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尹呈忠：井冈务农三年，凭一技之长进了县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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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呈忠，1952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市。1968年赴吉安县固江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进县剧团任舞美，197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1982年任职江西省文艺学校，1986年调江西画院，1994年调上海教育学院任美术系副主任、副教授。1998年后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为中国美协漆画艺术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上海美协漆画工作委员会主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漆艺术研究中心顾问。

原题

井冈务农记

作者：尹呈忠

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初期的社会大动乱算是基本结束，曾经风风火火的红卫兵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于下半年开始了上山下乡。作为“老三届”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我下放去了吉安县的固江公社井冈大队插队落户。

1968年10月18日那天，吉安市第三中学毕业班的同学坐车分别前往吉安县的固江、大冲、东固等公社。我们一个班三十多人在浬田下了车，一些农民帮着扛行李，离开公路步行到了一渡口，摆渡过了泸水河后再走十几里山路来到了井冈大队。原来井冈大队地处吉安县与安福县的交界地带，是一个不通公路也没有电的地方。

在大队部一落脚，有人来问：“谁愿意到我们生产队去？不远，只有一两里地。”大家已经走累了，都愿意呆在大队部所在的高家村里，我与三位要好的男同学胡贤恢、万华隆、龚吉生就相约一道跟他走，还有郭小敏、郭润珍两位女同学也跟了去。

我们落户的小队似乎较其它生产队条件要差些，整个生产队只有过去的富农，现在的小学教师他家兄弟俩有祖上传下来的两栋砖房，其他都是下部青砖与上部土砖合盖成的房。

最初的几天我们分散在垄店里的几户农家临时住下，后来两位女同学继续留住在那里，我们四位男同学则被安排到了庙前村一座稻草作顶的土胚房里去住，这是湖南修水库移民来此的一位叫刘一枝的农民早年建的简陋茅屋，屋前有块空地还有块菜地，刘一家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搬去了别处落户，生产队就把刘家的茅屋和地给了我们。

茅屋位于村头，这里是村民们下地干活的必经之地，也是去邻县的一条要道，所谓要道，也就是一两米宽的土路，经常有跨县运木头的挑夫肩扛整根的杉木从山里出来，累了在村头歇歇脚。菜地前面隔着这条路有一个蛮大的池塘，我们早上洗漱与生活取水就在这里。

1968年底落户固江公社井冈大队时的留影

庙前村里总共十几户人家，除了我们这个知青点，后来村里还来了三位上海男知青，他们分别住在三户农民家中，其中一位是高中毕业生，就住在生产队长家，好像很少出工干活，每次见到他都是在屋里看书，估计恢复高考应该有可能考出来。

另外一位姓石，大家叫他石棺材，据说家里是资本家，偶尔见其从山上背着小捆柴火回来，非常的艰难。还有一位长得白白净净一表人才，搁今天是标准的小鲜肉，名字叫静玉，上海家里给他寄来大白兔花生酱等食物时会邀我去玩。平时这些小伙子形单影只，常会因想家而流泪。

生产队另一自然村谢家还有一对上海知青，则正式的过上了家庭生活，也许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情侣，也有可能是俩同学在面对困境时无奈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应该说，农村来了所谓的知识青年多少还是有些积极影响的，对国家来说知青下放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知青而言，插队更多的是一种磨难，尤其是对女知青。如果下放是短期的并且是能够看到出路的话，也许对年轻人不失为一种难得的锻炼，但当时一切都是茫然，所以大家心里非常盼望打仗，似乎只有发生战争才有可能改变当时的处境和命运。

相较上海知青而言，从小城市下放的我在适应农村生活方面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在出工计酬方面我是按女劳力的最高工分八分计算，我们四位同学中有一位后来学会了牵牛犁地，可以拿到男劳力最高的十个工分。只是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力的价值也就几乎是微不足道，一个工分也就一毛钱左右吧。

村里基本还延续着千百年来的耕种方式，没有机械没有拖拉机也没有化肥，地里偶尔撒点农家肥就是从猪圈与牛栏里掏出来的那点牛栏粪。也因为很少使用农药，所以田间地沟里会有田螺、泥鳅与蚂蝗。因为生产队菜籽榨油每户每年只能分到几斤油，不够吃，经常会没有油炒菜。

一年里难得村里有人家杀猪，才可能称上两斤肉，所以常常是红锅子炒菜，经月不见油腥。这时摸田螺，捉泥鳅就成了重要的蛋白质营养来源。有时晚上雷雨过后，我们拿着手电筒到田埂上去抓青蛙，平时活蹦乱跳的青蛙很难抓到，但是雨后青蛙喜欢呆在田埂上，晚上被手电筒照到了就一动不动乖乖就擒。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我们去了安福县的江边镇，从那买了几十只小鸭子回来养。可是很遗憾，虽然小鸭子长得很快，但是看着羽毛渐丰的鸭子实在馋得不行，忍不住隔几天杀一只，隔几天杀一只，还没等真正长大，就全都吃掉了。那时还有村民请我帮着刻点印章，然后用鸡蛋来犒劳犒劳，这也得以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天傍晚，村民们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好像是晚上有个集体行动，问具体干什么不愿讲，但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于是天黑了以后，跟着近二十号人就出发了。那是一个有着微弱月光的夜晚，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我知道已经是在安福县境内了，在一块不到足球场大小的水体边，我们停了下来，村民们环视四周后，开始将带来的东西倒入水中，然后，大家就在山坡上坐下来静静的抽烟休息。

大概经过了三个多小时，水面上开始浮现出一些亮点，原来倒入水中的是农药，浮在水面的是因农药毙命的鱼。水不深，鱼不大，大家赶快动手捞鱼，到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肩挑背扛着大包小包的鱼离开了那里。

回来后，我们分得了不少鱼，连忙对鱼掐头去肚进行处理，忐忑不安地食用了一段时间。来访的下放干部与同学也得到过我们辣椒炒鱼的招待。所谓民以食为天，经济地位决定思想行为，于此可见一斑。

每天早上出工的时候，村民们都要从我们的茅屋前面经过，看见队长我们都要问一声今天安排干什么活，有时，队长坏笑着说，“今天你们洗槽”，我们几个小伙子开始听不明白，一脸懵逼，惹得村民们一阵哄笑。

那时的脏活就要算是出牛栏粪了，家家户户的牛栏猪圈里都会垫一些稻草，牲畜的粪便与稻草沤在一起就成了农家肥，一年里每家都要出一两次牛栏粪。平时干农活大都是打赤脚，出牛栏粪自然更需要打赤脚，因为稻草与粪便混在一起，挖出来、挑出去再撒到地里，往往会搞得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不过这些都不是事。

对我来讲最苦的活一是早春插秧，再就是送公粮。

三四月间的水田插秧，冷水刺骨，尤其是山间的水田温度特别低，双脚冻得失去知觉，常要担心会不会落下风湿病。而挑担负重的活平时主要是从地里挑打下的稻谷回村子，或者是从晒谷场上收起谷子挑进粮仓，这种活距离都不算太远，是咬咬牙就可以挺过去的，但是送公粮则是要挑着近百斤的稻谷走十多里山路到沂塘的粮仓去，对于挑担不大习惯换肩的我来说那真是一种身心的煎熬。

由于基本上一直都是用右肩硬扛，以至后来我的右肩要比左肩低一点。这还只是肉体上的难受，当你不得不频繁歇肩，看到人们甩下你走到前面去了的时候，甚至人们已经交好公粮返程了，你还没到，你还在歇脚的时候，那真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

下放农村第二年的一天下午，大队部托人带来口信，说是接到吉安来的电话，告知我的父亲病危。于是急急忙忙请了假就往吉安赶去。先从生产队到公社所在地固江镇，三十里地中间隔着一条需要摆渡的河，固江镇离吉安市是四十里地，镇上有个汽车站，公路上偶尔有客货车通过，但基本上不可能买到票，所以只能够步行去吉安。一小时走十里路，大约要耗时七小时，到吉安家里已经是半夜时分。

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文革中又受到冲击和批斗，咽气前他对我的绘画能力表示认可和欣慰，还郑重的要把他穿的一条八成新的绒裤留给我御寒，说他已经用不上了。对体弱的父亲来讲，这条绒裤非常重要，当时条件下几可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了。

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在农村也不断的有运动与动员，有任务与口号。从土地改革、公社化、大跃进、到学大寨、兴修水利，还有各种学习活动。很巧的是，那年固江公社要修建的最大水利工程就在我们生产小队，公社要在我们小队两座山头之间用土堆起一座坝来，拦住经过我们队的一条溪流，这样可以储水以解决其他大队旱季缺水的问题。

秋收以后，方圆几十里地的各个生产队，集中了数千男女社员来到我们队，在留着稻茬的大田里，搭起了许多简易工棚，各路人马，摇旗呐喊，热闹非凡。其中有不少知青和下放干部，当然也有上海知青，在这种人员聚集的场所偶尔还会发生一些争风吃醋的斗殴事件，真的感觉像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运动场。只是这个完全依靠人力用土堆起的水库大坝，后来听说被洪水给冲垮了。

由于初中在校期间参加过红卫兵组织，所以有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朋友，下放以后，落户在不同公社知青点的朋友之间会进行走动串联，东固、大冲等公社的同学有的就来过我们这里。下放没多久，正好赶上一次征兵活动，几位落户在不同公社的同学应征入伍，于是借送行的机会大家在吉安相聚了一次。

1969年初送同学参军合影

我们这个知青点在固江公社算是有些知名度的知青点，可能是因为下放以后我们很快就做到了自立，另外也许是各方面的状态属于比较好的吧。比如说我们下到村里还没几天，也就是搬到刘家茅屋后就开始上山砍柴自己起伙了。我们的居住条件虽然很差，冬天的时候土砖缝里透着冷风，晚上入睡衣服全盖上，冻得卷缩一团一个姿势睡到天亮。但是屋外土砖墙边整齐码着成堆的木柴，菜地里也一直有时令的蔬菜，甚至还有村里不大有的品种。

有一次，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公社五七办公室的干部来到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寒舍”，都感慨说你们真不容易。在公社干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以后，生产队后来就把我们安排到了小学教师家里去住了。也许可以说我们几个人对农村生活适应的还算比较好吧，这倒不是有心一定要去做典型，而纯粹是被逼无奈下人的生存意志在起作用。不管境遇如何不堪，总得想办法去克服去适应，咬咬牙也要挺过去。

农村生活受天气影响大，农闲时节以及下雨天，是自己可以充分利用的时间，我们在屋里看书，画画，练琴，吹笛，还是蛮忙的。当然在农村很难弄到想看的书，除了红色书籍与鲁迅著作以外，我通过朋友还弄到过《牛虻》《勾利尤老头》《寒夜》《回忆契珂夫》，以及《三侠伍义》之类的书。

对经历了文革动乱的知识青年而言，文化素养无疑是这整整一代人的短板，所幸的是那极有限的阅读经历还是让我们对未来对世界心存向往和憧憬，艺术的爱好也使我们在身体的困顿与重压之外偶尔还有心灵放飞与舒展的时候。

四人中我与胡贤恢都喜欢画画，两人还拉二胡，龚吉生吹笛子，万华隆击响板，在农闲时或是收工后，我们兴致来了会在茅屋前面的空地上自娱自乐，这自然也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档娱乐节目。

我曾经被调去参加公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是和公社干部一道去栋头大队和固江镇作政策路线的巡回宣传。也曾经好像有可以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是那时对上不是艺术类的大学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感兴趣，还有就是真要离开这个集体当时确实是有点舍不得。

不过后来我还是被调去了固江参加公社阶级教育展览馆的筹建。建馆的初期由下放干部和老师筹划展示内容，然后在固江镇上物色展场，接下来就是绘制场景和做泥塑人物。在这里，我还有条件能够用油画颜料来画画和临摹油画的印刷品了，只是这个阶级教育展览馆最后弄成了什么样子，我却没有能够看到。

建馆期间还是经常会回生产队的，直到有一天，喜欢文艺分管剧团的县武装部的王振清部长来到固江公社，看了我画的画，还知道我能够拉拉二胡，提出要调我去吉安县文工团做乐手或是舞台美工，想到这两项都与美术音乐有关，是自己喜欢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于是答应下来。就此，离开了固江，离开了插队三年的井冈大队。

另外三位同学后来也都离开了农村，其中万华隆经过多年磨练，前后做了江西堆花酒厂、江西万向节总厂等几家国营厂的厂长。龚吉生也成为了吉安造纸厂的电工。而胡贤恢在农村呆的时间最长，后来甚至还被选举做了生产队的队长，按照上山下乡运动发启时的说法，也许他可以算是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最好的一位了。因为他也喜欢美术，后有机会推荐去了江西师范学院读美术系。毕业以后他在井冈山师范学校任教，受我的影响他后来也作漆画，曾经与人合作成立公司想使漆画产业化，没有成功。很可惜他五十岁不到就因病去世了。

井冈大队插队时留下的树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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