合，邀了另一个家住芜湖的同学吕志强一起，来到了合肥。住在合肥卫校，玩了四五天。
其间还参加了批判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的斗争大会。大会有30多万人参加，屯溪的那场批斗会规模与此不可比拟。安徽最大的走资派省委书记李葆华以及省长、副省长、省常委李任之、桂蓬、张凯帆等，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站在台前。“打倒”“炮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些老革命威风扫地。我们内心也膨胀起来，觉得这些高不可攀的权威不过如此。
合肥也玩过了。还想去别处，可没有相关证明不行，还得想办法。而吕志祥要回家。我就和宣一成来到接待站去搞车票。合肥的介绍信已无用，我们拿出学生证。那时合肥到南陵没有直达车，要在芜湖转车，而我们却说南陵离安庆不远。这位接待员地理知识太少，居然弄不清南陵的方向，真就给了我们两张到安庆的汽车票。
这次坐的是一辆货车改装的客运车，只在车厢两边加了几根木条当座椅，人挤得满满当当。半路上我差点儿走丢了。车开到舒城县南口镇停下来，让大家方便，等我回来时车却开走了。我的包还在车上呢，里面有学生证、十几块钱，还有两件换洗衬衣、毛巾等。也不知宣一成是否上车，找了一会也没找到。我着急了，找到车站调度员软磨硬泡，总算让一辆货车顺路把我带到安庆。
一下车，我赶紧找接待站，查找登记簿，两个接待站都查遍了，宣一成没来。这么大安庆市，上哪儿找？没学生证就住不了，怎么办？那时已经 12月下旬，天气很冷。发了一会呆，觉得先吃点东西再说，正好口袋里有2毛钱2两粮票，就买了两个馒头。还剩一毛钱干脆去洗把澡暖和暖和。
我一边问一边找澡堂，就在一个巷子口，宣一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惊喜万分。他也是来洗澡的。原来他的伯父家在安庆，下车后，他没去接待站。伯父家就在这条巷子里。他看我没上车，把我的行李包也带回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俩洗完澡，在他伯父家又玩了一会才去接待站。
我们在安庆玩了三天，看街景，看大字报，听街头辩论。印象深一点的也只有矗立长江岸边的振风塔，还有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称“红色恐怖”令人惊悚。宣一成还要在伯父家呆几天，回家只剩我一人。得先坐轮船到芜湖，再坐汽车回南陵。当我去领回程船票的时候，又遇到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接待员，她也不知南陵在什么区域，问我到哪个码头上岸。我还不想回家，于是故伎重演，说距离南京最近。她说，南京是江苏省，不行，到马鞍山为止。她给我一张安庆—马鞍山的船票。
马鞍山也很好，我还没去过。回到宿舍，拿出船票看。到芜湖的船是短途小客轮，芜湖是终点。而到马鞍山的船是长途大客轮，上达重庆，下至上海。我仔细看发现了破绽：“马鞍山”三字是钢笔填写的。于是我找来一张吸水纸，蘸点水轻轻地粘去了未干的蓝墨水。等干了以后，又模仿笔迹填上“上海”二字。不仔细看，还真的分不出真假。第二天，我拿着这张船票提心吊胆地上了船，生怕有人验票。大轮离港了，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坐江轮。螺旋桨卷起巨大的浪花，江鸥追着大客轮上下翻飞，辽阔的江面上千船竞发，江风拂面，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此乐何极！到达上海港那天是晚上八点多，不用担心查票。码头接待站把我分到江西中路84号接待站，这里靠近苏州河。
上海太大了，我玩了很少几个地方，南京路、外滩、大世界、西郊公园、鲁迅公园（虹口公园）等。接待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学生，我结识了一位东莞樟木头中学的朋友曾带强，他也是单独一人在外串联。曾带强说鲁迅公园门口售票处能买到毛主席像章，每天八点开始出售。第二天凌晨4点他就赶去排队，嘱咐我7点半前带早餐去接他。
我吃过早点，买了四个馒头赶到那里。公园门前售票处有两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有四五百人。他的位置排在二十多名。我站到他的位置，换他吃饭。不一会，售票处窗户拉开，突然队伍炸开了，人们疯狂地向前挤过来，公园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我被挤出原来的位置，靠上一颗歪脖子树，进退不能。我忽然灵机一动，双手抓住横斜的树枝，一个引体向上，然后从密密麻麻的人头上爬到前面。人们骂声不断，但抽不出手来打我。
买到毛主席像章以后，被挤住不能出来，我又抓住售票处房檐的接水槽引体向上，从人头上爬出来。我的一只鞋掉在人堆里，也没耐心等，左脚只穿着袜子就回去了，幸好出门还带了一双布鞋。
在上海，我见证了“一月革命”风暴——“上海公社”的成立。毛主席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后来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玩了五天，回家已近年关，我在芜湖市党校接待站度过除夕夜。
南陵县的文化大革命已是遍地烽火。社会各单位、连乡下公社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那些没有得到重用的、犯过错误的老革命也成立了“红军造反队”，其中有红军老战士，新四军游击队指导员，抗美援朝侦察排长，还有一位是饶漱石的警卫员。“照妖镜造反队”是以摘帽右派为主的组织，大概他们觉得伸冤的机会到了。
有了社会各界的参与，县委那些反右、共产风，四清等运动中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出来了。学生造反派被封为“革命小将”，社会各界造反派都与学生造反派联络，希望得到学生的支持。学生有了他们提供的“炮弹”，闹得更欢了。我们喜欢打头阵，不怕把事情闹大，越大越想干。
南陵县长孙进宝曾在皖南大学（安师大）当过领导。我和朱家华要去芜湖调查他的材料。我们下午到了芜湖，他到爷爷家去住，我则去找姑妈。我们约好晚上六点半在中山桥碰头。会面以后，他改变了主意。提出我们一起去北京。我有点犹豫。我口袋里不到一块钱，外套还丢在姑妈家，再说中央早就不许串联了，哪有钱买车票，到哪吃住？
他给我讲了许多下午听到的消息。他说，没钱他借给我，他有20元钱，爷爷给的。我要回去给姑妈打个招呼，顺便带上外套。他催促我：“别去了，迟了赶不上过江轮渡，天气又不冷，外套不需要。”就这样我稀里糊涂上了最后一班轮渡。想不到芜湖对江的裕溪口火车站也有很多学生，差不多有两百人。我们趁天黑绕过检票口，钻进停在那儿的客车厢。
发车时间快到了，列车员进来查车，轰我们下去检票，可是学生耍无赖，躺在座椅上不起来，列车员一个一个往外拉，可是前面刚轰走，又从后面上来。学生人太多，列车员无可奈何，只好说，你们到合肥全都下车，不许北上。第二天上午，到了合肥站下车，看见解放军在站台上排成一列。我们企图上另一辆北上列车，朱家华溜进去了，我却被解放军拽下来。
我急忙来到售票厅，花两角钱买了一张到最近站点孙岗的短程票。在车上躲躲闪闪混到了终点站蚌埠。真幸运，又与朱家华汇合了，他正在车站前徘徊。我们跟着一班人从火车出站口绕进列车编组的地方，一位老师傅指着一列货车说，想去北京吧，那是北上的列车。我俩迅速爬上去。
每节车皮装的货不尽相同，目的地也不一致，半路上经常重新编组，要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到一站换一列车。有时刚下车，那边北上的列车已经开动，我们飞身上前，抓住钢筋蹬脚架，跟着跑一段，纵身一跃，便矫健地翻上列车，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自豪感油然而生。
就这样一路爬车，徐州、济南、德州、天津、丰台。白天我们沿路看风景，晚上天气凉，则钻进货物堆里。我们钻过钢管，钻过钢丝卷，还钻过卡斯小货车驾驶室。身上弄得脏兮兮，幸亏北方少雨。到了丰台，只能买票进北京，北京周边管得很严。
北京的接待站仍在接待留京学生，我们被安排在东长安街东四接待站。吃住全免费，但坐公交需要花钱。每天供应五个大馒头、一节粉肠、两条腌萝卜。自上年11月26日以后，毛主席就不再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我们5月2日到达北京，又错过了“五一”劳动节，因此没见到毛主席，不无遗憾。
我们就在北京游玩。在广场我们各自照了一张像，又到处寻找，买了几种毛主席像章。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我还买了一本俄文版《毛主席语录》。有一天，我们从公交车下来，忽然有人揪住朱家华的胸口，诬赖朱家华没有卖公交车票，并把他别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了下来。我俩拼命扑过去，又把它抢过来。那家伙看样子比我们小几岁，旁边还有一个小同伴。
这时一个和我们一起下车的山东口音的学生，厉声指责他们，那家伙自知无理，就一拳打过去，这人飞起一脚，把他踢了个趔趄，他吃了亏不甘心，跑到人行道那边，好像四处找石头，想报复。这时一个老者过来说，你们快走，要是他叫来同伙，你们就走不了。我们曾见过四五个北京学生骑自行车追堵两个武汉学生，他们高举链条锁，大打出手。我们不敢久留，迅速散开。
在北京逛街的时候，我们居然还碰到了两个校友。其中一位喜欢购物（北京的商品比县城丰富得多），见到排队他就凑上去。有次看见长长的队伍，他也跟着站在队伍后面，人们都奇怪地看看他。站了一会，有位大妈问，你一个男生站这儿干嘛？他这才醒悟过来，看看排队的全是妇女，这是上女厕所！他弄了个大红脸。
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呆了四天就回家了。没过几天我们又来过一次，因为几个没到过北京的好友，一定要我俩带路。不过这次可没有那么幸运，经过更加曲折，上京路上大家都走散了。北京劳动文化宫接待站人山人海，也安排不了住宿。晚上，劳动文化宫凡是有遮盖的地方都躺着一片一片的人，男男女女，横七竖八，幸亏5月中旬天气不冷。过了一天，我们就回家了。
大串联虽然我没见到毛主席，但是接触到很多参加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听他们讲述很多新闻。红卫兵来到北京后，被分散到各处，编成班、排、连。班长由学生担任，排、连长是解放军。通知来了，全体集合，先在班长监督下，各自上缴小刀、剪子和钥匙，排长再检查一遍，然后上车开到指定地点等待。往往一次接见，准备工作要预演多次。
接见那天一般都多是清晨四五点就出发。待到下午毛主席才出来。这段时间过得特别慢，特别焦急。几百万人聚集在广场和长安街，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当毛主席乘车经过，大家就不顾一切地涌上前去，谁还听指挥？挤呀，喊呀，“毛主席万岁”喊哑了嗓子，幸福的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情景无法用语言描述。每次检阅下来，挤掉的鞋子要清扫几卡车。那些流泪的人，多数是激动得无法控制，也有些是被尿憋哭的。
全国大串联结束，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局势基本稳定下来。我们学校收到来自江西、北京、东北三省等地的借条，要求归还钱物。有借钱的，有借棉衣鞋帽的。因为南方学生北上没带棉衣，北方天气冷，中央怕冻坏这些革命小将，指示各地拿出物质帮助他们。可借条上签的却是我们校长刘适廉，县委书记范正国的大名。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还。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混过去的。我猜测他们用空白介绍信填了假名。学校瘫痪没人管，介绍信随便开，有人出门带好几张。
大串联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那时我们觉得好幸福，没有赶上风云际会的革命战争，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赋予我们崇高的历史使命，把我们推上伟大的革命舞台，我们衷心感谢毛主席。但是现在反思，大串联给本来并不景气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挥霍了劳动者好不容易创造的那点财富，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是这场大破坏的急先锋。
201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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