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小城造反派闹出的大动静
——亲历8.26南京抢枪事件
作者：俞孟生
南陵县地处安徽皖南，当时县城人口不过两万多，和大城市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可是台风吹过，没有一个角落是平静的。当年文化大革命闹腾得也够疯狂。
文革发动起来以后，全县各种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山头林立。破四旧、斗当权派、大串联、武斗、打砸抢，同样不甘落后。学生、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企事业干部都被卷进了这场狂潮。乌合之众赶潮流的习性暴露无遗。造反派组织最先是学生组成，后蔓延到社会各界。文革进行了大半年后，造反派组织分分合合，最终联合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叫扫黑线（扫黑线造反司令部），一个叫批联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我参加的组织是“扫黑线”。
两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派，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责对方是反革命派，保皇派。双方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这一时期，全国形势非常混乱，不断有各地大规模武斗的消息传来，江青接见造反派时有一个“文攻武卫”的讲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反动。”这句话流传甚广。
武斗起先只有肢体冲突，后来，发展到使用钢钎、长矛大刀。双方都成立了武斗敢死队，还发生了几次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有伤亡，“扫黑线”一方有一工人脑袋被钢钎扎了三四个洞，当场死亡，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此时《解放军报》有一篇重要社论《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发表，更加剧了形势的紧张。
1967年7月13日，南陵县人武部冒然给“批联部”发放了大量枪支。“扫黑线”顿感恐慌，急忙商量对策。一面联络外地造反派，一面准备撤退。当天夜晚，十一辆货运汽车，载着三百多人，一夜之间忽然消失了（南陵县13车队造反派是“扫黑线”的一个下属组织，他们的头头还是“扫黑线”总部的头头之一）。城里的“扫黑线”成员绝大多数都逃走了。只剩下不在城里的或当晚不知情的人没有走。
我在此前三四天已经回到农村老家，因为城里武斗激烈，父亲很担心，叫我的一位堂爷爷把我骗回农村老家，并严加看管。可我一颗躁动的心，并未安顿，三次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线路逃逸，结果两次都被抓回去。最后一次，深夜游泳到村子对岸，绕路跑回南陵县城。当我回到城里，“扫黑线”已不见踪影。走在大街上，遇到“批联部”的人，也没有谁喊打喊杀。倒是碰到一两个“扫黑线”的人，他们悄悄告诉我，还有几十个人落下了。
白天，我们不敢乱跑。过了几天，有人通知我到某地点开会。原来我们还有五十多人没走，留守的一个小头目组织我们撤退。车队还有一辆车，由于出差在外，没有赶上大逃亡，又不敢回南陵，就把车停在泾县城外的一个山坳里。此时我们才知道，总部那天撤到了杭州，半个月以后，又转移到上海，现在要我们去上海汇集，汽车在泾县城外接我们。
我们开会约定，为不引起注意，天黑分散行动，各走各的，天亮前在泾县城集合。我早早吃了晚饭，和另外两个同学假装去东门漳河游泳，悄悄溜出城外，直奔泾县。出门时也没敢多带衣服，只把两条裤衩和两件背心一齐套在身上，仅有的4元钱塞在裤衩小口袋里。这次行动颇像革命战争年代的秘密行军，我们特别兴奋。
南陵县城到泾县城70多华里。我们步行，大约凌晨3点左右到达，在泾县城弋江大桥北等齐了同伴。可是，当我们过桥进城的时候，桥上有民兵持枪站岗。他们以为我们是串联闹事的，就把我们全都关进一家竹器社看管起来。我们不断解释，我们只是路过，不在泾县停留。但他们仍把我们关到6点钟才放出来。
出泾县城4、5里，有一辆货车停在那里，等待得有些焦急的司机远远地就向我们招手。我们一哄而上，爬上车厢，高唱革命歌曲，汽车飞奔起来。我们终于逃脱了。下午5点多，到达上海与总部汇合。驻地是江湾五角场附近的建材学校。我们总共300多人，而却向上海市革委会（上海“一月革命”最先成立了革委会。）虚报为700多人，每人领两人的伙食费（0.70元），因此吃得特好。
我们无所事事，每天学习时政，关注局势发展，看看大字报，打打球，逛逛街。许多人和我一样，只穿裤衩和背心，光着膀子挤公交车，上海人见到我们都站得远远的。大约十来天以后，我们又联络上南京军事学院一个造反派组织，大家立刻兴奋起来，首先想到的是：那儿有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十几辆货车载着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开进了南京军事学院。
南京军事学院范围很大，分为三个小区：军工一村、军工二村、军工三村。我们驻在军工二村。像在上海一样，我们冒领双份的伙食费。每天读报学时政，看大字报，打球、玩耍嬉闹、逛街。不过，还多了一件事，就是找枪。我们闯进过军事学院好几个仓库，企图找到枪支弹药。可是毫无结果，仓库里有的存放军服等生活物质，有的存放军用装备，有的存放飞机、大炮、坦克、及其他武器的模型教具。
因为中央有文件，解放军不许向群众开枪，站岗的解放军也只能拿着毛主席语录（怕造反派抢夺）。他们给我们读毛主席语录进行劝阻，还说，这些都是报废的武器，做了教学用的教具，拿回去也不能用。我们只好失望地离开。也有极少贪小便宜者，顺便穿一双解放鞋，偷一两件军便服带出来。
这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南京又是全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宿舍里没有电扇，更无空调，晚上宿舍里热得不能睡，大多数人在露天找地方睡，停在树林里的十几辆无蓬货车上，都睡满了人。找不到地方的只好睡在宿舍了。我向来瞌睡大，不怕天热蚊子咬，觉得还是床上睡着舒服。
8月26日深夜，我正在熟睡中，忽然有人用力把我推醒。“快起来，枪来了，快去抢枪！”原来有一队解放军背着枪支，从我们住处经过，睡在外面的人最先发现，已经追上去了，我们随后跟来。一直追到军工三村，解放军队伍前面已经进入三村大门，最后一名解放军战士却被我们抱住，缴下了冲锋枪。我们继续往前冲。这时，小区栅栏门忽然关起来，门房屋顶枪声大作，“哒哒哒，哒哒哒”，机枪向大门前猛烈扫射。
先前我们只知道解放军不会向革命群众开枪，却没意识到我们已经越过了底线。枪声把我们都吓傻了。大家下意识地趴倒，再也不敢动。我正跑到门前的拐弯处，听到枪声，急忙靠一棵粗大的法梧树趴下。枪声响过一阵就停了。夜出奇的寂静。军工三村门前，血流遍地，一股一股血腥夹杂着柏油气味弥散开来。有人中枪了！我害怕极了，身体微微发抖。
停了一会儿，听到不远处有痛苦的呻吟，我向前爬去。是我的校友受伤了，他被打中了大腿，躺在血泊中。我和我校的一位工友把他拖出一段，又把他抬到学院的一间空房包扎。这次事件中，一死四伤。南陵县建筑公司的何辉身中七枪，当场死亡。我的另一位校友朱家华肚子被打穿，后来手术感染败血症，也不幸死亡。
天渐渐亮了，我们的胆子也大起来。全都涌到三村，堵住大门。要求交出杀人凶手。经联系，受伤人员都被送进南京军区八一总院治疗，死者也被送医院暂时冷藏起来。因为打死了造反派群众，解放军害怕又起冲突，早就疏散了。连家属也一人不剩。我们看没了危险，就大胆冲进军工三村，翻箱倒柜，寻找枪支。
在教官宿舍里，在轿车后备箱里，军车底盘下，在墙边乱草堆里，我们找到各种枪支，新式的如56式轻机枪，冲锋枪，步枪，54式手枪，老式的如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三八大盖，二十响驳壳手枪，还有一挺德国造马克辛重机枪。另外有子弹、手榴弹、TNT炸药，特别是一架从未听说过的火焰喷射器。
有十几个军人来不及撤走，躲在体育馆。我们有几个造反派学生无意间进去抬头一看，发现脚手架（为整修而搭建）上站着许多军人，就拿出匕首，大叫一声：“缴枪不杀！”解放军并不反抗，而是纷纷把枪扔下来，他们大概都是教官，佩戴的都是手枪。共有十多把。
枪声震动了南京城，一些南京本地造反派及外地来南京串联的造反派，很快闻讯赶来，由流浪人员临时组成的“五湖四海造反队”，也乘机窜入浑水摸鱼，南京军事学院大乱。来看热闹的，搞枪的，盗窃财物的，川流不息，鱼龙混杂。找到枪的，往往又遇上另一造反派的抢夺，又是一场打斗，但不敢开枪。
军工三村是教官宿舍区，有很多贵重的财物，如照相机、自行车，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都遭到洗劫。这些物品价值在当年相当于普通人四、五个月的工资。有时为争抢一件物品几个人大打出手。有的人当场扔掉自己的旧鞋，把人家新解放鞋拿来就套上脚，有的人穿上三四套军装，东串西串，神气活现。那样的高温天气，身上大汗淋漓，也不怕热出病来。有骑走自行车的，有带走手表的，有身背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的。据后来统计，这次事件损失高达28万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这次事件中我们共抢夺了各种新式、老式的枪支150多支。有冲锋枪、步枪、手枪若干，轻机枪三把，重机枪一挺。还有子弹、手榴弹、TNT若干，一架火焰喷射器。
这起事件缘起中央文革调查小组，也由中央文革调查小组主持了善后处理。
南京军事学院是一所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高等学府（据说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国防部），学员军衔都在少尉以上，教官军衔都在少校以上。学院文革中也成立了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一个叫“红革司”（联络我们来南京的是他们），一个叫“红总”。他们不同于地方造反派的是，双方都合法地持有枪支。“红革司”的枪支藏于富贵山（据说蒋介石曾居住在此）。
当时中越友好，中国抗美援越，大力为越南培养军事人才，越南学员也住在富贵山。中央发现这一情况，担心国际友人的安全及发生国际纠纷。于是派调查小组来南京。中央文革调查小组要求双方不得在富贵山发生冲突，要求“红革司”立刻转移枪支。转移枪支的那天晚上正好经过我们驻地，就发生了8.26抢枪事件。
调查小组没有同意我们追认何辉为烈士的要求，而是给与家属一次性抚恤金600元（后来朱家华术后败血症死亡，也得到600元抚恤金），其余受伤人员，八一总院给与全程治疗，到痊愈为止。调查小组没能让我们交出枪支。事件发生后，我们迁出了南京军事学院，转移到中央门附近的机电学校。
有了枪并没有得到安全感，相反整天诚惶诚恐，不敢出去玩，因为害怕别人又来夺我们的枪。偶然有人玩枪走火，试爆手榴弹、TNT，枪声、爆炸声时有响起，吓得我们一惊一乍。
我们请来了南京步兵学校、南京炮兵学院教官给我们讲课，教我们作战知识，教武器使用，特别希望他教我们使用火焰喷射器。但是他们只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著作，学习“两报一刊”社论。
当时，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抢夺解放军枪支的事件。9月4日，中央下达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我们本想做点准备再打回南陵，现在中央命令，要我们上缴武器。我们若没了武器怎敢回家？于是我们带着枪支匆忙离开了南京。
南陵造反派双方都有了枪，与冷兵器打斗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武斗大大升级了。城里到处垒起防御工事，天空冷不丁响起枪声，枪战时有发生。又有四五人丧身枪口。恐怖笼罩着小县城，直到解放军进驻南陵，实行了军管，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状态。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破坏，政府瘫痪，学校长期停课，工厂经常停工，社会动荡无序，成千上万社会精英死于非命，有数千万的人们遭受迫害，有无数群众懵懵懂懂在武斗中丧身。公私财物遭到大量破坏，社会经济倒退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共和国差一点毁于一旦。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的大灾难。
这本是一场高层的政治斗争，却有人故意把幼稚无知而又狂热的年轻学生及根本不明真相的群众拉进斗争旋涡，搅乱政局，制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利用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为自己背锅，摧毁对手。这种中国式的政治斗争，虽然算得上是高明的政治策略，却不是什么高尚的政治道德。
本文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记忆：文革反思录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